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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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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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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全國圖書出版界編印了「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紀念叢書」,以表達出版業者愛國的熱忱。這部叢書的發行,將使中華民國建國以來各方面的發展情形,尤其是復興基地三十年來的建設成就,更廣泛深入地為世人所知。
本書為該叢書之「社會」類,共收錄14位社會學學者的文章,內容豐富、詳實,為瞭解我國社會變遷與發展不可或缺之參考書。

 

中華民國締造維艱,回顧70年來,遭遇亙古未有的挑戰,面臨一次又一次的考驗,通過一道又一道的難關,有光榮的勝利,也有屈辱的挫敗;有哭泣,也有歡笑;有突梯滑稽,也有莊嚴肅穆:總之這一齣民族歷史劇在波瀾壯闊地展現著。我國遠在140年前,已開始為現代化而努力,蔡文輝教授為此一悠長的歷程作簡明扼要的回顧與前瞻,故將其大作「我國現代化努力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列為首篇,為本書「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揭開序幕。
 
現代化、工業化、西方化這三個概念,常被人混作一團。好像是「一氣化三清」,用不著分彼此。本文首先予以區別,謂現代化是一種包括社會、文化、工藝技術、宗教、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全盤性變遷,而工業化的範圍比較窄,侷限於經濟發展與工藝技術改進方面的變遷,至於西方化則指全力接納及模倣西方文明社會制度的一種變遷方式。我國尋求現代化的努力,應追溯到19世紀後半期,在過去140年期間內,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1)被動局部西化階段─1840~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可以說是我國現代化的開端。清廷於大敗之餘,求其轉弱為強,作局部性變革,其現代化範圍僅限於軍事方面,如造船、製砲、築港、設電報局,派學生留洋等。
 
(2)維新與革命階段─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役,是我國由局部西化運動轉向急速全盤西方的轉捩點。康有為所倡導的「維新運動」,因慈禧太后再度臨朝聽政而完全失敗。國父於1896年成立「興中會」,領導革命,終於1911年武昌起義,推翻滿清政權,建立民國,為我國現代化帶來新的希望。
 
(3)民國混亂紛歧階段─由於民國初年政治不穩定,軍閥橫行,中原板盪,而知識界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學說:全盤西化論、復古運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玫府主義、君主立憲、民主立憲等,百家爭鳴,彼起此落。當政者無所適從,朝令夕改,現代化不僅一事無成,而新舊知識分子間的激烈衝突,嚴厲攻訐,亂成一團糟,加上八年抗日的難苦戰爭,現代化運動幾乎全部停頓。中日戰後緊跟著共黨叛亂,竊據大陸,國民政府於1949年退守臺灣。
 
(4)臺灣繁榮富裕階段─自1949年迄今三十餘年內,我國的現代化過程,出現兩種不同的現象,隔海相望,對比鮮明:一是臺灣由農業經濟社會邁進了工業經濟社會,貧窮落後一變而為進步繁榮,相反地,大陸上仍停滯於古老衰敗的階段,民不聊生,前途一片黑暗,從此可以明顯地看出政治領袖在現代化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本文的主要論點是強調臺灣的現代化是我國140年來努力於現代化的結晶,故在題目上特別標明,從過去到現在,為未來我國現代化歷程舖下了前進的路基,主要是經由經濟工業化而邁進社會現代化,而成功的關鍵,根據以往的歷史經驗,端賴於下列因素:(1)穩定的政治,(2)具有現代化眼光的政治領袖,(3)普及的教育,(4)勤奮努力的人民,(5)和諧穩定的社會結構。
 
范珍輝教授在「我國社會政策的發展與持性」內,明白指出我國建國70年所推行的社會政策,是以民生主義社會福利思想為基礎。而民生主義是國父手創的,先總統蔣公、是國父的繼承者,於是將國父及蔣公的社會政策思想歸納出五個「標竿」(所謂「標竿」是衡量的理想尺度或標準):
 
(1)社會政策為解決或對付民生問題(或社會問題)的基本原則。
 
(2)社會福利的推行基於同胞愛和人道主義,但應以全體人民為對象。
 
(3)社會福利的推行,應重視積極的輔導,兼顧各業的利益。
 
(4)社會政策的推行,應配合經濟制度的改革。
 
(5)政府應發揮萬能改府的威力,為全國人民謀幸福。
 
依此「標竿」,得知我國早期的社會政策,在民生主義的大前提下,只作原則性的指示,直至民國18年所訂立的「訓政時期國民改府施政綱領」,才開始賦予較具體的內容。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六全大會所頒布的「四大政策綱領」,包括人口政策、農業發展、工業發展、福利服務等方案,是一項劃時代的杜會政策,相當充實完備,成為復興基地社會建設的藍本。
 
政府在臺灣所訂頒的社會政策,主要者有「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現階段社會建設網領」、「現階段加強國民就業輔導工作綱領」、「現階段農村經濟建設綱領」、「保障勞工利益、改善勞工生活重要措施」及「復興基地重要建設方針」。此六者相輔相成,互為配合,但也有許多值得斟酌的地方。
 
進步是沒有止境的,最後建議:在政府部門或國民黨本部設立永久性社會政策委員會,從事於社會政策的研究、發展及策進工作,以充分發揮民生主義的精神。席汝楫教授以我國的卓越成就為例,來進行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比較分析。首先將生活水準和生活品質予以區別:謂前者係指人類基本需要獲得滿足的程度,後者則是人類在生活環境中對所有事物滿意的程度。
 
識字率、嬰兒死亡率、預期壽年三者能正確地反應生活品質的良窳。將此三者合併計算之,則稱為「實質生活品質指數」(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簡稱PQLI)。用臺灣地區30年來的資料,計算其「實質生活品質指數」,藉以指明我國實行三民主義,推行經濟建設,在社會發展方面所獲得的豐碩成果。
 
再以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實質生活品質、政治自由指標三者,編成綜合指數,進行132個國家間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發展的比較,分別計算其相關係數,並作「跋蹊分析」(path analysis),以確立三者間的因果關係。此是目前社會學研究社會變遷現象的重要方法之一,值得讀者細心閱讀。
 
葉啟政教授對中國文化在臺灣的發展作一番細心檢討。所撰之文都五萬餘言,是本論文集內最長的一篇,共含九節,前三節就文化的概念、學理及方法論,作一般性的舖陳,目的是把作者本身的認知架構及研究方法展示出來,讓讀者去體會和瞭解。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告訴讀者要認清一個社會現象,必須考慮到的有三點:(1)時間性(temporality),(2)空間性(spatiality),(3)典範性(paradigmaticality)。換一句話說:社會內的個人如何建構他們的社會,乃隨著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文化區位環境、不同的認知典範,而有其差異。我們想要瞭解臺灣30多年來的臺灣文化現象,必須認識清楚臺灣「空間」在這段「時間」內的一些基本特徵。
 
臺灣曾經歷荷蘭、西班牙、日本等外族的統治,再加上山胞原有的文化,於是成為多種文化的輻輳地區,呈現多元的性格。自從民國38年國民政府播遷臺灣以來,全中國各省人口紛紛渡海而至,菁英薈蔚,各種不同的口音與風俗習慣,也都在臺灣出現,紛然雜陳,遂使臺灣成為中國各種次文化(sub-cultures)的一個展現所。在此種多變的豐富的歷史背景下,臺灣成為多種文化的理想實驗室,也可能成為締造新中國文化的發祥地。
 
經過30多年的努力,臺灣的經濟成長相當迅速,國民所得逐年繼續上升,物質生活水準大為改善,使得30年前的臺灣跟30年後的臺灣,宛若兩個不同的世界。無疑地,社會上普遍接受了經濟化社會化社會發展的意識型態,一般人也肯定了經濟成長的社會償值。但問題是:經濟發展除了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又為我們帶來甚麼樣的其他後果?尤其封文化發展有何影響?作者憂心忡忡地為我國文化的平凡化和商品化而提出五點警告:(1)策略性實用科技知識的發展,駕凌於共識性人文藝術知識的發展,(2)外來文化的移植色彩濃厚,聲勢?赫,本土傳統文化備受威脅,有日趨式微之勢,(3)文化的創造和使用,因階層不同而呈現區間隔離化,(4)平凡商品文化充斥,大眾生趣文化猖獗,而人文藝術性精緻文化退縮枯萎,(5)社會中正統意識甚為明顯,成為主導文化的最終指導,因而窒息人文藝術性精緻文化。
 
吳自甦教授在「我國倫理思想的演進與發展」中,首先肯定五倫是我國倫理思想的核心。舜命契為司徒(即今之教育部長),布五倫之教。此為我國五倫之最早出處。孟子解釋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孔子倫理思想的焦點在「仁」,亦為「中道」的發揚。「中」的原始概念,乃悟於人獸之別,締造一夫一婦的倫理關係,為文化道德生活的開端。由男女基倫而推至父子、兄弟、朋友、君臣等倫。
 
筍子言性惡,然性可化,而偽日起,偽起則禮義生。謂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故其學說依然是闡發儒門的人倫至理。
 
道家思想是被視為反社會的、反正統的,實則並未真正遠離倫常原則。墨家主兼愛,並將五倫以及其他人際關係,概以「君臣」為一規範,以求「同天下之義」。法家的倫理思想,像墨家一樣,特別重視君臣關係。
 
漢初學派紛然雜陳,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諸家,惟儒者「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有百家弗能易也。」、(司馬談「六家要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倫理思想在我國文化中取得正統地位。唐之韓愈以衛道者自命,特別推崇大學、孟子,使儒家倫理思想更為光大。宋代新儒學,以傳統經學為父,佛學中國化為母,服膺韓愈的「原道」,繼承孟子的正統,薪火相傳,求安身立命,開萬世太平。
 
南宋祚滅,蒙古入主華夏,元朝賤視儒者,其地位淪於娼與丐之間,代表著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的慘遭摧殘。明代王陽明倡知行合一,致良知,化理學為心學,使我國倫理於寒冬之後,奇葩突現,吐馥揚芬。滿清漢化,使儒家倫理深入民間。
 
先總統蔣公在臺灣領導文化復興運動,勉勵全國人民實踐倫理道德,使國家社會臻於安和樂利之境。
 
揚國樞教授在「中國人性格與行為的形成及蛻變」中,提出一套兼具理論意義和實徵內涵的架構,用以描摹與說明中國人的性格與行為的形成及蛻變。近30年來,臺灣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此一現代化歷程所造成的經濟型態的變遷,不僅改變我國的社會結構,同時也給予社會化方式以很大的影響,於是引發個人在思想、性格、行為等方面的蛻變。
 
本文的基本觀點是以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和生態心理學(ecological psychology)為其基礎,分為四方面,用對照的方式,將我國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互相比對,以進行說明和討論:
 
第一方面是宜農的生態環境和宜工的生態環境,列舉特徵六點。
 
第二方面是農業社會結構和工業社會結構,列舉特徵五點。
 
第三方面是傳統社會化方式和現代社會化方式,列舉特徵七點。
 
第四方面是傳統性格及行為和現代性格及行為,列舉特徵十點。
 
各方面所舉的一些特徵,大多數不是一反一正,壁壘分明,而是互相關聯,為一雙極變項(bipolar variable)的兩端。
 
拙文「中國家庭組織的演變」是「中國婚姻家庭的變遷」的縮小。原計劃以問卷調查所統計得出的變遷項目為基準,從中擇其重要者八或十項,逐項進行分析討論。統計表上列為首項的是:夫妻及未婚子女組成的家庭增多,傳統式大家庭相對減少。便以此項開端,寫完計算字數有兩萬多,超過了本書各篇的預定字數,加上本書急於付梓,必須儘快結束,只好暫告一段落。為了將就內容,不得不把題目範圍縮小,其餘各項重要變遷,只能等以後有機會再動筆了,而拙文的內容,主要為下述兩點:
 
第一是關於家庭組織的─累世共居、五代同堂的大家庭,一直是我國人民所嚮往,成為一種「文化理想」,可是這種大家庭,必有種種有利的社會經濟條件相配合,方得以實現,故自古以來極為少有,稀若鳳毛麟角,而在現代社會,由於工業化和都市化加速進行,更瀕於絕跡,而成為一個歷史名詞。於是我們可以說,從古至今,我國社會所普遍採用的家庭組織只有兩種;一種是夫妻子女所組成的小家庭,一種是父母夫妻子女所組成的折衷家庭,未來發展的趨勢,仍然不會有甚麼改變。現今一般人(連同專家學者在內)常說起:「在我國現代社會,小家庭已完全取大家庭而代之。」壓根兒把折衷家庭擱在一邊,這是很不正確的說法。
 
第二是關於家庭人口的──家庭人口增加,來源有二;一是血親、姻親、僕從、附居者(如叔伯姑姨兄弟姊妹中的鰥寡者);一是新生嬰兒。大家庭在現代工業都市社會無立足之餘地,前一來源便告枯竭。以往農村社會需要人力從事於生事,以「多子」為福,而工業社會的生產完全依賴機械,人力失去其重要性,於是養育子女由「資產」變成「負債」,父母的「理想子女數」將降至兩個。平均家庭人口三個稍多,而不再是說了幾千年旳「八口之家」或「五口之家」。傳統的孝道已植根於我國人民內心深處,將與我國文化同其始終,這也是我國文化最值得自豪的優點。父母與已婚子女之一同居,於是小家庭和折衷家庭平分秋色。此點和前一點所說的家庭組織相呼應,而增加其推斷的可靠性。
 
我國推行「社區發展」,已有十多年歷史了,成效頗佳,可是有關社區權力結構的研究卻寥若晨星。因此,文崇一教授在「社區權力結構的變遷」內所提出的研究,彌足珍貴。
 
我國在帝制時代,社區事務不甚複雜,社區權力分配便非常單純,而現代社會則情形丕變。在民主政體下,地方機構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不僅要執行中央的命令,而且要提供政策性意見。
 
所謂「社區權力結構」,乃是社區權力分配的狀況。美國學者在此方面作了不少研究,大體將社區權力結構區分為四型;(1)專權型,(2)黨派型,(3)聯盟型,(4)散漫型。本文採用之以說明我國都巿、農村、山地三類社區權力結構的變遷。
 
都市社區的權力結構,由散漫型→聯盟型→黨派型,一變再變,脫胎換骨。農村社區原來是散漫型和聯盟型,現在還是散漫型和聯盟型,可以說完全沒有變。山地社區原來是專權型,現在還是專權型,也毫無改變。這可從兩方面解釋之:一方面是農村社區所保留的家族結構及山地社區所保留的氏族結構,都對其社區權力分配產生直接的影響,以致不因現代的政治體係和工業文化的進入,而改變原有的權力結構;另一方面是,即使在現代政治體系和工業文化的衝擊下,農業社區(農村社區和山地區都是農業文化)的權力結構,仍然可以適應新的情境,用不著改變。
 
瞿海源教授從社會學觀點來分析我國的宗教變遷。謂民國以來,國內社會在宗教方面的變遷,主要受三方面的影響:(1)世俗化的傾向,(2)西方宗教力量的介入,(3)中國局勢的動盪不安。本文對臺灣30年的宗教變遷,即從這三方面進行分析和討論。
 
依其分析結果,臺灣的「宗教區」,大致可分為兩個類型:(1)民間信仰和佛道教為主的地區,包括臺灣以外的漢人居住地區,(2)天主教和基督教占優勢的地區,包括臺北巿及高山族居住的地區。這兩個類型之下可再分為若干副區,例如第一類型可分為東部漢人區、西部閩南人區、西部客家人區、彭湖區等,第二類型可分為臺北都會區及高山族居住區。
 
最後說到:迄至目前止,對臺灣地區整體宗教現象及其變遷,能提出有系統的社會學或人類學的理論性解釋者,尚未之見。下列問題:為甚麼下層民眾不易於擺脫傳統的民間信仰?為甚麼山胞易於接受西洋的宗教?社會階層化對宗教有那些影響及為何發生這些影響?宗教變遷與社會政治制度之間有甚麼樣的關係?又與經濟發展有甚麼樣的關係?像這些及其他有關問題,等待我們去尋求證據予以解答。
 
王維林教校在「自人口學觀點看我國都市社會」內,用統計數字指出臺灣地區自民國29年以來,都市人口大幅度增加,並用數字表明都市的人口密度、人口年齡分配、經濟活動人口、有業人口、出生率與死亡率、社會流動、通訊率等。在在證明臺灣地區在迅速都市化。而所謂「都市化」,即是人口集中的過程,也可以解釋一種社會進化過程,即指某一社會隨著時間旳變化,在人口組成、人際關係、社會結構、社會價值、社會規範、社會制度等方面也發生變化,其社會結構日趨專門化、複雜化。
 
蔡宏進教授在「臺灣的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口變遷」內,探討臺灣光復後社會經濟發展對人口變遷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
 
(1)生育率的下降──光復之初,自大陸遷移來臺者,多數為年屆生育的青壯人口,故生育率一度上升,但自1952年後,生育率大致呈下降趨勢,在社會經濟發展因素中,有關鍵性影響者有工業發展、教育發展,都市發展、醫療衛生發展、家庭計劃五項。
 
(2)城鄉人口在分配上及結構上的改變──隨著工商業的高速度發展,過去20餘年來,人口由鄉村大量而快速地向大都會集中,且有許多小鎮,搖身一變,成了大都市,因而都市的人口所占比率越來越大,相反地,縣村的人口所占比率越來越小。而都市及鄉村人口,在年齡及性別結構存在著種種的差異。
 
(3)死亡水準及結構的變遷──光復後臺灣在死亡方面最重要的改變,是死亡率巨幅下降,其主要因素有下述五項;經濟發展(包括糧食增產、農工技術改進、交通運輸改善,國民收入提高等),醫療進步(公共衛生設施及服務的普及),社會制度改進(各種保會險制度的建立、工作及住宅條件的改進、保健社會運動的推廣等),生活習慣革新(接受預防注射、注重營養等),自然環境改進(自來水供應、住處環境改善等)。
 
黃大洲教授在「臺灣農村建設的回顧」內,指出30多年來,臺的農業發展和鄉村建設,確實有長足的進步,得力於政府正確的政策領導以及大量的資源投注。從下列五方面予以說明之:
 
(1)土地改革──於民國38年先推行「耕地375減租」,繼於40、41,42,47,50年,分五期辦理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終歸實現,不僅舉國農民額手稱慶,同時贏得許多國際人士的贊佩,譽之為遠東實行土地改革的楷模。
 
(2)農會組織──臺灣農會於民國42年改組之後,業務大為改進,不再受商人和地方人士的控制,而由農民自行監督、管理,其業務逐年發展,欣欣向榮,計有供銷業務,信用業務,推廣業務,家畜保險業務等。其貢獻之大者:有配合政府政策、改善農業生產與經營、繁營農業經濟、培養鄉村領袖、提高農民生活水準等五項。
 
(3)四年經濟建設──政府自民國42年起,賡續實施五期四年經濟計劃,有關農業方面者,是在國家計畫的引導與鼓勵下,與助農民增加投資,改良技術,以增進農業生產,提高所得,改善生活。並透過農民組織的力量,提供各種服務,使臺灣的農村建設奠下良好的實施基礎。
 
(4)村里基層建設──為使農村建設進一步紮根落實,並縮短都巿和鄉村發展的差距,政府特別推動社區建設、綜合發展示範村、吾愛吾村等村里基層建設,以改善農民的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
 
(5)農場共同經營和委託經營──共同經營,係指農民在從事作物或牲畜產銷過程中的合作行為,農民可從中獲得提高經營效益的好處。委託經營則指耕地過小的家庭農場,覺得自己經營不經濟或勞力不足,無法自耕之時,將部分或全部農場委託他人經營之,有下列四項優點:擴大農場經營以促進農業現代化,解決農家農場經營與雇工的困難,有效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留農農民農場工作收入及增加離農農民農業以外收入等。
 
蕭新煌教授在「臺灣農業政策的檢討與展望」內,突破農業經濟學和鄉村社會學的窠臼來進行分折和檢討。
 
回顧自民國42~61年的20年來臺灣農業政策,是以農業培養工業。這只是對農業的一種壓榨,結果「瘦了農業,肥了工業。」農業本身雖在「量」方面有所增加,但只能說是「成長」而已,而不是「質」的發展,因為土改後提出的經濟計劃,一直沒有履行「以工業發展農業」的諾言。農業只被看成「商品」,看成「經濟部門」,沒有以「人」為本位,充分發展農民的內涵:公平、尊嚴、人道主義、互惠參與等。真正的農業發展,不能視農民為手段,而要將農民看成目的。
 
民國62年公布的「農業發展條例」,明定農業現代化為今後政府所採用的政策。至此,臺灣的農業發展有了可資遵循的基本大法。同時第6期四年經建計劃(民國62~65年)標明農工均衡成長的經建策略,以縮短農工間的差距,含有以「公平、平等、福利」等原則為內涵的「發展」觀念。
 
從60年代步入70年代的10年中,臺灣農業農策經歷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調整,也進行一連串的改革,已跨出了很成功的第一步,希望繼續跨出更有力的第二步、第三步。70年代的臺灣便將出現一個真正的「均富」社會。
 
最後從鉅視社會學(macro-sociology)觀點,為臺灣農業政策進行四點分析和解釋:(1)土地政策完成後,農村/農民社會性格的轉變。(2)政府菁英份子對國家現代化的意識型態。(3)工商階層興起,對政府農業政策的影響。(4)美國透過外援,對政府農業政策的影響。
 
張曉春教授在「近卅年臺閩地區職業結構的變遷」內,首先指職業是個人、社會、經濟三要素所組成的一個等邊三角形,各據一項點。由三頂點至對邊各畫一垂直線,於是在個人方面,才能得以充分發揮;在社會方面,角色能夠適當履行;在經濟方面,報酬可以合理獲得。
 
至於近30年來,臺閩地區職業結構的變遷,根據本文的分折,有下列五項顯著事實:(1)自民國45~68年的35年內,總就業人數約增加一倍。(2)農林及有關工作者減少24.8%,而女性的減少超勢大於男性。(3)生產作業及有關工作者,增加11.6%,而女性增加速率高於男性一倍。(4)其他各業,男女同時增長,而女性的增長幅度大於男性。(5)以就業者的性別比較,民國45年男與女是5:1,至民國68年,縮小為2:1,由此可見婦女勞動力參與率迅速上升,但以71年1月的情形而言,婦女就業者僅達39.73%,其勞動力尚待開發運用。
 
以上是本書各篇的撮要介述。今年欣逢我國建國70週年,出版界編印各類紀念叢書,以表慶祝之忱,其中含有軍事、社會、經濟、政治、教育等部份。三民書局總經理劉振強先生一向熱心於出版學術性書籍,是一位很成功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好書,難以數計,遇此建國70年大慶,當仁不讓,毅然擔任「社會」部份,囑區區承乏編務,乃邀請十幾位教授集會商討,首先決定書名為「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然後各就所長撰一專論。謝謝他們於百忙中抽暇成完,使本書得以如期付印。
 
近百年來,我國社會在物質、精神、生活、制度、價值觀念等層面,都發生鉅大而複雜的改變,其速度之快,幾乎每天都出現不同的「形象」,如佛法所云者:「念念遷謝,新新不住,不惟年變,亦兼月化,且又日遷。」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描繪」,都不能顯示其「全貌」,掛一漏萬,自所難免,尚望高明讀者指教!
 
最後要提到是:王韻芬小姐的熱心負責,催稿、取稿、集稿、校稿,非常辛勞,至可感激。
 
朱岑樓
中華民國70年8月 臺北市

目次

我國現代化努力的過去、現在與將來/蔡文輝
我國社會政策的發展與特性/范珍輝
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比較分析──以我國的卓越成就為例/席汝楫
三十年來臺灣地區中國文化發展的檢討/葉啟政
我國理論思想的演進與發展/吳自甦
中國人性格與行為的形成及蛻變/楊國樞
中國家庭組織的演變/朱岑樓
社區權力結構的變遷/文崇─
我國宗教變遷的社會學分析/瞿海源
自人口學觀點看我國都市社會/王維林
臺灣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口變遷/蔡宏進
臺灣農村建設的回顧/黃大洲
臺灣地區農業政策的檢討與展望──事實和解釋/蕭新煌
近卅年臺閩地區職業結構的變遷/張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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