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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三國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董卓、袁紹、曹操、荀彧、劉備、
關羽、孫權、司馬懿、司馬昭……
東漢末年群雄並起，豪傑輩出
且看這些英雄如何撐起這充滿野心的三國時代！
▎董卓，一位被「黑化」了的末代周公
──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也
董卓其實是漢末被抹黑得最嚴重的一個「治國之權臣」。他的帶兵入京，也是被大將軍何進、太傅袁隗叔姪招來協助「清君側、誅閹宦、正朝綱」的。入京之後，他亦曾煞費苦心地平衡各方勢力，盡力撥亂反正，想為漢室再續一股氣勁的。可是，在名門世族集團和關東諸侯的歧視下，他身為邊將而入主中樞、他粗通文墨而執掌大權，就成了他的「原罪」──從此，他便被「黑化」成了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
▎亂世梟雄曹操，挾天子以討不臣
──「人哪有不貪生的，我實在沒活路！」
世人都稱曹操能在群雄競逐的漢末亂世裡所向披靡、連戰連勝，其最大的「法寶」便是他「挾天子以討不臣」的政治策略。
誠然如此，這一點是連曹操的對手都無法否認的。不過，「挾天子以討不臣」只是曹操對外策略中「硬」的一手。他其實還有「軟」的一手，可謂運用得爐火純青、出神入化。那就是他「借天子以納人心」之大略。
▎俠帝劉備，英雄不問出處
──一流寒士當中的不世之傑
我們可以這麼說，劉備是繼劉邦之後的又一位「俠帝」。他不像司馬懿那樣藏身在體制內以陽謀暗算而「移天易日」，他一輩子都在自己所厭棄的曹魏體制外真刀真槍地殺開一條血路來「頂天立地」。他的所作所為，令「歷世著名」的徐州陳氏一族之首領陳登也對之充滿欽佩：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
▎司馬懿的登頂之路
──空前絕後的一個奇蹟，一個從儒生變為開國之君的梟雄
司馬懿是三國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如果沒有他，三國紛爭的歷史大概不會那麼快就結束，也許還會再演繹數十年；如果沒有他，大晉王朝順應民心的統一大業，也不可能那麼水到渠成、來得輕輕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強盛，下啟晉之統一，成就了秦皇漢武那樣的豐功偉業，將天下萬民從亂世爭戰之中解救出來。所以，他堪稱「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本書特色：本書由歷史研究者和小說家李浩白所著，從漢末諸侯、魏、蜀、吳、西晉說起，再帶到眾英雄們的故事，引經據典，挖掘這個充滿戰爭及權謀之爭的時代……
董卓、袁紹、曹操、荀彧、劉備、
關羽、孫權、司馬懿、司馬昭……
東漢末年群雄並起，豪傑輩出
且看這些英雄如何撐起這充滿野心的三國時代！
▎董卓，一位被「黑化」了的末代周公
──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也
董卓其實是漢末被抹黑得最嚴重的一個「治國之權臣」。他的帶兵入京，也是被大將軍何進、太傅袁隗叔姪招來協助「清君側、誅閹宦、正朝綱」的。入京之後，他亦曾煞費苦心地平衡各方勢力，盡力撥亂反正，想為漢室再續一股氣勁的。可是，在名門世族集團和關東諸侯的歧視下，他身為邊將而入主中樞、他粗通文墨而執掌大權，就成了他的「原罪」──從此，他便被「黑化」成了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
▎亂世梟雄曹操，挾天子以討不臣
──「人哪有不貪生的，我實在沒活路！」
世人都稱曹操能在群雄競逐的漢末亂世裡所向披靡、連戰連勝，其最大的「法寶」便是他「挾天子以討不臣」的政治策略。
誠然如此，這一點是連曹操的對手都無法否認的。不過，「挾天子以討不臣」只是曹操對外策略中「硬」的一手。他其實還有「軟」的一手，可謂運用得爐火純青、出神入化。那就是他「借天子以納人心」之大略。
▎俠帝劉備，英雄不問出處
──一流寒士當中的不世之傑
我們可以這麼說，劉備是繼劉邦之後的又一位「俠帝」。他不像司馬懿那樣藏身在體制內以陽謀暗算而「移天易日」，他一輩子都在自己所厭棄的曹魏體制外真刀真槍地殺開一條血路來「頂天立地」。他的所作所為，令「歷世著名」的徐州陳氏一族之首領陳登也對之充滿欽佩：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
▎司馬懿的登頂之路
──空前絕後的一個奇蹟，一個從儒生變為開國之君的梟雄
司馬懿是三國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如果沒有他，三國紛爭的歷史大概不會那麼快就結束，也許還會再演繹數十年；如果沒有他，大晉王朝順應民心的統一大業，也不可能那麼水到渠成、來得輕輕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強盛，下啟晉之統一，成就了秦皇漢武那樣的豐功偉業，將天下萬民從亂世爭戰之中解救出來。所以，他堪稱「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本書特色：本書由歷史研究者和小說家李浩白所著，從漢末諸侯、魏、蜀、吳、西晉說起，再帶到眾英雄們的故事，引經據典，挖掘這個充滿戰爭及權謀之爭的時代……
作者簡介
李浩白，作家，從事各類文學作品創作。出版有《大明帝國的榮光》、《司馬懿吃三國》（1-5）、《三國終結者司馬昭》（1-5）、《大明神斷》等多本知名暢銷書，影響甚鉅。
序
序言 旁敲側擊掘真知，融會貫通鑄汗青
漢末三國歷史，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林中一座龐大的「寶庫」。在文藝創作方面，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通俗小說及多部影視大劇廣為宣揚，而致東亞民眾耳熟能詳；在史實典籍方面，亦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等鉅著交相輝映，令人得其精華之涵澤而深以為益。
我於十八年前確定寫作《司馬懿吃三國》、《三國終結者司馬昭》兩部貫穿整個漢末三國時期近百年的長篇歷史小說，從那時候起便與魏晉三國的歷史研究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因為，再優秀的歷史小說，也必須有豐富而準確的史料以為骨幹支撐，否則寫出來只會謬誤橫生、貽笑大方。
當時，我直接便從史學原典入手，就以《後漢書》、《三國志》、《晉書》、《資治通鑑》這四本書為基礎性數據。然後，再找到田餘慶老師的《秦漢魏晉史探微》、《東晉門閥制度》，王夫之大師的《讀通鑑論》，陳寅恪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錢穆大師的《國史大綱》、《秦漢史》、《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以及多位當現代史學家的三國論文集為參考書，借為龜鑑，邊研邊寫。同時，我在網路上還加入20餘個三國迷討論群，隨時從中汲取三國史的前沿研究新知識，並將自己的心得體悟放到討論群與網友們切磋交流，取長補短。
記得我在《司馬懿吃三國》小說初稿中曾把時人的坐具寫成了「紅木椅」，立即被網友們指出了謬誤：那時的坐具是榻和席，椅子要到唐宋之際才會出現。我又寫到書中的人物角色吃番薯，其實這也錯了：番薯是從明代由西方傳入中國的。我還把荊州刺史的官階寫成了「三品大員」，後來才知道刺史一職在三國時期的別稱是「州牧」，其官秩為二千石，而不是用品級來劃分的。這些細節方面的錘鍊，促使我在探史洞幽之際愈發嚴謹求實，絲毫不敢虛妄。
而且，在寫司馬懿、司馬昭系列歷史小說的同時，我也漸漸對三國歷史中雲遮霧罩的各種問題產生出了不少隨想和啟發，也探索出點點滴滴的新穎見解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整整做了四大本的心得筆記。而這些記錄下來的隨筆感悟，便成了我今天這本書的雛形和藍本。
寫這些史籍心得見解之時，我牢牢堅持了三個原則：別人寫透寫爛了的題材，無論多麼熱門，我絕不會跟風再寫；別人窺而不深或探而不入的重要論題，我可以寫得更深更新；自出心裁而又有據可證的題材，我便緊抓不放、深耕細作。例如「西涼武人集團」，這個歷史名詞被不少史學家提起，但此前卻並沒有一個史學家將它的來龍去脈寫深寫透。我自己就在史書中多方查詢資料、整理線索，終於把這個題材盡量寫了個明白透澈。又如「中原名門世族集團」，陳寅恪和田餘慶二人只是一筆帶過，其他史學家也對此語焉不詳。但我便抓住「黨錮之士」、「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潁川系世族集團等關鍵角色，一路縱深追蹤，直到還原了他們的歷史面貌與命運走向。
在這三個原則之上，我反覆咀嚼消化各種史料，多次修改自己的歷史論文。以我的創作經驗而論，我覺得寫歷史小說其實更加容易一些，因為它可以允許「自圓其說」的適度虛構。但寫歷史論文不行。它必須要百分之百的求真求實，它必須要邏輯嚴密、持之有據，而不能無的放矢、憑空捏造。這本書，我總共創作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凝聚了我大量的腦汁和心血。在完稿之日，我甚至將自己的歷史論文寫作經驗總結成了一首小詩：「覓史探幽溯本源，每有會意輒細評。絲絲入扣巧推理，尋章摘句來證明。」
我個人認為，要寫好一部史學著作，我們應該做好三個角色：一是歷史資料的「採礦者」，二是歷史推演的「福爾摩斯」，三是歷史敘述的「還原師」。
首先，如何做好歷史資料的「採礦者」呢？我們知道，歷史的真相永遠是「碎片化」、「多面化」、「多維度」的，絕對的真實幾乎是不存在的。它散落在冠冕堂皇的正史中，也隱寓在光怪陸離的野史裡。我們就應該從各種數據中，把大大小小的歷史真相之「碎片」盡可能地找全、拼好。實際上，像陳壽、范曄、房玄齡、司馬光等這些古代歷史學家是非常聰明睿智的。他們在史書中既有旁敲側擊的「曲筆」，又有蜻蜓點水的「簡筆」，用以規避某些不可抗之因素。然而儘管如此，他們也不會刻意編造或扭曲真相，而是把真相寫得很簡略、很含蓄、很巧妙，留待有識之士的用心發掘。這就需要我們煉成一雙「火眼金晴」去洞察和剖析。我們要特別注意尋覓史籍之中的那些反常之處與蹊蹺之處。越是蹊蹺越是不合常理的史料，無論它多麼新奇多麼耀眼，就越是值得我們大挖深挖的「金礦」，就越是能夠幫我們找到真知灼見的「鑰匙」。
其次，如何做好歷史推演的「福爾摩斯」呢？在找到一串串「吉光片羽」式的歷史真相數據後，我們應該學會由此及彼、舉一反三的聯動推理，力求抓準真相的主幹。在這裡，我願現身說法，舉出一個我在深研三國歷史過程中嚴謹推論的例子來加以說明。我研究曹魏開國之初的政治權力格局版圖時，發現除了潁川系世族集團獨占鰲頭之外，青州系、兗州系、河北系、關中系等各大世族集團也各自據有「一席之地」。然而，唯獨荊州系世族集團卻似乎「整體缺席」了。在《三國志》的正傳記載中，荊州系世族名士代表有兩位：一是魏國首任尚書令桓階，他是荊州長沙郡人氏；二是韓暨，他是荊州南陽郡人氏。桓階晚年深得曹丕寵信，又身居「百官總領」尚書令之高位，顯然為荊州系世族集團之首腦而無疑。但他逝世之後，竟被陳群、司馬懿兩個豫州系的世族首領分別「瓜分」了尚書臺。以桓階之權勢威望，竟然至死也未能安插一個荊州系的名士進入尚書臺擔任要職。這是何等弔詭的一幕？即使是與桓階同出荊州系一脈而唯一冒出頭來的韓暨也是一直到魏文帝曹丕黃初七年才勉強做到了太常之官的虛職，而且直至臨終仍只是太中大夫，官秩始終停留在二千石。荊州系世族集團在魏國政壇居然遭到如此冷遇，實為大大的反常。
後來，我忽然翻閱到了東漢建安末年那一場牽涉數千人的「魏諷之亂」一案時，方才有所啟發。在《三國志》、《資治通鑑》裡明文記載了魏諷之案所牽涉到的部分人員：張繡之子張泉、文欽、劉廙兄弟、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觀閱這份名單，除去文欽之外，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共同點」： 劉廙兄弟、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及張泉（張繡、張泉之籍貫本為涼州，但他們都曾在劉表治下的荊州駐居過）等人都具有原劉表旗下荊州系世族集團的門戶背景，他們都是以降臣身分入魏從仕的。在建安十三年降曹前後，他們都和劉備集團有過或多或少的交往和連繫。例如宋忠，在劉琮決定降曹後才被派往劉備處說明情況，後為劉備大度地釋放而去。「（劉）琮令官屬宋忠詣（劉）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摘自《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宋忠受此寬待，他的兒子自然難免亦對劉備集團有所好感。王粲之子的心態也可能如此。而建安二十四年秋季關羽自江陵發兵北伐曹操之際，他們遂同時追隨魏諷在鄴城掀起反曹之暗戰。這樣的巧合，只能證明這些原屬於劉表旗下的荊州系世族們不甘魏室之冷遇或歧視，與關羽暗中通氣、遙相呼應、合力抗曹，確是歷史的真相。而留守鄴城的曹丕則一手鎮壓了這場「魏諷之亂」，並以此作為自己立嗣之爭的政治資本，贏得了曹操的青睞。正是由於「魏諷之亂」是曹丕親力親為的欽案，所以後來才會牽連到魏國內部幾乎所有出身於荊州系的官員、士人被打壓和冷遇。故爾，以桓階之圓融練達、位高權重，也無力為荊州系世族集團的政治前途「解凍」。
這個結論，便是我以「福爾摩斯」式的歷史推演法而得出的。至於怎樣展開環環相扣的推演，我所舉的這個例子應該便是「活標本」。
第三，如何做好歷史敘述的「還原師」呢？我個人認為，把歷史的真相深入淺出、明白曉暢地擺到讀者的面前，其實很不容易。在這方面，田餘慶先生、王夫之大師是做得極好的：他們的文章清澈如水、開闊似川，脈脈深流，娓娓道來，引人入勝而欲罷不能。反面的典型卻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用西洋的語法描寫東方的典史，枯澀生硬，故作高深，強不知以為知，令人看了頭痛。例如中國的官僚體系有「陰陽臉」之分，這幾乎是中國歷史潛規則之共識，又何須他來大書特書、不亦樂乎？了無新意，只是刻意賣弄一些空洞、僵化的詞句來繞暈讀者罷了。我們正確的筆法，應當如朱光潛先生所言：「思想條理必須清楚，情致必須真切，境界必須新鮮，文字必須表現得恰到好處，謹嚴而生動，簡樸不致枯澀，高華不至浮雜。」又如王夫之大師所言：「文章之用，以顯道義之殊途，宣生人之情理，簡則難喻，重則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務推湯宛折，暢快宣通，而後可以上動君聽，下感民悅。於是遊逸其心於四維上下，古今鉅細，隨觸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為當世之所不能捨。」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盡量還原真實的歷史，讓讀者在「曲徑通幽、山重水複」的文字美景中流連忘返。
歷史的探索是永無止境的。我們要學會在自己的頭腦中展開「虛擬辯論賽」，不斷地尋找反方的證據、證言來考驗自己作為正方立論、敘述的正確性與真實性，要讓自己的推論在千錘百鍊之後依然能夠站得住腳。唯有經得起懷疑、經得起反駁、經得起拷問，我們的知識才是正確而扎實的。
漢末三國歷史，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林中一座龐大的「寶庫」。在文藝創作方面，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通俗小說及多部影視大劇廣為宣揚，而致東亞民眾耳熟能詳；在史實典籍方面，亦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等鉅著交相輝映，令人得其精華之涵澤而深以為益。
我於十八年前確定寫作《司馬懿吃三國》、《三國終結者司馬昭》兩部貫穿整個漢末三國時期近百年的長篇歷史小說，從那時候起便與魏晉三國的歷史研究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因為，再優秀的歷史小說，也必須有豐富而準確的史料以為骨幹支撐，否則寫出來只會謬誤橫生、貽笑大方。
當時，我直接便從史學原典入手，就以《後漢書》、《三國志》、《晉書》、《資治通鑑》這四本書為基礎性數據。然後，再找到田餘慶老師的《秦漢魏晉史探微》、《東晉門閥制度》，王夫之大師的《讀通鑑論》，陳寅恪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錢穆大師的《國史大綱》、《秦漢史》、《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以及多位當現代史學家的三國論文集為參考書，借為龜鑑，邊研邊寫。同時，我在網路上還加入20餘個三國迷討論群，隨時從中汲取三國史的前沿研究新知識，並將自己的心得體悟放到討論群與網友們切磋交流，取長補短。
記得我在《司馬懿吃三國》小說初稿中曾把時人的坐具寫成了「紅木椅」，立即被網友們指出了謬誤：那時的坐具是榻和席，椅子要到唐宋之際才會出現。我又寫到書中的人物角色吃番薯，其實這也錯了：番薯是從明代由西方傳入中國的。我還把荊州刺史的官階寫成了「三品大員」，後來才知道刺史一職在三國時期的別稱是「州牧」，其官秩為二千石，而不是用品級來劃分的。這些細節方面的錘鍊，促使我在探史洞幽之際愈發嚴謹求實，絲毫不敢虛妄。
而且，在寫司馬懿、司馬昭系列歷史小說的同時，我也漸漸對三國歷史中雲遮霧罩的各種問題產生出了不少隨想和啟發，也探索出點點滴滴的新穎見解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整整做了四大本的心得筆記。而這些記錄下來的隨筆感悟，便成了我今天這本書的雛形和藍本。
寫這些史籍心得見解之時，我牢牢堅持了三個原則：別人寫透寫爛了的題材，無論多麼熱門，我絕不會跟風再寫；別人窺而不深或探而不入的重要論題，我可以寫得更深更新；自出心裁而又有據可證的題材，我便緊抓不放、深耕細作。例如「西涼武人集團」，這個歷史名詞被不少史學家提起，但此前卻並沒有一個史學家將它的來龍去脈寫深寫透。我自己就在史書中多方查詢資料、整理線索，終於把這個題材盡量寫了個明白透澈。又如「中原名門世族集團」，陳寅恪和田餘慶二人只是一筆帶過，其他史學家也對此語焉不詳。但我便抓住「黨錮之士」、「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潁川系世族集團等關鍵角色，一路縱深追蹤，直到還原了他們的歷史面貌與命運走向。
在這三個原則之上，我反覆咀嚼消化各種史料，多次修改自己的歷史論文。以我的創作經驗而論，我覺得寫歷史小說其實更加容易一些，因為它可以允許「自圓其說」的適度虛構。但寫歷史論文不行。它必須要百分之百的求真求實，它必須要邏輯嚴密、持之有據，而不能無的放矢、憑空捏造。這本書，我總共創作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凝聚了我大量的腦汁和心血。在完稿之日，我甚至將自己的歷史論文寫作經驗總結成了一首小詩：「覓史探幽溯本源，每有會意輒細評。絲絲入扣巧推理，尋章摘句來證明。」
我個人認為，要寫好一部史學著作，我們應該做好三個角色：一是歷史資料的「採礦者」，二是歷史推演的「福爾摩斯」，三是歷史敘述的「還原師」。
首先，如何做好歷史資料的「採礦者」呢？我們知道，歷史的真相永遠是「碎片化」、「多面化」、「多維度」的，絕對的真實幾乎是不存在的。它散落在冠冕堂皇的正史中，也隱寓在光怪陸離的野史裡。我們就應該從各種數據中，把大大小小的歷史真相之「碎片」盡可能地找全、拼好。實際上，像陳壽、范曄、房玄齡、司馬光等這些古代歷史學家是非常聰明睿智的。他們在史書中既有旁敲側擊的「曲筆」，又有蜻蜓點水的「簡筆」，用以規避某些不可抗之因素。然而儘管如此，他們也不會刻意編造或扭曲真相，而是把真相寫得很簡略、很含蓄、很巧妙，留待有識之士的用心發掘。這就需要我們煉成一雙「火眼金晴」去洞察和剖析。我們要特別注意尋覓史籍之中的那些反常之處與蹊蹺之處。越是蹊蹺越是不合常理的史料，無論它多麼新奇多麼耀眼，就越是值得我們大挖深挖的「金礦」，就越是能夠幫我們找到真知灼見的「鑰匙」。
其次，如何做好歷史推演的「福爾摩斯」呢？在找到一串串「吉光片羽」式的歷史真相數據後，我們應該學會由此及彼、舉一反三的聯動推理，力求抓準真相的主幹。在這裡，我願現身說法，舉出一個我在深研三國歷史過程中嚴謹推論的例子來加以說明。我研究曹魏開國之初的政治權力格局版圖時，發現除了潁川系世族集團獨占鰲頭之外，青州系、兗州系、河北系、關中系等各大世族集團也各自據有「一席之地」。然而，唯獨荊州系世族集團卻似乎「整體缺席」了。在《三國志》的正傳記載中，荊州系世族名士代表有兩位：一是魏國首任尚書令桓階，他是荊州長沙郡人氏；二是韓暨，他是荊州南陽郡人氏。桓階晚年深得曹丕寵信，又身居「百官總領」尚書令之高位，顯然為荊州系世族集團之首腦而無疑。但他逝世之後，竟被陳群、司馬懿兩個豫州系的世族首領分別「瓜分」了尚書臺。以桓階之權勢威望，竟然至死也未能安插一個荊州系的名士進入尚書臺擔任要職。這是何等弔詭的一幕？即使是與桓階同出荊州系一脈而唯一冒出頭來的韓暨也是一直到魏文帝曹丕黃初七年才勉強做到了太常之官的虛職，而且直至臨終仍只是太中大夫，官秩始終停留在二千石。荊州系世族集團在魏國政壇居然遭到如此冷遇，實為大大的反常。
後來，我忽然翻閱到了東漢建安末年那一場牽涉數千人的「魏諷之亂」一案時，方才有所啟發。在《三國志》、《資治通鑑》裡明文記載了魏諷之案所牽涉到的部分人員：張繡之子張泉、文欽、劉廙兄弟、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觀閱這份名單，除去文欽之外，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共同點」： 劉廙兄弟、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及張泉（張繡、張泉之籍貫本為涼州，但他們都曾在劉表治下的荊州駐居過）等人都具有原劉表旗下荊州系世族集團的門戶背景，他們都是以降臣身分入魏從仕的。在建安十三年降曹前後，他們都和劉備集團有過或多或少的交往和連繫。例如宋忠，在劉琮決定降曹後才被派往劉備處說明情況，後為劉備大度地釋放而去。「（劉）琮令官屬宋忠詣（劉）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摘自《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宋忠受此寬待，他的兒子自然難免亦對劉備集團有所好感。王粲之子的心態也可能如此。而建安二十四年秋季關羽自江陵發兵北伐曹操之際，他們遂同時追隨魏諷在鄴城掀起反曹之暗戰。這樣的巧合，只能證明這些原屬於劉表旗下的荊州系世族們不甘魏室之冷遇或歧視，與關羽暗中通氣、遙相呼應、合力抗曹，確是歷史的真相。而留守鄴城的曹丕則一手鎮壓了這場「魏諷之亂」，並以此作為自己立嗣之爭的政治資本，贏得了曹操的青睞。正是由於「魏諷之亂」是曹丕親力親為的欽案，所以後來才會牽連到魏國內部幾乎所有出身於荊州系的官員、士人被打壓和冷遇。故爾，以桓階之圓融練達、位高權重，也無力為荊州系世族集團的政治前途「解凍」。
這個結論，便是我以「福爾摩斯」式的歷史推演法而得出的。至於怎樣展開環環相扣的推演，我所舉的這個例子應該便是「活標本」。
第三，如何做好歷史敘述的「還原師」呢？我個人認為，把歷史的真相深入淺出、明白曉暢地擺到讀者的面前，其實很不容易。在這方面，田餘慶先生、王夫之大師是做得極好的：他們的文章清澈如水、開闊似川，脈脈深流，娓娓道來，引人入勝而欲罷不能。反面的典型卻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用西洋的語法描寫東方的典史，枯澀生硬，故作高深，強不知以為知，令人看了頭痛。例如中國的官僚體系有「陰陽臉」之分，這幾乎是中國歷史潛規則之共識，又何須他來大書特書、不亦樂乎？了無新意，只是刻意賣弄一些空洞、僵化的詞句來繞暈讀者罷了。我們正確的筆法，應當如朱光潛先生所言：「思想條理必須清楚，情致必須真切，境界必須新鮮，文字必須表現得恰到好處，謹嚴而生動，簡樸不致枯澀，高華不至浮雜。」又如王夫之大師所言：「文章之用，以顯道義之殊途，宣生人之情理，簡則難喻，重則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務推湯宛折，暢快宣通，而後可以上動君聽，下感民悅。於是遊逸其心於四維上下，古今鉅細，隨觸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為當世之所不能捨。」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盡量還原真實的歷史，讓讀者在「曲徑通幽、山重水複」的文字美景中流連忘返。
歷史的探索是永無止境的。我們要學會在自己的頭腦中展開「虛擬辯論賽」，不斷地尋找反方的證據、證言來考驗自己作為正方立論、敘述的正確性與真實性，要讓自己的推論在千錘百鍊之後依然能夠站得住腳。唯有經得起懷疑、經得起反駁、經得起拷問，我們的知識才是正確而扎實的。
目次
序言 旁敲側擊掘真知，融會貫通鑄汗青
第一篇 大幕拉開
第一章 三國裡董卓為什麼那麼厲害
第二章 西涼武人集團：東漢末年大亂的揭幕者
第三章 王允不「允」：志大才疏的救時宰相
第四章 汝南袁氏：「化家為國」的野望
第五章 中原名門世族的崛起：左右歷史走向的強暗流
第二篇 代漢之爭
第六章 誰是真正的「代漢者」
第七章 曹家父子之謀
第八章 曹操為什麼不做開國皇帝
第九章 「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儒聖荀彧
第三篇 英雄莫問出處
第十章 劉備創業史
第十一章 陳登：以武立業的名士先驅者
第十二章 承父兄之業的東吳之主孫權
第十三章 三國時期的官場選任特點
第四篇 三分歸晉
第十四章 揭司馬懿為什麼會是最後的贏家
第十五章 開啟西晉的司馬家族
第十六章 魏晉嬗代背後的『制度之爭』
第十七章 壽春之役：三國歸一的前奏曲
第十八章 文立：由蜀入晉之「第一智臣」
第一篇 大幕拉開
第一章 三國裡董卓為什麼那麼厲害
第二章 西涼武人集團：東漢末年大亂的揭幕者
第三章 王允不「允」：志大才疏的救時宰相
第四章 汝南袁氏：「化家為國」的野望
第五章 中原名門世族的崛起：左右歷史走向的強暗流
第二篇 代漢之爭
第六章 誰是真正的「代漢者」
第七章 曹家父子之謀
第八章 曹操為什麼不做開國皇帝
第九章 「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儒聖荀彧
第三篇 英雄莫問出處
第十章 劉備創業史
第十一章 陳登：以武立業的名士先驅者
第十二章 承父兄之業的東吳之主孫權
第十三章 三國時期的官場選任特點
第四篇 三分歸晉
第十四章 揭司馬懿為什麼會是最後的贏家
第十五章 開啟西晉的司馬家族
第十六章 魏晉嬗代背後的『制度之爭』
第十七章 壽春之役：三國歸一的前奏曲
第十八章 文立：由蜀入晉之「第一智臣」
書摘/試閱
第一章 三國裡董卓為什麼那麼厲害
董卓：一位被「黑化」了的末代周公
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也。
東漢末年，皇權衰弱，宦官作亂，外戚生事，而地方割據勢力也在平定「黃巾之禍」後得到了極大的膨脹。一個舊時代，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大轉折關頭。
正是在這樣混亂而複雜的時勢背景之下，漢末第一梟雄──董卓，帶著他背後的西涼武人集團，似颶風般應運登場了。他和他的部下，在歷史的大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鐵與火、血與矛的大劇，令人眼花撩亂。而且，他們當時的所作所為，確實是很深刻地影響了整個歷史的未來走向。
董卓自竊權柄，至於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週，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實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
一般而言，史學界對董卓的評價大多傾向於負面。陳壽在《三國志》裡就是這樣貶斥董卓的：「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裴松之也稱：「其殘賊之性，實豺狼不若。」依他們的說法，董卓之禍國殃民，甚至超過了當年的「竊漢大盜」王莽。
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
不過，史學界也有摒除唯道德論而中立評價董卓的。范曄在《後漢書．董卓列傳》裡如此稱他：「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認為董卓優待名士大夫，並且也未有謀朝篡位之明顯舉動，不應該被一棒子打死。
在這兩種觀點之外，筆者以為：董卓其實是漢末被抹黑得最嚴重的一個「治國之權臣」。他的帶兵入京，也是被大將軍何進、太傅袁隗叔姪招來協助「清君側、誅閹宦、正朝綱」的。入京之後，他亦曾煞費苦心地平衡各方勢力，盡力撥亂反正，想為漢室再續一股氣勁的。可是，在名門世族集團和關東諸侯的歧視下，他身為邊將而入主中樞、他粗通文墨而執掌大權，就成了他的「原罪」──從此，他便被「黑化」成了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
具體說來，名士大夫們和關東諸侯對董卓的抨擊，主要展現在這四個方面：一是他鴆殺少帝劉辯，草率行事，廢帝立威；二是他獨斷專權，壓制各方異己勢力；三是他倒行逆施，盜墓鑄錢，惡政多多；四是他縱兵施暴，對西涼武人集團約束不力。
針對施加在董卓身上的四大「罪狀」，我們結合史書記載，來逐條剖析其中的真偽虛實，力爭還董卓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
第一，在廢帝立威這個問題上，董卓以一臣之力而改易天下之共主，挑戰了儒家正統的禮法秩序，確實稱得上是犯上作亂。他本是西涼邊疆的一個外臣，既無顧命輔政之責，又無三公樞機論道之職，一入洛陽便直接依仗武力強行廢掉少帝，自然令朝中的名門世族集團望而生畏、聞而生忌。他連天子都敢廢黜，那麼，再罷掉這些三公九卿又豈在話下？如此一來，那些名士大夫當然是人人自危。董卓身處紛紜複雜的樞機之地，行事卻是這般簡單粗暴，自然是不妥的。這一點無須諱言。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獻帝紀》裡記載：「董卓與帝（劉辯）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劉協）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然而，從廢帝立新這件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去評論董卓是對是錯，我們卻可發現：董卓其實真的是做到了「廢昏立明」；他改立新帝劉協，確實符合漢室正統的整體利益。再加上立劉協為太子，本就是漢靈帝的遺願。董卓執行這一大事，也是有法統依據的。儘管董卓實際上是借自己與漢靈帝之母董太后同姓的緣故，極為牽強地冒充董氏外戚的身分，來輔佐與董太后一脈淵源深厚的劉協的。
返轉過來，我們也可以試想：如果董卓真的懷有篡逆之心，他必定會和後世的大權臣司馬昭選立曹奐一般，用一個平庸無能的少帝作為自己的傀儡。這樣做，更有利於他獨攬大權啊！當時，何進兄弟已死，何太后不足為患，少帝劉辯又是庸人之材，董卓完全可以對他們威逼利誘而操縱之。但實際上，他並未依此而為。恰恰相反，他選立了比少帝劉辯更聰明更睿智的陳留王劉協為新君，認認真真當起了輔政之臣。而劉協以他的聰睿之資，在風起雲湧的亂世中為東漢王朝再行續命了二十多年，已是公認的合格之主。這不正好證明董卓當年的「廢昏立明」並沒有做錯嗎？
第二，在獨斷專權、打壓異己這個問題上，董卓亦是另有殊詞的。縱觀史書，董卓只有在兩件大事上「獨斷專行」過：一是廢帝立新；二是遷都長安。廢帝立新的是非功過，我們已經在上邊分析了，這裡不再贅言。遷都長安，是董卓感到關東諸侯的軍事壓力急遽增大，不得已而退回關中背靠隴涼以對抗之。那個時候的京都洛陽，已被關東聯軍三面包抄：東邊，曹操已經帶兵殺到了成皋；北邊，袁紹大軍直逼河內，先鋒王匡已進駐河陽；南邊，袁術和孫堅也打到了魯陽。在這三面受敵的情形下，董卓決定遷都避危，從軍事謀略角度而言，並無多大的謬誤。可以說，他當時的「獨斷專行」，其實是正確的。只不過名門世族集團捨不得在洛陽的既得利益，所以對董卓進行多方抹黑罷了。
除了這兩件大事之外，董卓在用人行政的具體事務上都是竭誠與列位名士大夫友善合作的。《後漢書．王允列傳》裡寫道：
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甚至董卓想在用人提拔上插手施為，也因名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而罷休。《後漢書．王允列傳》裡記載：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絕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眾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
所以，《後漢書．董卓列傳》裡又稱：
（董）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試想，連用人選舉這樣的核心事務，董卓都不得不俯從於名士大夫之公議，他平日裡又能如何「獨斷專權」得起來？
即使是在與董卓本人切身利益相關的重大問題上，他亦從來不是一意孤行的。《後漢書．獻帝紀》裡寫道：
（董）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後世的曹操在晉位魏公之前，也是裝模作樣地諮詢過荀彧的意見。荀彧公開表示反對後，曹操又豈有雅量而容之？還不是明催暗逼，不得魏公而不止？他的「獨斷專行」，可是遠遠勝過董卓了。
第三，在倒行逆施、惡政多多這個問題上，董卓也是不甘「背鍋」的。《後漢書．王允列傳》裡寫了，董卓將「朝政大小，悉委之於王允」。那麼，名士大夫集團的首領──司徒王允，就是董卓的政務代行者。董卓高踞垂拱，極少插手干預過朝廷的具體事務，他又何來的「倒行逆施」？至於「盜墓取財」，他也是拿來充實國庫以為軍用罷了。這種事情，後世的曹操不也幹過？曹操還專門設立了「摸金校尉」這個職位來做吶！
其實，在治國方略上，董卓也是極力向名門世族靠攏的，極力做到以儒為本、以禮法治民的。《三國志．魏書》裡寫：
（董）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
我們再來看出身儒家的晉武帝司馬炎開國施政，也是同樣下令：
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於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己。
這不正與董卓之所為有異曲同工之妙嗎？為何世人對晉武帝此舉便大加讚賞，而對董卓同樣之所為則視而不見？
第四，在縱兵施暴、流毒四方這個問題上，董卓確實是責無旁貸的。這也是他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三國志．魏書．董卓傳》裡寫道（董卓）曾派兵劫掠陽城，「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
（董卓）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
西涼武人集團因粗獷悍猛而致軍紀紊亂，這個責任自然該由董卓來擔負。但平心而論，他雖束下不嚴、擾民不安，但還能將亂軍的危害控制在有限的範圍之內，不至於釀成大規模的暴亂。待他遇刺身亡之後，王允不能收撫西涼武人集團，那時候才真是悍將四起、軍卒橫行、綱紀大亂、民不聊生了！
董卓：一位被「黑化」了的末代周公
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也。
東漢末年，皇權衰弱，宦官作亂，外戚生事，而地方割據勢力也在平定「黃巾之禍」後得到了極大的膨脹。一個舊時代，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大轉折關頭。
正是在這樣混亂而複雜的時勢背景之下，漢末第一梟雄──董卓，帶著他背後的西涼武人集團，似颶風般應運登場了。他和他的部下，在歷史的大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鐵與火、血與矛的大劇，令人眼花撩亂。而且，他們當時的所作所為，確實是很深刻地影響了整個歷史的未來走向。
董卓自竊權柄，至於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週，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實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
一般而言，史學界對董卓的評價大多傾向於負面。陳壽在《三國志》裡就是這樣貶斥董卓的：「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裴松之也稱：「其殘賊之性，實豺狼不若。」依他們的說法，董卓之禍國殃民，甚至超過了當年的「竊漢大盜」王莽。
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
不過，史學界也有摒除唯道德論而中立評價董卓的。范曄在《後漢書．董卓列傳》裡如此稱他：「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認為董卓優待名士大夫，並且也未有謀朝篡位之明顯舉動，不應該被一棒子打死。
在這兩種觀點之外，筆者以為：董卓其實是漢末被抹黑得最嚴重的一個「治國之權臣」。他的帶兵入京，也是被大將軍何進、太傅袁隗叔姪招來協助「清君側、誅閹宦、正朝綱」的。入京之後，他亦曾煞費苦心地平衡各方勢力，盡力撥亂反正，想為漢室再續一股氣勁的。可是，在名門世族集團和關東諸侯的歧視下，他身為邊將而入主中樞、他粗通文墨而執掌大權，就成了他的「原罪」──從此，他便被「黑化」成了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
具體說來，名士大夫們和關東諸侯對董卓的抨擊，主要展現在這四個方面：一是他鴆殺少帝劉辯，草率行事，廢帝立威；二是他獨斷專權，壓制各方異己勢力；三是他倒行逆施，盜墓鑄錢，惡政多多；四是他縱兵施暴，對西涼武人集團約束不力。
針對施加在董卓身上的四大「罪狀」，我們結合史書記載，來逐條剖析其中的真偽虛實，力爭還董卓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
第一，在廢帝立威這個問題上，董卓以一臣之力而改易天下之共主，挑戰了儒家正統的禮法秩序，確實稱得上是犯上作亂。他本是西涼邊疆的一個外臣，既無顧命輔政之責，又無三公樞機論道之職，一入洛陽便直接依仗武力強行廢掉少帝，自然令朝中的名門世族集團望而生畏、聞而生忌。他連天子都敢廢黜，那麼，再罷掉這些三公九卿又豈在話下？如此一來，那些名士大夫當然是人人自危。董卓身處紛紜複雜的樞機之地，行事卻是這般簡單粗暴，自然是不妥的。這一點無須諱言。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獻帝紀》裡記載：「董卓與帝（劉辯）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劉協）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然而，從廢帝立新這件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去評論董卓是對是錯，我們卻可發現：董卓其實真的是做到了「廢昏立明」；他改立新帝劉協，確實符合漢室正統的整體利益。再加上立劉協為太子，本就是漢靈帝的遺願。董卓執行這一大事，也是有法統依據的。儘管董卓實際上是借自己與漢靈帝之母董太后同姓的緣故，極為牽強地冒充董氏外戚的身分，來輔佐與董太后一脈淵源深厚的劉協的。
返轉過來，我們也可以試想：如果董卓真的懷有篡逆之心，他必定會和後世的大權臣司馬昭選立曹奐一般，用一個平庸無能的少帝作為自己的傀儡。這樣做，更有利於他獨攬大權啊！當時，何進兄弟已死，何太后不足為患，少帝劉辯又是庸人之材，董卓完全可以對他們威逼利誘而操縱之。但實際上，他並未依此而為。恰恰相反，他選立了比少帝劉辯更聰明更睿智的陳留王劉協為新君，認認真真當起了輔政之臣。而劉協以他的聰睿之資，在風起雲湧的亂世中為東漢王朝再行續命了二十多年，已是公認的合格之主。這不正好證明董卓當年的「廢昏立明」並沒有做錯嗎？
第二，在獨斷專權、打壓異己這個問題上，董卓亦是另有殊詞的。縱觀史書，董卓只有在兩件大事上「獨斷專行」過：一是廢帝立新；二是遷都長安。廢帝立新的是非功過，我們已經在上邊分析了，這裡不再贅言。遷都長安，是董卓感到關東諸侯的軍事壓力急遽增大，不得已而退回關中背靠隴涼以對抗之。那個時候的京都洛陽，已被關東聯軍三面包抄：東邊，曹操已經帶兵殺到了成皋；北邊，袁紹大軍直逼河內，先鋒王匡已進駐河陽；南邊，袁術和孫堅也打到了魯陽。在這三面受敵的情形下，董卓決定遷都避危，從軍事謀略角度而言，並無多大的謬誤。可以說，他當時的「獨斷專行」，其實是正確的。只不過名門世族集團捨不得在洛陽的既得利益，所以對董卓進行多方抹黑罷了。
除了這兩件大事之外，董卓在用人行政的具體事務上都是竭誠與列位名士大夫友善合作的。《後漢書．王允列傳》裡寫道：
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甚至董卓想在用人提拔上插手施為，也因名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而罷休。《後漢書．王允列傳》裡記載：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絕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眾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
所以，《後漢書．董卓列傳》裡又稱：
（董）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試想，連用人選舉這樣的核心事務，董卓都不得不俯從於名士大夫之公議，他平日裡又能如何「獨斷專權」得起來？
即使是在與董卓本人切身利益相關的重大問題上，他亦從來不是一意孤行的。《後漢書．獻帝紀》裡寫道：
（董）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後世的曹操在晉位魏公之前，也是裝模作樣地諮詢過荀彧的意見。荀彧公開表示反對後，曹操又豈有雅量而容之？還不是明催暗逼，不得魏公而不止？他的「獨斷專行」，可是遠遠勝過董卓了。
第三，在倒行逆施、惡政多多這個問題上，董卓也是不甘「背鍋」的。《後漢書．王允列傳》裡寫了，董卓將「朝政大小，悉委之於王允」。那麼，名士大夫集團的首領──司徒王允，就是董卓的政務代行者。董卓高踞垂拱，極少插手干預過朝廷的具體事務，他又何來的「倒行逆施」？至於「盜墓取財」，他也是拿來充實國庫以為軍用罷了。這種事情，後世的曹操不也幹過？曹操還專門設立了「摸金校尉」這個職位來做吶！
其實，在治國方略上，董卓也是極力向名門世族靠攏的，極力做到以儒為本、以禮法治民的。《三國志．魏書》裡寫：
（董）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
我們再來看出身儒家的晉武帝司馬炎開國施政，也是同樣下令：
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於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己。
這不正與董卓之所為有異曲同工之妙嗎？為何世人對晉武帝此舉便大加讚賞，而對董卓同樣之所為則視而不見？
第四，在縱兵施暴、流毒四方這個問題上，董卓確實是責無旁貸的。這也是他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三國志．魏書．董卓傳》裡寫道（董卓）曾派兵劫掠陽城，「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
（董卓）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
西涼武人集團因粗獷悍猛而致軍紀紊亂，這個責任自然該由董卓來擔負。但平心而論，他雖束下不嚴、擾民不安，但還能將亂軍的危害控制在有限的範圍之內，不至於釀成大規模的暴亂。待他遇刺身亡之後，王允不能收撫西涼武人集團，那時候才真是悍將四起、軍卒橫行、綱紀大亂、民不聊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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