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時代（簡體書）

1978年至2010年，是一段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商業時空。在這段波
瀾壯闊的商業歷史上，我們選取并記錄了牟其中、褚時健、鄭俊懷、顧雛
軍、張榮坤、周正毅、趙新先、黃光裕等12位標志性人物。盡管他們率領
企業崛起的線路不盡相同，卻最終難逃悲劇命運。他們有的被免職，有的
身陷囹圄，有的走向了沒落，有的浴火重生，東山再起。從峰頂到谷底，
命運的戲劇性變化，幾乎成為不少中國企業家的一種共同宿命。但是他們
并沒被人們遺忘，一牽扯著我們的記憶。他們就像有待重新解讀的密碼，
共同構成中國企業家從混沌走向覺醒的精神地圖。
俗話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但是我們不僅謳歌那些成功的英雄
，有時‘候也會懷念一些失敗的“寇”。在中國三十多年的市場經濟發展
歷史中，我們覺得無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他們曾經都是被尊重的一群
人。與那些如今仍保持成功的企業家相比，他們的命運和功過得失構成了
歷史的坐標。我們探求歷史的完整性必從他們身旁經過。
對于中國企業家來說，失敗并不可怕。正是他們的失敗，才促進了中
國法制不斷完善、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他們的失敗，為后來者鋪平
了道路，指明了前進方向。正是他們的失敗，讓中國商業社會變得豐滿起
來，多元起來，鮮活起來，沉重起來。
因此，我們對那些失敗的企業家，不應一味唾棄，而應投人更多精力
去仔細總結分析，避免后來者重蹈覆轍，這才是我們最需要的。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想通過這些典型的失敗案例來探尋中國企業和企
業家失敗的基因，在書中，我將這種失敗稱為“中國式失敗”。正如財經
作家吳曉波所說，“中國式失敗”的前提是，存在一個獨特的中國式商業
環境。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一直處在一個劇烈轉型的時代，法制在逐
漸的建設和完善之中，冒險者往往需要穿越現行的某些法規，這造成很多
商業行為都將在一種灰色的中間地帶運行，企業家將遭遇商業之外的眾多
挑戰。因此，在本書中，我把這些失敗案例歸納為欲望膨脹的失敗、模式
超前的失敗、與體制相關的失敗和官商勾結的失敗。我希望用這樣的發現
，給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成長帶來一些“養分”，給現在及未來的中國企
業提供取得成功的切實經驗和規避失敗的一些具體思路。希望用失敗者的
喟嘆，成功者的智慧，來喚醒中國商人的自律與覺醒，投身新商業時代。
一、欲望膨脹的失敗(代表人物牟其中胡志標蘭世立)
觀察30多年來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敗局，他們失敗根源之一就是受
挫于企業家內心欲望的膨脹。
企業家“欲望膨脹”的癥狀之一是，很難分清“野心”與夢想到底有
什么區別。當牟其中靠300元錢起家，辦了三件大事：飛機易貨、衛星發射
、開發滿洲里。舉國上下，放眼世界，無人不知他是中國首富，并先后被
掛上許多桂冠。最后卻因南德集團信用證詐騙案鋃鐺入獄。
時代給了他成功的機會，但似乎也膨脹了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情緒。過
度欲望膨脹和盲目擴張，導致資金鏈斷裂，讓企業崩塌。
從“首富”到“首騙”，牟其中崛起于草莽，縱橫于商海，利用規則
但又無視規則，因為打破了應該打破的規則，他們登上了人生峰頂，但也
因為打破了不該打破的規則而從峰頂墜落。牟其中超前的思維與實踐的斷
裂，不僅是南德的悲哀，也是對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深刻警示。 當胡志標
要去蟬聯央視廣告“標王”、做全球“VcD大王”，蘭世立要做“中國最大
的民營航空公司”的時候，他們自己心里可能是懷揣夢想，但是，缺乏節
制的夢想而形成的非理性，反過頭來產生了反噬。與此對應的是，華人首
富李嘉誠的自我節制意識可能被很多人忽視，當李嘉誠被問及個人的常青
之道時，他說：“我經常反思自問，我有什么心愿？我有宏偉的夢想，但
我懂不懂什么是有節制的熱情？”
任正非在帶領華為向世界級企業邁進的過程中，總是居安思危，清醒
地認識到危機的存在，也在采取措施積極地防范，不斷提升企業創新和管
理能力，在競爭中穩步推進，最終成為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標桿。如果任正
非不切實際地“冒進”，華為肯定活不到今天。
企業家“欲望膨脹”的癥狀之二是，大行其道的“工程師+賭徒”商業
人格，他們有著較好的專業素養，同時也有著不可遏止的賭性。賭市場、
賭體制、賭技術……
企業家“欲望膨脹”的癥狀之三是，狂熱于進攻，疏忽于加強防守的
管理。如果牟其中滿足于當“內地首富”，不去玩“空手道”，發射衛星
、開發滿洲里，也許他的敗局不會發生。如果胡志標當年不去盲目擴張，
豪賭央視“標王”，他的“愛多”不會垮塌。如果蘭世立專心經營他的旅
游業，不去豪賭高投入、高風險而且又帶有壟斷性質的民航業，也許東星
集團不會破產。
“欲望”是如此的危險，以至于人們只關注到好的一面，中國企業家
正是靠著對成就的渴望和志在必得的決心取得了成功。但是，“欲望”也
有不好的一面，著名的人力資源公司HAY集團在一份《勒住你的成就欲》的
報告中提出這樣的警告：企業高管或者整個企業如果不顧一切地強調任務
和目標，例如營業收入或銷售額，長此以往反而可能損害業績。 ．
商場是一個不講究出身與背景的競技場，機會永遠屬于那些勇于追求
的人。然而，商業終歸是一場有節制的游戲，任何超出能力極限的欲望，
都將引發可怕的后果。
對于中國企業家來說，商場永遠是一場自己跟自己的賭局。改革開放
30多年來，如果把所有死掉的企業做一個梳理，檢視一下它們的生死狀，
看一下生死簿，會發現它們當中大部分都死于欲望膨脹的“賭徒心態”。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悲劇繼續上演，我們應該更多地從失敗者的身上吸取到
一些進步的力量，學會擺脫“賭”企業的明天，轉而進入到加快積累市場
規范運營的能力。牟其中、胡志標、蘭世立的悲劇令人深思。
二、模式超前的失敗(代表人物唐萬新顧雛軍孫宏斌)
企業發展，成也模式敗也模式。許多企業家為了突破企業發展的瓶頸
，喜歡大于快上，經營模式和戰略大大超前。盲目的冒進和擴張，讓企業
資金鏈勒住了脖子，很快走向衰亡。
德隆，在短短18年間迅速膨脹至百億元資本規模的中國最大的民營企
業之一，成為中國產融混業經營的先鋒，一直都被某種神秘籠罩著，其興
衰之經典，構成21世紀初期中國公司及資本市場的一場“活幕劇”。2004
年4月，德隆集體崩塌，不可逆轉地走向了死亡。其總裁唐萬新因犯非法吸
收存款罪和操縱證券價格罪被判刑8年。一個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呼風喚雨十
多年的商業帝國，如今已灰飛煙滅，成為歷史。
當人們認真思考唐萬新的產融結合戰略的時候，他已經在監獄里服刑
。捉襟見肘的資金無法支持他的夢想。
唐萬新、顧雛軍等人過早掀起的產業整合浪潮影響深遠，他們的見識
與其遭遇的瓶頸碰撞激烈，從而使整個場景看起來悲慘壯烈，而他們在商
業倫理上的缺陷被遮蓋。
孫宏斌是此類人物在地產界的代表。從激情澎湃的聯想“少帥”到身
陷囹圄，再從“階下囚”風云再起，竟十年之力締造出國內規模最大的房
地產企業之一順馳集團，他第一個提出“地產全國化”，也第一個被宏觀
調控擰緊的資金鏈勒住了脖子。可以說孫宏斌是自釀自飲了現金流極限運
動的這杯苦酒。當年，孫的順馳集團要超過萬科引發眾多爭論，現在，全
國擴張的地產商已遍地皆是。孫宏斌們的失敗也可以歸因于欲望遠離現實
的強大反作用力，但用商業模式的超前解釋更接近于真相。
2010年10月7日，孫宏斌的融創中國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鮮花、掌
聲、美酒不約而至。很多惡俗精英們積攢多年的口水，也迅速轉化為醇美
的香檳噴涌而出。這再次印證了“成王敗寇”的真理。蟄伏多年的孫宏斌
浴火重生，東山再起，令人鼓舞。
商業模式是企業的內在體制，注定了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大小。沒有一
個創新的、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企業是不可能做大做強的。
一個企業要想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先從企業戰略設計開始，
精心搭配經營模式，富有遠見地開展經營模式的創新，從而找到屬于自己
的利潤區，推動企業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基業常青之路。
作為企業家遇到重大決策之時，千萬不能頭腦發熱，草率行事，要弄
明白市場生態是什么。市場生態就是企業與供應商、客戶、競爭者、金融
機構、社區、政府、媒體等建立的市場食物鏈關系，企業與他們之間不僅
是競爭關系，而且還是一種依存關系、合作關系。脫離或破壞市場食物鏈
的行為，必然影響企業可持續發展，自食其果。
三、與體制相關的失敗(代表人物褚時健鄭俊懷趙新先)
改革開放以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由于法治不健全、分配制度不
合理，制度不規范，企業產權不明，有些企業的產權變革都變成了一場巨
大的冒險，是與非、合法與非法往往沒有清晰的界線，企業家的命運突然
變得無比的兇險和莫測起來。褚時健、鄭俊懷、趙新先等企業家的命運讓
人在多年后仍然欷歔不已。
制度上的漏洞，僵化、企業產權缺乏保障，生存環境畸形，導致許多
企業家的行為變形。一些企業和企業家不得不打擦邊球，無奈之下踏人不
合理制度和滯后法律構成的雷區，失去“童貞”和“晚節”。
褚時健在中國煙草發展史上是個舉足輕重的名字，一個一手將鄉間小
廠發展為世界級行業巨頭的能人，他臨近退休卻因為貪污而折戟沉沙．。
煙草大王的悲慘命運讓人喟然長嘆。
誠然，褚時健沒有以正當的方式去獲得本應屬于他的收入，但我們的
制度本身也沒有提供一種合理合法的方式讓他獲得本該屬于他的價值回報
。在高度市場化的今天，沒有足夠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怎么能夠光指望企
業家終日在經濟大潮中而“不食人間煙火”呢？有關資料顯示：中國有一
些國企搞得不好，而在搞得好的20％企業中卻有相當多的企業家結局不好
。包括褚時健在內的那么多的“功臣廠長”相繼落馬，除了他們的個人原
因，肯定在客觀上有普遍的制度上的弊病造成這樣普遍的現象，而這種弊
病恐怕也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
“褚時健現象”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轉型時期的中國商界在法制觀念
和價值評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褚時健的“落馬”推動了整個中國企業產權化的改革，讓大家看到了
這個問題，原有靠承包制和自主權落實的方式已經走到了死胡同，褚時健
的戲劇性就在這個地方。所以從國外回來的人，像郎咸平就很不同情褚時
健，因為他從法律角度來講，一定是犯錯誤的，判你、關你也沒問題。但
是褚時健不會想到，在他之后，李經緯、鄭俊懷等功勛卓著的企業家也倒
在同樣的事情上。
鄭俊懷是中國乳業的“教父”，他把伊利從一家只有幾十萬元資產、
百來號人的小奶廠，發展成為“中國乳業老大”。可以說，沒有鄭俊懷就
沒有伊利股份。然而，2004他年因動用公司資金搞MBO，而黯然落馬。
。
鄭俊懷的沉淪是“絕對權力”的沉沒。過去十幾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
，要求企業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但企業領導層卻把這種現代企
業治理結構錯誤地理解成“法人代表治理結構”，進而強化了企業法人代
表的“絕對權力”，忽視了企業的集體領導和民主決策，這在客觀上助長
了一些企業法人代表的專斷專行，目無法紀。
以鄭俊懷為例，股份公司從1993年改制、1996年上市以來，被鄭俊懷
“炒”掉或排擠出公司的副總裁、總裁有14人之多。即使是他比較信任的
下屬，一旦違背了鄭俊懷的意愿，或其公眾形象超越了鄭，鄭便毫不留情
地將其從公司領導崗位上拉下來。
由于鄭俊懷在集團公司發展中的功績，當地政府給了他在企業的“絕
對權力”。鄭俊懷不僅是集團公司的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還是公司黨委
書記。這種“三權”集于一身的結果是，客觀上助長了鄭俊懷的驕傲自滿
情緒。
趙新先的失敗與體制相關。他是第一代國有企業家代表，他有著自身
的英雄氣質，有“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但是卻缺乏現代管理理念和法
律意識。他深受“黨紀國法”的雙重監督，背負國家所賦予的特殊使命和
責任，困于和政府的權益分配沖突，往往很難逃脫這個群體的悲劇宿命。
以此為背景，柳傳志和王石就值得被再次提及。20多年來，‘他們小
心地克制著人性的弱點并成功地避開了體制陷阱，使自己創立的公司成為
中國企業的榜樣。褚時健、鄭俊懷、趙新先等這些敗在體制下的企業家們
，王石、柳傳志多次闡述的原則看起來是對的：建立并執行制度，對自己
要達到的目標有耐心，低頭種地也要抬頭看天，不追求暴利，不行賄，不
要貪污挪用，承認無知。按照王石的說法，如果當初三九有趙新先的股份
，他還會那么毫無顧忌地擴張嗎？
褚時健、鄭俊懷、趙新先都是中國第一代企業家，人生過半，突然有
了商業可以寄托，可以逞志，較其前輩中抑郁而終者已是萬幸。又披荊斬
棘百煉成鋼，看看已可彪炳青史，忽又馬失前蹄功虧一簣。近十幾年，談
起他們的結局，嘆惜聲不絕于耳。
四、官商勾結的失敗(代表人物張榮坤周正毅黃光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中國商界依托官商勾結一夜暴富的大有人在，
因官商勾結而“落馬”的企業家舉不勝舉。企業家因官商勾結而失敗在某
種意義上說，它具有更為鮮明和獨特的中國式特征。
一百多年來，中國企業一直在官商結合的道路上徘徊。亦官亦商、錢
權互動的明潮暗涌下，“政府越大、市場越小”乃注定的經濟結局。一個
優秀的企業家就是一顆從體制硬土中破殼的種子；而他們的經歷、感悟、
思想、觀點，則是折射商業發展史的明鏡。
福禧集團的張榮坤，農凱集團的周正毅，國美電器集團的黃光裕堪稱
當今中國官商勾結而失敗的典范。
在一個制度轉型的漫長時代里，他們的教訓是慘痛的。對政商關系的
解讀沒有標準答案，只是一種生存法則。在中國現有體制下，這一類的悲
劇還會反復涌現。
在中國，政商關系是一個很復雜和敏感的問題。商業與政治難以完全
分割，關鍵是保持合適的距離。太近了，可以得到紅頂商人的巨大便利，
但最終往往沒有什么好下場；太遠了，則太陽永遠照不進現實，你會成為
荒漠中無人理睬、自生自滅的野草。
眾所周知，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政府官員及有關部門掌管著資源配置
權、項目審批權、行政處罰權等諸多權力，企業要想獲得巨大的資源就必
須與權力結盟——這幾乎是所有落馬富豪曾經夢寐以求的成功捷徑。在層
層疊疊的制度圍城中，尋找突圍之路。因此，大多數企業家游走于法律的
灰色地帶，對他們來說，企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有權有勢的政治
人物的庇護，銀行貸款、土地征用、能源供應、爭取項目、企業上市等等
，無一不與權力息息相關，而如何有效地經營一家企業所需要的企業家精
神卻被他們棄若敝履。企業家熱衷于和權力沆瀣一氣，對一個成熟的商業
社會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它不僅沒有可能造就一大批全球性企業和品牌，
還會窒息健康的商業文化，毒化市場環境。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曾經憂心
忡忡地說：“中國未來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是不
是由尋租活動轉向創造價值的活動。”
如果官員的權力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便很難發生上述踐踏法律、“
公私共權”的官商共同體。官商一體的出現，使社會存在可濫用權力的空
間，官員可利用其謀取最大利益，企業也會為獲取在競爭中不可能得到的
利益而向權力靠攏。用財力影響權力的實施，用權力為企業的利益最大化
開辟違法途徑，企業在經營中一旦搭上權力這部“戰車”，必定踐踏法律
、無視規則。
對政商關系頗有研究的企業家馮侖，把它劃分為三個層面：一個是企
業與所在體制的關系；一個是企業家與官員的關系；一個是民營資本與國
營資本的關系。中國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但商人群體
目前過于弱小，無法介入此過程，也很難影響決策過程，只有遵守執行的
義務。馮侖告誡企業家：“聽黨的話，跟政府走，否則你的企業根本沒辦
法發展。”
一個企業家倒下，數名高官獲刑。張榮坤、周正毅、黃光裕這些失敗
企業家背后所折射的官商結合、權錢交易曝光，前者顯示了中國經濟制度
的改良型變遷，而后者則提醒我們，中國商業土壤中的錢權交易劣根性仍
未有根本性扭轉。張榮坤、周正毅、黃光裕的悲慘結局令人深思和警醒。
近十年來，中國企業家犯罪現象觸目驚心，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些昔
日光彩奪目的企業家功敗垂成？中國企業家為何如此脆弱？難道這是中國
企業和企業家的宿命？
企業家們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這些企業家的個人素質之外，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在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一些有待完善的體制缺陷
，以及在監管方面的缺失，使得他們有機可乘，有的偷稅漏稅、行賄受賄
、挪用資產、職務侵占；有的在資本市場中內部交易，制造虛假財務報表
，操縱股價、官商勾結……從打擦邊球直到墮入違法泥潭。這一點，正是
成千上萬家中國企業共有的不堪一擊的命門，從牟其中到黃光裕，都沒能
逃脫這個創富的怪圈或者說宿命。
經歷了30多年巨大的發展變遷之后，中國的企業家群體雖然得到了很
好的錘煉和成長，我們的環境和制度也得到了發展和改善，但是中國企業
家還是很年輕的階層，浮躁與幼稚在所難免。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家階層
已有300年歷史，而中國30多年前還沒企業家。盡管中國企業家進取心和勤
奮早已為世人公認，但企業家的職業能力和知識結構與西方一流商業人才
還有很大差距。
一些民營企業家的成長有先天不足，更有后天失調，草民創業，野蠻
生長，缺失規范。擁有太多的冒險精神和淘金沖動，有著太多的智慧和敏
銳，但他們缺乏誠信、道德、正義感、人文關懷以及做人的原則，更缺少
感恩和回報社會的理念，貪得無厭。在我們社會對商業推進有效規范運作
到新的高度時，這些人的經營行為慣性就會踩“地雷”，以致自我毀滅。
因此，民營企業要從管理中突圍奮進，這是時代的呼喚，更是企業自身的
生存發展法則。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曹鳳岐認為，在分析一些企業家失敗的原
因時，人們往往簡單地從道德層面找原因，說企業家道德敗壞，貪得無厭
。我認為這樣分析問題未免過于簡單。企業家個人素質和道德可能有問題
，但不可否認的是，有的人在開始做企業時是好人，做了企業后才變壞的
，企業家紛紛落馬與體制有著很大關系。要想使企業家犯罪現象減少，就
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那就是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以誠信為核心的
企業文化，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完善的法律體系，創造出適應企業
家健康成長和發展的良好的制度環境，形成保護企業家的激勵與約束機制
。
一個企業家倒下，或許是偶發事件；一群企業家倒下，則必定有制度
上的原因。我們注意到，在轉軌時期為企業謀取生存發展空間的過程中，
尤其是在一個權力支配資源的特定環境下，任何一個企業家都難免發生這
樣或那樣的問題。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這樣提醒中國的企業家：“中國轉型的速度很快
，鉆體制空子其實是速死的方式。因此企業家們必須清醒認識到，今天中
國市場經濟的法制化、規范化程度已經大大加強，如果還想渾水摸魚，是
行不通的。”
企業成功靠的是一種社會責任感，一種理性的科學精神，一種道德感
，一種人本精神，一種自控力，一種對規則的遵守和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創
新精神。
一位我十分敬重的國企老總幾年前曾坦率地對我說他有“小金庫”，
并說“褚時健真傻，連假賬都不會做。如果一切都按文件、規矩、章程辦
，在中國就沒法搞企業。”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看到很多的企業家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倒下
，但是我們還是欣喜地看到柳傳志、任正非、張瑞敏、汪海、劉永好、魯
冠球等一批時代的“弄潮兒”不僅活下來了，而且事業仍然很堅挺。
柳傳志在和我交談時說，對于他們那一代企業家，要想把企業辦好，
不踩紅線是活不下去的，不能一點不踩，但是也不能踩多了。把握打擦邊
球的平衡對于那個年代的企業家是很要命的事。
柳傳志的話很簡單，但極其經典。柳傳志的不敗，因為他掌握了“平
衡”二字，在體制之內他掌握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的平衡；投入商海，
他掌握政商平衡。不能說他有多么睿智，而是他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
如今，柳傳志的這種說法，仍然是商人處世的“生存法則”。
以史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們探討和反思這
些企業家的失敗案例，首先是基于社會對企業家價值的關注和認同，基于
人們對企業家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廣泛共識：一個優秀的企業家群體是一個
國家和一個時代發展的重要動力和財富。企業家，尤其是創業者的創業歷
程必然伴隨著和制度的博弈；伴隨著對舊制度的創造性破壞；伴隨者對不
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的否定和掙脫；也伴隨著部分
企業家個人探索的失敗和個人命運的終結。對此我們應該表示充分的理解
和尊敬。更重要的是，在他們身上，仍有值得現實咀嚼和借鑒的東西。
唯愿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唯愿中國企業家們一路走好，基業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