先發制人（簡體書）

這是關於摩薩德、辛貝特、以色列國防軍定點清除計劃的部權威史。
猶太法典有言：“如果有人來殺你，你就先殺了他。”這種采取一切措施甚至手段來保護猶太人民的本能，深植於以色列的基因中。建國後，這更是以色列情報部門和武裝部隊的責任。
以色列的多項武器技術是毫無爭議的全球領先。還有一種用來對付嚴重威脅的手段亦令世人側目，那就是定點清除。全球追捕納粹分子，解決頻發的劫機事件，誅殺認定的恐怖分子，刺殺敵方的核物理和生化學家等危險人員……迄今以色列已針對大小敵人使用了無數次定點清除。 
定點清除需要跨部門協調、精密的策劃和安排，行動人員也必須十八般武藝在身。即便如此，面對面的刺殺也會出現客觀意外，亦可能因行動人員的瞬間遲疑而功虧一簣。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定點清除行動的執行者變成了無人機，操作人員可以像普通上班族一樣走進寫字樓，面無表情地按下按鍵，了結人命……
總之，這種以殺止殺的做法讓以色列陷入了與各武裝勢力曠日持久的冤冤相報，人員傷亡越來越大，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關係也始終劍拔弩張。 
伯格曼被譽為“以色列好的調查記者”，幾十年的記者生涯中數百次采訪過歷任以色列政府成員，包括 佩雷斯、巴拉克、沙龍、內塔尼亞胡等國家領導人，以色列國防軍、摩薩德、辛貝特、凱撒利亞等軍事和情報部門的負責人，還接觸了無數一線情報人員和行動人員。這些人的敘述，加上公開的檔案、其他新聞報道和一線人員悄悄藏匿的總計數千份文件，作者深入了以色列隱秘活動的核心，再現了一次次重大定點殺戮行動的規劃、實施過程，以及終的成敗得失。

羅南·伯格曼（Ronen Bergman），畢業於海法大學法學院，獲英國外交部哲學獎學金，獲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學位、歷史博士學位。現以色列的日報Yedioth Ahronoth的軍事和情報事務高級記者，報道情報、國家安全、恐怖主義和核問題。曾獲以色列受尊敬的新聞獎索科洛獎（Sokolow Prize）、“B'nai B'rith國際新聞獎”等榮譽。被大衛•雷姆尼克稱為“（以色列）好的調查記者”。

◎紛繁複雜、花樣百出的暗殺行動，十八般武藝在身的特工

◎書中充滿了命運多舛和意外後果，隨處可見令人震驚的時刻和突如其來的波折。

◎以數千份機密行動文件探訪“全球四大情報機構”之一的摩薩德、辛貝特、IDF，揭開以色列情報活動核心。

序

以色列摩薩德的掌門人、傳奇間諜與殺手梅厄·達甘拄著拐杖走進了房間。
這根拐杖已經伴隨他幾十年了，事情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彼時他還是一名年輕的特別行動軍官，在加沙地帶作戰時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埋設的炸傷。達甘對神話與符號的力量略知一二，對其拐杖中藏著一把利刃的傳聞謹慎地不置可否，據說他只要按一下按鈕刀就會彈出來。
達甘個頭矮小，皮膚黝黑，以至於每當人們聽說他擁有波蘭血統時總會感到驚訝，他那圓滾滾的大肚腩也頗為壯觀。在這個場合，他穿著一件簡單的開領襯衫、淺黑色長褲和黑鞋子，看起來他似乎並不特別注意自己的外表。他身上有些東西讓他表現出一種直截了當、簡明幹練的自信，一種平和的有時卻具有威脅性的個人魅力。 
達甘在2011年1月8日下午走進的那間會議室在摩薩德學院，它位於特拉維夫的北面。有史以來次，諜報機構的掌門人在以色列戒備嚴、秘密的設施之一的腹地會見記者。
達甘對媒體毫無好感。“我早就說過，媒體都是貪得無厭的魔鬼，”後來他對我說道，“因此沒有必要與媒體維持關係。”然而，會議召開前三天，我和其他一些記者收到了一封機密的邀請函。這讓我很驚訝。整整10年，我一直在尖銳地批評摩薩德，特別是達甘，這令他非常生氣。
摩薩德無所不用其極地使這件事彌漫著一種間諜行動的氣氛。我們被告知到電影院的停車場集合，那個電影院離摩薩德的總部不遠，然後所有東西都得留在車內，只能攜帶筆記本和書寫用具。“你們會被仔細搜身，我們希望避免任何不愉快。”護送我們的人對我們說道。從那裡，我們乘坐一輛窗戶被塗成黑色的公共汽車來到摩薩德總部大樓。我們通過了左一扇右一扇的電動門，經過一塊又一塊電子警告牌，上面的文字提醒進入門內的人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是明令禁止的。然後，我們穿過一個帶有金屬探測器的掃描儀，接受徹底的檢查，以確保我們沒有攜帶任何錄像或錄音設備。我們進入會議室，幾分鐘後達甘來了，他在房間裡走來走去跟大家握手。當來到我面前時，他抓住我的手，笑著說:“你可真是個強盜。”
然後他坐了下來，在其左右兩側作陪的分別是總理本杰明·內塔尼亞胡的發言人和軍事審查主管，以及一名女準將。（摩薩德是總理辦公室的下屬單位，根據國家法律，對該機構任何活動的報道都要接受審查。）這兩位官員都認為達甘召開此次會議只是為了向報道過他任期內的事的人正式道別，不會提到任何實質性的內容。 
他們錯了。當達甘打開了話匣子，總理發言人面露驚色，眼睛瞪得越來越大。
“後背受傷有很多好處，”達甘以此開始了他的講話，“你有醫生的證明，證明你不是沒有脊梁骨的。”隨著達甘對以色列總理發起猛烈的攻擊，我們很快就意識到他不僅僅是在講俏皮話。達甘聲稱，本杰明·內塔尼亞胡的所作所為是不負責任的，他出於個人的利己主義正在將國家帶入災難。“選出來的人並不意味著是個聰明的”是他常常掛在嘴邊挖苦人的話之一。
那是達甘擔任摩薩德局長一職的後一天。內塔尼亞胡正等著他走人，而達甘畢生的夢想就是把代表著以色列間諜的這一職位抓在手裡，他不打算抄著手靠邊站。這兩個人之間嚴重的信任危機圍繞著兩個問題爆發，而這兩個問題都與達甘先生選擇的武器——暗殺——緊密相關。
8年前，阿裡埃勒·沙龍任命達甘為摩薩德掌門人，讓他負責破壞伊朗的核武器項目，兩人都認為該項目對以色列的生存構成了威脅。達甘千方百計想完成這一任務。達甘認為，困難也有效的辦法就是確認伊朗關鍵的核科學家與導彈科學家，鎖定他們的位置，然後幹掉他們。摩薩德精準定位了15個這樣的目標，除掉了其中的6個，大多是因為一名摩托車手將裝有短時導火索的炸彈固定在了他們的汽車上而死在了早晨上班路上。此外，負責導彈項目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一位將軍及其17名手下在總部一起被炸死。
這些行動以及摩薩德發起的其他許多行動，其中有些是跟美國合作的，全都取得了成功，但是內塔尼亞胡和他的國防部長埃胡德·巴拉克開始覺得這些行動的作用正在減弱。他們認為，若秘密措施不能再有效地拖延伊朗的核計劃，只有對伊朗的核設施進行大規模空中轟炸才能成功阻止其獲得核武器的進程。
達甘強烈反對這種觀點。實際上，這與他所信奉的一切背道而馳，即只有“被人拿劍抵著喉嚨”時方能公開宣戰，或者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將其作為後手段。其他一切都可以而且應該通過秘密手段來處理。
“暗殺，”他說，“有助於提振士氣，也有實際效果。我認為沒有多少人能取代拿破侖或者羅斯福那樣的總統，抑或丘吉爾那樣的首相。個人方面肯定起到了一定作用。誠然，任何人都可以被取代，但是有膽識的取代者與某些死氣沉沉的人之間還是有所不同的。”
此外，在達甘看來，采取暗殺比發動全面戰爭要“道德得多”。除掉幾個主要人物足以使後一種選擇變得沒必要，還能挽救雙方無數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襲擊會導致整個中東地區的大規模衝突，即便如此，也可能不會對伊朗的核設施造成足夠的破壞。
後，從達甘的角度來看，如果以色列與伊朗開戰，那將是他整個職業生涯的失敗。史書將留下記錄，說他未能完成沙龍交給他的任務: 用秘密手段終結伊朗獲取核武器的企圖，而不訴諸公開襲擊。
達甘的反對以及來自軍方和情報部門高層的類似重壓，迫使對伊朗的襲擊計劃一再推遲。達甘甚至向中央情報局局長萊昂·帕內塔通報了以色列的計劃（總理宣稱他這麼做未經批準），不久，奧巴馬總統也警告內塔尼亞胡不要襲擊伊朗。
2010年，在達甘任職7年後，兩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升級。達甘派了一支由27名摩薩德特工組成的攻擊小組前往迪拜，鏟除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哈馬斯的一名高級官員。他們得手了: 刺客們在他的酒店房間裡給他注射了一種麻痹性藥物，並在尸體被發現以前逃離了迪拜。但是，他們離開後沒多久，由於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忘記考慮迪拜不計其數的監控攝像頭；特工們用的是他們先前為跟蹤目標而進入迪拜時已經用過的同一本假護照；還有一個當地警方毫不費力就能破解的電話裝置——全世界很快就看到了有他們面部的視頻片段和他們行動軌跡的完整記錄。人們發現，是摩薩德的一次行動對該機構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並使以色列政府深感尷尬，該國再次因其特工使用西方友好國家的假護照而被抓了個現行。“可是你告訴過我這種事情易如反掌，出差錯的風險幾乎為零。”內塔尼亞胡對達甘大發雷霆，並命令他暫停近期許多即將開始的暗殺計劃和其他行動，等待進一步的通知。
達甘和內塔尼亞胡之間的針鋒相對越來越激烈，直到內塔尼亞胡（據他自己所言）決定不再延長達甘的任期，或者（用達甘的話說）“我只是受夠了他，所以決定退休”。
在摩薩德學院的簡報會上和後來為本書所做的數次采訪中，達甘表現出強烈的信心，他堅信摩薩德在其領導下本可以通過暗殺和其他精準打擊措施阻止伊朗人製造核武器——譬如，與美國合作，阻止伊朗人進口核計劃所需而他們自己無法生產的關鍵部件。“如果我們設法阻止伊朗獲取一些部件，就會嚴重破壞他們的計劃。一輛汽車平均有2.5萬個部件。試想一下，如果其中100個零件丟失了會怎麼樣。車就會難以開動。”
“另一方面，”達甘笑著補充道，話題又回到他喜歡的慣用手法，“有時候有效的做法就是幹掉司機，就那麼簡單。”
在民主國家為保護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所有手段中，沒有哪一種比“幹掉司機”——暗殺——更令人憂慮、更充滿爭議的了。
有些人委婉地稱之為“清算”。出於法律原因，美國情報機構稱之為“定點清除”。在實踐中，這些術語內涵相同: 殺掉某個特定的人以實現某一特定目標——挽救目標意圖殺害的人的生命，避免其即將采取的危險行為，有時候意味著為了改變歷史進程而鏟除某個領導人。
一個國家使用暗殺手段觸及了兩種進退維谷的困境。首先，這種手段是否有效？消滅一個人或若干人能使世界變得更安全嗎？其次，這種行為在道德和法律上是否合理？一個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公民而訴諸任何道德或法律準則中都堪稱嚴重的罪行——有預謀地奪取一條人命——這是否合乎道德和法律？
本書主要討論由摩薩德與以色列政府其他部門在和平時期及戰爭時期進行的暗殺和定點清除，在頭幾章，還會介紹以色列建國前由地下民兵組織采取的這類行動，這些組織在以色列甫一建國即成為國家的軍隊和情報機構的一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色列暗殺的人數超過了西方世界的任何其他國家。在無數場合，其領導人都在權衡何為捍衛國家安全的途徑，並在所有的選項中一再選定秘密行動，而方式就是暗殺。他們認為這將解決本國面臨的難題，有時候甚至會改變歷史進程。在許多情況下，以色列領導人甚至認定，為了幹掉指定目標而危及可能碰巧出現在交火現場的無辜平民的生命是合乎道德和法律的。他們認為，傷害這些人是一種必要的惡。
一些數字本身就很說明問題。在2000年9月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開始之前，以色列次開始每天使用武裝無人機進行暗殺，以此作為對自殺性爆炸的響應，此時這個國家已經實施了約500次定點清除行動。其間，至少造成1000人喪生，包括平民和戰鬥人員。在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期間，以色列又進行了大約1000次行動，其中168次取得成功。從那時起到本書動筆之前，幾乎所有的行動都是2008年、2012年和2014年針對加沙地帶哈馬斯的多輪戰事的一部分，或者是在整個中東針對巴勒斯坦、敘利亞和伊朗目標采取的摩薩德行動。相比之下，在喬治·W布什任內，美國采取了48次定點清除行動，據估計，在巴拉克·奧巴馬總統任內，美國采取了353次這樣的襲擊。
以色列對暗殺這種軍事工具的依賴並非偶然，其源頭可以追溯到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革命性與激進性的本質，可追溯到大屠殺造成的創傷，以及以色列領導人和公民對於國家及其人民永遠處於被消滅的危險之中的那種意識，他們覺得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沒有人會伸出援手，正如大屠殺那樣。
由於以色列幅員狹小，阿拉伯國家甚至在其建國之前就試圖摧毀它，並且繼續威脅這麼做，此外還有阿拉伯恐怖主義的永久威脅，該國逐步形成了一支高效的軍隊和堪稱世界上的情報機構。相應地，他們也發展出了歷強勁、流暢高效的暗殺機器。
本書接下來的章節將詳細介紹這臺機器的秘密——遊擊戰與技術強國的軍事力量結出的果實——其特工、領導人、手段、考量、成敗以及道德上的代價。這些章節將說明在以色列如何形成了兩套獨立的法律機制——一套針對普通公民，一套針對情報界和國防系統。後一套機制允許在政府點個頭、眨個眼的情況下采取極具爭議的暗殺行動，在沒有議會或公眾監督的情況下，造成許多無辜者喪生。

關於信息來源的說明／00１

序／00１
一、 血與火／001
二、 秘密世界誕生了／022
三、 安排去見上帝的機構／042
四、 命令的一擊／057
五、 “好像天要塌了一樣”／067
六、 一系列災難／094
七、 “武裝斗爭是解放巴勒斯坦的途徑”／114
八、 梅厄·達甘及其專長／133
九、 巴解組織登上國際舞臺／149
十、 “我對自己殺掉的任何人都沒有疑慮”／169
十一、 “認錯目標不是失敗，是失誤”／194
十二、 狂妄自大／208
十三、 命喪牙膏／233
十四、 一群野狗／252
十五、 “兩個阿布”／278
十六、 黑旗／294
十七、 辛貝特政變／310
十八、 躥出個火星子／331
十九、 巴勒斯坦起義／362
二十、 尼布甲尼撒／382
二十一、 綠色風暴來了／404
二十二、 無人機時代／426
二十三、 穆格尼耶的復仇／443
二十四、 “按一下開關就行”／455
二十五、 “把阿亞什的首級帶回來”／471
二十六、 “像蛇一樣狡猾，像小孩一樣天真”／494
二十七、 低潮／518
二十八、 全面戰爭／536
二十九、 “人肉炸彈比炸彈背心還多”／553
三十、 “目標已清除，行動卻失敗了”／573
三十一、 8200部隊的反抗／586
三十二、 “摘銀蓮花行動”／599
三十三、 “激進陣線”／626
三十四、 殺死莫裡斯／649
三十五、 “可觀的戰術勝利和災難性的戰略失敗”／674
致謝／697
參考文獻／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