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本書所收的七篇文章都是運用「借鏡」與「類比」兩個研究方法(詳見〈導論〉)而寫成的。
「借鏡」部分共有四篇,分別以西方文學批評的觀點探討中國文學。〈試論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分期〉原刊於《抖擻》第四十二期(一九八一年一月)。〈粵劇的悲情與橋段──《帝女花》分析〉原刊於《香港文學》第二十三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從《張鼎智勘魔合羅》看「平反公案劇」的結構公式〉發表於《東方文化》,第二十二卷二期(一九八四年)。〈中國文學中的烏托邦主題〉原以英文發表在《淡江學報》十三卷一期(一九八二年)。
「類比」部分內的三篇文章,可以說是我研習比較文學以來心路歷程的反映。自從大學二年級選讀「比較文學導論」以來,我從事比較文學研究已有九年。從認識比較文學開始,一直縈繞著我腦海中的問題是:除影響和接受這些有「實在關係」的比較研究外,中西比較文學究竟有什麼可為?經過多年反覆思考,筆者的初步答案是:「類比研究」是中西比較文學最有潛力發展的方向。有關「類比研究」的理論,詳見本書〈導論〉,現不先作敘述。但問題是怎樣進行「類比研究」才可以不陷入「為比較而比較」的窠臼呢?這部分的三篇文章,可以說是為解決這問題而進行的嘗試。
〈中英詩中的時間觀念〉是一九八一年的作品,發表在《中外文學》十卷七期;後轉載於《文學研究動態》編輯組編的《比較文學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院,一九八二年)內。〈結構主義在東西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用途〉原以英文發表於《淡江學報》,十四卷一、二、三、四合期(一九八三至八四年);〈從貝克特的《等待果陀》看老舍的《茶館》──兼論中西比較文學的「類比研究」的問題〉是〈結構主義在東西比較文學中的用途〉一文所得到的結論的實踐,原刊於《九州學刊》,二卷四期(一九八八年)。
至於「附錄」的〈幸福保證的謊言──論烏托邦的真面目〉則刊於《明報月刊》,二六○期(一九八七年八月)。本書附錄此文,乃希望會對讀者閱讀〈中國文學中的烏托邦主題〉一文有幫助。
今次輯集時,對上述文章都進行了修訂,如讀者發現它們與舊文有不同的觀點,請以本書所載為準。
本書能夠面世,首先必須感謝袁鶴翔、周英雄和艾德治(A. Owen Aldridge)三位老師的教導和提掖。英雄師更和本書出版有直接的關係。
英雄師是我研究比較文學的啟蒙老師,書中〈中英詩中的時間觀念〉便是我在大學四年級時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的論文;〈結構主義在東西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用途〉的初稿,也得到他撥冗審閱及提出寶貴的意見。本書的出版,更是他的功勞。一九八七年九月,我轉回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任教。校外課程部是一個行政與教學並重的學系,由於行政工作的繁重,系內有些同事不能專注於學術研究。但系主任李鍔教授卻勉勵我多作研究和著述,又指出文學教師一定要有專書出版才算是有成就。在一次拜訪英雄師的時候,跟他談及李教授對我的勗勉。英雄師便建議我在這幾年來發表的論文中,選擇一些比較有關係的文章結成一書。後來他更推薦本書給臺北東大圖書公司,玉成本書的出版。
鶴翔師也是我的比較文學研究的啟蒙老師。我在中學時選修理科,對文學沒有多大認識。我對文學研究發生興趣,泰半由他啟發。本集中的〈試論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分期〉一文,便是受到他的啟迪而撰寫的。八一年大學畢業後,我負笈美國伊利諾州大學深造,亦是得到鶴翔師的鼓勵和推薦。當時伊大只給我一個豁免學費的獎學金。當時許多老師和前輩學者給我的意見是,文科生在美國唸研究院的第一年,校方差不多不給予足夠的經濟支援;但到了第二年,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我在沒有充裕的經濟條件的情況下而決定遠赴美國,就是基於上述信念。怎料美國在八一、八二年間經濟不景氣,而州立大學的經費成為首當其衝的削減對象。在大學之內人文科學各系所受的影響最大。當時伊大就連一份圖書館助理員的兼職空缺也沒有。至於其他學生可擔任的兼職,一有空缺,就立刻被校方分派給美國本土「半工讀」(work-study)學生。記得我曾經申請過英文系影印室助理員的工作,本來這份工作的申請人不需要有「半工讀」學生的資格,而且習慣上是先到先得的。雖然我當時是第一名應徵者,但負責人卻告訴我,英文系主任已經推薦了六個學生,如果他們都放棄的話,我才可獲聘。在這樣惡劣的經濟環境下,我便在八二年底修畢碩士學位後黯然返港。當時鶴翔師為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主任,由於系內因老師休假而人手不足,鶴翔師便聘用我為臨時講師,使我不致與學術界脫離。又拙書的出版,承鶴翔師多番鼓勵,並在百忙中惠賜序文,增加了拙書的閱讀價值,在這裏,我必須再一次多謝鶴翔師。
在八四年一月,我重回伊大修讀博士學位,則是艾德治師的關係。艾德治師是我在伊大研究院的指導老師。我對烏托邦文學產生興趣,主要便是得到他的引導。〈中國文學中的烏托邦主題〉的英文本,便是當年交給艾德治師的一篇功課。本來艾德治師是不贊成我在八二年底回香港的,但伊大的經濟實在拮据,所以他也沒有辦法把我留下。八三年八月我們在臺北淡江大學舉行的國際比較文學研討會重逢,他再勸勉我回伊大唸博士,並推薦我為比較文學系內新開辦的東方文化課程的助教。於是,我便辭去中大的教職,在八四年一月重投伊大的懷抱。
為了彌補在中大任教而耽誤學業的一年時間,我在回到伊大後便加倍努力。本來系內規定助教最多只能選修三門學科,但艾德治師准我破例多修一個學分。後來艾德治師又為我爭取到一分研究員獎學金,使我不用教書,專心一意地讀書和做研究。結果我在八四年十二月順利通過博士學位預備試,並在八五年十二月提交博士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三位老師對我的照顧和提攜,固然令我感激不已。其次從我所見所聞,發現有些老師所以培養學生,目的是要為找人替自己效勞;他們鼓勵學生從事研究,目的就是坐收漁人之利。我這三位老師不但熱衷研究,他們的作品從不假手於人;而且他們作育學生,只是為了完成承先啟後的神聖使命,絲毫沒有施恩望報的私心。現在謹以此書獻給他們,表示我對他們的崇敬和謝忱。
除了三位老師,我要向家兄冠彪致謝。他不單是位愛護弟弟的好兄長,也是我的良師益友,我從他治學和做人的態度和方法上,獲益良多。本書的定稿,也多得他提供寶貴意見。他對我的恩情,我是終身不會忘記的。
此外,我還要多謝小姨慧珠,在百忙中替我抄寫部分論文,減輕我的工作負擔。
最後,我也要向慧雯愛妻致意。長久以來,她對我從事學術研究,予以莫大的支持。她給我的關懷、鼓勵、耐心和愛情,亦是促成我完成這部書的動力。我誠意邀請她分享出版這書的喜悅與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