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明香港史（第三版）

ISBN13：9789620440168
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
作者：劉蜀永主編
裝訂／頁數：平裝／488頁
出版日：2019/01/01
適性閱讀分級：673
關鍵字：簡明香港史（第三版）、簡明、香港、香港史、港史、三版、中國方隅史、香港三聯書店、劉蜀永、主編、香港出版品、歷史地理、中國史地、

中文圖書分類：中國方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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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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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全面、系統、權威的香港史中文著作
涵蓋史前至1997年的香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
- 將香港歷史的真實面貌告訴讀者
- 適合學界及普羅大眾閱讀
- 入選香港立法會圖書館香港歷史精選書目
- 可作為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和獨立專題探究的參考用書

本書由著名香港史專家劉蜀永教授主編，在2009年的版本基礎上重新審定了文獻引用出處，進行了多處補充和修訂，令全書條理清晰、考證詳實、簡明易懂。

作者簡介

劉蜀永教授（1941-），香港史專家、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香港通志》副主編、嶺南大學榮譽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主編、獨著或合著的著作有《十九世紀的香港》、《二十世紀的香港》、《二十世紀的香港經濟》、《簡明香港史》、《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的歷史》、《香港歷史雜談》、《香港史話》、《香港歷史圖說》、《中國概況•香港》、《割佔九龍》、《一枝一葉總關情》、《侯寶璋家族史》、《〈新安縣志〉香港史料選》、《香港地區史研究之四──屯門》、《蓮麻坑村志》、《揭開淇澳歷史之謎》、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香港歷史概要》）等。

書摘/試閱

第六章 十九世紀文化教育

第一節 中西文化交流

香港與中國內地緊密相連，地處中西交通要衝。英國佔領香港之後，該地處於外國殖民統治之下，但華人佔人口大多數。這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社會條件使其逐漸成為中西文化彙聚、交流和輻射的中心。本書僅以理雅各、洪仁玕、容閎、王韜、何啟、胡禮垣等歷史人物的事跡為例，說明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佔的地位。

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年生於蘇格蘭亨特利鎮。1840年1月作為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抵達馬六甲，任英華書院校長。從此時起，他即開始研究中國經典。1843年英華書院遷往香港以後，理雅各逐漸萌發了翻譯中國典籍的意念。1856年他首次同友人談起此事。1858年的廣州之行更堅定了他的信念。他參觀了廣東貢院，發現該院至少有7,242間大小房間供考生使用。他感慨萬分地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重視學習。某些可能具有高尚品格的民族，如亞述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以及近代某些帝國，都經歷了興起、鼎盛和衰敗的過程，但中華帝國及其四億居民卻一直屹立在那裏，原因何在？十分清楚，中國人可能信奉某種威力無比的社會準則和道德準則。他看出，古書格言對中國人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的影響達到了聞所未聞的地步。欲瞭解中華民族，就應該瞭解其經典著作。

理雅各首先着手翻譯的是《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1861年《四書》英譯本在香港出版，稱為《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一、二卷。該譯本採用中英文對照形式，並有英文註釋。接着他翻譯的《中國經典》第三卷（《書經》及《竹書紀年》）、第四卷（《詩經》）、第五卷（《春秋左傳》）於1865年、1871年、1872年陸續在香港問世。他在香港所譯的《易經》與《禮記》亦於1882年和1885年在倫敦出版。至此《四書》、《五經》全部譯為英文出版。從十六世紀末開始，東來的外國傳教士對中國經典已陸續有所譯述，但將《四書》、《五經》完整地譯為英文介紹給西方世界的，除理雅各外，別無他人。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對於豐富人類文化寶庫，對於加深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理解，作出了重大貢獻。

《資政新篇》與香港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提出的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施政綱領《資政新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在政治方面，他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他主張設新聞官實行輿論監督，設「暗櫃」瞭解民意。在經濟方面，他提出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具體設想，主張製造火車、輪船、各種器皿，鼓勵開礦，興辦銀行，開辦郵局。他還主張「准富者請人僱工，不得買奴」，即提倡僱傭勞動，反對人身依附，為發展資本主義提供自由勞動力。在文化教育、風俗習慣方面，他主張開設醫院、學校，嚴禁鴉片，除九流墮民，反對溺嬰、修齋建醮、陰陽八煞和買賣人口等。在外交方面，他主張與外國通商，在平等的基礎上友好往來。在向西方學習、探索救國救民方案方面，在鴉片戰爭期間的思想家和後來的改良主義思想家之間，洪仁玕發揮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在當時的中國內地沒有其產生的可靠經濟基礎和思想基礎，它主要是在香港醞釀成熟的，是從香港移植到中國內地的思想之花。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一位農民知識份子。1851年金田起義以後，他幾次投奔太平軍皆未成功。為逃避清政府迫害，他於1852年和1853年兩次短期到香港滯留。1854年秋，他回到香港，認識了倫敦傳道會的理雅各。1855—1858年，他受聘為該會傳道士和輔導教士（Catechist）。此次他在香港連續居留達四年之久，直至1858年秋才離港前往南京。洪仁玕抱着輔佐洪秀全和改變中國面貌的明確目標，在香港如飢似渴地學習西方文化。除了研究神學，他還努力學習地理、世界歷史、醫學等世俗學科，對西方政治體制有深刻瞭解。《洪仁玕自述別錄之一》寫道：「我想學了本事，將來輔佐他（洪秀全），就回廣東，到香港洋人館內教書，學天文地理歷數醫道，盡皆通曉。洋人知道是老天王之弟，另眼相待。住香港四年，故與各頭目多半相識。其國中體制情偽，我亦盡知。」1850年代的香港社會既是一個充滿民族壓迫的殖民地社會，又是一個採取了某些資本主義管理方式的新型社會。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提出的主張，除了書本知識和外國傳教士言談的影響，與他耳聞目睹的香港社會現實亦有密切聯繫。

容閎組織幼童出國留學

容閎（1828—1912年），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人。1842年11月1日，位於澳門的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容閎是隨校遷移的11名學生之一。據校長勃朗（S. R. Brown）的報告，該校遷港後開設的課程有英國歷史、世界自然地理、力學、數學、英語閱讀、作文、中國典籍等。容閎在香港馬禮遜學校讀書達四年之久。馬禮遜學校的學習生活使容閎學到了西學的初步知識，具備了一定的英語基礎，為出國深造創造了條件。1854年，他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成為第一個畢業於美國一流大學的中國學生。

系統接受西方教育並未妨礙容閎成為時刻關心祖國命運的愛國者。他腦海中很早就萌生了「教育救國」的思想。他說：「在大學最後一年結束前，我已經勾畫出自己未來事業的草圖。我確信：中國成長中的一代應該享受我享受過的良好教育，通過西方教育，使中國得以復興，文明強大起來。」他在《西學東漸記》的序言中說得更加明確：「制定派遣留學生的計劃是我對中國永恆熱愛的體現，也是我心目中改革和復興中國最切實可行的辦法。」

容閎從美國學成歸國後，不斷尋找機會實現其「教育救國」的理想。1868年容閎通過江蘇巡撫丁日昌向清政府遞交條陳，提出選派幼童出國留學等建議，但未被採納。1870年，他通過丁日昌向曾國藩重提派遣留學生計劃。次年，曾國藩與李鴻章就此事聯名上奏，得到清政府批准。容閎首先在上海設立出國預備學校。因所招第一批學生名額未滿，容閎曾親自前往香港，從官立學校中，招收了一些聰明伶俐、中英文略有根底的學生。1872—1875年，前後四批120名幼童按預定計劃全部送往美國留學。容閎出任留學事務所副監督，親自前往美國主持留學事務。為了替留學生教育提供方便，為了防止清政府從當時的留學生政策向後倒退，容閎建議清政府在美國修築了永久性的留學事務所大樓。容閎一面肩負着繁重的日常事務，一面還要同其他頑固守舊的留學監督周旋，為留學活動的順利發展，在美國含辛茹苦、艱苦奮鬥達九年之久。

首批幼童出國留學是開創性的事業，是大規模直接向西方學習的運動，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壯舉。此事對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

王韜與香港

王韜（1828—1897年），原名王利賓，蘇州甫里人。1862年，他涉嫌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將領劉肇鈞，被清政府下令緝拿。他被迫乘船逃往香港。此後，他改名王韜，字仲弢，號紫銓，別號弢園老人、天南遁叟等。

王韜到達香港時，香港開埠已二十餘年，後來他在香港居住的時間也將近二十年。他對開埠數十年間香港社會面貌的變化有多處記述和評論。

王韜在香港居留的頭幾年，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1867年理雅各返英省親，當年冬天來函邀請王韜赴英繼續助譯。王韜因此有機會在理雅各故鄉居住兩年。在此期間，他先後訪問過英國的倫敦、愛丁堡、亞伯丁、丹迪、格拉斯哥和法國的巴黎、馬塞、里昂等地。訪問過程中，英、法等國製造器物之「精微」，鐵路、電話之「利捷」，專利法之「良善」，稅法之「周詳」，對「實學」（天文、地理、電學、熱學、氣學、光學、化學等）之重視，以及決定「大政重務」的集議院（即議會）等，皆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英、法等國的實地考察使王韜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認識更加深入，心神嚮往，仰慕不止。

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此後十年間，他在該報撰寫大量政論文章，宣傳政治改良的主張。王韜在受西方影響較深的香港生活近二十年，又曾親往英、法等西方國家考察。與同時代其他中國知識份子相比，他對世界大勢的觀察與理解要深刻得多，變法自強的要求也強烈得多。他急切地說：「至今日而欲辦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製作之樞紐。捨此，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則以輪船；中西同有車，而彼則有火車；中西同有驛遞,而彼則以電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槍炮獨精；中西同有備禦，而彼之炮台水雷獨擅其勝；中西同有陸兵水師，而彼之兵法獨長。其他則彼之所考察，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講求，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僂指數。設我中國至此時而不一變，安能埒於歐洲諸大國，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他軍事、教育、法律等方面對封建制度進行變革。他鼓吹發展工商業，提倡開採鐵、煤、五金礦產，發展機器紡織業，興築鐵路，主張「令民間自立公司」，發展輪船運輸業，還主張撤銷令「商民交病」的厘金。在政治制度方面，王韜推崇「君民共主」（君主立憲），即「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者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於遠近。」王韜的君主立憲思想在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下，具有反對封建專制的進步意義。

何啟、胡禮垣的改良主義思想

何啟、胡禮垣是香港本地西式學校培養的優秀人材。他們合作撰寫的政論著作對中國社會的變革提出了系統、詳盡的主張。他們的改良主義思想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

何啟（1859—1914年），1859年3月21日生於香港，11歲時進香港中央書院就讀。1872年13歲時，何啟被送往英國讀書。1879年獲亞伯丁大學內科學士、外科碩士學位。1882年1月他又在林肯法律學院取得大律師資格。1882年初何啟返回香港後，他曾經短期私人開業行醫，後被香港高等法院接納為大律師，1890年他又被任命為立法局議員。

胡禮垣（1847—1916年），香港中央書院最早的學生之一。1872年畢業後，他曾留校任教兩年，此後他成為航運業商人，但仍熱衷於文字工作。

1887年2月8日，香港《德臣西報》以《曾侯論中國》為題，轉載了卸任清朝駐英、俄使臣曾紀澤發表在《亞洲評論季刊》的論文《中國先睡後醒論》。曾紀澤竭力掩飾當時中國積弱的真相，鼓吹「先須國勢強盛，藩籬鞏固，外侮既絕，方可內修國政」，認為興修鐵路和政令改革等當時皆不認為中國應該變革的有取士、練兵、學校、律例等方面，即主張從人事、可言。此文在香港和歐洲引起了廣泛注意。1887年2月16日的《德臣西報》上，何啟採用筆名「華士」（Sinensis），在致該報編輯的長信中，批駁了曾紀澤的觀點。接着胡禮垣將該信譯為中文，並加以增補潤色，發表於同年5月11日的《華字日報》上，該文即《曾論書後》。這是何啟、胡禮垣二人合作撰寫政論著作，關心中國社會變革的開端。

繼《曾論書後》之後，何啟、胡禮垣又合作撰寫了一系列政論文章，包括《新政論議》、《新政始基》、《康說書後》、《新政安行》、《勸學篇書後》、《新政變通》等。這些專文寫就之後，當時即登諸日報，或排印成冊，後又彙編為《新政真詮》出版，從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義的主張。

何啟、胡禮垣認為：「國家之敗，其端不一，莫不由於官府之邪。」因而他們呼籲從改革吏治入手，革新政治。他們建議「擇百揆協同寅」，選擇官吏應選擇「平日同志之人」，把是否贊成變法新政作為官員去留的政治標準。他們主張「厚官祿以清賄賂」。在厚給俸祿的條件下，「文官武員有受及民間一錢一物，或擅支國庫一厘一毫者，立行革職，永不再用，恩俸盡削」。

在國家權力結構的改革方面，何啟、胡禮垣主張「行選舉，以同好惡，設議院，以佈公平」。何啟、胡禮垣鼓吹在中國實行選舉，開設議院，其理論基礎是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他們稱之為「民權」思想。他們反復強調民權的極端重要性，提出「民權在，其國在；民權亡，則其國亡」的口號。何啟、胡禮垣熱烈而執着地鼓吹與封建專制思想針鋒相對的民權思想，在當時的改良主義思想家中是罕見的。

在經濟方面，何啟、胡禮垣提出了許多促進工商業發展的建議。他們提議國內省、府、州、縣俱設鐵路，並糾合公司購建輪船以興商務。興辦這兩件事，應採用民間集股辦公司的辦法，並由政府提供種種優惠條件。對機器製造業、採礦冶金業、農林牧漁業等，也應鼓勵人們採用西方的經營手法。

在文化教育方面，何啟、胡禮垣提出「宏學校以育真才」，「宏日報以廣言路」等主張。

何啟、胡禮垣看出列強企圖瓜分中國的險峻局面，故力倡變法自全、對抗外來侵略。1898年春，何啟在《新政始基》序言中痛切地寫道：「方今中國東三省以及山東、雲南、廣西、廣東鐵路礦務之權利，旅順口、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水道門戶之險要，俱已歸於外人。中國苟猶有必欲自全之心，則此篇之說或有可採焉爾。」他們指責清政府舉借洋款為「誤國之謀」，還堅決反對外國人把持中國海關和用關稅充作借款擔保。

何啟、胡禮垣的政論著作是香港愛國知識份子運用西方比較先進的政治、經濟思想解決中國社會弊病的嘗試，對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發揮過積極作用。康有為及其弟子曾經如飢似渴地閱讀這些書籍。何啟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的老師。孫中山後來對傅秉常說：他曾「受惠於何啟之教」。可見何啟、胡禮垣的思想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也產生過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