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一九八九年,是中國大陸的多事之秋。我攜帶著一篇〈中國知識分子的沈淪與再造〉的論文參加了由中國文化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合辦的「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研討會。會場安排在北京香山腳下的臥佛寺。雖說是寺,卻無撞鐘敲鼓焚香的和尚,只有那座巨大的臥佛半睜半閉著雙眼,用慈祥且略帶憂傷的目光注視著忙忙碌碌、無法安寧的芸芸眾生。
會開得頗為拘謹,因為五月的北京,正是人聲鼎沸、群情激昂之時,雖說大家在京郊開會,卻也按捺不住怦然的心動。中國之大,似已無法安下一場安靜的討論會矣。
一天清晨,我在薄霧中散步,走近放生池,瞧著池內綠得慘人的水默默無語。這時,一位精神钁鑠的先生迎面走來,我轉過身便與之並肩了。我問先生之名,答曰:韋政通。我心中一喜,來開會之前,我到哲學系資料室借了一本書,名叫《中國的智慧》,正是韋先生所著,它在旅途中、會場外給了我許多啟迪。這真是他鄉遇知音,給我稍稍沈重的心情撥開了許多陰影。
先生問我,還看過他的什麼著作?我說:「您寫的《中國哲學辭典》是我案頭的必備書。」先生有些詫異:「在別處亦有人告知在讀我的《中國哲學辭典》。為何大陸學者喜歡看我的辭典,而對我許多學術專著興趣不大呢?」我說:「不是這樣,您的書在大陸似乎僅見這二本,其它的還看不到。非不喜也,是不能也。」話題轉到我目前的工作上。我告訴先生:「我正在撰寫《中國人生哲學史》,從先秦諸子一直寫到孫中山的人生哲學思想,不知海外有無系統的有關中國人生哲學史的書?」先生略略沈思,答曰:「好像斷代的有,通史性質的還沒有。」先生勉勵我一定要將此書寫好。
東方漸漸泛紅,充溢著滿溝滿壑的霧氣漸漸消散,早餐的時間到了,我和先生就此分手。第二天,我無法穩坐臥佛寺,平心靜氣地討論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早早地提著行李,搭車去城裡了。行前沒有找到韋先生,未及辭行,至今每每思及此,心中便隱隱不安,期望先生不怪我。
一九九一年,我託人輾轉反復,終於將我的新著《中國人生理論史鑒》送到了遠在海峽對岸的韋政通先生手中,不久就收到了先生熱情洋溢的回信。後來我將自己寫的《傳統──現代人的兩刃劍》、《中華民族精神之源》二書寄去,先生亦一一回信,嘉許頗多。尤其是,我將手稿《中國死亡智慧》寄給先生,先生除大力舉薦外,又破例寫序,使此書在東大圖書公司順利出版。韋先生還將他的十餘部專著寄給我,使我獲益終身。
這幾年,我與韋先生頻頻通信,論及許多學理問題,更多的是先生對我各方面的教誨和指點,雖然不能親耳聆聽先生之言,但我心中早已將自己視為先生的私淑弟子矣。每日我盡心盡力,鑽研不輟,想法很多,其中之一是恐辱及先生門墻,敢不努力乎!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收到韋先生十二日寫來的信,告知他與傅偉勳教授正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囑我寫一本《楊簡》。信中說:「楊簡作品不多,但要全面地寫,應將南宋前的心學傳統整理出來,為其定位;然後再與其師象山的思想比較其異同,加上本身的思想與象山派在其後的影響,這樣便相當可觀。」我回信表示很願意承擔此書的撰著工作,不久我收到了韋先生七月三十日夜寫的復函,先生說:「要為楊氏心學在思想史上定位,並評斷其得失,不可避免要涉及孟子、北宋與象山的心學,尤須注意其與禪宗的關係。我有一不成熟的看法,禪宗修養功夫是為了宗教的解脫,非為道德實踐。宋明心學受其影響,使其學走上絕路。這個想法在《中國思想史》中並未提及,供參考。」先生寥寥數語,已使我輩獲益匪淺了。這一年半的時間,我與我的同事李承貴先生刻苦鑽研慈湖的書、心學的書及儒學的書,至今天總算完成了《楊簡》一書的撰寫,望不辱及師命,亦不負讀者求知之心。
本書首列「心學述要」,試圖在進入承續心學大統的楊簡思想的論述之前,談一談我們對心學概念的釐定,探討一下心學興起的學理使命,及回答一下心學何以興盛於宋明的原因。我們認為,「心學」乃是緣於古典儒學困境而尋找出路的一種儒學的自我革新思潮,它體現為以《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經典的基本觀念為基石,尤其是以孟子性善觀念為摹本,創造性地提出明心見性為成聖途徑的學問追求。代表人物有陸象山、楊慈湖、陳白沙、湛若水、王陽明等。因此,心學並非越離古典儒學的軌道,它實在是一種為古典儒學之振興而開闢的新的發展之路,從這一意義上講,心學與理學有共通之處;但在復興古典儒學的途徑、成聖成賢的方法上,心學與理學之間又存在較大差異,由此而論,心學有其自身的獨特品性。慈湖的學說正是心學基本命題的一種積極探索與解答,他也許採取了某些極端的形式與方法,但確實給心學課題的解決提示了諸多有價值的答案。
本書次列「慈湖生平、師承、著述」,簡略地討論慈湖的仕歷、學歷、師承和著述。慈湖仕歷有諸多可觀政績,但其歷史地位的確立顯然主要得益於其學術貢獻。他對儒家經典的心學闡釋不僅使其成為陸門弟子中著述最豐者,並由此而確立了其在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心學中的突出地位。
本書再列「慈湖之『一』論」,認為慈湖學術之根本在試圖一統天下之「道」。其「一」論要解決的是世界之本質、宇宙之本源的性質問題,他從「萬象」歸「一」入手,論證了「萬理」歸「一」,再進而闡述生命歸「一」。我們認為,慈湖用心良苦地樹立「一」之觀念,是使芸芸眾生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能感受與本體之「一」同在,從而堅定地踐履由此「一」派生出的各種準則。
本書第四章討論「慈湖之『心』論」,這是慈湖之學的核心。慈湖先生以「心」既為天地間主宰,又是人本有之善性,同時還具有洞悉宇宙、「萬象畢見」之功能。其「心」論的目的,要在教導世人體悟自我本有之「心」的超時空性和自尊自足之完善性,從而達至靜寂湛然、無念無意無動之境界,思慮行為自然合符大道,合符萬古不滅之聖賢真傳。
本書第五章討論了「慈湖之『知』論」。慈湖認為所謂「知」並非對外物的知識性分析和獲取,而是「求放心」而已;所以,學問之方就非孜孜以求地觀察外物、剖析外物,而是「明心」,做到「吾心自瑩」。這樣,慈湖便把世人向外的求知活動轉換成了向內的精神境界修養論,試圖使人們達到靈肉的合一、「心」「物」的合一和「道」與「德」的合一,這被慈湖視為「知」之最高目的。
本書第六章分析了「慈湖的『禮』論」。慈湖論「禮」,重在尋覓「禮」之本,而且把「德」合一於「禮」,闡明了各類德目的統貫性,討論了人們如何才能依「禮」而行的問題。慈湖「禮」論的目的是試圖把具有某種外在強制性之「禮」與主要求之於人內在自覺的「德」合二為一,借助於後者消彌前者的強制性,使「禮」與人之「心」、「性」合,促人從被動型地循「禮」轉變為主動自覺地遵「禮」,消解人們循「禮」過程中的任何不適感,達到其樂融融、從容中道的境界。
本書第七章論述的是「慈湖的『人』論」。我們認為,中國傳統儒學之根本精神,要在使「人」成其為「人」。慈湖先生的「人」論即沿著此大傳統而行進,但他不僅注意人何以為人的問題,更重視人怎樣才能成為人的問題。他推崇的「成人」之路為:「愚」與「不肖」之人要孜孜以求自明「本心」,使人內在之善性被體認和顯露無遺。此時人遵規蹈矩,合於「仁、義、禮、智、信」地去思去行,這就進至「君子」與「賢者」之境界了。「君子」與「賢者」心中所思,口中所言,行為中所做一般都合符禮、義的要求,但不純熟、不自然,有時甚至有滯礙和違禮的舉動。這時人們必須堅持「一」論和「心」論,通過「知」論來體認天地萬物之「道」與吾「心性」一體,人踐履本「心」之善即是循天地之真,從而激發循「禮」遵「德」的高度自覺性,並「時習之」,不懈地努力,最終把外在之「禮」內化成自我之「德」,化強制性為自覺性,消不適感為融融之樂,從思之緊張和行之小心翼翼到「從心所欲」,瀟灑自如,毫無勉強和做作。於是人們完成了從「生理人」到「心理人」、從「個體人」到「社會人」、從「自私人」到「大公人」的全過程,在生存與生活的境界上亦由「愚與不肖」而「君子」「賢者」而「聖人」。可見,慈湖之學就是「成人」之道,其構築的「心學」體系無一不是為其「成人」之道服務的。
本書第八章討論的是「慈湖之『治』論」。慈湖將其「心學」理論運用於政治領域,把傳統儒學的「德政」、「仁政」更換成「心政」,並提出諸如「擇賢久任」、「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罷設法去導淫」、「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限民田以漸復井田」等等頗具建設性的政論,並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中,有頗為可觀的政績表現。
本書第九章闡述了「慈湖之『教』論」。慈湖以「心學」統貫教育的理論與實踐,認為教育僅為開淪人心,啟人心所固有之善,故而「日用庸常是謂教」。在教育方法上,慈湖提出了「一貫之教」、「身教重於言教」等原則,並形成了「昇華自我」、「依自不依他」、「教學相長」等獨特的教學風格。慈湖先生還身體力行,廣收弟子,教化人心,樹一代宗師之貌。這些在本書第十章「慈湖後學」中亦可窺一斑。
本書最後一章論述了「慈湖心學在中國思想史上之價值」。我們認為,在學理上慈湖一掃歷代儒生解經之支離,以心性論釋儒經,實開一學術新氣象;慈湖「一道德」的努力,更是使人們從注重「道」與「德」的關係及德目的繁富雜多,轉而關注道德的精神,是為孔孟儒學宗旨的彰顯;慈湖在人性論上提出「意」來解決人性本善而現實中又有如此之多惡人惡事的矛盾,其刻意推崇的「毋意」之去惡就善之法,亦是對儒學發展的重大貢獻。至於慈湖之學與禪學的關係,是認識慈湖思想學理價值的重要問題。我們認為,慈湖之學無疑吸納了許多禪宗的方法和思想資源,但因此而指其為「禪」則有失偏頗,這是朱子及後學對陸學及慈湖的黨同伐異之見。相反,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心學在借助佛禪智慧以明儒學之真精神方面,做得比朱子及其弟子更為出色?無論如何,我們都堅持認為慈湖之學也是儒學真精神的發展而非歧出。
慈湖學說在現代社會的價值是本書關心的另一課題。本書在撰著過程中,我們一堅持從原典出發,由慈湖所著之書而引出、明辯、梳理其基本思想;其次,堅持從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的原貌對待慈湖思想,也就是說盡量使用中國思想家所運用之概念、範疇和命題,展示中國思想家獨特的創造性,而避免生硬地、不恰當地使用西方近代或現代理論去剖析中國傳統思想,否則,我們認為很可能引出和述敘的已非中國傳統思想。但是我們的工作亦非純粹的考據式的探討,相反,我們力圖在客觀、真實地展示慈湖思想之後,立足於當代社會的發展,揭示慈湖之學的現代價值。我們認為,慈湖之學在消解科學主義、經濟主義極端發展之後所帶來的弊端方面有其獨特的價值。
這本書是我與我的同事李承貴先生通力合作的結果,本人撰寫了「自序」、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和「後記」。李先生治學嚴謹、勤奮,鑽研既深,故常有所獲,他撰著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全書由本人確定提綱,統改全書。李先生除寫了一些重要章節之外,還承擔了本書「楊簡年表」等大量的技術性工作,在此深表謝意。
鄭曉江
1995年5月
序於南昌青山湖畔「神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