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III：激情（簡體書）

導言/菲利浦•阿利埃斯/1

1、現代模式/13
序言/15
政治和個人生活/21
私人關係和公共當局/21
家庭和社區生活/53
兩次改革：社區奉獻和個人虔誠/61
天主教觀點/63
讀寫的實際影響/97
估算識字率/97
各種閱讀實踐/108
2、 個人化的形式/141
導言/143
禮儀的作用/147
隱私的庇護所/181
私密場所/184
內心世界/203
品位體現的身份差別/233
飯桌上舉止的講究/233
吃喝的變化/238
吃喝的精緻化/244
兒童：從湮沒無聞到個性關懷/271
個人私生活文學/287
類型界定/287
私人空間/295
身體/309
文學實踐：公開個人生活/319
文藝復興時代的衝突/321
個人生活：隱秘的和外露的/325
寫作的新的合法性/337

3、社區、國家和家庭：發展軌跡和緊張關係/351
導言/353
公眾和個人/357
家庭觀念淡化/358
角色的重新界定/370
革命性的變化/386
朋友和鄰居/397
家庭：住房及群居生活/437
代表作品：從房子轉移到了室內/437
生活方式/443
居民群和家庭結構/452
家族：個人隱私與社會風俗/471
公開儀式/472
公共秩序和私人領域/494
家族的榮譽和隱私/507
榮譽/514
保住了的秘密/524
緊張和辯論/529

4、尾聲/539

菲利浦•阿利埃斯

撰寫一部關於私人的生活史有可能嗎？或者說，“私人”的概念在不同的時代所指的情形和價值觀是如此不同，我們因此就不能確定它們之間的延續性和區別嗎？這就是我希望在本書中解答的問題。
首先讓我們來比較一下兩個時期，為了便於討論，我簡述一下它們的特徵。我們發現在中世紀晚期，個人陷在封建的公共團體生活中，融入到某一個或強或弱的功能系統中。作為某一封建領主莊園或某一部族的成員之一，或是束縛於一定的臣屬關係中，他/她及其家人生活在一個有限的世界裡。按照現今或現代其他時期所理解的“公共的”和“私人的”的語義，這個世界既非公共的，也非私人的。
簡言之，私人與公共混淆不分，“王室財政”與公共財政不分。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首要的也是至為關鍵的一點，即如諾貝爾•埃利亞斯所表明的，日常生活的許多行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仍將繼續下去——都發生在公眾場合裡。我添加兩點補充以修正這個籠統的陳述：其一，限定個人行動界限的社區——無論是村莊、城鎮還是城市，是一個彼此相熟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每個人都相互瞭解，時時都能看到他人的生活。而在這個世界之外，則是那些充滿神奇傳說的人們居住的未知領域。對人們來說，的居住空間、受到法律管治的空間，就是公共空間。
其二，即便在人口相對稠密的時期，社區裡仍然存在著許多讓人想像的私人空間。這些地方為人們所識，並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保護：如窗戶一隅、門廊一角、果園深處的僻靜地點、森林裡的一塊空地或小棚屋裡。
中世紀的這種情形與我們在19世紀看到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社會正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隱匿。人們不再相互熟識，工作、休閒娛樂和家庭生活都變成了相互獨立的活動。男人和女人都追求私人生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堅持要求有更大的自由去選擇（或至少感覺他們在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退入家庭，家變為逃避外界之所、個人生活的中心。
然而，直到20世紀初，舊式集體社團式的社交生活仍流行著，尤其在城市工人階級之間或農民中間：男人有餐館，女人有公共洗衣間，大街則是男人和女人們的共同活動場所。
這兩個歷史階段的轉變是如何產生的？幾種試圖解答這個問題的學說都提出了各自的解釋。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進化說，按照這種觀點，西方社會歷史自中世紀以來是天定的，它朝現代化的演進是穩定而持續的，儘管其間有偶然的頓挫，突然的逆轉，甚至瞬間的倒退。這種解釋模式模糊了16、17和18世紀西方社會主要特徵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難以在變革的事物和繼承的事物之間（或那些我們所認為的變革的事物和繼承的事物之間）作出明確的區分。
我認為第二種解釋更具吸引力，更接近於事實。它要求我們改變通常的歷史時段劃分，提出自中世紀至17世紀末，人們的基本態度（也就是心態）沒有發生真正的變化。我是通過研究對待“死亡”的態度的歷史演變得出這一結論的。換句話說，適合於政治、社會、經濟甚至文化史研究的歷史時段劃分法，並不適合於心態史的研究。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中，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家庭內部的關係，都發生了如此多的變化，以至於我們必須把現代早期視為自發的和原始的階段，甚至還要牢記它是歸屬於中世紀的（當然是以一種新的眼光來看）。現代早期並非簡單地是現代的先驅：它是獨特的，既非簡單的中世紀延續也非未來的雛形。
現代的演進
是什麼事件改變了人們的態度，尤其是他們關於個體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地位的思想？政治文化歷史領域裡的三個外部事件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角色的變化，自15世紀以來，國家就不斷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和姿態確立自己的地位。國家及其機構至少在18世紀時在名義上也在現實中，日益干預原本屬於社區管理的社會生活領域。
個人最基本的任務之一是在社會容忍度的範圍內爭取、捍衛或提升他/她的社會地位。隨著社區在15、16世紀獲得新的財富源泉，並隨著不同行業領域裡人們之間的不平等變得日益明顯，在那些公共的範圍裡，人們就有了更大的演練空間，他們力求去贏得他人的讚譽或激起他人的妒意，或者至少通過露臉或所謂的獲得榮譽來爭取別人對他們的特殊的容忍。維護和捍衛自己的“榮譽”也就是在社區人們的眼裡挽回面子。
重要的不再是個人是什麼，而是他以什麼形式出現，甚至他作為人如何成功地表現自己。為了確保成功，他們可謂不遺餘力：大肆揮霍、至少(在經過明智考量時)慷慨解囊、傲慢無禮、炫耀賣弄。為了維護名譽，在公開場合相互譏誚，針鋒相對甚至決鬥以發洩仇恨（因為不能求助於法庭和其他國家 機關）。
至少從路易十三起，政府就開始採取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去規範這一方面的行為。例如在黎塞留統治時期，決鬥被禁止了，否則受殺頭的處罰。禁止奢侈的法律規約著裝上的奢靡豪華（和利用這種豪華派頭篡取著裝者所不具備的身份地位）。重新修訂貴族名單，清除其中的假冒者；國家利用所謂的“逮捕密劄”，日益侵入到了我們所認為的私人生活中心——家。更準確地說，國家賦予了家族中某一成員處置其他成員的權力，這使得家族頭目能避免求助正常的政府機關，求助於政府機關被認為是損害家族榮譽的。
這種策略產生了重要的後果，國家和它的司法體系把社會看作是三種元素的複合體。第一是國王宮廷——一個真正的展示舞臺，它是自中世紀起就已存在的政治行為、歡宴、個人事業、服務和等級制度等古老混合體延續到現代的形式。在社會階梯的另一端，是城市下層居民和農民，在他們當中，傳統的集體作業、狂歡、服飾和權威制度持續了很長時間。社會關係是延伸的、多樣的，並不停地變化著。這個世界裡有街道、酒館、林蔭道和教堂廣場。最後，處於普通民眾與宮廷顯貴之間的中間地帶是知識份子、沒落貴族及教會人員，這些中層顯貴人員以他們特有的方式待在家裡，和一定圈子裡的朋友保持愉快的關係。
第二件改變人們觀念的主要事件是文字的發展及書本的逐漸普及，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印刷術。日漸廣泛的默讀法並沒完全消除長期以來盛行的公開大聲朗讀。在鄉村裡，人們隨處可見單面印刷品及小藍書的零散文字稿，它們是由小販散佈到全國各地的便宜小冊子。然而，默讀不僅僅能讓個人形成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和獲取經驗知識，還使人們在人們隱居虔修的修道院和隱士居所之外的地方進行獨自反思成為可能。
國家地位的變化及文字的傳播與16、17世紀新形式的宗教發展不無關係。新宗教在打造內心虔誠的同時，對教區生活裡較為集體性的活動形式並不反對。他們還鼓勵個體進行反省——天主教通過懺悔，清教徒通過寫個人日記。世俗民眾禱告的主要方式是在個人小禮拜堂或者臥室的一角靜思，或使用專門為此而設計的傢俱：禱告台。
私人性的種種標準
這些變化是如何影響人們的觀念的呢？我將從六個方面來探討。
（1）關於禮貌的文學作品揭示了中世紀的騎士品德如何轉變成行為和禮節規範。N.埃利亞斯在禮貌文學作品中發現了證據，證明現代化的演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後來羅傑•夏蒂埃對此提出了全新的看法，雅克•雷維爾在這本書裡總結了當前關於這個問題的看法。
在西元1500和西元1800年之間，人們形成了新的關於自己身體和他人身體的觀念。早期的禮貌文學作品強調年輕人在餐桌上的就餐禮節，後來的文章則強調，肌膚接觸或盯著其他就餐者是不禮貌的行為，這樣，在身體周圍就形成了一個保護地帶。人們不再張開雙臂去擁抱他人；他們不再為表示對某位女士的尊敬而去吻她的手或腳；男人也不再拜倒在他們的夫人面前，這些戲劇性的行為現在都讓位於謹慎克制的舉止。人們不再試圖砍掉手指來嘩眾取寵；他們舉止適度，以便不打攪別人，悄無聲息地從別人邊上經過。一種新的得體的行為出現了，這種新的得體行為涉及隱藏身體的某些特定部位和特定行為。塔圖夫說:“把胸部遮蓋起來吧，我不想看見它。”16世紀的做法——用遮蓋在男性陽具前面的褲褶模仿勃起——一去不返。新婚夫婦不再會被一群第二天一早來向他們致賀的旁觀者放到床上去。這些新變化加上古代的一些忌諱，甚至使男外科醫生無法來到正臨產的女人床前——一個“與生俱來”便專屬女人的地方。
（2）私人日記、信件、懺悔和自傳表明一些人欲為自己留出獨立空間的意願，他們是為了瞭解自己而寫作的，而非覺得有必要將這些知識傳之於任何其他人，他們自己的子孫除外，因為他們希望自己活在子孫們的記憶中。晚輩們往往被告知要毀掉這些作品，這表明在讀、寫與自我理解之間存在著一種新型的關係。
人們不一定僅僅寫他們自己，但通常他們只為自己而寫，極少有人想去發表他們所寫的東西。寫這類著作純粹是為了自娛自樂，有一些能夠倖存下來，只是因為偶然地被儲藏在某個被遺忘了的箱子裡或閣樓上。從曼恩•德•比朗到阿米耶爾時代，自傳適逢時代需要，而且契合得如此之好，以至於它變成了一種文學體裁以及一種文學與哲學的表達方式。
在英國這個私人性的誕生地，16世紀晚期以來各種日記被廣泛地保存下來並非偶然。在法國則沒有類似的東西，儘管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保存的“家庭流水帳”，所記的東西或許比以前更詳細。
（3）人們過去一直認為，一個體面的人除祈禱時外，不會獨自一人待著，這一觀念流行了很長時間。最低賤的人也需要有與大人物一樣多的夥伴，孤獨是貧窮的最壞形式，因而只有禁欲的隱士們才去刻意追求它。獨居會使人產生厭煩，這是與人類本性相悖的。然而，這些傳統的信條到17世紀末不再流行，人們開始追求獨居生活。塞維涅太太在巴黎從未獨處過，後來她這樣描述自己在布列塔尼地區的快樂體驗：在那兒，她每天可有三四個小時的獨處時間，手拿著書，走在她的公園的樹林裡，這綠樹成蔭的公園與後來為盧梭謳歌的“自然”有幾分相像。
（4）人們變得如此喜愛獨處，以至於他們希望與一位親密的朋友、老師、親戚、僕人或鄰居——另一個自我——一起分享獨處的妙處。這種類型的友誼，與中世紀騎士的手足兄弟般的情誼不同，騎士友誼很大程度上存在於戰爭時期的軍旅，在這個時期，參加戰爭是貴族世家子弟自早年起就從事的一項職業。像在莎士比亞的劇本裡或米開朗基羅生活中所發現的那些偉大友誼，可能是少之又少。友誼往往是一種較為斯文的情感、一種溫文爾雅的交往、一種波瀾不驚的忠誠，它的種類和強度包羅萬象。
（5）所有這些變化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變化，促成了一種新的日常生活觀念和全新的安排方式。主要的決定因素不再是機遇、有用性、建築和藝術。生活變成了可用言辭表達內心生活和個人價值的東西，因此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到家庭日常生活及人際交往上來。需要精雕細琢和情趣興致的老道成熟，逐漸受到人們的讚賞，品味成為一種真正的價值觀。
過去的家很少裝飾，織錦可以掛在牆上或鋪在桌上，以陳放貴重物品，其他傢俱如床、大箱子、板凳等則很簡單，可隨主人意願拆開，或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去。但現在人們開始為婚床準備一個特別的地方，儲物箱變成一件藝術品，甚至為精美的大櫥櫃或五斗櫥所替代，扶手椅不再能顯示主人的顯赫地位。塞維涅太太對這兩個時代的劃分持不確定態度，她的信件中出現過這兩種不同觀念的例子。她第一次去羅什帶著床。儘管她一方面對傢俱藝術漠不關心，另一方面卻又羡慕她女兒的品位。
室內裝潢的簡單藝術激發高層次繪畫藝術。17世紀，荷蘭畫家常以室內為素材，展示了一種關於人們應如何生活的新理想、新觀念。同時，食品和飲料的藝術也開始興起，這需要創新、修養和批判精神——所有這些方面我們仍然稱為品位。不僅大型烹飪變成藝術，就連普通的燒煮也更為複雜，也許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求更高的技藝。烹調簡單的菜肴也如同過去熬湯一樣繁雜，要經過細緻精心的準備。衣著，特別是家常衣裝，也經歷了類似變化。
（6）所發生的各種心理變化大都可以通過家居歷史來充分說明。從西元1100年到1400年，居住方式沒什麼變化，但此後，家庭居室發生了延續至今的一系列變化。房間變小了，小房間原來是作為主房的附屬部分，如下房或壁龕，但很快許多活動都在裡面舉行，它們顯示了自己的生氣。從私人的樓梯、客廳、走廊和門廳都可直接進入各個房間而不需穿過其他房間。房間有了各自專門的功能。（撒母耳•佩皮斯有一個兒童室、一間自己的臥室、一間他妻子的臥室和一間起居室；塞維涅太太無論在巴黎的卡那瓦特旅館還是在羅什的公寓都沒有類似的東西。）在許多地方，房間被賦予了一種特殊功用，而不僅僅是為了保護某種特殊形式的私生活。其中用來取暖和燒飯的壁爐的歷史尤為重要。曾經是重要的藝術組成部分的大壁爐，讓位給了較小的配有導管鼓風機的小壁爐，或許是中歐火爐的西化方式。

這些不同的因素是如何結合起來，形成連貫且高度統一的日常生活模式的呢？這些結構又是如何演進發展的呢？16、17世紀見證了個人主義在日常生活中的勝利（儘管在意識形態上還沒有如此，因為在意識領域存在著時間滯後性）。由國家的興起和集體社交模式的衰微釋放出來的社會“空間”，逐漸被個人填補。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下，個人在國家沒有佔據的空白地帶確立了自己的空間，試以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作品《窗子》為例：

美麗的道特坐在窗前
心不在焉地讀著一本書，
因為心已跑到她的朋友達昂身上
而他去了遙遠無邊的勞裡奧

個人私生活的需求通常和人們對愛情的追求有關。新式臥室的佈置為私人交往提供了便利的空間。床被從房間中央移向牆邊，在床和牆之間留一個小窄道，即使在滿房間人的情況下，情侶在那兒都可以交談私房話，人們也可以私下談論政治和日常事務。17世紀晚期，年僅七八歲的詹牧爾•迪瓦士從他繼母那兒逃出，曾一度在牧羊人之間躲避，他們教他讀書。他後來變成隱士社區裡的一個家庭傭人，主人為他提供了一個他可以通過自修而獲得博識的角落。玻璃工人雅克•路易絲•梅內特拉有了自己的房間，他把這裡用作了與情婦們約會的場所，很有點19世紀資產階級的味道！
1800年以後，隨著家庭呈現出新的重要性，個人主義出現衰微趨勢。甚至那些具有反叛心理的成員也把家庭當作中心。追求獨處仍然可能，但他們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家庭範圍內。
1500年到1800年之間，處於宮廷顯貴之下而又高於普通民眾的“中間階層”也發生了變化。一種新文化出現了，一種圍繞著對話、通信和大聲朗讀的新生活形成了。人們在私人房間裡甚至在女人的床邊聚會——因為女人通常在這些小“世界”裡發揮重要的作用，至少在法國和義大利是這樣的。當人們用盡了各種談話和朗讀方法，人們就開始參加“社交遊戲”——或唱歌或奏樂或進行辯論（英國的“鄉村聚會”）。
18世紀，一些這類團體開始採用正規的形式，它們組織為俱樂部、思想協會或學院，在這個過程中,它們喪失了一些自發性，而變成了公共機制。另外一些小圈子則煥發出自己的嚴肅性，變成了文學沙龍。19世紀，一些聲名煊赫的沙龍夫人要特意留出幾天接待來訪者，這幾天成為有教養的資產者的歡宴娛樂的時間。我想嘗試性地提出這樣的看法：17世紀人們所理解的“歡樂”一詞的意義在19世紀末期的社會裡已不再是其主要的意義了。
最後，家庭成為私人生活的焦點，它的意義改變了。它不再僅僅是一個經濟單位，為了它的繁衍生息一切東西都必須被犧牲。它不再是對個人自由的一個限制因素，也不再是一個由女人控制的地方。它變成了一個全新的東西：避難所。人們為了避開外人的窺測而逃遁其中；一個感情寄託的中心地帶；一個不管怎樣孩子都是注意焦點的地方。
在發展出這些功能的同時，家庭變成了一個避難所、一道防備外人的屏障。它截然地將自己與公共領域分離開來，在犧牲了街頭和廣場上匿名的社交的同時，它急劇地擴大自己的影響，家長成為一個道德角色，成為家庭舞臺上的至高形象。
這僅僅是演變的開端，這種演進過程一直到19世紀和20世紀才臻於頂峰。抵制變化的力量仍然很強，除在一些地區和城市裡的某些社會階級之外，變化看起來微乎其微。匿名的社交形式繼續以舊方式（譬如在街道上）和源自於以前的歡宴（如鄉村聚會、俱樂部、學院、咖啡館）的新方式持續著。家庭裡所發生的這些緩慢變化，源自於相對穩定的社區與新的歡宴形式的競爭，結果是產生了一種混合型的文化，這種混合型的文化在整個19世紀繼續演化著。

就我看來，個人私生活的整個歷史可歸結為社交形式的變化：從街區、城堡、庭院、廣場和村莊的無名社交到以家庭甚至以個體為中心的更有限的社交。這裡的問題是：社交形式如何從“公私混淆”，轉變到一個個人和社會相分離、個體包含甚至限制公眾的形式的？我這裡使用的“公眾場合”一詞和“公共公園”及“公共場所”的用法一樣，指的是一個可供相互不認識的人相遇並相互欣賞的地方。
這一重要變化的歷史和範疇很值得追溯探討。然而我很快發現我的朋友們即使不完全反對，也不能全盤接受。他們認為“公”與“私”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對立面。關於個人私生活的討論和隨後的對話，使我意識到這個問題沒有像我所想像的那麼簡單。
“公”與“私”兩個對立面另一個方面的涵義我不太瞭解，因為我對政治史較為生疏。“公共”一詞也可指國家及國家服務機構，然而“私人”一詞（特別是在法語中）指國家許可權以外的一切。就我看來，這是看待這個問題的一個新的有用的方法。
在中世紀的許多國家裡，國家很弱或只有象徵性的權力，個體只能依賴社區或他的保護人的保護，個體沒有可稱為是自己的東西，甚至他們的身體也不屬於自己。一切都處於危險之中，只有心甘情願地接受保護才能倖存。在這種情況下，集體生活和個人生活是沒有明顯界限的。除了那些受害者，沒人能過個人生活，任何人都在集體中發揮作用。這種以政府為中心解釋“公共”的路徑和以社交為中心解釋“公共”的路徑是同等的，因為它們都同樣促成了社交的公共和私人模式之間混淆不分。
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一步是出現了諾貝爾•埃利亞斯所謂的“宮廷政府”。王宮承擔起某些早期分散的政府職責，如維護法律和秩序、法院、軍隊，等等。因此，空間和時間使沒有公共意義的各種活動——私人活動——成為可能。
這種變化不是簡單地產生的，在16世紀和17世紀上半期，政府事實上沒有執行它所宣稱擁有的所有權力。這些權力的空隙為它的附屬機構所填補，它們行使著社會職能和個人的責任。亨利•德•康皮翁毫不猶豫地離開他所效忠的國王而加入到反對國王的王子們的行列中。事實上，他堅持認為無論他為哪一方戰鬥，他都在為國王服務。那些以國王的名義行使實權（軍隊、司法和員警）的人都是這樣做的，但用的是自己的錢，如果國王能時不時地贈送貴重禮品使他們的花費得到補償甚至更多，他們就會十分高興。在這種情況下，省府總督或首席法官的家也就是他的辦公室。例如塞維涅太太抱怨國王在普羅旺斯的員警總監德•格涅昂先生奢靡代理揮霍，但格涅昂在法庭上代表的是國王，要想起訴他，就得與某種類型的法官直接交談，按我們現代思維方式，這看上去是不符合職業倫理的，但不這樣做，法官又無以知曉案情事實。訴訟當事人實際上是在和政府交涉，並完全意識到作為政府官員和作為一個個體是不同的，但政府仍被當作家產一樣管理著。
這種對集體事務和公共服務的觀念，不僅從年代上看甚至從更深層的內涵上看，都與社交形式劃分是一致的。人際關係是一種很重要的傳遞資訊和形成並執行決定的途徑，這個階段的團體是以各種關係而定的，這種種關係決定交際的本質。集體生活中的接觸更激發了私人友誼，這對產生信任感不可缺少。
當政府最終成功地執行它長期以來宣稱屬於自己的職能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在法國，路易十六政府及他的地方行政長官和首相盧瓦用職員和司局的官員代替了宮廷說客體系，以公開的工資代替私人開支。其他政府，如英國，奉行完全不同的方案：地方貴族（我們稱之為公共執行官）擔當地方行政長官，同時他們必須同意接受和遵守政府的法律和其他制度。
下面談的是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的情況，此時的公共領域已不再被私有化，公共事物不再和個人利益糾纏不清。因此就有可能建立一個封閉的個人領地，這塊個人領地與集體生活完全脫離且完全自治，並常為家庭所佔有。但居住在這塊領地上不參與集體生活的人（不同於16、17世紀的達官顯貴們）感到失望，並由此而產生了關於政治及一系列政治要求。這樣我們兜了一個圈，又回到原點。
現代個人私生活必須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集中于社會公務人員和私人個體的對立及政府和最終成為家庭的領域的關係；另一方面應集中於一種轉變，從公私混淆的無名的社會交往形式向一種更分散的交往形式轉變，後者把舊式的無名交往方式和基於職業聯繫的關係及家庭生活的平等關係聯合起來。

私密場所
中世紀晚期的歐洲，有一些被認為特別適合私人交流或自我反省的地方。現在，此類場所大多已不復存在，但大量的插圖繪畫使我們對這類場所有所瞭解。16世紀英式城堡的個人住宅邊上常有個私人小花園，有少數歷經歲月至今仍完好，如漢普敦法庭，在牛津和劍橋的附近——封閉式的小花園，以及英國的一些天主教教會學校及其附屬的加爾都西式花園——這裡現在是思考和私人交談的好去處。從1500年到1800年，這些小花園的佈置發生了變化，但它們體現的私人關係性質沒有改變。古典式的花園似乎取代了舊式的私人小花園，但事實上，黃楊樹小門，樹蔭下的單條長凳等和封閉式花園一樣發揮著同樣的功能。
現代社會早期，建築師們在富裕家庭的住宅中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個體空間形式，或者更確切地說，通過建築一些具有以前特定的傢俱功能的房間來增大個體空間。因此在歐洲的語言裡，有些詞語如書櫃、直櫃、 書架 、寫字臺等既指某一傢俱，又指執行一定功能而通常具有個人意義的房間。例如，法語中的cuisine（廚房）不是指餐廳時，就有了類似的含糊意義，有時便分不清它指的到底是烹飪食物的房間還是食物本身。然而家裡有不同房間這樣一個事實並不是私人化的總證明。除非是指人們將物品鎖進書桌抽屜，而現在則可以將自己鎖進書房。這已接近19世紀的資產階級家庭住宅模式，收集的各類藝術品、印刷物、書本和珍品等擺放整齊，併入加鎖的櫥櫃。這些物品數量不斷增加，傳播更廣，使用者增多。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隱私——“隱私”一詞在當時的主要意思還是“秘密”，且主要指的是思想領域。可以說這意味著擁有一個帶鎖的盒子的人和擁有一幢帶各種房間的豪宅的人有同等的隱私水準。
封閉式花園
有了那些15世紀的繪畫、木刻和織錦，我們不僅能描述封閉式花園的外形，差不多還能感受其鮮花的芬芳和空氣的清新。或者是低矮的木頭籬笆配上沿之生長的果樹牆，或者是柳條柵欄環繞成畦的花床、草坪，休憩用的小墩在其中點綴。泉水池塘、小徑以及鋪滿玫瑰和葡萄的藤架，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花園——談情說愛或進行政治或宗教等交流活動的理想場所。在絕大多數場合，那些藝術作品的一側都有年輕的夫婦，專注交談或演奏樂器。時常有人獨坐著看書，或是木質或石質基座上戴著王冠的聖母，四周是盛開花的樹木和玫瑰的花環。畫中的聖母不論是獨自一人還是有聖徒相隨，都有一個適當的場合讓看畫的人們跪倒在聖母的腳下，就像自己身臨其境應該做的那樣。封閉式花園通常總是私人的空間，但布魯德爾的作品是個例外，他畫的是花匠在幹活。
就連花園中的空氣也有別於城市街道的或是鄉村田園的空氣，彌漫著超然的芬芳——玫瑰的清香、清潔的流水，聖潔而莊重，有康復肌體之力，休憩心靈之效。人文主義學者以及後來的巴克羅派藝術家不再使用哥特式和田園式的裝飾背景，代之以古老的立柱、長凳以及哲人們的半身雕像，以期啟迪世人。儘管如此，其內在的“私人”的意義並未消失，如亨利•霍金斯的《帕爾特涅•薩拉克》(1633)。花和草仍然保持其令人反思自我的神奇力量，儘管詩人樹起了象徵性的通天之塔，也不能改變這一點：

百合無瑕，純潔忠貞；
玫瑰文靜，溫文端莊；
紫羅蘭謙遜，貴竹香堅韌；
萬壽菊展現仁慈，芙蓉花給人希望；
向日葵引人深思，鬱金香美麗典雅。

而人不僅反思自我，還會更深刻地思考愛情和死亡。花園給詩人以靈感，覺得心上人離自己又近了一些，而且由詩人自己來決定她何時出現，又何時殘酷地消失。
《塔索詩選》中阿米達和雷納爾多的最後一次見面便是在花園中。法國戲劇賦予花園以魔力，可以促進心靈的融合，也可以讓非常忠貞的情人心迷意亂。在華多、布歇和弗拉戈納等人的油畫中，花園為公園所取代，神奇的魔力卻不減。艾爾麻維那居民兩兩成對的化妝聚會，便是在花園中舉行的，夜晚的黑暗使整座花園更加能激起人們的情感。園中的孤寂、歲月的流逝、花朵的枯謝，這些都讓人聯想到生命的脆弱及基督的死。“我走過花園，看到了他痛苦的形象。”在馬丁•施恩告爾的一幅畫中，基督出現在聖瑪麗面前，畫中的花園如荒漠一般，只有小樹一株，樹葉盡落，幾堆土堆，令人震撼。這樣的獨樹，不管有無樹葉，都會讓人聯想到死亡。
自1640年始，荷蘭畫家開始繪畫老年夫婦，畫家們鍾愛的背景便是花園。霍赫斯特拉滕的畫中，夫妻兩人一起待在花園中。這些畫通過描繪夫婦一起在花園的情景來幫助那些傷心的鰥夫寡婦設想失去的配偶正生活在幸福之地，具體再現了人們片刻的思想甚至是祈禱和示愛。斯汀畫過老年夫妻下棋，格子結構不僅表達了在光陰中消逝的寧靜午後，還讓人聯想起婚禮和洗禮，因為這些活動通常都在此類場所舉行。
歷經了17、18世紀，因愛情和友誼而結合的婚姻逐漸取代了為利益與金錢而生的婚姻。畫家們也記錄了夫妻在一起的情景，愛也就是在公園裡表達，於是畫中出現了夫妻二人或帶著孩子的場景。起初畫家的資助人不論男女都和孩子或父母一起出現在畫中，還常和聖母、聖徒一起，他們或是在花園裡，或是在窗戶正對著花園的個人祈禱室裡。後來，聖徒們從聖畫中消失了，但資助人還是要畫進去的。在17、18世紀的新教國家，在一張畫布上畫兩張畫的做法趨於常見。在英格蘭及其殖民地，許多情侶都躲到公園或花園裡談情說愛。不太富有的家庭用文字記錄下這些活動，而富裕人家用繪畫的方式記錄下來。撒母耳•佩皮斯住在倫敦的海軍部，自然無花園可言，但鉛皮屋給了他同樣的樂趣。他可以在炎熱的日子偕妻子去喝杯冷飲，或是借著月光演奏琵琶，以享受其樂趣。只有丹麥入侵的消息才迫使他避到了鄉下的寓所，在那兒，他將自己的錢都埋在花園裡。
荷蘭畫家畫的是普通的農家庭院，而不是封閉的花園，但絲毫不減少其私人情感的內涵。畫中沒了聖母和聖徒，但兩個人專心交談的場景卻無二致，同樣地還有潛心看書的場景，所讀的肯定是一些虔誠的或是浪漫的書。反對傳統的愛情和信仰觀念，一種更簡單、更粗糙但無疑更親密的情感被激發了起來。畫中的年輕夫妻或是下棋，或是飲酒（共用一個酒杯）。在柏林博物館收藏的一幅特爾鮑赫的作品中，一位元母親正在女兒頭上找蝨子，這個舉動在好幾個世紀裡一直都是和愛聯繫在一起的。一個年老的婦人獨自一人坐在沒有草木的小院裡，或是在房屋的某個陰暗角落裡，實際上是把這些個人行為內化了，它會讓觀看者去思考自己的死亡。
對於多愁善感的人，花園裡成畦的花床和五色沙土只會讓人心煩意亂。真正的寧靜存在于自然中，一種人類尚未觸及的自然。因而清教徒們總是極力反對人為地將花園打點得井然有序，甚至連樹木都要修理剪裁，他們認為這是人類理性的結果，因而阻礙內心的發展，他們完全清除灌木的紛亂，因為破壞了能幫助心靈思考未來而得到的容忍。因此把藝術看作是技巧的內在感性，預示著18世紀的英國花園和聖潔森林、深海湖及古代廢墟的神秘性。
臥室
在私人生活的主要空間（廳廊、客廳和室內等）裡，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活動。這裡有火爐，旁邊是廚具，還有桌子、檯子、凳子、空桶、成包的物品以及寢具，也就是一種人可以睡在上面的東西，但沒有木頭床架和床簾。在只有一個房間的住所裡，所有的活動都在廳裡進行，除了那些最自然本能的排泄需求，那最好在野外或肥料堆上進行。要是還有一間房子，與客廳隔開且有門鎖，則這間房子有不同的名稱，譬如內室、裡屋、臥室等等。臥室裡會有一張大床，上有簾布。德語中的“Zimmer（室）”指的是牆上的木頭嵌格，其他的擺設基本是同樣的。14、15世紀的佛羅倫斯詞語“室（camera）”總透著一種尊嚴，法語單詞“房間”（chambre）可能也是如此。在比較大的城市的住宅裡，臥室的門總是要上鎖的，所以在15世紀的繪畫中，家庭主婦的腰帶上總是掛著一串鑰匙。17世紀的荷蘭繪畫顯現了客廳與臥室的關係，兩者用牆隔開，後面是街道。
裡奧•巴蒂斯塔•阿爾維蒂是一個富裕的荷蘭商人，在他約30歲時，寫了一本書：《論家庭》。書中描繪了新郎和新娘參觀新居的情景。參觀在臥室結束，在那兒新郎鎖上門，向新娘展示他的全部財富——銀器、織錦衣物及珠寶——這些東西他都鎖在這間密室中，以便獨處時欣賞品玩。他的書籍及記錄先輩的一些資料則單獨存放，鎖在“study”裡，以不讓妻子看到。這裡的“study”，既可能是一個單獨的房間，即書房，又可能是一件可以上鎖的傢俱。按照阿爾維蒂的解釋，“記錄是一種十分神聖、具有宗教信仰意義的物品，故而應特別保護”。
展示了財富之後，阿爾維蒂要求他的新娘保證絕不與其他男人同床，絕不讓除了他以外的任何男人進入這間臥室。他堅持新娘以後舉止要端莊，不上口紅，不與他人調情。然後，夫妻一起跪下祈禱，乞求上帝幫助他們，降福與他們，讓他們生許多孩子。祈禱時他們一直盯著一個聖像，“是銀制的，手和頭則是象牙制的”。阿爾維蒂並沒有寫下這聖徒的姓名，因為這座雕像之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主要是因為它的珍貴。他的思想很現代，幾乎沒受到巴黎大學那些神學教義的影響。在他看來，高尚珍貴的東西自身便可以體現上帝和聖靈，除了外表之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聯想意義。可以說，要是阿爾維蒂擁有油畫作品（他的財產清單中並未列出），那也是宗教題材的，肯定是掛在臥室而不是客廳。
像這樣區分客廳裡的活動和愉悅的私人活動，是中世紀後期大商人階級家庭的一個顯著特點。這種區分能讓我們瞭解許多東西，諸如房子裡的空間劃分、物品的分類、妻子的角色等等。隨著時光流逝，這種區分也影響了其他階層。
一個家庭若是能夠有第二間屋子，這便是情感生活和私人關係的中心。凡•埃克的油畫《阿諾爾菲尼斯》（1439年）似乎證實了阿爾維蒂的敘述，即新婚夫婦是在臥室裡以一定的儀式慶祝他們全新的私人關係的。伊斯拉埃爾•凡•麥肯特雕刻過一對情侶坐在木床上的作品，臥室裡不僅有帶有格子攔板的大床，還有一張小桌子，桌布上有燭臺，燃著兩支蠟燭，桌上還有粉盒、眉筆之類的東西。門鎖上插著把刀，那是為了防止門被打開。畫中的男人已取下劍，放在地板上，左手放在女人的背面，摟住了她胳膊以下的部位，顯然是要吻她。女人的胳膊疊在一起，似乎正在將腰帶和鑰匙拿開。床帳是分開的，這幅畫並沒有什麼宗教的意義。
有錢人可能在臥室裡向“情人”求愛。麥肯特的雕刻所體現的是阿爾維蒂力求通過向新婚妻子展示財富，一起向上帝祈禱來避免的一場噩夢，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將她和他的財富一起鎖起來。桌上的那些粉盒、眉筆、梳子和香水瓶等暗示著一種婚外的性關係。布歇和弗蘭戈納曾試圖讓女性的化妝台成為無道德意義的貴重品，但這只是在後來，當為愛情而結婚的信條得到上流社會的認可之後。在弗蘭戈納的《鎖》裡，臥室成了發洩激情的場所，畫中的男人一邊鎖門一邊調情，而在此畫家的另一作品《櫥窗》裡，明顯的學院派風格反映了一種道德化的努力。這種隱私向戲劇化裝飾的轉變，並不能體現隱私的真正本質。
17世紀的荷蘭繪畫細緻地刻畫了臥室裡的各種活動，驗證了臥室起到展示隱私的本質的作用。這些活動包括婦女穿衣脫衣、護理嬰孩及產後接待女客等等。德•霍赫及斯汀的一些作品描繪正在獨自穿衣的婦女，床鋪十分淩亂，證明了現代早期有錢的男性仍然對女性的臥室浮想聯翩。在倫勃朗的一幅名為《興奮的勒德康特》的雕刻裡，男子爬到了女人身上，床上有床帳——這是有錢人家才有的。其背景同倫勃特的其他作品一樣，十分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