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網路書店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 哲學、宗教 / 美洲哲學 / 杜威（Dewey,J.1859~1952年）

本書以杜威的思想發展歷程為線索，分為青年、中年、晚年三大部分，全面收錄了杜威一生中在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所撰寫的文章與專著。這項浩大的工程為人們重新研究和挖掘杜威豐富的思想內涵提供了更為充足的第一手資料，為將對杜威思想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更高的平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書以杜威的思想發展歷程為線索，分為青年、中年、晚年三大部分，全面收錄了杜威一生中在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所撰寫的文章與專著。這項浩大的工程為人們重新研究和挖掘杜威豐富的思想內涵提供了更為充足的第一手資料，為將對杜威思想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更高的平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書為希克曼教授來北京師範大學所做學術講座內容的合集，全書共分為十二講，分別為：杜威留給二十一世紀的遺產、新舊實用主義：杜威還是羅蒂？、杜威哲學中的實用主義、技術和真理、民主、教育和西方哲學傳統:杜威的激進社會觀、杜威的探究理論、在傳統與改革之間：杜威的教育學的當代意義、代議制民主、參與式民主和社會變革的軌道、古典實用主義、後現代主義與新實用主義、介於哈貝馬斯與羅蒂之間的伯恩斯坦：一種杜威式的重建

本書以約翰·杜威的美學思想作為基本論題，並對其生活藝術化理想的可能性及其依據進行了探討。作者力圖從杜威經驗哲學的內部入手剖析杜威美學思想的基本問題與內在結構，並傾向于把杜威的藝術理想視為其根本哲學精神的表達。本書分為兩個部分，上篇為審美經驗篇，下篇為藝術理論篇。通過對這兩部分的系統闡述，作者不但揭示了杜威的藝術理想與其經驗自然主義思想的內在關聯，而且分析了杜威的藝術理想在美學上的可能性，而這同時也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四卷，為人們提供了約翰·杜威的重要著作——《確定性的尋求：一種知行關係的研究》(The Quest for Certaint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的一個權威版本。 《確定性的尋求》是以杜威於1929年4到5月間在愛丁堡大學所作的吉爾福特講座為基礎而成書的。由蘇格蘭的四所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十卷，它為人們提供了杜威的重要著作――《作為經驗的藝術》(Art as Experience)的一個權威版本。《作為經驗的藝術》是由約翰·杜威於1931年2月至5月在哈佛大學所作的威廉·詹姆斯講座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作為詹姆斯講座的首講者，杜威有機會系統地探討一個他曾經被指責為忽視了的領域。從1931年到1934年，他對十次的演講稿進行了修改和擴充；在這期間，他在與阿爾伯特·C·巴恩斯（A. C. Barnes）的通信中，給出了他創作過程的詳細記錄，他也正是把這本書獻給巴恩斯的。這部著作在1934年出版後得到了熱烈的評論。戴維·懷特·普勞爾（David Wight Prall）稱讚，本書具有非凡的“實際成就的廣度”；在《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中，迪諾·費拉裡（Dino Ferrari）稱之為“對藝術的‘生物學的’方面徹底的、刺激的、輕快的簡潔論證”。歐內斯特·薩瑟蘭·貝茨（Ernest Sutherland Bates）視之為杜威哲學的“王冠”，是“美國所作出的對於美學最為重要的貢獻”；並得出結論說，它將吸引“任何一個關心人類命運勝於自己個人職業的人――任何一個理解藝術與生命的關係的人――任何一個欣賞自己生命最佳瞬間的意義的人”。時至今日，《作為經驗的藝術》仍然在藝術和美學的領域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杜威自己所寫的：“最終只存在著兩種哲學。其中的一種就是，在其所有的不確定、神秘、懷疑以及一知半解中接受生命和經驗，並且把這個經驗轉而加諸自身，以便深化和強化它自己的性質――轉向想像以及藝術。”

許多人認為，《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一書是約翰·杜威成熟的哲學思想的最全面表達，因而也是他受到最廣泛評論和探討的著作。它首次出版於1925年，再版於1926年，並在1929年重新出版時新增了前言，修改了第一章。自1929年之後還有幾個新的版本，並重印了許多次。這表明，它一直是一本激發人們思想的哲學著作。《經驗與自然》共有10章，它包括杜威在兩年時間裡對在卡魯斯講座所作的首次系列講演中的三次演講稿的擴充和發展。一些聽演講的評論家曾經一直期待著這本著作的出版，並在出版之後的短短幾年裡寫了35個評論從1929年杜威出版有新一章的《經驗與自然》，直到1951年他寫下那些最後的導言，在這一段時間裡，他開始認識到，要讓自己對“經驗”這個詞語的使用被別人廣泛地接受和理解是不可能的。就像悉尼·胡克（SidneyHook）在其對本卷的導言中所說：“為了避免誤解，他準備在其長期的哲學生涯的最後拋棄那兩個詞（“經驗”與“形而上學”）。對於“經驗”，他寧願用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來替代。文化標誌著人在哪裡被塑造成為人，從而將人性與動物本性區別開來的東西。”因此，杜威在其1951年新導言的草稿中這樣寫道：“假如我今天來寫（或者重寫）《經驗與自然》，我將用《文化與自然》作為書的標題，並對特別的主題進行適當的修改。我會放棄“經驗”這個術語，因為我越來越認識到，對於實際的效果來說，妨礙我使用“經驗”的理解的那些歷史障礙是不能超越的。我將用“文化”這個術語來替代它。因為就現在它確定的各種含義來說，它能夠全面而直接地傳達我的經驗哲學。”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第十一卷，收錄了杜威在1935―1937年間的所有作品，包括論文、書評、雜文，他擔任莫斯科審判指控列夫·托洛斯基罪行調查委員會主席時發表的聲明，以及《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的權威版本，還有他在弗吉尼亞大學所作的佩基-巴伯系列演講等。本卷的90余篇文章反映了杜威在這一時期處於精力充沛的寫作和演講狀態。他從《邏輯：探究的理論》（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一書中抽取出一些注釋，寫了3篇文章；並討論了查爾斯·S·皮爾士（Charles S. Peirce）、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F. C. S. 席勒(F. C. S. Schiller)、享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伯蘭特·羅素(Bertrand Russell)、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等人的著作。他的有關教育的一系列散論，發表在《社會前沿》雜誌的“約翰·杜威專欄”上；在這些散論中，他捍衛學術自由，加入傳統教育與進步教育的爭論，批評羅伯特·M· 哈欽斯(Robert M. Hutchins)提出的返回古典教育的主張，評價霍拉斯·曼(Hrace Mann)的貢獻，勸告教師積極參與社會和勞工運動。杜威寫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來分析、批評自由主義。當他的頗有爭議的《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出版時，霍拉斯·M· 卡倫（Horace M. Kallen）在提出”做一個自由主義者是否仍有可能”這一問題之後寫道，杜威“在他所屬時代的條件下、用他所屬時代的語言重新陳述了傑斐遜(Jefferson)在所屬時代的條件下用所屬時代的語言公佈的《獨立宣言》”。莫斯科缺席審判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西道夫，指控他們反對蘇聯，這一事件激起了抗議風暴。為列夫·托洛茨基辯護的美國委員會建立了一個公正的國際調查委員會。此時，杜威已屆77歲高齡，正在完成《邏輯：探究的理論》的撰寫工作。儘管杜威在意識形態上不同於托洛茨基，但他還是同意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雖然家庭和朋友為杜威著想而反對他承擔這項工作，杜威還是在墨西哥主持了對托洛茨基的訊問，並在《真

本卷為《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第六卷。杜威在1931-1932兩年間的著作，除他與詹姆斯 ∙ H ∙ 塔夫茨合著並收錄於第七卷的《倫理學》之外，均收錄於本卷中。本卷為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本卷收錄的86篇文章大多反映出了1931和1932年大蕭條造成的一系列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對約翰 • 杜威和美國人民產生的影響。這些影響甚至在杜威的哲學著述中也有所體現。他的論文《人性》概述了這一術語在人類歷史過程中賦有的意義，表達了這樣的信念：“那些斷言人性基本不變和相信人性具有極大可改造性的人們之間發生的爭論，主要正是圍繞著戰爭前景和受利益驅動的競爭性資本主義的未來問題展開的。”這一信念決定了杜威所持的戰爭非法化立場，也影響到了他對赫伯特 ∙ 胡佛和富蘭克林 ∙ D ∙ 羅斯福大蕭條期間採用經濟措施持有的看法。西德尼 ∙ 拉特納在本書序言中寫道，《人性》一文是哲學分析的一個“出色樣本“，它顯示出杜威如何用他的大量思想充實了歷史學和人類學的學科研究。大蕭條對教育的方方面面造成了衝擊，杜威通過撰文演講討論了美國教育的主要問題。拉特納特別提到了《擺脫教育困惑的出路》一文，該文談到了致力學術研究或職業訓練的學校課程的相對地位，可以把它看作是這時期杜威發表的一份有關教育問題的重要聲明。在1931年所做的題為“美國的教育：過去和未來”的全國廣播講話中，杜威為當時的教育問題呈示了歷史的背景，他在其中總結道：“當我們整個教育體制真正實現了民主的理想，它們就會再次成為我們國家生活的現實。”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八卷，收錄了論文、評論以及《我們如何思維：重述反思性思維對教育過程的關係》在1933年的權威版本。杜威撰寫於1933年的其他作品都收入在第九卷中。本卷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1933年，杜威擴充修訂了1910年版的《我們如何思維》，特別是邏輯部分。他寫道，希望他的修改“增加了該書的清晰性和可讀性”。許多評論者稱讚這個修訂本很好地回應了教師和邏輯學家的批評。伊薩多·斯塔爾（Isidore Starr）在1970年的回憶中評論道，越來越多的教師受到這個修訂本的吸引和影響。他最後總結道：“我們每個人都非常容易從循規蹈矩走到頑固不化。對這種根深蒂固的毒害的最好解藥，就是要定期朝拜一下杜威的經典。”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在導言中考察了杜威與他的各種讀者的關係以及他的“反思性思維”的發展，仔細分析了貫穿整部著作的“某種無法避免的緊張關係”，“這就是把這位哲學家想像為一個社會活動家，他關心著通過不斷批評當下實踐和機制的恰當性而保持改革精神的活力，以及把這位哲學家想像成一個政治上中立的理論家，一個在諸如邏輯規則、科學性質或思想性質等特殊的哲學問題方面的專家和權威”。《教育前沿》是由威廉姆·海德·基爾帕特裡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k）主編的文集，也是作為全國高校教育學科教師學會的年刊出版，是對背離了傳統理論的進步分子所導致的大蕭條的回應。悉尼·胡克（Sydney Hook）在1933年把這描述為“提供了一種社會經濟分析”，“捍衛了一種作為直接社會行動基礎的實驗哲學”。羅蒂指出，杜威與約翰·查爾茲（John L. Childs）合寫的兩章“非常大膽地要求體現在《我們如何思維》中的教育哲學可以被算作改變美國體制的特徵”。本卷還包括了杜威為《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所寫的文章《邏輯》、《戰爭非法化》和《哲學》，以及為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觀念的冒險》、馬丁·舒茨(Martin Schutze))的《文學和藝術領域中的學術幻覺》、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Rexford G.Tugwell)的《工業規律和管理藝術》等書所寫的書評。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十七卷，也即《杜威全集》的最後一卷，收錄了未曾被收錄此前各卷的杜威作品。本卷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悉尼·胡克（Sidey Hook）在本卷的導言《約翰·杜威思想的時代關切》(The Releyance of John Dewey s Thought)中指出：“當我說起約翰·杜威思想的時代關切的時候，我側重的不是歷史關頭的危機狀況，而是人的處境；人在選擇合意的生活道路的時候，只要對自己的行動有所反思、有所審視，他就會遭遇到種種問題和困惑，關於戰爭與和平，關於好的時代與壞的時代。約翰·杜威的成年生涯跨越了四分之三個世紀；對於那個時期湧現出來的種種話題，他寫下了數以百萬計的文字。”本卷來源多樣，涵蓋了杜威成年生涯的大部分，其中最早的文章發表於1885年；最晚的文章發表於1953年，在杜威去世以後。杜威在他的一生中作過無數次演講。本卷中，七篇發表過的以及數篇未曾發表的演講稿，顯示出他那寬闊的視野和廣博的遊歷。1928年，杜威和一群教育家組團訪問了蘇聯，旨在調查事實。回國以後，杜威在芝加哥大學作了演講，描述了他對俄羅斯的印象以及“俄國學校體系”。他評論說“他們的未來是一個非常非常偉大的未來……我真的相信，這兩個民族――至少是老式的美國人、先鋒的美國人――在很多方面的類型和性情，比起當前世界的任何兩個其他國家來，都要更為相似。”1901年在楊百翰大學所作的十次教育學講座曾經在當地發表過，但之前未被收入杜威的文集。之前未曾發表的作品包括《倫理學中的歷史方法》（The Historical Method in Ethics）一文,它表現了杜威早先的論點：假如我們能夠像研究科學中的事實那樣聯繫行為來研究和“操作、信念與觀念”相關的事實，那麼，“道德的科學”是可能的；在《科學與哲學的一些聯繫》（Some connexion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這篇文章中，上述進路得到了進一步的展開。《哲學的未來》（The Future of Philosophy）這篇文章簡潔地表現了杜威晚年的看法：“哲學的事情跟存在於人類和他的世界之間的關係有關，就兩者都受到文化的影響而言。”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的第三卷，收錄了杜威寫於1927-1928年的所有文字，除了收錄于《杜威晚期著作》第二卷中的《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戴維·西多爾斯基（David Sidorsky）在介紹的開頭這樣寫道：“本卷所收的哲學論文、書評、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分析和政治評論反映了它們所發表年代（1927年和1928年）的美國文化潮流，隨後的大蕭條和變化的歐美關係深刻地轉變了美國思想生活的諸多方面。” 這些文章寫于杜威哲學思考的兩個里程碑之間，也就是1925年的《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和1929年的《確定性的尋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正如西多爾斯基所說的，這些文章“大體上反映了他的兩大哲學興趣：在某種意義上回溯性地捍衛自然主義形而上學，向前為一種經驗主義倫理學正名並把它運用於實際。” 這一卷的其它亮點還包括喬治·桑塔亞那和杜威就後者的《經驗與自然》所展開的交流，對桑柯－凡澤迪案件的不公正審判的激烈譴責，以及杜威於1928年夏天赴蘇俄旅行之後寫給《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六篇見聞。

本卷為《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卷，收錄了除《確定性的尋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之外杜威撰寫於1929―1930年間的所有作品。本卷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在本書導言中，保羅·庫爾茨（Paul Kurtz）稱杜威“正處於創造力和影響力的巔峰”。這一形容頗為貼切：1929年，杜威已是七十歲高齡，卻仍在1929-1930兩年間出版了四本專著和五十篇涉及哲學、教育、政治以及社會問題的文章。在本書所收錄的哲學論文中，《人文主義之我見》(What Humanism Means To Me)和《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兩篇文章表明了杜威對人類潛力與智慧的信念，另外兩篇文章則記錄了杜威與歐內斯特·內格爾（Ernest Nagel）、威廉·歐內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C. I. 劉易斯(C. I. Lewis)、 F. J. E. 伍德布裡奇(F.J.E.Woodbridge)在《哲學雜誌》(Journal of Philosophy)上的熱烈討論。《從絕對主義到實驗主義》(From Absolutism to Experimentalism)一文是杜威難得一見的自傳性文章，文中有一段話也許能夠幫助我們瞭解杜威日益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的動因：“總的來說，人和情境對我的影響要多於書本對我的影響。這並不是說我沒有從哲學書籍中學到很多知識，而是說，與一些親身經歷的、迫使我思考、思索的事物相比，我從哲學書籍中學到的東西是技術性的。”《新舊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Old and New）系列文章首次刊登於1929-1930年的《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上。在這些文章中，杜威探討了在一個不斷變化社會中“失落”的個人的問題，個人“陷入了龐大的複雜關係網之中”，只有“聯繫現在……根據有意識選擇的可能性努力改變條件”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本書內容表明了杜威日益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同時也證明了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在《關於約翰·杜威的對話》(Dialogue on John Dewey)中對杜威的形容是正確的：“他是我所認識的哲學家中最喜歡非學術氛圍的哲學家。”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七卷。它提供了杜威和塔夫茨（James H.Tufts）於1932年撰寫的《倫理學》(Ethics)一書的權威版本，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版本。亞伯拉罕•埃德爾（Abraham Edel）和伊麗莎白•弗勞爾（Elizabeth Flower）在他們的導言中指出：杜威的倫理學以其“關注具體、關注變化、關注融入可利用的最佳知識、關注倫理學理論的啟蒙作用、關注對創新思想和智慧的召喚”，和20世紀80年代“剛好相關”。杜威和塔夫茨在前言中說：“在一個戰爭可能摧毀任何國家或個人生命、財富和不安全結伴同行、階級依然分化而宗教卻不再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的世界裡，對研究和反思的需求變得愈加明顯。”儘管某些人擔心道德理想和標準的消失，但這兩位作者滿懷信心地總結道：“道德生活深深地紮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之中，不可能喪失或被拋棄。”因此，倫理科學的任務是：“發現道德生活的規律和原則，從而使其進步更快、更自由、更可靠，也更理智。”1908年版和1932年版的《倫理學》都很受歡迎，並被廣泛地用作教材。儘管本卷保留了早期著作的書名和總體計劃，但它針對的是當代的問題，是和24年間的巨大變化相對應的主題。作者聲明，他們的目的是要“引入細緻的深思熟慮和展望個體行為和社會政策的充分意義”。在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之後，作者分析了現代工業社會面臨的問題，根據伍德伯恩（A. S. Woodburne）所說，要“公正地面對現代文明的道德問題”，他們主張，倫理學必須經常關注日常生活中不斷變化的問題。

本書以“實踐”概念為主線，通過研究杜威對功能實踐的哲學解說，指出了功能實踐與道德生活的可能性，詮釋了杜威所開拓的這條將自然滿足和道德之善、技術性實踐與道德性實踐相結合的道德哲學之路在現實生活中把人的道德性成長推向了前進。這既有助於消解現代高技術不道德現象，也有助於提升個體的實踐品格及道德素養，為人們展現了成於人之特殊功能實踐的道德哲學對人獲得好生活的可能圖景。

本書是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關于自由與文化關系的專著。本書是根據美國紐約帕特南之子出版公司的版本翻譯而來

本書以杜威的思想發展歷程為線索，分為青年、中年、晚年三大部分，全面收錄了杜威一生中在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所撰寫的文章與專著。這項浩大的工程為人們重新研究和挖掘杜威豐富的思想內涵提供了更為充足的第一手資料，為將對杜威思想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更高的平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書以杜威的思想發展歷程為線索，分為青年、中年、晚年三大部分，全面收錄了杜威一生中在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所撰寫的文章與專著。這項浩大的工程為人們重新研究和挖掘杜威豐富的思想內涵提供了更為充足的第一手資料，為將對杜威思想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更高的平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書以杜威的思想發展歷程為線索，分為青年、中年、晚年三大部分，全面收錄了杜威一生中在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所撰寫的文章與專著。這項浩大的工程為人們重新研究和挖掘杜威豐富的思想內涵提供了更為充足的第一手資料，為將對杜威思想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更高的平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