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若跨出廬山再觀山,也許會看得清晰一些。戴震對當時理學的審視,就有這麼一點「跨出」的精神,因而能看得更透澈一點。
從歷史上看,大凡真正掌握了時代精神的學者,往往不被當時人所認識和理解,特別不被掌握了權力的統治者所理解。戴震滿腹經綸,或考據、或義理、或天文、或地理、或算術、或思想,各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大家,尚且如此窮困潦例,清淡渡日;即使是被戴震所批判的程頤、朱熹等,雖在戴震時被定為官方哲學,然其本人在世時,又何嘗被理解?孔文仲奏稱:程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忘分,遍揭貴臣,歷造臺諫,騰口問亂,以償恩?,致巿并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范致虛又奏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事下河南亦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如果程頤被作為「元祐奸黨」中一員的話,那麼,朱熹則被作為「偽學逆黨籍」中的重要思想領袖。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沈繼祖遂論:「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跡,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為欺君罔世、污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編管別州」。詔朱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選人余嘉上書,乞斬朱熹以絕偽學」。這些政治批判的帽子,足以嚇死人的。迫使朱熹的門徒「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巿肄,以自別其非黨」。歷來是把學術思想當作政治來批判的,而統治者對於學術思想的害怕程度,也可想而知。就是朱熹死後的葬禮,統治者也很害怕借機「鬧事」,而不放心。因此右正言施康年上言:「『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無非是限制朱熹的學生、友好在送葬時談論「時人短長」和「時政得失」而已。倘若「時人」無短,「時政」無失,又怕什麼「妄談」和「繆議」?假如有短、有失,又何謂「妄談」和「繆議」?
曾幾何時,被作為「邪說詖行」、「偽學逆黨」、「詆誣聖德」、「惑亂眾聽」的異端邪說;「汙下憸巧」、「欺君罔世」、「圖為不軌」、「幾至大亂」的大逆污行。隨著滄桑的逝去,翻身一變,而成為「聖賢之蘊」、「愛君憂國」、「官方哲學」、「統治思想」。元代,程、朱道學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非程朱之學,不試於有司」。「設科取士,非朱子之說者不用」。到了明代,科舉考試「一宗朱子之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戴銑說:「文公朱熹注釋群經及《語》、《孟》、《學》、《庸》子史等書,而後孔子之道說明,而晦者復大昭於世。孔子大聖,朱子大賢,道德事功,不甚相遠」。汪仲魯說:「祖述憲章,啟迪後賢,以立天地之心,以植生民之命,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程、朱道學既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便影饗士子們的讀書導向。從鄉學到太學,從私塾到書院,「咸尊以為師者,唯朱文公」。即使明中葉王學興起,清代乾嘉漢學盛行,亦未使朱學的正宗地位發生絲毫動搖。以致「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凡有與程、朱之學相異者,便成為異端邪說。戴震因為批判程、朱,無疑成為「亙古未有之異端邪說」,「大為學衡人心之害」。程、朱之學從「異端邪說」──「官方哲學」的變遷,一旦被欽定為官方哲學,「億萬世一定之規」,其他思想又成為「異端邪說」。孔子說:「如變化之道者,其如神之所為乎」。認識這個變化的道理,對於提高人類理論思維水平是有裨益的。
戴震的哲學批判是一種尋根究底的思考,他對於對象性理論的前提能否成立以及如何成立的考察,體現了哲學思考所具有的自由精神。因此,戴震對程、朱所建構的形上學本體論──理哲學,陸、王所建構的形上學本體論──心哲學的考察,就是這樣一種考察。戴震雖在形式上繼承了張載到王廷相、王夫之的氣學,但他認為張氏與二王的基本思想理路和思維方式,是承襲程、朱、陸、王的,作為理學三派之一的氣學派(或稱客觀理派),也是在追求世界萬物終極本原或終極根據中,建構他們的形而上學本體論哲學的。王廷相、王夫之只不過是把被程朱、陸王顛倒了的理─氣和心─物關係,重新顛倒過來,使理在氣先,理生氣的頭足倒置,修正為「理為氣之理」,「理寓氣中」。這種正過來的工作,當然,具有非常重要意義,但並沒突破理學的思想理路和思維方式。
戴震認為,宋明理學三派的思想理路和思維方式,基本上是沿著周敦頤的《太極圖》及《太極圖說》而展開和演化的。因此,戴震的哲學批判必須改變由《太極圖》開啟的宋明理學的思想理路和思維方式,這就是他所宣布的「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的義蘊所在。這個打破的重要貢獻所在,就是否定宋明理學的形上學的本體論哲學。戴震對於世界的盤詰,萬物根據的思考,不是傾心於對於事物原因或萬物本原的求索,孜孜於哲學邏輯結構最高範疇的尋求,以及熱衷於建構形上學本體論哲學,而是把事物原因、萬物本原、哲學邏輯結構的最高範疇,看作是一個氣化流行,生生不息的過程,戴震把這個過程稱為「道」,因為「道」就是「行」的意思。既然是「行」,那就是無終了或終極,永遠是一個進行的過程。
戴震對於宋明理學程朱派形上學本體論──理哲學的批判,以及對於理的理論前提能否成立以及如何成立的考察,便動搖了理學家「以理殺人」的基礎。「理」之所以能殺人?就是因為「理」是天地、萬物的根據和社會倫理道德的最高原則、準則。在理學家看來,這個「理」是通過格世界萬物之理,即「格物窮理」或「即物窮理」而得到的。格物是一事一事的格,一物一物的格,有一件不格,就缺了一物的道理;一書不讀,就缺了一書的道理。這樣而窮得的「理」,無疑是客觀真理,它既是自然的客觀真理,又是社會的客觀真理。因而是不能違戾、背離的,否則就是對客觀真理褻瀆和叛逆。客觀真理是唯一的,它排斥多元論;真理不能與相反的觀點同時並存。這就是說真理與謬誤是對立的,客觀真理不是謬誤,謬誤不是客觀真理。即是謬誤,當然需要克去。所以,存理去謬就是順理成章的。這裏所說的謬誤,在理學家或當時統治者看來,就是與程、朱道學相背離的異端邪說,也就是與「天理」相對立的「人欲」,按理學家的名言,就是「存天理,滅人欲」,或存真理,去謬誤。這樣,「理」就具有唯一性、絕對性和獨斷性。代表客觀真理的「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去掉、消滅與客觀真理相違逆的一切東西,於是理也就可以殺人了 !
本書通過戴震生平、思想、邏輯結構、批判精神,來探討清中期的文化思想動態,以及與宋明理學、乾嘉漢學、近代新學的關係,以明戴震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根據筆者探討,戴震已建構了有別於宋明理學的新理論,故稱之為「戴學」。
借本書之機,特向幫助遏筆者寫作本書的友好,謹致謝忱。
張立文
於一九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