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一代年輕人的肖像（簡體書）

444位人物， 211條參考文獻，120部提到的影片，146幅圖片，10萬字權威講述，共同構成了這本獨一無二的新浪潮之書。

新浪潮，作為一次劃時代的美學革命，把攝影機帶離攝影棚，成功捕捉到了一代人的生活狀態，更永遠地改變了電影藝術。本書通過對大量訪談、回憶、調查報告、報刊書籍等一手資料的精讀和縷析，系統梳理了電影史上這一神話般的歷史，細致入微地展現了“新浪潮”的緣起，到引起爭論，成為神話，繼而落幕的整個發展歷程。而在史實之外，新浪潮所具有的精神屬性，亦通過作者的文字散發出某種光芒，感召和鼓舞著所有時代“瘋狂懷抱雄心且瘋狂真誠”的讀者。

安托萬·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法國當代歷史學家、批評家，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教授，曾任《電影手冊》總編輯、法國電影資料館電影博物館館長、《解放報》文化版主編。長年深耕法國新浪潮與法國大革命等時期的文化現象，自1988年迄今，以“脈絡化的作者策略”為經，以“歷史的電影形式”為緯，持續撰寫、編纂多部重量級的導演傳記、文化史論、風格研究、電影字典與訪談錄，現已出版五十余種專著，其電影方面的部分力作包括《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電影手冊〉，一本雜志的歷史1&2》、《弗朗索瓦·特呂弗》(與塞爾日·杜比亞納合著)、《新浪潮：一代年輕人的肖像》、《迷影：創發一種觀看的方法，書寫一段文化的歷史 1944—1968》、《攝影機—歷史論》、《戈達爾傳》、《電影思想字典》（與菲利普·瑟瓦裡耶合編）、《侯麥傳》（與諾爾·艾柏合著)、《讓—皮埃爾·梅爾維爾傳》、《電影死了，電影萬歲！攝影機—歷史論2》、《夏布洛爾傳》等。

譯者：蔡文晟，全職影迷，業余影評。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學碩士，巴黎第十大學電影學博士，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青年客座教授，現為湖北經濟學院新媒體系副教授，重點研究王家衛、榮格與法國迷影暨影評史。譯有《迷影：創發一種觀看的方法，書寫一段文化的歷史 1944—1968》（2021年）、《蔡明亮的十三張臉：華語電影研究的當代面孔》（2021年）、《電影導演的電影理論》（2019年）、《吻：唇與身體之密語》（2016年）、《電影編劇：來自法國的錦囊妙計》（2015年）等書。

• 珍藏紀念版，超大開本，精裝彩印，上百幅導演、明星的超清晰私密照、劇照首次公開出版！內含豐富片單，搭配觀影閱讀效果更佳！
• “新浪潮”入門寶典，法國電影新浪潮運動的“全息影像”，圖文並茂、言簡意賅且毫不枯燥的電影史讀物！
• 一個新浪潮就是一部微縮電影史、文化史，跟“新浪潮”一起經歷一個電影時代的潮起潮落。

人們確實玩過許多文字遊戲，畢竟，新浪潮或許根本就沒那麼新，且又過於模糊。—這話說得並非完全沒有道理。是的，新浪潮的確從過去汲取過不少養分，既有許多前輩，也不是第一個企圖讓父輩電影徹底垮臺的運動，再說到活絡這場浪潮的思想基礎，或是那些能為其畫下邊際的界線，始終都只能教人支支吾吾，含糊其辭。若是如此，所謂的新浪潮，難不成又只是另一個影響力近乎零，且一經問世即告消逝的群體？

但如果事實真是這樣，我們現在想問的是，憑什麼這場運動會給我們留下那些印象深刻的事件，那些威力強大的影像，那些偶像，那些身影，那些舉止，甚至還有一種道德觀？ 1956 年 12 月在大銀幕上憑《上帝創造女人》極盡挑釁之能事的碧姬·芭鐸，1959 年 5 月在戛納電影節大獲全勝的青年特呂弗，《精疲力盡》裡用拇指在雙唇上來回擦動的貝爾蒙多，質問“什麼是惡心？”的珍·茜寶，脫口而出“老師……是我母親，她……她死了……”的安托萬·杜瓦內爾，大街上的拍攝，妙齡女子的步態，望向攝影機的目光，悅耳的斯堪的納維亞口音，身著 Polo 衫配上利落長褲並啜飲著威士忌的男子，在香榭麗舍大道偷得的須臾瞬間，在 Teppaz 唱機上轉動著的黑膠唱片……不管是喜還是憂，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光影片刻無一不逐日蒙上一層神話的色彩。是的，對這些影像的黑白記憶，依然持續引導著我們關於電影的意緒。那是一種情懷，一種有時會因過分推崇往昔時光而促使上述影像被冰封致死的戀舊情懷。

但即便如此，我們依舊能在新浪潮那裡發現某種新穎性和一致性：這是史上第一場以“現在時”的方式去對鏡頭前的世界以及活動於其間的同代人做出一種高度風格化處理的電影運動。

新浪潮為其同代人提供了一個被賦予特定形式的時空，該時空裡既可見其儀式、舉止、言談、姿態以及樣貌，且它又適巧是觀影者每天都在其間活動的那一個時空。換言之，這是一種出現在電影裡的日常生活，只不過已被一種極端個人化的風格給加以改造過。電影對社會高舉一面鏡子，一面能夠歪曲物象原樣的鏡子，這其實並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真正讓人覺得特別、覺得出奇的，是竟有一整個世代的人亟欲去攬鏡自照，他們往往能夠從中獲致某種程度上的認同感，但有時又免不了碰上意見相左的時刻。

是的，我用的是“一整個世代”這個說法，因為新浪潮是一場專屬年輕人的運動，它猝不及防地再次賦予了法國電影一張全新的面孔：從 1959 年到 1962 年，有近 150 位青年導演在影壇初試啼聲，他們的驟然出場，為當時越發顯得故步自封且又特別講究先來後到這類職場倫理的法國影壇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新浪潮是一場專屬年輕人的運動的另一個原因，是它經常會以年輕人作為拍攝物件，不僅將其習性和談吐方式一並捕捉下來，在此過程中，它也為年輕的觀眾提供了一幅群像：一幅演繹出青年導演的光影故事的青年演員群像。總的來說，新浪潮讓我們見識到了一個獨特的現象，即某種雙重的認證：一整代的法國年輕人—報紙、民調、雜志皆曾以“新浪潮”這個字眼稱之—幾乎是以一種同步的方式在一種電影的思想和實踐中—人們所謂的“新浪潮”—與自身重逢。唯有這種幾乎算得上是過分美麗卻又轉瞬即逝的相映成趣，才有辦法讓電影史上的一個特殊時刻轉變為現代史上的一則神話。

被稱為“新浪潮”的法國電影運動，已是六十多年前的舊事了，但每當談到電影的創作、放映、觀看、評論甚至電影如何影響一座城市的時候，世界各地，只要有電影的地方，都難免重提“新浪潮”，它仿佛一個參照系，不斷提供和改變著諸多方法和可能性。

閱讀《新浪潮》一書，就像閱讀安托萬·德巴克教授其他的電影著作，可以說，其寫作本身就是關於史學書寫的有意識行為，作者的觀點由其選擇的觀察點決定，作者的方法體現於對龐雜文獻的梳理和列舉；正如畢加索的巨大貢獻在於他帶來的立體主義眼光，即如何描摹一個事物取決於如何觀察一個事物，在這本《新浪潮》裡，我們讀到的是一個關於法國電影“新浪潮”的多面體，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戰爭、總體藝術及其形式，以及現實與真實問題等多個發散的維度，當然，無處不在的是——青春，電影的青春。

“新浪潮”對中國電影觀眾來說，似乎代表著電影表達的當代啟蒙以及法國電複印件身的象徵意味，如同一扇門，開啟了迷影的征程，可能越走越孤寂，也可能是莽撞而雀躍的。尤其重要的是，在美學、道德和方法等多方面以風格著稱的電影實踐中，“新浪潮”讓觀眾借助虛構電影看到了現實、真實和普世性；他們以電影形式的想象力和對創作界限的意識——“務必要懂得如何依照事物的原樣去拍攝它們”，同時又擔憂著移動鏡頭的倫理問題——讓世俗與俗世真正成為生活的土壤、思考的物件和愛的源泉，更嚴詞拒絕電影隨波逐流成為庸碌之物和受奴役者，其現實意義在目前，即德巴克教授所指的“四面楚歌之際”（temps de crise）越發緊迫地顯現出來。所以，“藝術家不是現實的轉述者，而是其征服者”，這正是精神永存的 La Nouvelle Vague（新浪潮）吧。

與現實關聯著的，不僅是電影的思想與藝術觀照，更有製作和運營，也就是其人力協作、工業本質、經濟屬性和社會時勢的一面。《新浪潮》一書，教人回溯“二戰”前後十至二十年的法國和法國電影：1936 年，法國電影資料館創辦；1946 年 CNC（法國電影中心）成立；1945—1954 年，越南獨立並最終擺脫法國對其七十年的殖民；1954 年起，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令法國陷入軍事和輿論的泥淖，最終因戴高樂將軍回歸以及《埃維昂協議》而得以解決；1958 年，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建立；1959年 2 月，法國創立文化事務部，CNC 同期歸入該部並且成為唯一擁有獨立職能的下屬部門，5 月，《四百擊》代表法國參加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6 月，為強大的法國國家電影業奠定堅實基礎的《預付帳款法》頒布，而這些“青年土耳其人”相繼成為首批蒙惠者……這一切構成了“新浪潮”的背景。可以說，“‘新浪潮’的出現恰好跟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誕生相吻合”。法國首任文化部長、作家安德烈·馬爾羅曾提醒“我們還必須永不忘記：電影是一門工業”，同時他也強調，“（電影）首先是關於一代人的事，我們必須給這一代人以絕對的支持”，正是他所特指的“這一代人”，讓日後的法國電影成為飄揚至今的一面旗幟。

歷史之偶然，堆砌成就某種必然，而回溯者的考古梳理，又還原出歷史某一時刻的偶然。毋庸置疑，安托萬·德巴克便是這樣一位憑借不懈思考和豐沛激情，領我們在不同時區、以各種時速返身“新浪潮”之河的回溯者。

《新浪潮》一書的翻譯引進，並不止於電影史學範疇，它事關回望過去、走向未來，事關在法語和中文兩種語言的對話中，無需翻譯的藝術探險精神，以及人與電影互相間的理解和愛。

在兩年多來因疫情而起的紛繁時勢下，讀著這本離初版已有二十多年的法國老書的中文新譯本，想象著當年安德烈·馬爾羅的文化政策與亨利·朗格盧瓦的偉業，想象烏爾姆街和夏樂宮門前的“視電影為日常生活”的一群人，想象特呂弗和利奧德在戛納街頭看著自己的海報，想象《精疲力盡》那輛車後座上的攝影機後面的眼睛，想象著香榭麗舍大道上，《電影手冊》編輯部裡來往與落座的每一個……

翻譯的艱辛歷程，起於某種執念，有時候比憑空寫作困難得多。作為德巴克教授的學生，蔡文晟老師在譯介了恩師的電影史專著《迷影》之後，繼續為《新浪潮》的一字一句琢磨中文表達，如同塞爾日·達內所形容的電影“擺渡人”。那些試圖還原每一個簇新而關鍵之歷史時刻的書寫，因準確而雋永，將“新浪潮”追問精神的遺贈——上一代法國年輕人扛起攝影機用電影的目光與自己重逢，更以形式之名不斷追問現實和自我—投射於中文讀者的視野中，尤其是在技術日趨遠離手工、影像全然超越書本的當下，這仍是最真切的來自文字的力量、來自歷史的力量和青春本真的力量，畢竟，也許，“提出問題要比找到答案更為重要”。

“新浪潮”精神唯有一種現在進行時態，因為它屬於每一代當下的年輕人，年輕的電影人。在德巴克擔任作者的紀錄片《新浪潮雙杰》（Deux de la vague）中，弗朗索瓦·特呂弗強調了“新浪潮”電影的誠意，而讓—呂克·戈達爾則指出，因為“我們反對因循”。

王方（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教授，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

◎中文版序

新浪潮盡管已年過六十，但其所散發出的青春活力，不僅令它老當益壯，有時甚至還給人一種異 常挑釁的感覺。這是為什麼呢？我想，我們不妨試著這樣來理解：新浪潮代表的，乃世界電影史上那股無與倫比的新生力量，且這股攫住自身時代的強勁動能，往往予人一種印象，好似突然間，在電影中沒什麼是做不到的。

通過把攝影機帶離攝影棚，新浪潮的導演們成功捕捉到了一代人的生活狀態：他們在大街上、在公寓裡進行實拍，且多虧那些輕型攝影機瞬間帶來的自由度，他們得以在記錄下時下年輕族群的生活方式、人際交往、言行舉止和穿著打扮的同時，賦予被攝物件一種極其鮮明的風格。事實上，正是有賴記錄性跟敘事、視覺上的形式感彼此間的高度融合，新浪潮才得以成立，言下之意，新浪潮的風格，只能在真實中不請自來。

本書試圖論述的，正是當時的年輕一代，究竟是怎麼通過這種電影形式才被人看見的。試想，還有哪一個年齡段跟哪一個社會階層的曝光度可以跟新浪潮這個年輕世代相比肩呢？誠然，為數頗豐的調查、文章、研究跟報道皆曾關注過這一代的年輕人，且早在新浪潮變成一個電影上的現象前，社會大眾就已用過這個說法，但唯有電影，能讓他們的存在感如此強烈而真實：通過攝影機的運動、推軌、對白和長拍鏡頭，那批年輕的電影藝術家為彼時的年輕人構築了一個他們得以在其間行走、移動、談笑、相愛，甚至是死去的時空。在這些從不舍棄形式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朝氣四射的身體、習慣、故事以及男女演員，而這種青春的氣息，正是當年的法國影壇迫切需要的。

當然，對此有所需求的不只是當時的法國電影，事實是，這股活力，任誰都需要：形式上的自由融合對現實的關注，這對處在當下的我們來說，依然是個範式，它既是人們在四面楚歌之際賴以祈禱的經書，也是人們面臨電影的庸碌化時那足以抵御之的宣言。“你們鏡頭下的女孩務必要像我們喜歡的那些女孩，男孩也務必要像我們每天碰見的那些男孩，你們拍的父母務必要像我們輕視或佩服的父母，孩子也務必要像那些會令我們為之震驚或是無動於衷的孩子，簡單講，你們務必要懂得如何依照事物的原樣去拍攝它們。”—讓—呂克·戈達爾此番對 1959 年的青年導演所做的叮囑，言猶在耳，公允依舊，而這，正是新浪潮永不過氣的明證，不是嗎？

時至今日，新浪潮仍以一種現在時的方式存在著，畢竟，自 1960 年以降的法國電影，有近三分之一的片子都是所謂的處女作。毋庸置疑，電影界對新浪潮當年揭橥的諸多原則皆已司空見慣，如今，沒人會再因一組人馬上街拍片而大驚小怪，對於帶有自傳性的故事、“個人化”的敘事或是影片與其導演的氣質若合符節，大家也早就見怪不怪，但吊詭的是，凡此種種，卻無一不成為足以危害新浪潮的症結所在，意思是說，它的那些原則不僅在失去挑釁力道之余，紛紛化為規則，更成為一套人們因循守舊的系統。果真如此，現在的問題是，該怎麼讓新浪潮重拾倡議者的地位，並再次尋回它最初的活力？

我想，面對這個問題，我們勢必得像它最初誕生時一樣，試著從“外部”去尋求解答。要知道，20 世紀 60 年代初，新浪潮之所以越發舉足輕重，從很大程度上來說，跟一種來自外部的勢力有關。沒錯，新浪潮的片子的確是為一個新生中的法國提供了實時的記錄，但別忘了，在當時，世界上仍存在著其他數不勝數的青年導演，無一不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延續新浪潮那種破舊立新的膽識。換言之，法國的新浪潮率先提出了某種範式，而其他的新導演則是借此找到了改造自家影壇氣象的契機，比方說發生在義大利、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美國、日本、巴西以及非洲一些國家的情況，即是如此。我們不妨說，新浪潮之所以名重一時，固然跟它在國際間備受認可和贊譽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無一不以一種深具創造性的方式在對其進行挪用。

事實是，這種“永續再創”的過程至今仍在發生：但凡人們有意革新電影，就會拿起攝影機上街去拍一種風格獨具的個人電影，這個情況，無論是在阿根廷還是在羅馬尼亞，在德國，抑或是在亞洲國家皆然。總之，新浪潮一直都會是一種可供依循的範式。正是因此，本書中文版的問世，於我來說可謂意義重大，畢竟在我看來，倘若我們今天真想為一股新的新浪潮尋得一片電影沃土，我十之八九會到中國去找：正是在這片土地的此時此刻，明天的電影在茁壯成長。我經常對我的法國學生這麼說：如果你們真想延續新浪潮導演的香火，如果你們渴望自己能夠成為新一代的特呂弗或戈達爾，那麼，請將你們的目光移向中國，並以中國的學生跟青年電影人為榜樣！

安托萬·德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