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的學派判定（簡體書）

近年簡帛出土古書頗多，有關一些古書的學派判定是許多思想研究者關注較多的問題。然而對於相同篇章，諸家說法差異較大，甚至有多達二三十種意見者。這顯然不是簡單的諸家說法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研究方法有問題。諸家說法之所以看似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成一家之說，卻相去萬裡、互相矛盾，是因為我們在用同樣的幾種研究方法作推導、得結論，而論者往往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或故意立異，標為新說，多不能涵攝諸家，圓融無間。探本尋源，其實恰恰是論者作為根據的那些研究方法本身有問題。
《出土文獻的學派判定》大體按照問題出現的先後，選取信陽楚簡、簡帛《五行》、帛書《二三子問》、帛書《易傳》、秦簡《為吏之道》、郭店楚簡《窮達以時》、上博簡《子羔》諸篇、上博簡《鬼神之明》、上博簡《慎子曰恭儉》幾篇學界討論頗多的古書，具體分析、討論對其學派判定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一己之見，最後總論出土簡帛古書學派分析中的誤區和解決方法。要之，“六家”“九流十家”的學派觀，是歸納而出者重視的學派觀，而不是先秦時人所看重的學派觀，當時人更重視的是學派的師承。因此，是我們對學派的認識過於關注“六家”“九流十家”，從而造成我們分析古書篇章的方法存在問題，對於確定性結論過於執著，而不重視複雜性分析和闕疑。

李銳，1977年生，武漢黃陂人，先後師從廖名春、葛兆光、李學勤先生，獲清華大學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學術思想史。出版《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戰國秦漢時期的學派問題研究》、《同文與族本——新出簡帛與古書形成研究》等專著五部，在《歷史研究》等中外刊物上發表《“二重證據法”的界定及規則探析》、《上古史新研——試論兩周古史系統的四階段變化》等文章百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等項目多項。“諸子學論壇”發起人。

目前簡帛古書的學派判定工作，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上自河南信陽長臺關楚簡第一組，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儀禮》簡，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等，河北定縣（今為定州）八角廊漢墓竹簡《論語》《儒家者言》《文子》，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五行》《九主》，以及《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四篇，還有《周易》經傳、《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語書》，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竹簡《詩經》，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漢墓竹簡，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蓋廬》，湖南省慈利縣城關石板村《寧越子》等，湖北江陵縣荊州鎮郢北村王家臺秦墓《歸藏》；下至湖北荊門郭店楚墓竹簡《老子》《太一生水》《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及四組《語叢》，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簡八冊中的《孔子詩論》《衣》《性情論》《子羔》《魯邦大旱》《從政》《容成氏》《恒先》《彭祖》《周易》《仲弓》《內?N》《曹沫之陳》《三德》《鬼神之明》《慎子曰恭儉》《孔子見季子》《凡物流行》《鄭子家喪》《子道餓》等篇。不少學者就這些篇章屬於某個學派發表了意見。經過這些年的研究，學者們充分利用傳世文獻，大概將簡帛古書在現有條件下所可能屬於的諸種學派都羅列了出來，譬如關於馬王堆帛書《五行》經傳以及後來的郭店楚簡《五行》，至今已有不少於35種意見，後來者似乎只能在諸種可能性中進行取舍了。但是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比較消極的後果：曾經被認為能夠重寫思想史、學術史乃至引發中國的“文藝復興”的新出簡帛，實際上只不過為古代思想補充了一些文獻而已（比如可以在儒家列子思學派，以《五行》《中庸》等為思想文獻），最多只能修正個別結論，而不足以改變大局。所以，有學者認為出土文獻並不能產生重寫思想史或學術史的結果。也有學者認為近幾年強調出土文獻太過，要重新強調研究傳世文獻的重要性。於是，也有學者認為這幾年強調的“走出疑古時代”“重建中國古典學”等有問題。
這裡面牽涉到很多問題，絕非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也和本書的主題不太相關。簡言之，筆者認為，出土文獻確實有可能重寫思想史、學術史。此中的關鍵，不是新出土簡帛對傳世文獻的補充和衝擊，也不是新思路、新觀念指導之下的新編纂法或新寫法，而是由新出文獻引發的我們對過去用以指導學術研究的觀念、預設的深刻反思、揚棄之後所採用的新的研究範式。也就是說，如果出土文獻能夠改變我們過去研究學術、思想時所持的觀念和預設，那麼勢必會促成對思想史、學術史的重寫。這時的重寫，應該和單純的模仿西方流行的觀念改變而亦步亦趨的視域改變有所不同，而是從中國自身的問題出發所引發的變革，是觀念和史料的雙重改變。不無夸張地說，可以稱之為一種哥白尼式的革命：是由把出土文獻納入現存傳世文獻，以傳世文獻為中心，轉變為以出土文獻為中心，從出土文獻的視角重新審視過去的一切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