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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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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先根據聯軍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接收臺灣，一九四九年更因在中國大陸内戰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遷臺，隨著韓戰的爆發，才逐渐安定下來。蔣中正總統並在國際有利的情勢下，在臺灣建構了強人威權體制。在此一體制籠罩下，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展開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之前，臺灣的政治發展不僅逸出了民主憲政的常軌，甚至憲政的歷史經驗往往竟是違憲歷史的紀錄。顧紹昌先生的訪談記錄主要是他對這個時代歷史的記憶。
在政治方面，顧紹昌先生是現任中國民主社會黨祕書長，自中國大陸來臺以後，即長期參與民社黨的黨務工作，特別是在黨的言論刊物部分，用力頗多。另外，他也代表民社黨長期參加政府舉辦的選務工作，對動員戡亂體制下臺灣選舉的問題，有相當深入的觀察。此外，在教育的領域，他早期即參加東海大學的建校工作，退休後再轉往東吳大學服務，對當時臺灣私立學校的運作狀況，也有相當特殊的體會。當然，這些他個人的經驗或回憶，置於當時的時空環境下來理解，其歷史的意義也更能凸顯。其中，透過以下三點，或許可以看出這本訪談記錄歷史意義的端倪。
首先，中國民主社會黨與中國青年黨，由於在一九四六年參與中華民國的制憲工作，行憲後也是國民黨當局承認的「唯二」在野黨。只是，在國民黨主政的中國大陸，先是「一黨訓政」以所謂「(國民）黨外無黨」來打壓在野黨派的生存空間，來臺以後，在強人威權體制下，既以「反共宣傳費」及政府的名位，拉攏、分化在野黨派，復以情治、安全機構（制）監控、威嚇。至於以吸收在野黨派人士，或是派人介入為手段，企圖掌控在野黨派走向，在臺北政壇也是流傳多年。在此狀況下，在野黨派如何運作，甚至爭取有限的（言論）空間，自是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其次，在戰後臺灣政壇「黨禁森嚴」的時代，民社黨與青年黨是國民黨之外，臺灣本土政治菁英可能的選擇。具有中國大陸經驗的「半山」，除了許多加入國民黨以外，也有人加入在野黨，最著名的就是青年黨的李萬居。另外郭雨新、蘇東啟亦是著名的青年黨員，楊金虎、黃玉嬌則是民社黨黨員。這些未加入國民黨的臺灣本土政治人物如果不是加入既有的在野黨，就是如吳三連以無黨籍的身分參政，而沒有臺灣本土政治人物自行結社組黨。此一現象與戰後臺灣的歷史發展密切相關，原本國民政府接收之初，政策上即不願見到日治時期臺灣原有政黨的「再生」，在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下，國民黨當局又對臺灣本土菁英組成帶有政治意味的團體，抱持強烈的打壓態度，連在臺灣根本沒有實際活動的「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主事者朱昭陽仍被逮捕，並被迫找尋昔日的會友，宣告解散，才得以結束牢獄之災。可見當時臺灣本土政治菁英，基本上並無另外結社的空間。但是，也因為如此，民社黨與臺灣戰後民主運動，發生了密切的互動。特別是，對國民黨當局強力主導地方選舉，不願提供起碼形式公平的選舉制度，甚至發生各種明目張膽的舞弊行為，民社黨、青年黨與本土政治菁英同是受害者，也成了爭取政治改革的協力者。
再者，透過顧紹昌先生在臺個人生涯的回顧，可以說明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在野派人士在臺灣的發展歷程。比較特殊的是，他在戰後初期便來過臺灣，而且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因此提供了他個人對戰後臺灣政經情況和二二八事件的看法。而一九四九年他來臺的經過，也有助於研究者瞭解國民黨當局如何將中國大陸反共的政治菁英撤退來臺。
在政治方面，顧紹昌先生是現任中國民主社會黨祕書長，自中國大陸來臺以後，即長期參與民社黨的黨務工作，特別是在黨的言論刊物部分，用力頗多。另外，他也代表民社黨長期參加政府舉辦的選務工作，對動員戡亂體制下臺灣選舉的問題，有相當深入的觀察。此外，在教育的領域，他早期即參加東海大學的建校工作，退休後再轉往東吳大學服務，對當時臺灣私立學校的運作狀況，也有相當特殊的體會。當然，這些他個人的經驗或回憶，置於當時的時空環境下來理解，其歷史的意義也更能凸顯。其中，透過以下三點，或許可以看出這本訪談記錄歷史意義的端倪。
首先，中國民主社會黨與中國青年黨，由於在一九四六年參與中華民國的制憲工作，行憲後也是國民黨當局承認的「唯二」在野黨。只是，在國民黨主政的中國大陸，先是「一黨訓政」以所謂「(國民）黨外無黨」來打壓在野黨派的生存空間，來臺以後，在強人威權體制下，既以「反共宣傳費」及政府的名位，拉攏、分化在野黨派，復以情治、安全機構（制）監控、威嚇。至於以吸收在野黨派人士，或是派人介入為手段，企圖掌控在野黨派走向，在臺北政壇也是流傳多年。在此狀況下，在野黨派如何運作，甚至爭取有限的（言論）空間，自是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其次，在戰後臺灣政壇「黨禁森嚴」的時代，民社黨與青年黨是國民黨之外，臺灣本土政治菁英可能的選擇。具有中國大陸經驗的「半山」，除了許多加入國民黨以外，也有人加入在野黨，最著名的就是青年黨的李萬居。另外郭雨新、蘇東啟亦是著名的青年黨員，楊金虎、黃玉嬌則是民社黨黨員。這些未加入國民黨的臺灣本土政治人物如果不是加入既有的在野黨，就是如吳三連以無黨籍的身分參政，而沒有臺灣本土政治人物自行結社組黨。此一現象與戰後臺灣的歷史發展密切相關，原本國民政府接收之初，政策上即不願見到日治時期臺灣原有政黨的「再生」，在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下，國民黨當局又對臺灣本土菁英組成帶有政治意味的團體，抱持強烈的打壓態度，連在臺灣根本沒有實際活動的「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主事者朱昭陽仍被逮捕，並被迫找尋昔日的會友，宣告解散，才得以結束牢獄之災。可見當時臺灣本土政治菁英，基本上並無另外結社的空間。但是，也因為如此，民社黨與臺灣戰後民主運動，發生了密切的互動。特別是，對國民黨當局強力主導地方選舉，不願提供起碼形式公平的選舉制度，甚至發生各種明目張膽的舞弊行為，民社黨、青年黨與本土政治菁英同是受害者，也成了爭取政治改革的協力者。
再者，透過顧紹昌先生在臺個人生涯的回顧，可以說明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在野派人士在臺灣的發展歷程。比較特殊的是，他在戰後初期便來過臺灣，而且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因此提供了他個人對戰後臺灣政經情況和二二八事件的看法。而一九四九年他來臺的經過，也有助於研究者瞭解國民黨當局如何將中國大陸反共的政治菁英撤退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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