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筆的人哪──代 序
一九八六年春,彰化縣海濱線西鄉的海風如此狂烈,吹襲過鄉村曲折的道路。年輕人都已離鄉謀生的村子只剩下老人穿著黑厚的老毛料大衣在曬下午的陽光,瑟縮地抽紙菸。這樣的小村竟是捲動啟「反杜邦運動」的民間力量來源嗎?我行過街道時反覆地自問著。
「年輊人,你們拿筆的是能寫的。」一個老人坐在廟裡,呷著泡得無味的烏龍茶,在講完老人對故鄉的情感與反對毒物工廠來到家鄉後,語重心長的說:「上面的人聽不到我們的心聲,只有靠你們拿筆的幫我們講話。你也知道,我們是拿鋤頭的,有話說不出來,拿筆的人要幫拿鋤頭的講話啊!」
「阿伯……。」我無言地垂首,不知道能否擔得超這一生的重負。
流浪採訪的行程彷彿是一場不斷加重背負的登山之旅。在高雄市,一個丈夫可能死於幅射傷害的寡婦流著眼淚,她在拒絕我的採訪一次後,終因感於我的誠懇而接受,但一談起來就流下淚:「不是我想拒絕你,而是一談起就傷心,丈夫死了這麼久了,我也跟核三廠陳情了,但是有什縻用?沒有下文。我的心也死了,以後只希望好好過日子,你寫出來也一樣,他們不會理我,只有我自己看一次就哭一次,傷心哪!」
在發生漁民被扣在菲律賓的臺東阿美族家鄉、在高雄拆船廠的鋼鐵叢林中、在礦坑濕潮灰佈的黑暗地底下,這種對「拿筆者」的叮嚀反覆出現。而我難過的根源卻在於:報導也寫了,批評也寫了,但又真能改變他們的命運嗎?怎縻樣才能改變呢?
現在我終於明白這背負將跟隨自己一生,它彷彿是來自家鄉與土地的叮囑,也是一種力量的源頭,在自己寫作評論及報導但並無實質幫助或改變什麼,因而變得非常疲倦無力時,這叮囑是唯一支撐的力量。雖然無力於立即的改變,但開墾的鋤頭多了,荒地或可能變成良田吧!
欲要改變命運的軌道就必得先了解軌道的規律,那是我在一九八六年初對自己許下的諾言。而改變總體命運的路無非兩條:改革或者革命。
革命是一次全盤的否定,推倒一切不義者、推翻現有政權,重新建立政權,塑造一個理想,建構新的秩序與正義。然而,革命後的政權仍不能免於舊社會模式的影響,以致於極易流為獨裁專制,距離理想還是非常遙遠。何況,革命有其社會條件及武力基礎,它是改天換地的過程,是赤裸裸的流血的鬥爭。臺灣是這樣的社會嗎?
改革則是肯定中的否定,是改造的複雜工程,一如都巿更新計劃,只能逐步進行翻修,一條街、一個社區的改,它令人不耐,令人無奈,令人心急如焚且衝突頻生。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間,黨禁、報禁、戒嚴等強大社會控制下,美麗島事件後發展起來的政治力幾乎找不到出口,再加上江南案、陳文成案等事件,更令心存改革者陷入於失望之中而有著革命的幻想。革命的悲壯、激情、悲劇、毀滅、重生等感性形象,吸引著年輕心靈的投入,但何謂革命,何種條件才能區分應該改革或者革命,卻是當時鮮少被理性地加以探討的課題。更為重要的是:無論革命或者改革,都是為了「人民」;但人民到底要什縻呢?是改地換天的革命,還是安定中的改革呢?就這樣我開始了長達三年之久的流浪採訪的旅程,為的就是尋找一個問題的答案:人民到底要什麼?
當歷史轉捩點來臨時,生活於其間的人們常是不自知地捲動於浪濤之中,身不由己地任其浮沉,而即使是自覺地身處其中,亦不見得能改變歷史的巨變,個體生命只能知其渺小而盡其棉薄之力而已。
臺灣面積這麼小,要仔細地進入底層了解真正脈動卻需要較長的時間,約莫那麼三年時間的採訪對我的個人生命而言,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從大歷史的觀點來看,從一九八六到九○年的這五年間,也正是臺灣命運的轉捩點,這段歷史在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未來這種社會結構旦變一俟轉型完成,亦將不再來臨了。
此次歷史巨變的根源在於:原本以農業生產為主體的生產方式,夾雜著手工小生產者、販售者等的農業時代,早巳因臺灣的工業化(準確的說是依賴性發展)而轉型進入工業社會,從生產的各種指數都可見出經濟上的發展已然完成,但是這種生產力的發展無法與生產關係相適應。而生產關係包括著政治、經濟管理等等。「有著流通於世界的商品,卻保留最傳統的權力結構」是臺灣社會的寫照。民間所形成的自主力量早已不是傳統的、農業時代的社會控制模式所能掌握,但政治結構卻維持古老強控制模式。一個社會的穩定在於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平衡發展並互為穩定支撐力量,但臺灣則是經濟與政治矛盾,互相衝突。如此則經濟結構轉變後的
民間力量自然會要求政治之改革,以期改變權力結構,改變社會管理方法,改變經濟之政策。它是民間與官方的衡突,也是經濟與政治的衡突。政治結構如果無法作相應之轉變而採維護既有體系之高壓模式,則民間的經濟力與政治力將變成衡突、動盪的禍源。
一九八六年至九○年的五年間,發展於民間的力量計有:在政治上,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開放報禁、國會全面改選、司法「送終」、開放赴大陸探親等等;在經濟上,沒有出路的游資導致大家樂賭風、股市狂飆、房地產飛漲、地下投資公司非法吸金、中小企業相繼倒閉出走等等;在社會上,勞工運動、農民運動、環保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等等群眾運動興起。街頭,變成民間發表意見、要回人權的戰場。警民衝突頻頻發生,立法院、國民黨中央黨部屢屢被包圍。
結構性矛盾,唯有靠結構性改造才能免於「革命」之路。在這段時期裡,蔣經國在去世前的結構性佈局是值得矚目的,最重要的是;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前二者是啟動政權轉移的民主化之起步,而開放大陸探親則啟動了兩岸觀光、經貿投資、文化學術交流的開端。這三者實則是臺灣走出悶局,使游資流動溢出而赴別處尋找生機,使小島不再自陷孤立的前瞻性做法。尤以探親後兩岸關係的緩和和平發展,更使臺灣的生存能擺脫陰影,走向世界。
改革也緩和了社會的動盪與衡突,讓臺灣免於走上「革命」的悲劇之路。站在較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這些社會衡突與其形成的壓力迫使國民黨讓步改革,表面上是國民黨、民進黨、民間社會力量在這段時期裡為衡突而付出無數代價,乃至於整個臺灣社會為這亂象而損失甚鉅。然而恰恰是這些衡突在形塑一個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社會結構,使之改造完成。
衝突使久蓄的社會力找到出口,衡突使國民黨讓出集中的權力,衡突也使得臺灣的各種問題浮現,公開討論,進而使改革成為可能。這段歷史時期的可貴在於經由這些考驗(衝突是一個社會穩定與否的考驗),證明了臺灣社會有其穩定性,而唯有在改革之中才能找到出路。
在我個人所採訪的機場事件、社會運動的街頭群眾運動之中,確也未曾遇見過真正的「革命者」。勞工運動只是要索回其失去的人權,農民要索回在「以農養工」時期所損失的生存權,環保運動則是對既有污染的抗議與行動,它與「革命」之「推倒」,還有大段距離。是的,從宏觀歷史來看,正是這正與負的力量在共同完成中國的社會結構之巨變。
社會結構轉變之力源既是來自民間,則其意識自然無法自外於歷史的束縛,因而民間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常常帶有受統治者所教育過的烙印。而歷史之轉變既是要改變政治,則政治權力結構為要適應多元化社會的力量反映,亦非分裂、解體、重組不可。
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應視為反映社會多元力量的產物。它的分裂與解體是使黨內民主化成為可能的必要過程。然而,國民黨權力衝突的解決模式仍無法免於舊的包袱,它祈靈於舊結構。以總統選舉為例,八大老的出面協商就是典型的反映。進行改革而祈靈於舊結構所顯現的是:在延續性的歷史中,力量的轉變與意識形態的轉變絕非一蹴可及,而是不斷衝突及改造的過程。
即使臺灣民間也一樣。舊的意識形態依舊無所不在。以現實為例,主導股票巿場的可能是祈靈於紫微斗數或「三太子的顯靈指引」,主導大家樂明牌的可能是荒墳野鬼,主導政治人物的可能是《聖經》或命相風水。所謂改革與革命都無法在「改造」時完成意識形態的同時性工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欲完成的意識形態大革命,竟是植根於封建傳統的個人崇拜與各種手段。這種意識形態的延續性會遺留多久以及在何種領域顯現需要更為詳細、細緻的研究,但可以確定的是:它不會立即完成。也正是這樣的「強人統治下的意識形態包袱」使得郝柏村的聲望能夠上昇,並且未導致倒閣。然而,可以預見的則是:這樣的社會基礎將隨臺灣的民主化而愈來愈少。
「解體」並不意味著崩潰,而是一元化的控制系統解體而呈獨立發展,或納入制度性的、可監督的管理之下。因而它是一個過程,唯有解體並重組過後,社會才可能穩定。這是我在一九八七年出版《強控制解體》一書中所提出來的想法,希望籍此解釋臺灣現象。其中包括社會控制的各種「強控制系統」的部份(如人二室、教官制、電檢制、電視控制、軍事制度等等),都應該解體,始能成為制度性的、可監督的一環。
八八年初,蔣經國的去世加速了此一「解體」的發生。國民黨內、國會派系、地方派系、黨政軍系統等等都因權力中心的喪失而進行解體重組。許多人憂心忡忡地視此種分裂解體將使國家陷入於內亂而遭致外患,但我認為這反而是好事,國民黨若不解體重組,黨內民主難以達致,黨內不民主則專制依舊可能再起,因而解體恰恰是黨內制衡的必要。
同樣的解體分裂現象在政治、經濟、社會中發生。農民運動使農會的一元化系統分裂,勞工運動使工會系統分為體制派與反體制派,環保運動使環保署的正統備受壓力,學生運動使校方及舊有學生會面臨改造,教師人權促進會使正統教師組織備受質難,民間人權團體則使中國人權協會遭遇挑戰……。即使是某一些民間團體內亦有派系,統獨之分常常存在,激進與溫和亦常爭執,但總體而言,並未有任一團體因解體而崩潰。解體,並在其中學習重組之道,畢竟是一個民主化的學習過程。
從這個視野來反省,解體及重組竟是民主化必經之路,混亂不能免,衝突不能免,因為唯有經歷過,學習過,才能從中得到教訓而成長,學會容忍與學會過民主生活。
恰恰是在這段時期裡,我歷經採訪記者、撰寫專櫚、寫作社評(在《中時晚報》)等工作,在一些街頭運動的現場,吃過催淚瓦斯,也躲過石塊的飛砸,當然也不能免於警棍的追打。這段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轉型時期,因著從事新聞工作的方便,大體皆曾目睹,但也常因為寫作報導評論的無力感,而幾度心灰意冷,茫然四顧。感謝鄉村阿伯的提醒,他的話屢屢在我灰心時出現:「你們拿筆的人哪……」,它變成一種叮囑,一種堅持的力量。
回顧這段自己曾經參與過的街頭運動時期,亦不無慶幸。恰恰是在臺灣街頭的石塊、警棍、催淚瓦斯的訓練,使自己在六四的採訪中謹慎小心,全身而退。這一點倒是應該戚謝「暴民加暴警」的「臺灣經驗」!
一九八八年秋,就在臺灣社會運動發展到高峰時期而產生內部分裂、重組、彼此攻訐的氛圍中,我首度赴大陸觀光。最初是單獨旅行,其後與一位長輩同行。我所想弄清楚的依舊是臺灣的命運會往何處去。「統獨」爭議中捨棄大陸的現實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可偏偏爭執的興趣大過於對現實的認知。
那是不可思議的感受,站在北京街頭往外放眼望去是西部大漠與絲路、東南沿海開放城市、中部開發地區、東北原始林帶……,在這些地圖之外,才是小小的香港與臺灣。我的家鄉如此瘦小,我可以想見北京的中共領導人是如何處理臺灣問題,那是在大陸的「大塊大塊問題」的思考之後,才會配合總體發展來思考臺灣問題,那樣的思想模式,同我原來在臺北所站立之處的「以臺北為世界中心」的思考是完全不同的事。然而,臺灣未來的發展又非穿過中共、大陸這一堵巨大陸塊不可。
繼之而來的問題是,大陸的人民在想什麼?要什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民到底是什麼樣的心理與生活呢?未來的兩岸關係會給人民帶來什麼樣的命運呢?生活於臺灣的人們該怎麼辦呢?就這樣我開始了大陸的採訪工作。一如多年前在臺北開始採訪時所期望弄清楚臺灣命運一樣,最後我發覺臺灣的命運不能孤立起來關門思考,對外非理解大陸不可。在大陸的流浪與採訪遂在一九八九年關始,而終又遇見六四事件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
「拿筆的人哪……」阿伯的這句話仍時時在我心中迴盪,拿筆的人在這個時代能做什麼呢?
結集在這本書中的評論是我在《中時晚報》寫專攔及社論時的成績,記錄的是這個解體分裂年代中,我們的社會如何變化、衡突、改造。其中的汗水與辛酸是社會結構巨變中,永遠無法記錄的,也是全體人民共同付出的,但也恰恰是各種微小的努力與變化,在創造一個民主化時代來臨的可能。中國的歷史未曾有過「民主」,但願臺灣能創造出這個歷史的新頁。如果這本書有其意義,便是透過評論,我們或可重新反省這個混亂、衡突、解體、重組的歷史過程,從中得到記憶與反省的力量吧!
一九九一年元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