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花水月(精)

廣東台山人，香港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曾任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講師，現任教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並主編《浸會學報》中文論文。著有《胡應麟詩論研究》、《中國文學論文選讀》（合編）、《常用字字形表》（合編）等書，其他論文多篇，散見各學術刊物中。

「鏡花水月」一語暗示了兩個世界：鏡子外的世界和鏡子裹的世界。人自以為生活於鏡外，所以看到感到的無不真實；但處身鏡外是否就能盡見真象呢？人永遠看不到自己，除非通過鏡。無論以銅為鏡還是以人為鏡，人總賴其反映功能去了解自我；因為自己親眼所見的世界不可能有一個完整的我，只有把自我放置入鏡中，才能有人有我，才能主客並呈、物我同現。從這個角度而言，鏡中的世界或者比自己親眼所見的世界更為真實。當然，對於執持佛義的人來說，現實世界本來就不真實；但對於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來說，倒影中的世界卻是他的生命歸宿。後者不曾意識到世界上有鏡子，於是一切皆真；前者覺得世上無處不是鏡子，別無鏡外世界，於是一切皆假。「鏡中花」、「水中月」這個「迷思」，究竟是無限的大還是絕對的真，就要看鏡子能否定位、如何定位。

 

有人將文學比喻作鏡子，透過鏡中的倒影，我們可以感知作家的心靈、窺見宇宙世界或者自然大道，而自我也可能存在於鏡中宇宙的某個國度之中；閱讀文學作品可能就是閱讀自我處身的世界，或竟就是閱讀自我。有人從文學作品中找尋真實，將作品看作史冊；也有人把宇宙世界視作一個文學作品，或者說世界就是text。在水仙子的真誠和禪宗的超悟之間，如何把鏡子定位，大概是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工作範圍。文學理論想探明何者方為水中月、何者才是鏡中花；也關心水是清還是渾，鏡是明還是昏。文學批評要知道水如何映月，鏡如何照花；更追問水月是否宛然，鏡花是否爛然。如何審視文學這面鏡子，如何辨明水中鏡外的二重世界，一直是我思索的問題。於是，就將這本文集題作「鏡花水月」。

 

以「鏡花水月」為書名的另一個原因是文集中收錄了我的一篇〈論鏡花水月〉。本文所論的重點是這個象喻在傳統詩論中的作用。文章寫成後才看到孫昌武先生在《文學遺產》發表的〈讀藏雜志〉，其中討論到「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這一連串象喻的佛典淵源，大可補足拙文開首部分的論述；孫先生文現已收入其《唐代文學與佛教》一書中，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於一九八五年出版。「鏡花水月」一喻，除了在文學理論方面發生作用之外，在實際批評之中亦不罕見；此外，在傳統文學作品中也常常成為一個重要的象徵；但有關這方面的討論，目前還不多見，希望將來有更多學者對中國文學中的「水月鏡象」作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司空圖《詩品》〉一文原是為《經典》叢書本《二十四詩品》寫的導言。書還未出版，其中部分論點因為經過轉引，居然在第一屆中國文學批評會議上引起一番熱烈的討論。可惜當時我未得恭逢盛會，聆聽諸先生的教益。據悉諸家所議，僅是拙文見引的部分，希望在全文刊出以後，大家繼續賜教指謬，讓我有進一步學習的機會。在此我想稍加補充，解釋一下我的想法。文中解釋甚麼是「後設詩歌」時，曾經借用了「後設小說」的觀念以助析述；但我無意將「後設詩歌」等同於西方的「後設小說」。事實上「後設小說」本來就是一個很有彈性的術語，文中引述的定義也不夠周延，或者說不完全準確。現代理論家在應用「後設小說」一詞時，往往包容了許多類型的小說；可以肯定的是，充斥於這些小說中的種種現代社會意識和經驗，不可能是另一個時空的作家或批評家，例如司空圖，所能領受的。如果有人要執著西方「後設小說」的各項特質來強求於《二十四詩品》，那大概是出乎本文作者意料以外的不太美麗的誤會。本文的目的絕不在把《詩品》「附會」到「後設小說」──這是沒有意義的工作：即管所有《詩品》的特質都類同「後設小說」的定義，也不代表甚麼。我企圖提出的，是透視《詩品》的一個角度──也絕不是唯一的角度。我認為司空圖的《詩品》是以詩本身的體類特質去顯示詩這一體類的作品所能造達的各種特質；或者說：《詩品》各則運用「另一種語言」（詩的語言）去描述或者顯現這「另一種語言」的製成品的普遍現象（詩的風格或美感經驗的類型）。這是我稱之為「後設」的重要理由之一。進一步說，我覺得《詩品》的表現或傳達過程的部分程序與某些「後設小說」的表現手法有可以參照對比的地方，而這些地方又剛好是文學作品轉化成文學理論的重要關節。持有這個看法，是我選用「後設」這個前綴的另一個原因。不過我對「後設詩歌」一詞並不執著，我認為我只是提供一種閱讀詮釋的方法；只要我們不把《詩品》及其釋義視為一個封閉的系銃，則我相信這個詮釋的嘗試還是有意義的。

 

〈《懷麓堂詩話》論杜甫〉是香港浸會學院三十周年紀念「唐代文學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可算是一篇小題小做的文章。在這裏我想就文章的楔子附言幾句。文章開首提到裴斐的〈歷代李白評價述評〉，這類文章其實可以納入「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s)的研究範圍之內；李白或者杜甫這類重要詩人在往後各時期中如何被接受承納，實在值得我們探討，過去也有一些個別的討論文章。然而，若要全面理解某個時期的「文學正典」(literary canon)，還有待更有系統的深入研究。就裴文而言，作者得出明代是「揚李抑杜」時期的結論，便很值得我們深思；如果可供選擇的材料不足，或者選取者有意無意的偏重某些材料，就可能引導我們錯誤理解當時的文學現象。「接受美學」一派文學史理論最招人詬病的地方，就是假設文學史的研究者可以比文學史中人（作家、批評家）「客觀」。事實上這是絕難保證的。但話得說回來，文學理論若果發展到連研究者自己也不信任自己時，那又是否是一個值得慶幸的境界呢？

 

〈變與不變〉一文也是一篇學術會議上宣讀的論文，其中內容大概不必饒舌覆述，或者有點文字因緣可以在此稍稍提及。此文的底本原是我的碩士論文的其中兩章，我把它改寫成以問題為中心的論文，提交第四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後來依例在《中外文學》發表。最近我有機會再度來臺參加會議，乘便借閱了一本題為《胡應麟的詩史觀與詩論研究》的碩士論文。在拜讀之後，我就有一點奇怪的感覺。這篇碩士論文正式徵引了拙撰的〈變與不變〉和另外一篇〈興象風神析義〉，在徵引時並指出兩文的不足之處（這是我應向作者先生道謝的）。然而在其他地方，或者說整本論文的架構和資料的運用，甚至大量文句的遣詞用字，都與我當時（一九八五年四月）未出版的碩士論文非常相近，相信作者先生是看過我的論文而據此（再加上一部分其他有關論著的資料）剪裁潤飾而成。這位先生願意費心修補我這粗劣的少作，自當感激拜謝，但依照一般學術論文的通例，作者似乎不應吝嗇在文中齒及拙撰碩士論文的題目；可是無論在正文、附註或參考書目之中，拙作的題目都不曾出現。這個疏忽可能會令人誤會了作者的動機和態度；對被徵引者而言，也有被委屈的感覺。但無論如何，寫了文章而又有人願意看，也就值得安慰。

 

由研究胡應麟的詩史觀開始，引起了我對文學史理論研究的興趣，花了好些時間看Lovejoy的意念史(history of ideas)理論；看得更多的是wellek的文學史理論；由美國時期的wellek追蹤到布拉格學派時期的Wellek，看他如何參與當時的文學史論爭，由此又追蹤到Mukarovský自以至Vodicka的文學史理論，於是寫成了〈文學結構的生成、演化與接受〉一篇文章。回顧這段「遊學」的歷程，也覺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本書還收錄了幾篇學術書評。鄭子瑜先生的《中國修辭學史稿》是同類型著作的第一部，其所論範圍與中國文學批評也大有關連；在拜讀之餘，我也記下了一些個人的觀察，並試圖就一些理論問題提出初步的意見以供大家討論。另外評朱榮智先生和張健先生大著二文，本是應一份學報的書評編輯之命而寫；原意預備就已面世的斷代批評史作一系列的討論，最後可以作出一些理論總結。但只寫了兩篇就沒有繼續下去。

 

近十年來我只沈迷於古典文學理論的研習，對最初鍾情的現代文學已經日漸淡忘。多年來只寫過一篇介紹《張愛玲短篇小說論集》的短文，就像在潮湧的鬧市中向對岸的故人作個遙遠的問候；不過，在按紙提筆時，我已經有「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的感覺。本書收入這篇短文，希望以此為誌，將來再有「共剪西窗燭」的一日。

 

本書大部分篇章都曾經在各報刊中發表，於此謹向各位編輯先生致意。又因為各刊對論文格式的規限不一，原稿也就未能有統一的規劃；結集時承東大圖書公司編輯部耗費大量勞力為拙稿修輯，在此亦請讓我表示衷心的謝意。

 

陳國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聯福校區第五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