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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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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秋，澎湖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山東流亡中學師生冤案。在戰口紛飛的年代，八千多名 青少年離開苦難的齊魯大地，跋涉萬水千山，投奔政府懷抱。但是，政府卻不疼惜他們，把這些苦命 孩子視為蚊虻和芻狗。他們面對四面環海的島嶼，為了爭取茫漠的前途，只得擦乾眼淚，忍辱偷生.... 于祥生這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小人物，曾把汗水灑在這個被稱為寶島的臺灣，但最終仍是帶著滿肚子 委屈，縱身躍進浩瀚的大海，作了異鄉冤魂；向海峽兩岸業己寫進歷史的偉人，作了無言的抗議。
作者簡介
張 放
山東平陰人，一九三二年九月生。小說家、隨筆作家，曾出版四十多種文學著作。其中《是我們改變了世界》、《大陸新時期小說論》兩書，頗受廣大讀者歡迎；而這部長篇小說《天譴》為其抱病完成，是作者即將步入晚年最得意之作。
序
自 序
民國三十八年，大江南北戰火紛飛，哀鴻遍野。八千多名天真未鑿的山東流亡學生，餐風飲露，戴月披星，正沿著粵漢線向南逃奔。如向日葵追逐太陽光源，跟著政府南奔廣州。他們齊聚在青天白日旗幟下，扯起喉嚨，山呼萬歲，唱起振奮人心的愛國歌曲：
中華江山誰是主人翁，
我們四萬萬同胞。
廣州的五月已經炎熱，這八千多名小青年的心更熱。當時山東省主席兼國防部次長秦德純和教育部長程天放向東南行政長官陳誠申請，獲得批准，把這八千多名山東青少年送往澎湖，年滿十六歲男生照軍隊編組，上午實施軍事教育，下午繼續讀書。當時大家聽了非常高興，不少同學熱淚泉湧，感激政府真正愛護青年，把青年看作國家的「主人翁」。誰想到這卻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政治騙局呢？
那年六月二十八日濟和輪駛抵澎湖漁翁島牛心灣，山東流亡學生陸續登陸。陸軍三十九師的幹部猶如甕中捉鱉，手段實在狡猾而高明，在刺刀與機關槍威脅下，把山東青年編成一一五團、一一六團以及砲兵營，並不准許上課。當時山東各聯中校長明哲保身，不敢仗義執言，只有煙臺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不服，提出交涉。於是，澎湖防衛司令官李振清、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找了一批特務爪牙，羅織罪名，製造冤案，將張敏之師生一百多人拘捕入獄。
那年十二月十二日臺北《中央日報》發布消息稱：
（本報訊）省保安司令部於昨（十一）日上午十時，飭由憲兵四團，將匪犯張敏之、鄒鑑、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等七名，驗明正身，綁赴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茲誌其案情如左：
張敏之，男性，年四十三歲，山東牟平縣人，匪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鑑，即鄒伯陽，又名鄒慎之，男性，年四十三歲，山東牟平縣人，匪煙臺市黨部委員兼匪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劉永祥，又名劉壽山，男性，年廿三歲，山東益都縣人，匪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八分團分團長。張世能，男性，年十九歲，山東煙臺市人，匪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分團分團長。譚茂基，男性，年二十歲，山東濰縣人，匪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分團第一區隊長。明同樂，男性，年十九歲，山東昌邑縣人，匪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分團第二區隊長。王光耀，又名王治中，男性，年十九歲，山東萊陽縣人，匪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分團第一區隊第二組組員。
張敏之、鄒鑑、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而開始實際行動，各處死刑及各褫奪公權終身。
這是公開處決的七位煙臺聯中師生，其他病死牢房的王子彝等人，祕密用麻袋裝石頭填海處死者，以及自殺、精神分裂者皆無法統計。這是半世紀前發生的悲劇。每逢思及此事，便聯想起法國左拉的話：「仗義執言是我義不容辭的事，……如果我不伸張正義，那無辜的陰魂每天夜裡都會來纏我。」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退守在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和浙閩沿海十幾座島嶼，若不清除共諜，確實面臨覆亡的危機。但是為了讓廣大青少年就範，故意羅織罪狀製造假案冤案錯案宰割自己的同胞手足，那便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當年我在澎湖三十九師一一五團作戰組工作時，曾看過一件祕密公文，限連隊每月呈報匪諜二名。當時我曾嚇得心臟噗噗直跳，到了今天想起此荒唐可笑之事，簡直不敢相信它是事實。
少年時看《水滸傳》，林沖受了高俅陷害，被「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武松殺嫂之後，也被「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我看了氣憤至極。因為這種刑法實在慘無人道。據說「刺面」是五代的後晉創始的，宋、元、明都沿用了這種刑法。
近讀林放《未晚談‧刺面》，有一段文字是：
信不信由你，這種酷刑在十年內亂中就出現過。前天在報上就看到一節新聞說，廣西有個中學教師和兩個農民，被「某些人非法施行文面烙刑，額頭被刺上反革命分子五個大字，然後塗上藍色化學墨水，字跡深深地烙在皮肉中」。可喜的是，由於上海第九人民醫院整形外科的手術，這三個人已恢復了容貌。
由此看來，海峽兩岸的政治領導人，並沒有把同胞看作手足、兄弟或袍澤，因為他們執行的法律，既不民主也毫無感情。這種獨裁統治的結果，卻使廣大人民覺醒過來，原來他們並不是中華江山的「主人翁」，而是真正的奴隸和群盲（群氓）。走筆至此，我要掩面抱頭大哭！
早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在黑暗的寒冷的俄國產生了一位「多餘人」，他就是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的主人公。奧涅金因為知識豐富使他不滿現實，教養好而使他難以跟庸俗之輩相處，再加上當時白色恐怖使他陷於信念危機，他和一些青年都在苦悶、徘徊、失望、動搖中生活。這種所謂「多餘人」成為俄國文學的重要現象，屠格涅甫筆下的巴札洛夫與羅亭、赫爾岑筆下的別爾托夫、岡察洛夫筆下的奧勃洛莫夫等。這種「多餘人」文學形象傳到中國，郁達夫筆下的于質夫、魯迅筆下的呂緯甫、巴金筆下的周如水、葉紹陶筆下的倪煥之等皆是。總的來說，「多餘人」的文學幽魂在東方和西方漫游了一百五十年，給予億萬人民留下難以忘懷的創痛與傷痕。它是值得文學作家──特別是小說家認真思考和探索的課題。
人類發展進程中常有正本清源、還歷史真面目的思想運動，這就是「歷史反思」。四十九年前，我所親身經歷的澎湖流亡學校師生冤案，殺人者是所謂忠黨愛國的革命幹部，被殺者是純潔正直的熱血青年；殺人者是為了反共而製造冤案錯案假案，但被殺者卻沒有一位是共產黨或其同路人。這筆糊塗賬怎麼清算呢？即使再度過十個半世紀也難以辨白清楚啊！
兩千年前，在這塊萬古如長夜的封建統治的土地上，便有孟子提出「民貴君輕」的論點，勸告統治者重視黎民百姓，認定殘暴之君是「獨夫」，認為只有「不嗜殺人者」才能統一天下。
我們有幸生於動亂的時代，因為親身看到許多父老兄弟同胞的悲歡離合，才真正瞭解中華民族的韌性。他們宛如一粒粒褐色的松籽，雖然外表看起來平凡無奇，但它卻是異常堅實的果粒。它不管漂流到任何地方，只要尋到一角陽光或土壤，它便會紮下根去，在那兒茁壯成長，最後繁茂起來。
我永遠忘不了在那陰暗潮濕的碉堡中，噙著悲痛的眼淚，幾個被關押在一起的政治犯坐在一起，凝聽一位十九歲的年長同學唱山東民謠：
一不埋怨天，
二不埋怨地，
只怨咱家命不濟，
生長在這亂世裡……
四十九年過去，彈指一揮間。而今，歌聲仍在我耳邊盪漾……
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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