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論蘇軾詞（簡體書）

葉嘉瑩，號迦陵，著名古典詩詞學者，詩人。1924年生於北京，1945年畢業於輔仁大學國文系。1954年起任教臺灣大學，1966年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和密西根州立大學任客座教授。後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並當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1979年開始回中國大陸講學，先後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四川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任客座教授。1993年在南開大學成立“中國文學比較研究所”（1997年更名為“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2021年變更為“中華詩教與古典文化研究所”）並擔任所長。2012年獲聘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獲2008年中華詩詞學會頒發的首屆“中華詩詞終身成就獎”、2013年“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2015—2016年度“影響世界華人大獎”終身成就獎，被評為2020年度“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主要著作：英文著作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中文專著《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唐宋詞十七講》《中國詞學的現代觀》等。

★蘇軾何時開始寫詞？為何開始寫詞？如何自成一家？其詞作是否一味是豪詞？超曠中是否還有別的聲音？蘇軾詞對後人有何影響？哪些影響可以學，哪些影響不可以學？蘇軾詞是否有不協律的問題？葉嘉瑩以問題為導向，系統論述蘇軾詞之創作，帶大家從作品認識詞人
★隨文旁注，補充文化背景和文學常識，方便閱讀理解原文
★收入葉嘉瑩《論蘇軾詞》高清手稿，具有收藏價值

目 錄

論蘇軾詞之一 / 1

論蘇軾詞之二 / 63

論蘇軾詞之三 / 115

論蘇軾詞之一（節選）

攬轡登車慕範滂，神人姑射仰蒙莊。

小詞余力開新境，千古豪蘇擅勝場。

論蘇軾詞絕句之一

在《宋史》蘇軾的傳記中，開端就記載了他早年時代的兩則故事：一則是說當他十歲時，“父洵遊學四方， 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範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 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又一則則是說他長大之後，“既而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此二則故事本來都出於蘇軾之弟轍為他所寫的《墓志銘》之中，這兩段敘述，可以說是極為扼要地表現了蘇軾之性格中的兩種主要的特質：一種是如同東漢桓帝時受命為清詔使，登車攬轡，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範滂一樣的，想要奮發有為，願以天下為己任，雖遇艱危而不悔的用世之志意；另一種則是如同寫有《逍遙遊》和《齊物論》中之“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而不傷”的“姑射神人”，與“栩栩然”超然物化的“夢中蝴蝶”之寓言的莊子一樣的，不為外物之得失榮辱所累的超然曠觀的精神。記得以前我們在論柳永詞的時候，曾經述及柳永之平生，以為柳氏乃是在用世之志意與浪漫之性格的衝突矛盾中，一生落拓，而後終陷入於志意與感情兩俱落空之下場的悲劇人物；然而蘇軾則是一個把儒家用世之志意與道家曠觀之精神，做了極圓滿之融匯結合，雖在困窮斥逐之中，也未嘗迷失彷徨，而終於完成了一己的人生之目標與操守的成功的人物。蘇軾一生所留下的著述極多，他的天才既高，興趣又廣，各體作品都有杰出的成就。其中所保留的三百余首小詞，在他的全集中所占的比例並不大，此在東坡而言，可以說僅是余力為之的遣興之作而已，然而就在這一部分余力為之的數量不多的小詞中，卻非常有代表性地表現了他的用世之志意與曠觀之襟懷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極可注意的特有的質量和風貌，為小詞之寫作，開拓出了一片廣闊而高遠的新天地。這種成就是極值得我們注意而加以分析的。

本來，早在我們論歐陽修詞的時候，就曾經提出來說過，北宋的一些名臣，既往往於其德業文章以外，有時也耽溺於小詞之寫作，而且在小詞之寫作中，更往往於無意間流露出其學養與襟抱之境界。這種情形，原是自歌詞流入文士之手，因而乃逐漸趨於詩化的一種自然之現象。在此一演變之過程中，早期之作如大晏與歐陽之小詞，雖然也蘊含有發自於其性情襟抱的一種深遠幽微之意境，但自外表看來，則其所寫者，卻仍只不過是些傷春怨別的情詞，與五代時《花間集》中的艷歌之詞，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區分。一直到了蘇軾的出現，才開始用這種合樂而歌的詞的形式，來正式抒寫自己的懷抱志意，使詞之詩化達到了一種高峰的成就。這種成就是作者個人杰出之才識與當時之文學趨勢，及社會背景相匯聚，而後完成的一種極可貴的結合。如果說晏歐詞中所流露的作者之性情襟抱，其詩化之趨勢原是無意的，那麼在蘇軾詞中所表現的性情襟抱，則已經是帶著一種有意的想要開拓創新的覺醒了。蘇氏在給鮮於子駿（侁）的一封信中，就曾經明白提出來說 ：“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見《東坡續集》卷五《書簡》）其有心要在當日流行的詞風以外自拓新境的口氣，乃是一望可知的。如果我們想要對蘇軾在詞之寫作方面，從開始嘗試到終於有了自成一家之信心的過程一加考查，我們就會發現他的這一段創作歷程，大約是從熙寧五（1072）到元豐二年（1079）之間的事。在蘇軾的早期作品中，似乎並沒有寫詞的記錄。蘇軾抵杭州任在熙寧四年冬，而據朱彊村編年、龍榆生校箋之《東坡樂府箋》，其早之詞作乃是由次年春以後所寫的《南歌子》《行香子》及《臨江仙》等一些遊賞山水的短調小令。至於其長調之作，則首見於熙寧七年秋移知密州時所寫的一首《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自茲而後，其詞作之數量既日益增多，風格亦日益成熟。其在密州與徐州之所作，如《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之《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的一首悼亡詞，及（老夫聊發少年狂）之另一首《江城子》的《密州出獵》詞，和《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詞，與《浣溪沙》（照日深紅暖見魚）之《徐門石潭謝雨道上作》五首敘寫農村的詞。僅只從這些作品在詞之牌調後面各自附有種種不同的標題來看，我們便已經可以清楚地見到蘇軾之想要以詩為詞的寫作的意念，以及其無意不可入詞的寫作之能力，都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實踐的證明。他給鮮於子駿的那封信，就正是他對自己此一階段之詞作已經達成了某一種開拓的充滿自信的表示。經歷了此一階段的由嘗試而開拓的創作的實踐，蘇軾的詩化的詞遂進入了一種更純熟的境界，而終於在他貶官黃州以後，達到了他自己之詞作的質量的高峰。而在此高峰中，有一點可注意的成就，就是蘇軾已經能夠極自然地用小詞抒寫襟抱，把自己平生性格中所稟有的兩種不同的特質——用世之志意與曠達之襟懷，做了非常完滿的結合融匯的表現。即如其“莫聽穿林打葉聲”之一首《定風波》詞，“ 照野彌彌淺浪”之一首《西江月》詞，“大江東去”之一首《念奴嬌》詞，“夜飲東坡醒復醉”之一首《臨江仙》詞，以至將要離黃移汝時，他所寫的“歸去來兮”之一首《滿庭芳》詞，便都可以說是表現了此種獨特之意境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