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層線：全球經濟潛在的危機（簡體書）

如果你想登臨世界上最聰明人的“思想海拔”，首先應該從閱讀《斷層線》開始！在《斷層線:全球經濟潛在的危機》中，“厄運預言博士”拉古拉邁?拉詹挑明了一點——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不是貪婪的銀行家、沉睡的監管者、不負責任的借款人，而是“全球收入的不平衡”！“金融崩潰的始作俑者是停滯的收入和不斷攀升的物價之間的不平衡。”
拉詹還警告世人：我們的經濟中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如果這些缺陷不能得到修補，那么一場潛在的更具毀滅性的危機正在等著我們！
拉古拉邁?拉詹給中國經濟開出的藥方雖然簡單，卻直擊“要害”：中國的總體儲蓄率近幾年來之所以上升，是因為中國公司的收益和儲蓄在增加。中國家庭消費之所以低，是因為中國家庭的收入在GDP中占據的比例遠低于其他國家。如果中國要重新平衡增長，政府就必須開始善待家庭！

海報：



延伸閱讀：
《中國經濟大蕭條還有多遠(最震撼的經濟預言:2011年底中國將遭遇一場經濟大蕭條!)》
《被綁架的中國經濟:多角世界金融戰》

拉古拉邁?拉詹，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2003年9月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他是美國藝術和科學學院院士，并在2003年獲得了美國金融協會頒發的費雪?布萊克獎，該獎只頒予40歲以下最優秀的金融經濟學家。
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拉詹在2007年就對全球頂級銀行家發出嚴正警告：金融市場即將步入厄運。可惜的是，這個警告導致的唯一結果是，拉詹被命名為“厄運預言博士”。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2010年5月，拉詹把自己的預言寫成了一本書，名叫《斷層線》，頓時風靡全球。

《斷層線:全球經濟潛在的危機》編輯推薦：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巴拉克?奧巴馬、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等眾多全球思想家案頭必備！國內知名專家巴曙松、何帆、葉檀鼎力推薦！通貨膨脹、經濟蕭條、貧富分化、泡沫越吹越大，全球斷層線已經變得岌岌可危。
中國斷層線如果不及時修復，中國經濟將會面臨重大挫折！修補斷層線已經迫在眉睫！
全球思想家最信賴的經濟學家將會告訴你：保護你的財富，首先要從修補斷層線開始！

2007年的金融崩潰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讓許多經濟學家不得不采取退守之勢。無論是新聞節目、雜志、權威人士，還是英國女王都在追問同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沒有人預見到金融危機的到來？經濟界人士或撰寫文章或召開各種會議，反思他們為何犯下如此大的錯誤，其他人則拼命維護自己的權威。對于那些一向敵視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的人來說，這次金融危機無疑證明了他們一直以來都是對的：皇帝終于恍然大悟，原來自己根本就什么都沒穿。公眾對政府的信心也因此發生了劇烈的動搖。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沒有任何人預見了這場危機。一些對沖基金經理人和投資銀行的交易商只顧埋頭賺錢，卻對即將到來的危機閉口不談。為數不多的幾個政府官員和美聯儲官員對此曾表示過深切的擔憂。一些經濟學家，如肯尼思?羅格夫（KennethRogoff）、魯里埃爾?魯比尼（NourielRoubini）、羅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和威廉?懷特（WilliamWhite），曾多次就美國房價水平和家庭債務水平向民眾發出過警告。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曾將此次經濟繁榮同過去那些帶來災難性後果的經濟泡沫相提并論。問題并不是沒有人提醒過可能存在的風險，問題是那些從經濟過熱中嘗到甜頭的人—這是一個很龐大的群體—根本就沒心思聽。經濟評論家們常被人們戲謔地稱為卡姍德拉或“永遠的悲觀論者”，因為他們總是預言經濟下滑，所以不管怎樣他們的預測最終都是對的，這就好像一座停了的鐘，一天中也總有兩次所指的時間是對的。我知道這些，因為我就是這些卡姍德拉中的一員。
每年，世界各國央行的領袖們都要在美國懷俄明州的杰克遜霍爾召開為期三天的會議，就會議主辦方堪薩斯聯邦儲備銀行提交的主題論文展開辯論，參加會議的還有私營部門的分析師、經濟學家以及金融記者。每天會議結束之後，參會人員都會去游覽美麗的大提頓國家公園，在那令人嘆為觀止的湖光山色中，他們又談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在潺潺的流水聲中激烈地討論著維克塞爾利率理論。
2005年，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卸任前最後一次參加杰克遜霍爾會議，因此會議的主題被定為格林斯潘時代的遺產。當時我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而此前的20年中，我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學，教授銀行學與金融學課程。主辦方要求我提交一份論文，主要論述格林斯潘時代金融領域的發展演進。
當時研究金融部門的論文通常都是關于金融市場在全球的迅猛擴張的。主要集中于證券化的神奇之處，銀行通過證券化將住房貸款和信貸打包在金融市場上出售，以此規避風險。同時，金融市場中包括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在內的長期投資者因購買此類債券而承擔一小部分風險，由于它們投資期限長且資產組合多樣化，因此抗風險能力要高于銀行。從理論上來講，風險得到分散之後，投資者應獲得的收益也相應減少，從而使銀行能夠降低貸款利率，也就擴大了借款者的融資渠道。
在撰寫論文的準備過程中，我請助手為我搜集了一些圖表和表格。在研究這些圖表和表格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幾個令人好奇的地方。首先是這些圖表對美國大型銀行風險的衡量不同，其次是這些資料顯示，在過去的10年中，銀行所承擔的風險逐步加大了。這著實令人吃驚，如果銀行通過出售債券將高風險貸款從資產負債表中轉移出去的話，銀行的安全性應該提高才對。最終我才想通，原來我犯了經濟學家們最大的一個通病，我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也就是說我假設除我所要研究的證券化這一現象以外的其他條件都是不變的。而通常來講，萬事萬物都是在不斷變化的。更重要的是，放寬管制以及證券化的發展加劇了金融市場的競爭，從而使銀行家們（更廣泛地說是財務經理們）開始追逐更加復雜的風險形式。
當我認清這一趨勢後，論文也就一氣呵成。我將標題定為《金融業的發展是否加劇世界的風險》。《華爾街日報》曾在2009年刊登一篇文章對我的這篇論文發表評論：
拉詹先生認為，金融部門的員工在獲取利潤後得到高額獎勵，而造成損失後受到的懲罰卻很輕微，這使激勵制度嚴重失衡。這促使金融公司將資金投入能夠產生巨大收益的金融產品，這種投資如果失敗將會損失慘重。
他提到了為債券風險提供保障的“信用違約互換”。拉詹先生稱，承保人或其他人通過出售這種看似風險較小的掉期合約獲得巨大收益，可是違約情況一旦出現，損失也是極其慘痛的。
他認為銀行同樣持有這樣的信用證券，如果這些債券出現問題，整個銀行系統將出現動蕩。他說，那樣的話，銀行之間將會對彼此失去信心。“銀行間市場的凍結也就不可避免，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更是近在咫尺了”。
兩年之後，這一切真的都應驗了。
在那時，預測未來的經濟走勢并不要求有多么高超的先見之明：我只是運用了我和同事一起研討的理論框架，將一些點連接起來而已。然而，我并沒有預見到一向彬彬有禮的大會聽眾將作出何種反應。毫不夸張地說，我就如同一個早期的基督徒，莽撞地闖入了饑腸轆轆的獅群。我的觀點自然是遭到了一些大人物的嚴厲批評（當然也不乏一些例外），從大會講臺走下來的時候，我感到十分不安。這并不是因為我受到了抨擊，在各種研討會上身經百戰之後，人們自然會練就一張厚臉皮：如果總是對觀眾的意見耿耿于懷，今後就甭想發表任何觀點了。令我不安的是，批評者們似乎對眼前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
首先，我因為跑題而遭到了“炮轟”。會議中的大部分論文緊跟格林斯潘時代這個大主題，探討格林斯潘是否是有史以來最為杰出的央行行長之一。有些人則給這些贊譽之詞澆上了一盆冷水，他們說一切都很糟糕，并呼吁加強監管。眾所周知，格林斯潘對監管的有效性是持懷疑態度的，這種論調自然是被嗤之以鼻的。其次，大家的反應都是在竭力為自己辯護，如果金融業發展嚴重脫軌，監管者們難道不應為自己的疏忽負責嗎？而且，聽眾的反應也顯示了監管者的盲目樂觀。美聯儲成功地應對了2000~2001年由互聯網泡沫引起的經濟衰退，因此自信地認為可以在金融體系再次觸礁時力挽狂瀾。
盡管我在演講時擔心銀行家的動機，但在講話結束的時候已經開始擔心監管者的動機了。雖然越來越多的評論者和監管者開始接受我的觀點，但我認識到這些問題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這次金融危機的真正根源不僅更具廣泛性，而且更具隱蔽性。我們不應把一些看似說得過去的原因堆砌起來，再把一切問題歸咎于它們。那些貪婪的銀行家們會受到監管，不稱職的政府官員也會下臺。這是一個最輕松的解決方案，因為壞人總是很容易被辨認出來，人們可以針對不法行為和瀆職采取措施。更進一步說，我們就無須為加劇經濟衰退負責了，這也搬走了壓在每個人心底的一塊石頭。但是這種說法未免太草率了。
我們不能對這次危機掉以輕心，認為它和以前的危機沒什么兩樣，也是由房地產市場和外資流動所引起的。盡管每次金融危機的起因都存在著十分廣泛的共性，但很多人認為，這場危機的真正原因是全世界最為復雜的金融體系出了問題。一貫有效的監管和制衡機制到底怎么了？市場本身的規范機制到底怎么了？個人自我保護的本能又到底怎么了？難道自由企業制度已經從根本上失敗了嗎？如果這只是發生在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一次“平常的”危機，我們也不會有如此多的質疑。可是考慮到此次危機的代價，我們豈能作出輕率的抑或錯誤的判斷。
雖然我仍然相信自由企業制度的基本思想，但加劇這次危機的那些斷層線卻遍布于整個系統之中。它們不僅來自某一個個人或機構。為這次危機負責的應該是一個更加龐大的群體：其中有國內的政客，有外國政府，還有像我一樣的經濟學家和像你一樣的普通百姓。而且，大家并不是都被一種集體的狂熱氣氛籠罩著。我們不能說人們的行為缺少理性，因為利益的誘惑實在太大了。盡管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金融市場出了問題，但是所有人還是幻想未來會云開霧散，并緊緊抓住這個希望不松手，因為這和每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然而，我們的行為“齊心協力”地把世界經濟逼到了災難的邊緣，如果不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采取措施亡羊補牢的話，悲劇還會再次上演。
在全球經濟中存在著很深的斷層線，并且還在不斷加深，因為在經濟一體化和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對個人和機構來說最適合的未必適合整個系統。其中一些十分嚴重的斷層并不是由經濟原因導致，它們是政治的產物。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機將一切暴露無遺之前，我們并不知道這些斷層線分布在哪兒。如今政客們宣稱要“永遠告別危機”。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們只會抓幾個替罪羊而已，這并不僅僅因為體系難以改變，還因為政客們若是追蹤這些斷層的所在，就會發現其中一部分牽涉到他們自身。如果經濟復蘇加快，人們安于現狀的想法就會變得更加堅定，作出改變則會變得更加困難。因此，本書旨在吸取本次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從更深的層次剖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能夠應對本次危機真正原因的政策選擇，以避免重蹈覆轍。
大家普遍認為本次危機是由歷史性危機的延續造成的，首先，我要說說我對此的看法。20世紀90年代末，一些曾經依靠外國借款花錢大手大腳的發展中國家（為簡潔起見，我用“發展中國家”這個詞來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用“工業化國家”來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決定改變消費習慣，以儲蓄來替代消費。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當時也處于日益加劇的經濟下滑之中，為了防止世界經濟進一步下滑，必須有人擴大消費和投資。對于那些愿意花錢的國家，好消息是現在的發展中國家和日本以及緊隨其後的德國和石油富國們已經有足夠的盈余為它們埋單。
20世紀90年代末，在工業化國家中，一些公司對信息技術和通信行業進行了大規模投資。不幸的是，這股投資熱潮最終演變成了我們如今所說的互聯網泡沫，2000年初泡沫最終破滅，同時各個公司也在大規模地縮減投資。
隨著美國經濟的放緩，美聯儲加大干預力度，大幅削減利率。希望以此激活經濟領域中對利率敏感的經濟活動。正常地講，此舉本應拉動企業投資的增加，但是這些企業在互聯網泡沫時代進行了大量投資，此時已經力不從心。相反，較低的利率刺激了美國消費者購買住房的熱情，從而抬高了房價，使房地產投資猛增。這些住房購買者中有相當數量的人信用評級較低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記錄，也就是所謂的次級借款人和Alt-A借款人，這些不符合常規抵押貸款借貸條件的人也獲得了貸款途徑。持續走高的房價使次級借款人有能力為低息抵押貸款重新融資（從而避免違約）。對于許多借款人來說，還貸似乎是一件遙遙無期的事。
海外投資者通過對美國的出口積累了大量資金，這些資金如洪水般向美國的借款人涌來，從而助長了美國無節制的消費習慣。那么德國斯圖加特的一名牙科醫生是如何把錢借給美國內華達州拉斯韋加斯的一名次級貸款借款人的呢？這名德國的牙醫當然不能直接把錢借給要貸款的人，那樣會產生巨額的成本，因為她既要調查該借款人的信用程度，又要使貸款行為符合地方的各項法律法規，還要收回還款，一旦發生違約還要進行干預。而且，每一個次級貸款購房者違約的可能性都很高，遠超過一個保守的私人投資者可以接受的范圍。
此時，錯綜復雜的美國金融業就有了用武之地。貸款證券化讓一切問題迎刃而解。如果將該抵押貸款同來自其他地區的抵押貸款打包出售，那么多樣化的投資將有利于風險的降低。風險最高的貸款可以出售給有能力進行風險評估并具有風險偏好的買家。安全性較高的貸款則可以直接賣給這名德國的牙醫和她的銀行。
以這種方式，美國的金融業填補了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鴻溝。一邊是過度消費，需求旺盛，而另一邊則是消費不足，市場低迷。但整個大廈是建立在房地產市場的基礎之上的。新的住房建設工程以及房地產銷售增加了美國建筑業、房地產中介以及金融業的就業崗位，而攀升的房價又可以為貸款和新的消費融資。美國的消費者看起來欲壑難填，其他國家則一邊通過對美國出口拉動經濟走出低迷，一邊又借錢給美國為進口埋單。人們好像活在一個甜蜜的夢中，可夢終究是會醒的。
當美聯儲宣布要提高利率并抑制房價上揚時，這列飛速運行的“欲望號街車”終于戛然而止，瘋狂的借貸行為也因房價的走低而偃旗息鼓。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價格驟降，因為其背後的抵押風險比宣稱的風險更大。而這些看上去很精明的銀行家們手里卻持有大量評級高但質量低的證券，雖然連他們自己都知道這是在玩火。而且，他們竟然通過大量的短期債務為這些證券融資。結果可想而知，短期債務的持有者驚恐萬分，當債務到還款期限時，他們拒絕再為銀行融資。一些銀行以破產告終，其他銀行獲得了政府的援助，而整個體系卻瀕臨崩潰的邊緣。世界經濟急速下滑，雖然現在已處于恢復期，但是恢復得十分緩慢。
于是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大量流入美國的資金被用來為次級信貸融資呢？其他經濟體，如德國和日本靠出口走出了2001年的經濟衰退，為什么美國不能效仿此法呢？為什么像中國這樣較為貧困的發展中國家要為美國這樣的富國的不可持續性消費融資呢？為什么美聯儲要在如此長的時間內保持較低的利率呢？為什么金融公司要貸款給那些無收入、無工作、無資產的三無人員呢—這種做法極為普遍，甚至已經有了自己專有的名稱，叫忍者貸款（NINJAloans）。既然銀行知道這些次貸證券是怎么制造出來的，為什么還要持有那么多呢？
我試圖在本書中解答所有這些問題。首先我要說，對于這次金融危機，我并沒有一個單一的解釋，因此也就談不上什么預防危機再次發生的靈丹妙藥。任何單一的解釋都會顯得過于簡單化。為了更好地解釋，我引用了斷層線這個比喻。在地質學中，由于地殼構造板塊相互擠壓和沖撞在地殼表面形成的斷裂稱為斷層線。來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壓力慢慢積聚，擠壓著這些斷層線。我將在本書中對全球經濟中出現的斷層線加以論述，并解釋這些斷層線是如何影響金融行業的。
第一類斷層線產生的根源是國內政治壓力，尤其是對美國來說。幾乎每一場金融危機都有其政治根源，盡管各不相同，因為強有力的政治力量能夠戰勝大多數工業國家為抑制金融膨脹而建立的制衡體系。第二類斷層線則產生于上述經濟增長模式所引發的國家間貿易失衡。最後一類斷層線的產生是由于不同類型的金融體系走到一起為不平衡的貿易融資，尤其是當像美國和英國這樣建立在合約基礎上的透明的公平金融體系為其他國家不透明的金融體系融資或接受後者的資金時。因為不同的金融體系運作的原則不同，政府干預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所以當它們相互作用時會阻礙各體系自身功能的發揮。所有這些斷層線都會影響到金融領域的行為，對理解此次危機具有核心意義。
不平等的加劇助推了住房信貸的發展
第一種斷層線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國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及其要求放松信貸所造成的政治壓力。很顯然，美國高收入人群的顯性收入持續增加。1976年，收入排在美國前1%的家庭的總收入占當年國民總收入的8.9%，但到2007年，這一比例已上升至23.5%。換句話說，從1976年到2007年，美國實際總收入每增長一美元，就會有58美分流入這些超高收入家庭。2007年，對沖基金經理約翰?保爾森的收入為37億美元，是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7.4萬倍。
盡管精英人群的巨額收入受到了公眾的關注，甚至激怒了代表中產階級的專欄作家，但是這樣具有億萬資產的對沖基金經理在美國還是很少見的。人們更關注的是和自己的切身經歷相關的事情，比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高收入工作者（如辦公室經理）工資的增速要遠高于中等收入工作者—工廠工人和辦公室助理是該類人群的典型代表。可以說多方面的原因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盡管美國生產技術的進步要求勞動者掌握更高的技能—對于我們的父母那一代人來說，有高中文憑就夠了，但是如今的大學本科畢業生只能當一個辦公室文員—我們的教育體系并未能夠為廣大的勞動力提供足夠的、必需的教育。這是因為營養、社會化和學習在人們的孩提時代并未受到重視，加上小學和中學的教育又差強人意，使得很多美國人沒有做好進入大學繼續深造的準備。
結果，中產階級工資水平幾乎停滯不前，失業的可能性卻持續上升。雖然政客們能夠體察民怨，但改善教育的質量實屬不易，只有通過在某一地區實行切實有效的政策才有可能實現，而該地區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希望維持現狀。更重要的是，任何改革都不會立竿見影，無法解決選民的燃眉之急。因此政客們就自覺不自覺地選擇其他能夠快速見效的方法來安撫選民。我們一直都明白一個道理，即消費能力比收入多少更加重要。說穿了就是，如果能夠提高中產階級家庭的消費能力，讓他們隔幾年就可以買輛新車，偶爾還可以出國度假，那么他們也就不會那么在意收入是否在原地打轉了。
因此，面對日益加劇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擴大對家庭的借貸，尤其針對低收入家庭。政府如此應對選民的訴求，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順水推舟。不管怎樣，拉動消費和擴大就業的成效立刻顯現了出來，而人們距離償還貸款的期限還遠著呢。回顧歷史就會發現，當政府無法直接消除中產階級家庭的深層次焦慮時，就會拿寬松信貸來作為安撫劑。然而，政客們在表述這一目的時并不是直接告訴人們要擴大消費，他們的宣傳更令人振奮也更具煽動性。在美國，擁有住房被視為美國夢的重要元素，讓中低收入家庭也能購買房屋是擴大信貸和消費的關鍵。一方面政府積極推動寬松信貸政策，另一方面以利益為驅動的金融行業錯綜復雜、競爭激烈且道德缺失，當二者發生相互作用時，一條深深的斷層線便產生了。
當然，政府通過擴大信貸來緩解一部分人因落後而產生的擔憂情緒，這在歷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實際上，這樣的例子在美國俯拾皆是。在20世紀早期，美國的放松管制政策和銀行業的迅速擴張從很大程度上來講是對民粹主義運動的回應，該運動得到了中小型農場主的廣泛支持，他們認為自己已經落後于隊伍日益壯大的產業工人，并要求獲得更加寬松的信貸。而過度的農村信貸是美國大蕭條時期導致銀行業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口導向型增長及其依賴性
靠借債來維持的消費往往有著各種各樣的限制，尤其是對美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對消費品和服務的強烈需求使得物價不斷攀升，從而引發了通貨膨脹。為緩解對通脹的擔憂，央行通過加息來抑制家庭的借貸能力和消費欲望。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的前10年，在美國日益增長的家庭需求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國外進口得到滿足的，過去是從德國和日本進口，現在更多的是從中國進口，這些國家歷來都是靠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并且擁有十分充足的產能。但是正如我將在第二章中所講的那樣，如此強大的消費品生產能力也反映出這些國家在增長模式上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即過度依賴國外的消費者。這種依賴是形成第二條斷層線的根源所在。
全球經濟之所以不堪一擊，是因為傳統的出口國國內需求疲軟，從而迫使其他國家不得不擴大開支以維持平衡。因為出口國能夠提供充足的商品，像西班牙、美國、英國這樣忽視甚至鼓勵家庭債務的國家，以及像希臘這樣缺少政治意愿去壓制政府的民粹主義和工會需求的國家，就開始了長期的負債消費。最終，這些國家的家庭和政府都債臺高筑，不僅未來需求的擴張受到了制約，而且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痛苦的全面改革。但是，只要像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堅持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結構，大量的商品就會像潮水一樣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尋找政策和自制力最為薄弱的國家作為突破口，誘使其消費，直到最後無法負擔，繼而陷入危機之中無法自拔。
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多的經濟體要依賴其他國家的消費才能發展？這種依賴性產生于它們為擺脫“二戰”的毀滅性打擊或者擺脫貧困實現飛速發展而選擇的發展道路。在這些經濟體中，政府（和銀行）廣泛地進行干預，以犧牲本國家庭消費能力為代價，打造實力雄厚的企業和極具競爭力的出口商。
長久以來，這些國家建立了十分高效的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行業，如佳能、豐田、三星以及臺塑等企業都處于全球領先的地位。為保護其在海外市場上的競爭力，它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盡管全球性的競爭減輕了政府干預出口領域所產生的惡性影響，但是面向國內的生產領域就難逃此劫了。銀行、零售、餐飲以及建筑行業通過對政府的政策施加影響限制了各行業內的國內競爭。所以，這些行業的效率很低。比如在日本，沒有一家銀行能在全球范圍內與匯豐銀行相抗衡，沒有一家零售商在規模和價格優勢上超過沃爾瑪，沒有一家快餐連鎖在分店數量上擊敗麥當勞。
所以，盡管這些經濟體能夠實現高速增長并躋身富國行列，但低勞動成本優勢會漸漸消失，出口也會變得愈加困難，那些效率極低的內向型行業就會成為嚴重制約國內經濟自發性增長的瓶頸。到那時，這些經濟體在正常時期發展已經很困難，要是趕上蕭條時期，若不通過巨額財政開支的刺激作用，實現國內增長更是難上加難。當政府迫于壓力不得不實施援助時，政府會出于本能地眷顧那些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國內生產商，但是這些企業效率偏低，并且對經濟的長遠發展毫無益處。所以，這些國家不得不依賴國外需求來使自己走出經濟低谷。
前景看起來不容樂觀。隨著這些國家人口結構的老齡化，改革會變得更加困難，其依賴性也會日趨嚴重。盡管中國可能會在不遠的將來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中國目前也正走在這樣一條危險的道路上，只有作出實質性的政策轉變，才能充分發揮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體系的碰撞
過去，在一些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盡管工廠生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國外的需求，但這些國家并不是凈出口國。在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初，包括韓國和馬來西亞在內的一些國家增長較快，因此要從德國和日本等國大量進口機械設備。這就意味著這些國家要承擔貿易逆差，并要從世界資本市場貸款為其融資。
甚至連出口導向型的發展中國家最初也幫助消化了一些出口。但是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遭受了一連串的金融危機，使這些國家認識到從工業化國家大規模貸款來投資無疑是自找麻煩。在第三章中，我將會解釋為什么這些國家會從剩余產品的吸收國轉變為凈出口國，從而導致了問題的出現。從實質上說，這些國家的金融體系與其融資國的金融體系是建立在不同的基本原則之上的，而且兩種體系是互不相容的。這種差異性是斷層線產生的另一個根源，也極大地提高了通過借債來為本國投資和增長提供資金支持的風險。
像美國和英國這樣具有競爭力的金融體系強調的是透明度及合同在法律體系內的可執行性，因為商業交易并不依靠幕後的私人關系，這被稱為“公平交易”制度。因為金融家們有能力搜集各種公開的信息，也了解借款者的運作方式，并且深知自己的債權會得到法律的保護與執行，所以信心十足，他們愿意持有長期債權（如股份）和長期債務，不需要通過銀行等中間機構就可以為最終受益者直接融資。每一筆交易都應該公正公平，并且要通過激烈的競標。上述說法顯然有點諷刺的意味—因為在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機中透明性已經蕩然無存—但這種說法反映了該體系的實質。
對于那些政府和銀行積極干預經濟增長的國家，其金融體系與上述體系是截然不同的。公開的金融信息非常有限，或許是因為政府和銀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直接控制資金的流通，不需要也不想要公眾監督。如今，雖然在大多數這樣的國家中，政府已經放下了手中的指揮棒，但銀行仍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且信息被嚴格地控制在一些內部人士手中。由于公開的信息較少，所以合同條款的執行基本上要依賴于長期的商業關系。借款方要么還款，要么通過誠信的方式同貸款方進行協商，以防關系破裂產生不良後果。在這樣的一種體系中，關系就是金錢。這就意味著體系外的金融機構，尤其是外國的金融機構幾乎無法融入該體系。事實上，恰恰是這種差異令這一體系能夠順利地運轉，因為如果借款人能夠像在公平交易體系中那樣讓貸款人之間相互競爭，干預將失去效力。
因此，如果來自工業化國家公平交易體系中的私人投資者需要為發展中國家的公司融資—正如20世紀90年代初所發生的那樣—那么會出現什么情況？外國投資者因為不了解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內部關系，所以會采取三項保護措施。第一，只提供短期貸款，以確保能隨時撤資，達到風險最小化。第二，只接受外幣支付，以防該國發生通貨膨脹或者貨幣貶值從而導致其債權縮水。第三，通過當地銀行放款，如果出現問題，而當地銀行無力還款，政府將出面協助銀行以避免大面積的經濟損失。因此，投資者得到了政府的隱性擔保。由于擔心當地經濟出現動蕩而受到附帶性損害，這些來自公平交易體系的投資者愿意將他們的資金委托給這個模糊的體系。
這樣一來，東亞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出現了問題，外國投資者由于受到這些措施的保護，幾乎沒有任何動力去審查獲得融資的企業。而國內銀行體系的貸款一直都是由政府來掌控和擔保，幾乎沒有能力進行細致的評估，尤其是當借款者處于技術升級階段并投資于復雜的資本密集型項目時。看到信貸的自由流動，借款者高興都來不及，哪會去想潛在的問題。但是，當項目出現表現不佳的跡象時，外國投資者就會迅速撤走資金。因此，嚴重依賴外資的發展中國家就經歷了周期性的繁榮和衰退，最後以20世紀90年代末的金融危機而告終。
那些危機不僅極具破壞力，而且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例如，印度尼西亞的國內生產總值從峰值一路狂降25%，堪比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經濟下滑。但這一切只發生在短短一年的時間里。經濟自由落體式的下滑，使得數百萬工人失去飯碗，衣食無著，也讓印度尼西亞遭遇了種族暴亂和政治動蕩。最糟糕的是，印度尼西亞曾經為從殖民者的統治中獲得解放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而感到自豪，這時卻要可憐兮兮地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請求貸款，為此還不得不接受了大量的附加條件。其中很多條件都是工業化國家為滿足自身利益而直接制定的，印度尼西亞雖然怒火中燒，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主權受到侵犯。
從此以後，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暗下決心以後絕不能再依賴國際金融市場（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憐憫度日。聯想到印度尼西亞的遭遇，這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些國家的政府和企業決定不再從國外貸款，徹底拋棄大規模的投資項目和以借債來維持的經濟擴張。此外，一些國家還決定通過低估貨幣來擴大出口。它們不僅通過購買外匯來維持較低的匯率，還建立了大規模的外匯儲備，未雨綢繆，以防國外債主再次發生恐慌。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末，發展中國家縮減投資，從商品和資本的凈進口國轉型為凈出口國，從而加劇了全球商品的過剩。
不久之後，工業化國家企業的投資項目也在互聯網泡沫中迅速崩潰，世界經濟在21世紀的頭幾年間陷入衰退。像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因其經濟模式是出口導向型，所以也自身難保。刺激增長的重任便落在美國的肩上。
失業型復蘇和刺激政策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美國的政治因素決定其必須刺激消費。盡管美國為世界經濟走出2001年的衰退提供了必要的刺激，但人們仍然發現，正如1991年的復蘇一樣，工作崗位并沒有隨之增加。由于美國的失業救濟期限較短，進一步刺激經濟活力的政治壓力顯著升高。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說，失業型復蘇并不是一個過去時—實際上，目前的復蘇情況已經表明美國迄今為止在增加就業崗位方面進展緩慢。失業型復蘇極其有害，因為長期刺激政策的目標是迫使私營部門非自愿地增加就業，這樣做會削弱該部門的積極性，尤其是對金融行業來說。這也就形成了由政治和金融領域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另一條斷層線，這一次，它隨著經濟循環發展到不同階段而不斷
變化。
從1960年直到1991年的經濟衰退之前，美國的每次經濟復蘇都很迅速。經濟從衰退的低谷回升到衰退前的產量所用的平均時間不到兩個季度，恢復就業所用的時間也不到8個月。但是，1991年和2000~2001年之後的經濟復蘇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盡管恢復產量的時間仍然較短，1991年為三個季度，2001年僅為一個季度，但兩次經濟衰退之後，恢復就業的時間卻分別用了23個月和38個月。確實，盡管經濟回暖，但失業仍在繼續，所以這類復蘇被稱為“失業型復蘇”。
不幸的是，美國面對失業型復蘇簡直手足無措。一般來說，美國的失業津貼僅發放6個月。更糟的是，醫療保健福利一直以來都是和工作捆綁在一起的，一個失業的工人很有可能無法承擔醫療費用。
只有在經濟回升較快且工作崗位充足時，這種短期的福利才會有效。工人們因為擔心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就失去失業津貼，所以會更加賣力地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但是新增工作崗位數量很少，積極的動力又淪為巨大的焦慮和不確定性—不僅對失業者來說是這樣，那些擁有工作的人也擔心某一天會丟了飯碗，陷入這種落魄境地。
政客們若是無視公眾的焦慮，只能自食苦果。盡管老布什在伊拉克打了勝仗，但他第二次競選仍然失敗了，大家普遍認為這是由于他對1991年經濟衰退後的失業型復蘇所引發的公眾擔憂缺少關注。政客們充分地吸取了這個教訓。從政治上來講，經濟復蘇的關鍵不是產量，而是就業，政客們愿意從財政方面（政府支出和低稅收）和貨幣方面（降低短期利率）加大對經濟的刺激，直到就業出現起色為止。
從理論上講，這種行為反映了民主的優越性。而實際上，公眾要求政府采取行動的巨大壓力反而讓政客們無視美國長久以來由政策制定的制衡體系。在危機的陰影下，政府出臺一些長期的政策，那些在經濟下滑時期恰巧執政的政黨就可以借此機會為自己謀取利益。這樣在政策制定上就會產生更大的不確定性，這是選民們所不愿意看到的。同時還會導致過度支出，不利于政府長期的財政穩定。
在第五章中，我將會探討這些政治因素是通過什么具體方式影響美國的貨幣政策的。貨幣政策當然由美聯儲掌管，但美聯儲的獨立只不過是表象罷了，若是有哪位美聯儲主席敢挑戰政府的權威，在就業狀況沒有好轉之前就提高利率的話，那他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確實，美聯儲的職責之一就是保持高就業率。而且，當失業率居高不下時，工資上漲（央行的主要擔憂）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美聯儲就會認為保持低利率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這會產生不良的後果：一方面，包括國外市場在內的一些其他市場會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作出反應。例如，石油和金屬等大宗商品的價格可能會上揚。另一方面，房屋、股票以及證券等資產價格也會發生膨脹，因為投資者會拋棄較低的短期利率，轉向收益更高的投資。
更嚴重的是，在這些時期，金融行業所面臨的風險更大。在2003~2006年間，低利率使得政府原本就鼓勵的低收入人群購房行為更加瘋狂，助長了房地產泡沫的膨脹，同時也加重了美國的債務。美聯儲為鼓勵企業投資，增加就業崗位，曾承諾會在較長的時期內保持低利率，這無疑是火上澆油。這個承諾讓資產價格繼續走高，并加大了金融行業的風險。致命一擊來自艾倫?格林斯潘，這位美聯儲主席在2002年宣布，美聯儲不會出手捅破資產價格泡沫，但如果市場崩潰，美聯儲會通過新的擴張幫美國度過危機。如果金融市場在進入狂熱狀態之前需要一個許可的話，那么這番話就是那個許可。
美聯儲僅僅關注就業和通脹—實際上，只有就業受到了關注，這是一種在政治上缺乏深謀遠慮的行為。盡管這完全是美聯儲的職責所在，但這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手中的工具有限，美聯儲以此為借口宣稱自己不應承擔多項具有潛在競爭性的目標。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忽視其狹隘的側重點對經濟產生的廣泛後果，尤其是美聯儲倡導的低利率和高流動性對金融行業的行為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斷層線由于以政治為動機的刺激政策與尋求競爭優勢的金融行業的相互作用而產生，就如同鼓勵低收入人群購房一樣，潛藏著巨大的危險。
美國金融行業的惡果
來自各個斷層線的微震是如何集中爆發，差點毀了美國整個金融行業的？我認為有兩點值得一提。首先，大量的資金從海外或通過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政府扶持的抵押貸款機構流入了低收入住房市場。這導致了房價暫時的飆升以及按揭貸款質量的不斷下降。其次，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承擔了大量的風險，包括購買大量為次級抵押貸款融資而發行的低質量證券，同時甚至通過短期貸款的方式為上述高風險交易進行融資。
讓我說得更具體一些。在21世紀的頭幾年中，發展中國家靠出口積累了大量的資金，而美國在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刺激下，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大量增加，尤其是在住房建設行業，于是發展中國家就扮演了美國的融資者的角色。為安全起見，外國投資者購買了由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政府扶持的抵押貸款機構所發行的證券，進一步推動了美國政府的低收入住房計劃。這些投資者很多都是來自發展中國家，他們認為美國政府會為這些機構背書，就好像過去的工業國投資者認為在危機發生時會得到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支持一樣。盡管房利美和房地美承擔了巨大的風險，但它們已經不再受市場規則的約束了。
還有一部分來自國外私有部門的資金流入了評級較高的次級按揭證券。此時，缺少警惕性的外國投資者過于天真地相信了美國的公平交易體系。他們充分相信該體系中的評級和市場價格，卻沒有意識到，流入次貸市場的來自抵押貸款機構和國外投資者的大量資金已經腐蝕了這一體系。因為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說，公平交易體系的弱點之一便是它依賴于價格的準確性，但是當流入資金規模過大時，價格可能會變得極其不真實。在這里，不同金融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再一次加重了金融領域的脆弱性。
然而，這次金融恐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銀行將低質量的次級抵押貸款證券打包出售，而是銀行本身持有了大量的此類證券，并通過短期債務為其融資。說到這里，我們就又回到了我在杰克遜霍爾演講的主題。是哪里出了問題？為什么這么多美國的銀行愿意承擔如此高的風險？
在第七章中我將會講到，問題出在這些風險的特殊性上。來自投資者的大量資金流入美國次級貸款市場，以及政府在住房市場上的積極參與，似乎暗示著在購房者沒有發生違約之前，這種狀況還會持續很長時間。與此相似，由于高失業率的影響，美聯儲愿意在較長時間內保持寬松的環境，因此融資緊縮的風險短期之內不會出現。在這種情況下，現代金融體系吸收了過量的風險。
對于銀行來說，通常情況下，承擔的風險越大，收益越大，但也有可能損失慘重。從社會的角度看，銀行不應當承擔這么大的風險，因為一旦遭受損失，代價是十分高昂的。不幸的是，金融體系的激勵機制鼓勵利用短期的優勢，這也使得銀行從業者更熱衷于追逐風險。
尤其有害的是，為推動政治目標的實現，或避免政治痛苦，來自政府和中央銀行的已經或即將進行的干預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促使很多金融實體承擔同樣的風險。這樣一來，風險轉化為損失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金融行業當然應該為風險承擔主要責任。在這次危機中，金融業的失敗表現在以下方面，如扭曲的動機、盲目樂觀、貪婪、錯誤的信念以及從眾心理。但是政府也難辭其咎，它讓風險看上去更加誘人，妨礙市場遵守規則，甚至還為違規行為叫好。不幸的是，危機發生之後的政府干預正好符合了金融部門事前的預期。在這次危機之中，政治道德風險與金融業的道德風險一拍即合。令人擔憂的是，此類情況很有可能會再次出現。
換句話說，在現代民主制度中，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的主要問題一直都是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場所扮演的角色。盡管很多學者都把重點放在定義兩者的合理行為上，但是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才是脆弱性的主要來源。在民主制度中，政府不會允許普通百姓遭受來自殘酷市場的附帶損害。成熟的現代金融業了解這一弱點，通過各種方式利用政府對不平等、失業以及金融穩定的擔憂。問題的癥結是，從根本上講，資本主義的宗旨和民主制度的宗旨互不相容，但兩者卻能夠攜手并進，因為兩種體系可以互相彌補彼此的缺陷。
我并不是要為銀行家們辯護，他們在危機發生之後的政府救助階段仍然享受高額津貼，從道德上說，這是令人憤慨的，從政治上講，這也是缺乏遠見的。但是光有憤怒是沒有用的。盡管金融行業罪行累累，但由于它處在多條斷層線交匯的中心位置，行為自然會受到影響。包括銀行家、政客、窮人、國外投資者、經濟學家和中央銀行在內的每一位參與者都做了自以為正確的事情。但實際上，像政客和銀行家這樣的關鍵參與者極有可能無意識地分別受到了選舉模式和市場認可的影響，選擇了促發危機的行為。我們無法找到真正的惡人，而且每一個參與者都沒能成功地彌合斷層線，使我們更難找到解決方案。規范銀行高管的津貼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尤其是當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承擔著多么大的風險時。
面臨的挑戰
如果此次危機是由參與者的合理行為（至少從他們各自的角度，他們認為這些行為是合理的）造成的，那么我們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了，而且很多都是金融行業以外的工作。怎樣才能讓美國的弱勢群體真正擁有成功的機會？我們是否應該建立更加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便在金融危機來襲時保護家庭的利益，還是尋找別的方式增強工人們抵御風險的能力？如何讓世界上的一些大國擺脫對出口的依賴？怎樣才能使它們完善本國的金融行業，更加有效地分配資源和風險？當然，還包括美國應如何改革金融體系，以避免再次將世界經濟推向深淵。
在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認識到，真正安全的金融體系既不承擔任何風險，也不鼓勵創新和增長，更不會幫助窮人脫貧，消費者的選擇余地也很小。這是一個滿足于現狀的體系。但是從長遠來看，尤其是從人類所面臨的各項嚴峻挑戰來看—如氣候變化、人口老齡化、貧窮等—滿足于現狀才是最大的風險，因為這會讓我們無力應對即將到來的挑戰。我們不想再回到過去那些糟糕的日子，不想讓銀行業再次變得乏味；我們總是忘記在一個嚴格管制的體系中，消費者和企業的選擇是那么的少。我們希望金融業富有創造力和活力，但不想看到過高的風險和令人憤慨的行為。這很難實現，但是值得我們為之努力。
我們也應該認清，好的經濟和好的政治是分不開的，這就是經濟學曾經被稱為政治經濟學的原因所在。經濟學家錯就錯在他們相信一個國家只要建立起制度的框架，政治的影響就會被削弱，這個國家就會永遠擺脫發展中國家的狀況。我們現在應該看清，只有當政治合理且均衡的時候，制度（如監管者）才能充分發揮其影響力。深層次的不平衡（如不平等）能夠在政治上掀起巨浪，也能突破制度的約束。一個國家若是政治失衡，不管其制度多么發達，都會重新退回到發展中國家的狀態。
我并沒有什么靈丹妙藥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改革需要仔細的分析，有時也需要對細節的觀察，這是有些乏味的。我將在第八章到第十章探討可行的改革方案，并主要關注宏觀政策。我希望我的建議比那些要求嚴懲銀行家及監管者的呼聲更具建設性意義。如果這些建議得以實施，我們的世界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它將擺脫日益加深的危機，走上一條經濟更加健康、政治更加穩定、合作更加廣泛的道路。我們將會在克服全球挑戰方面取得進展。這些改革的成功也需要各個國家改變生活方式、增長方式以及選擇方式。任何改革都難免會經歷陣痛，但是它能夠給我們帶來更加廣泛并且深遠的好處。這種改革因為見效慢，所以很難受到民眾的歡迎，因而對政客們的吸引力也很小。但是如果我們無所作為的話，我們要付出的代價會比這次經濟動蕩更加慘痛。如果不加以補救，斷層線就會日趨加深。
世界的前景并非暗淡無光。今天的我們有兩個充分的理由來保持樂觀：技術進步讓幾個世紀以來都難以解決的問題迎刃而解，經濟改革帶領大批的窮人從中世紀的生存條件一躍進入現代經濟。只要能夠從危機中吸取正確的經驗教訓，穩定世界經濟，未來的我們就會大有作為。同樣，如果從中吸取了錯誤的經驗，我們將會失去更多。現在，讓我把這些斷層線和艱難的抉擇一一呈現在你們的面前，此時此刻，我懷揣著一個信念，只要我們同心同德，就一定能夠書寫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為了我們自己，我們必須這樣做。

推薦序一 XVII
推薦序二 XXIII
序言 1
第一章
“放心貸款吧，有人埋單”
收入不平等的加劇 30
為什么美國會落後？ 33
工資差距拉大不平等 35
如何對待不平等 36
政治應對措施 38
住房信貸的始末 40
房利美和房地美 42
經濟適用房計劃 43
“居者有其屋”戰略 45
所有權社會 46
信貸也瘋狂 48
有趣的美國特征 51
沉重的反思 53

第二章
中國的斷層線：世界各國的發展歷程對中國
意味著什么
增長的不確定性 61
增加資本有利于發展？ 62
組織資本 63
先發國家如何建立組織資本 64
後發國家的戰略 67
制高點 67
特權政策 70
外向型增長和管制資本主義 72
錯過轉型 74
德國和日本為什么富？ 75
斷層線：日本的案例 77
中國的斷層線將會加深還是彌合？ 79
出口增長型國家的難題如何解決？ 81

第三章
外資的誘惑：全球資本是如何運轉的？
儲蓄與投資 86
生產導向型經濟體中的金融部門 88
1994年墨西哥危機 89
企業投資與管制資本主義 92
1998年東亞危機 93
斷層線正在加深 98
危機之後的改革 99
美國成了外資最引人注目的目標 101

第四章
危機之下薄弱的社保體系
經濟刺激的意愿 106
薄弱的社保體系 109
失業型復蘇 110
社保體系為什么薄弱 112
經濟層面的答案 112
救濟金的政治學 116
自主刺激的弊端 121

第五章
誰在制造泡沫
美聯儲的目標 131
利率及其作用 133
網絡泡沫的破裂 134
美聯儲有錯嗎？ 136
上漲的資產價格 137
資產價格脫離基本面 139
格林斯潘的對策 141
貨幣政策的目標究竟是什么 143
經濟學家為什么容易犯錯誤 145
美國最大的失誤之處 147

第六章
當貨幣成為一切的價值衡量
金錢能夠衡量一切：銀行家該不該受到指責 157
貸款經紀人出了什么錯 161
究竟由誰來承擔責任 165
這場危機并沒結束 167

第七章
賭徒心理：銀行在拿命運開玩笑
尾部風險：增加了風險爆發的可能性 176
為什么銀行家選擇尾部風險 177
為什么風險管理者發揮不了作用 179
風險成了耳旁風：高層的冒險行為 182
股東：眼睛死死盯在收益上 187
有政府做後臺還有什么好擔心的 190
如果銀行家闖了紅燈…… 194

第八章
金融改革：如何才能讓金融災難不再發生
如何規避風險：當人人都可以貸款的時候 202
金融改革應該遵循的原則 204
我們應該限制競爭嗎？ 204
政府不應該成為危機的救命稻草 206
終結政府對金融機構的補貼和特權 206
制定適應經濟周期的監管規則 207
把尾部風險打壓下去 208
改變由薪酬帶來的風險動機 210
讓高級經理承擔投資風險 211
讓債券持有者明白，風險投資是要付出代價的 214
政府對市場的介入 215
“大而不能倒”應該掃進垃圾堆了 217
任何一家金融機構都是可以倒的 219
緩沖機制：讓風險有一個緩沖區 222
讓金融機構更容易清盤 223
應對無法預知的意外事件 225
掌控資源的獲得 225
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只籃子里 226
逐步淘汰存款保險制度 228
愷撒的妻子 230
這樣的救助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了 231

第九章
任何人都應該公平地獲得機會
提升人力資源質量 238
早期的劣勢 238
非認知能力的培養 240
給孩子更公平的教育 241
教學質量影響重大 241
大學入學及大學階段的教育 244
工作學徒制和培訓 245
讓差距變小 245
保險和安全網 246
區別對待失業保險 246
全民醫療保險 248
社會救濟與勞動者的流動性 251
儲蓄 254
政府能力 255
在逆境中重塑自我 256

第十章
說服中國：怎樣才算最正確的做法
二十國集團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65
多邊組織及其影響 268
獲得全球影響力 271
全球經濟治理改革 274
中國和世界 276
幣值低估的代價 278
說服中國 280
現在就要行動起來 282
後記 285

第一章“放心貸款吧，有人埋單”
簡在一家非營利性的研究組織擔任助理，她在這家機構工作已經32年了。她在學校的時候曾是一名出色的打字員，而且還修了一些商務方面的課程。上完大學第一學期的課程之後，她覺得對她來說大學教育的成本要高于收益。市場對打字員的需求很大，而且薪水也比較有吸引力。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這家非營利組織，一開始她要為兩位上司工作。她的主要職責是打印報告和研究論文，整理堆積如山的文件并接聽電話。
很多年之後，許多最初和簡做同樣工作的人都失去了工作。計算機的出現—先是大型機，然後是個人計算機—縮減了助理們的日常工作量。中層主管和經理們都學會了自己打印文件，報告和基礎分析都外包給了其他公司，那些公司的工作人員能夠很快地完成任務。大多數過去存放在柜子里的文件現在都以電子的形式存儲在硬盤里。而且，簡的老板越來越習慣通過電子郵件交流，電話也就不常用了：他們的業務并不需要時刻同客戶保持口頭交流。結果，簡的秘書工作也受到了威脅，最後，她失業了。
然而，簡通過重新給自己定位，頂住了來自機器的侵襲。她很快又在這個組織中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她成了新上司們的“維修工”，協助處理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處理的事務，比如，挑選餐廳、為辦公室訂餐、邀請演講人并負責安排日程、安撫憤怒的客戶并確保他們的問題得到解決，或是跟一個固執的會計打交道，處理她的上司提交的賬單。因為簡現在所處理的事務都是非常規的，是無法通過機器解決的，所以她需要向更多的上司匯報工作—最多的一次是9位上司。由于有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她很慶幸自己至少還有一份工作。現在，這份工作變得越來越有趣了。
簡的上司們是計算機和通信技術革命的極大受益者。他們發表的研究報告和文章得到了更加廣泛的傳播。過去，他們要把這些文章影印出來通過郵遞的方式寄送給一小部分真正感興趣的人，但是現在，他們把文章上傳到一個網站上，很快就會被廣泛地閱讀。他們的報告更加豐富，論壇也辦得更加有趣，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他們經常會回答一些來自陌生人的提問，這些人在網站上讀到了他們的文章，希望同他們交流或征求專家的意見。
科技突飛猛進的發展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秘書和文職人員的日常工作已經逐步被自動化所替代，他們像簡一樣，大多數人擁有高中教育甚至大學教育的背景。那些高學歷人員需要處理的非常規性的、富有創造性的工作則得到了技術的輔助。由于運用了先進的技術，首席執行官們在鍵盤上敲打幾下就能看到公司的庫存狀況，分析師和咨詢師的報告在世界各個地方都可以讀到，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都有所提高。盡管技術的發展搶了一些人的飯碗，但是它確實提高了人們的生產力。
然而，一般來說，技術的進步從長遠來看對每一個人都是有益的。它能夠縮減單調乏味的工作，讓勞動者有時間和精力充分發掘自己的才能。現在我們可以把文章直接發到網站上供人瀏覽，不再需要讓秘書貼上數千張郵票，再把這些最終都會被丟進垃圾箱的信件郵寄出去，這樣一來，還可以保護大量的樹木。但是從短期來看，技術進步也可能極具破壞性，而且如果人們缺乏應對措施的話，這種破壞性可能會一直持續下去。
美國在歷史上曾經針對技術的變革作出了適應性的調整。19世紀中期，隨著農業的主導地位被制造業取代，美國掀起了一場普及小學教育的熱潮，使美國人成為當時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工廠的勞動日益復雜化，一些新興的大公司也劃分出多個部門，對能夠處理大量工作的辦公室工作人員的需求不斷提升，擁有高中學歷的工人也越來越受到歡迎。20世紀初，高中教育開始發展起來，為美國的工廠和辦公室培養了一批靈活且訓練有素的工人。在1910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國工人擁有高中學歷，到了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簡開始工作的時候，四分之三以上的美國人都接受過高中教育。
盡管美國早期對技術變革的適應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Goldin）和勞倫斯?卡茨（LawrenceKatz）所言，在下一個階段中，美國在教育方面的進展遠遠不能令人滿意。近來的技術進步要求工作人員擁有大學本科學歷才能夠勝任。但是，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卻無法滿足需求—確實，各個年齡段人口中高中畢業生的比例都停止了增長，甚至和20世紀70年代的水平相比還略有下降。隨著就業市場出現大學畢業生供不應求的狀況，那些有學士學位或者更高學歷的幸運兒們發現自己的收入直線上升。但是那些沒這么幸運的人—據2008年的統計，占美國人口的70%—收入水平則沒有變動，甚至還有所下降。
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堪一擊，下一波技術革命和外包熱潮很可能吞噬掉大量的工作崗位，令人愈加擔憂。面對這一切，許多美國人很難對未來保持樂觀。雖然大部分美國人在尋找工作方面比較靈活，他們愿意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到另一個國度去開始一份新的工作—但是時代對他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人不得不回到高中去“充電”，然後才能獲得繼續教育所帶來的好處，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得到遙遠的、不確定的工作機會。有些人缺少接受繼續教育的毅力和動力，而另一些人則壓根兒就沒有資源。例如，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單身母親，她每月要做兩份報酬很低的工作，總是入不敷出，對她來說，繼續教育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由于美國的教育在質量和數量上都存在不足，因此在對技術人員的需求和供給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這只是不平等狀況日益嚴重的原因之一，或許是最重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不平等，這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左派和右派各執一詞。不可否認的是，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近幾十年大范圍的放松管制以及由此引發的對資源（如人才）日益激烈的競爭，稅率的變革，工會力量的削弱，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數量的增加，這些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管這種現象是如何產生的，它已經讓很多人深感不安。
美國曾被譽為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這種說法曾經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也讓美國成為自由經濟的大本營，但是現在很多人都對這一說法失去了信心。政客們總是對選民的聲音非常敏感，他們試圖尋找一劑靈丹妙藥來應對這一發展難題：為那些在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過程中落在後面的人提供寬松的信貸資金。于是，美國在教育事業上的失敗以及公民因缺乏機會而產生的焦慮情緒被間接地轉化成沉重的家庭債務，并最終成為這次金融海嘯的震源。大部分觀察家都忽視了這些因素之間的關聯，而這恰恰說明了這些斷層線隱藏之深，危險之大。
收入不平等的加劇
美國收入水平的不均衡狀況日益加劇。工資是收入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工資水平排在美國總人口前10%的人（即比美國總人口中90%的人工資要高的人），在1975年到2005年間，其工資的增長額要比排在後10%的人高出65%。（這一差異被稱為90/10工資鴻溝。）在1975年，前者的平均工資比後者多3倍，到2005年，則多出5倍。這種增長主要體現在超高收入人群中，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分化并沒有同高收入者之間的分化那么嚴重。
很多來自學術界和大眾媒體的評論人士比較關注前1%甚至0.1%的精英人士的薪水，這或許是因為人們總是喜歡往上看。我認為美國目前最令人擔憂的趨勢是90/10和90/50工資鴻溝，這些差異真實地反映了普通美國人的生存狀態。
90/10工資鴻溝產生的原因基本可以歸結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大學升水效應”。擁有本科學歷者的工資同只擁有高中學歷者的工資之間的比值自1980年以來穩步上升。美國人口普查局2008年進行的人口調查結果顯示，高中畢業生的工資中值為27963美元，而本科畢業生為48097美元—比前者高出將近72%。擁有專業學歷的人（如醫學博士或工商管理碩士）的薪水則更高—工資中值為87775美元。“大學升水效應”同樣也能解釋為什么50/10工資鴻溝并未迅速擴大，因為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沒有進過大學或沒有完成大學學業。實際上，中等收入者的隊伍主要由像簡和她的同事一樣的白領階層構成，他們受到技術變革的沖擊是最大的。
為什么“大學升水效應”會日益顯著？有一種觀點認為技術的發展要求工人擁有更高水平的技能，反映了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偏重于技能的技術變革”。但是戈爾丁和卡茨指出，科技的進步會對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二者之間的相對發展速度是穩定的：在20世紀初，車輛和飛機的出現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不亞于出現在20世紀末的互聯網和組織結構變革。真正發生改變的是受教育者的數量。在1930年到1980年之間，30歲或30歲以上美國人的平均受教育時間每隔10年增長一年。到1980年，美國人受教育的平均時間比1930年多4.7年。但是，在1980年到2005年間，這種增長十分緩慢—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僅增加了0.8年。
人才輸出減速的部分原因是高中畢業率的停滯不前。盡管回顧歷史，美國高中畢業生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曾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這一比重自1980年以來一直巋然不動，其他國家卻已經趕上并超越了美國。而且，盡管現在有越來越多處于20~24歲這個年齡段的美國人正在接受大學教育（這些人占該年齡段總人口的比率從1980年的44%上升到2003年的61%），但是大學畢業率的提高卻跟不上這個速度。盡管“大學升水效應”日漸顯現，但是很多像簡一樣的學生還是選擇了從大學退學。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的大學畢業率比40年代的高不了多少—當我們聯想到現如今大學畢業生的需求量與日俱增這個事實時，不能不感到震驚。
教育發展停滯不前的一個合理解釋是一國國民所能接受的教育總量或許存在著內在限制。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具有寫出一篇博士論文的潛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似乎只有美國受到了限制，其他國家并未受制于此。盡管美國歷史上曾領先全球，如今卻在四年制大學畢業率上落後于其他12個發達國家。如果我們注意到美國的高中畢業率在發達國家排名中位列倒數第三，那么我們就會明白為什么美國不僅輸給了自己的歷史，也輸給了競爭對手。
話說回來，工資并不是收入的唯一組成部分。總收入應該包括來自股票和債券的收益，并從中扣除應繳納的稅金。有趣的是，在20世紀末，占美國總人口0.01%的最富有人士的收入中有80%來自工資和自營產業，只有20%來自金融投資。這一比例同20世紀初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那時富人的收入多數來源于資產。現在的富人都是勤勞致富—不管是像比爾?蓋茨這樣的企業家還是像高盛集團的勞埃德?布蘭克費恩這樣的銀行家—而不是坐享其成。這是一個有了好工作就能致富的時代，但是對于很多美國人來說，這可能是不幸的，因為他們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只能眼睜睜地被那些能帶來財富的好工作拒之門外。
盡管我一直都在用“教育”這個詞，但是有時我所指的也包括就業的能力，其實一個更好的說法是人力資本，即廣義上的能力，包括健康、知識、智力、態度、社交能力和責任感，正是這些素質讓人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一分子。傳統教育或許在培養個人人力資本的過程中最為關鍵，但是家庭、社區和雇主所發揮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覷。在後面的內容中，我將繼續關注教育的話題，但是其中也包含上述其他因素。
教育不僅能夠幫助人們增加收入、拓寬就業前景，它的意義要遠勝于此：教育通過其內在的價值讓人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質。此外，研究表明受教育者通常更關注保健，參與犯罪活動的可能性更小，更愿意參加公益活動和政治活動。而且，他們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下一代，從而讓子孫後代從中受益。因此，隨著美國教育的衰退，社會整體的質量也每況愈下。
為什么美國會落後？
為什么美國的教育體系令人失望？美國的大學教育體系仍可稱得上世界一流，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學子，所以問題顯然不是出在大學體系上。其實，我在前面的論述中已經提到了三個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很多學生在學校的學習經歷極其糟糕，沒等高中畢業就退學了。其次，即使在那些能夠從高中畢業的人中，仍有很多人沒有準備好接受嚴格的大學教育。最終，隨著“大學升水效應”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學費也在不斷攀升：這是一項由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提供的服務，但近年來這項服務并沒有多大改進（通信技術的極大提高并沒有讓芝加哥大學的班級規模顯著擴大，盡管學生的學習體驗或許有所改善）。盡管美國有意擴大對學校的經濟支持，但是把子女送到私立大學接受高質量的教育甚至對中產階級家庭來說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隨著各州預算吃緊，連州立大學也在大幅度地提高學費。
當然，在學校學習并不是接受教育的唯一方式。在營養攝取、學習環境和行為期待值方面的差異使得每個孩子在童年時代就顯現出不同的學習能力。家庭至關重要，同時，孩子們渴望效仿的對象以及朋友們的看法也會產生關鍵性影響。我女兒所在的大學附屬中學里，班級里一個最聰明的孩子總是出類拔萃，盡管她并不受歡迎，但卻是其他孩子秘密崇拜的對象。拔尖的學生在高中時期就已經開始學習大學的課程，甚至和教授簽約參與研究項目。然而，在美國很多學校中，聰明極有可能意味著危險，因為孩子們總是對那些充滿自信的孩子充滿怨恨。同樣的道理，強者總是越來越強。富人們住在體面的街區，為孩子提供充分的健康護理和營養，使他們能夠健康地成長，功課若是掉隊了，家長也能出錢給他們請家庭教師和學習助手。如果父母有錢的話，即使是殘疾，對于孩子來說痛苦也會少一些。正如政治分析家羅斯?多賽特（RossDouthat）和雷漢?薩拉姆（ReihanSalam）所說：“康涅狄格州預科學校的孩子抽著大麻卻仍能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去讀大學，印第安納州農村的孩子吸食冰毒并且輟學，紐約南布朗克斯的孩子吸食可卡因，最終死于流氓斗毆。”
家庭不穩定對貧困孩子的傷害也更大。貧困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夫妻關系破裂的可能性更大，一旦離婚，經濟負擔要比富人沉重得多，因為他們需要同時維系兩個家庭，輪流照看孩子，這些就要花去他們收入中的一大部分，使得其他基本需求都很難得到滿足，更不用說給孩子請輔導教師幫助孩子渡過難關了。因此，在貧困家庭中，離婚對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所產生的影響要遠大于富裕家庭。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不平等往往會愈演愈烈。
我們并不需要觸及那些極端不平等的例子中所引發的道德問題，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多么令人厭惡的現象。大批的人因無法接觸到優質的教育資源而不能實現自身的發展，這顯示出社會效率極其低下。對頭腦的浪費是一件極為可怕的事情，美國已經浪費了太多。
工資差距拉大不平等
在日新月異的技術革新對勞動者技能提出更高要求的大背景下，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只是造成不平等日漸嚴重的原因之一。還有其他原因也助推了這一問題的加劇。在過去30年中，日趨嚴重的不平等問題恰逢美國放寬管制的時期。激烈的競爭確實加大了對人才的需求，與此同時也拉大了美國人口的工資差距。競爭提高了歧視有才能的窮人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本應該有助于緩解不平等現象，但是總體來說，不平等仍然加劇了。放寬管制也增加了企業經營的靈活性，擴大了員工工資的漲落幅度：一個企業家在經過若干年的顆粒無收之後突然賺了上百萬，這會增加收入分布曲線最頂部和最底部的分布范圍。（對于一個後來成為收入頗豐的教授的窮學生來說也是如此！）這些影響要為不平等現象的加劇負三分之一的責任。
更大規模的移民和貿易也在這個問題上難辭其咎，因為移民直接參與非技術性工作的競爭，而遠在其他國家的非技術性工人也通過貿易間接地參與到競爭之中，兩者共同壓低了美國非技術性工人的工資。大部分研究認為這一因素的影響比較小。然而，非技術性移民只是通過一種不同的方式助長了不平等。他們基本上位于收入分布的底部，從而使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更加嚴重。矛盾的是，盡管他們在美國的收入要高于在自己本國的收入，但是他們仍然是美國貧困人口的一員。
戰後對高收入的懲罰性邊際稅率的削減（在20世紀50~60年代期間，最高稅率曾高達91%，後來經過起起伏伏，到我撰寫本書時，已經降到了35%）刺激了人們去追求更高的收入，同時也促進了企業家精神的發展并加劇了不平等。放寬管制以及進口帶來的間接性競爭是造成很多工會成員失去高薪工作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工會的軟弱也削弱了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討價還價的能力。盡管只有一小部分美國工人領取最低法定工資，但是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最低工資標準保持不變就意味著實際最低工資下降（這樣一來也確保那些可能失去工作的人能夠找到工作），最後，婦女也加入到勞動力的大軍中來，這也會對不平等程度產生影響。因為具有良好社會關系且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更愿意相互結合，這種“門當戶對”的婚姻也是導致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毫無疑問，造成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這是一個熱議的話題。在我看來，一些最具說服力的證據表明，最令人擔憂的不平等，即90/10工資鴻溝，主要是由市場對高學歷人士的供求關系失衡所致。自羅納德?里根總統開始執行反勞工政策以來，在他之後的共和黨政府都延續了該政策，其中，革新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保守派則通過倡導壓制工資的方式來支持羅斯福提出的反競爭政策。然而，這兩派都不否認教育的不平等是導致不平等問題的重要原因。
如何對待不平等
美國人歷來不太在意經濟上的不平等，除非這一現象走向極端—像19世紀末所發生的那樣。通過采用包括反托拉斯法和征收遺產稅在內的多種方式，人們確信由公司所有權所創造的財富并沒有高度集中到能夠左右政治力量分配的程度。為限制銀行的權利，政府曾進行了多次干預—如安德魯?杰克遜為關閉美國第二銀行而作出的斗爭（在此之前，他指責該銀行干涉政治領域），1913年美聯儲成立，取代摩根大通成為各個銀行的最後貸款人，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最具實力的銀行拆分，實行分業經營的模式。同樣，通過反托拉斯調查，政府扼制了商業大鱷的實力，其中最有名的兩項調查是針對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和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但是，除一些特殊時期外—如大蕭條時期—政府和公眾并沒有強烈的意愿要向富人征稅，以實現收入分配的均衡。
向富人征收重稅的政策并沒有受到窮人的歡迎，這并不一定是因為他們同情富人，而是因為窮人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變富：霍雷肖?阿爾杰（HoratioAlger）所寫的關于普通人在這片充滿機遇的土地上獲得成功的故事具有十分廣泛的吸引力。盡管這種樂觀主義精神一直以來都不切實際，但是在過去，可能性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并不十分大，以至于美國人可以把這個夢繼續做下去。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顯示，高達71%的美國人認為窮人很有可能擺脫貧困，而只有40%的歐洲人持有這樣的觀點。這一差異令人感到十分驚訝，因為根據跨國研究的結果，美國人的收入流動性并不比歐洲人高，實際上在美國，收入水平位于後20%的人的收入流動性極低。盡管如此，收入流動性這一概念還是根深蒂固的。美國偉大的社會學家托克維爾曾說，在美國，“財富流動的速度是令人震驚的，實踐表明很少有上下兩代人都受到財富眷顧的例子”。
在過去的25年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不得不面對一個痛苦的現實，即他們已成為教育質量不達標的受害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伯特?薩繆爾森（RobertSamuelson）評論說：“大體上，美國人并不十分擔心不平等，即貧富差距，他們更在意的是能否獲得機會與成就。難道這說明人類進步了嗎？”但是教育不平等的危害是極其隱秘的，因為它能夠造成機會的不平等。一個人若是只接受過一般的高中教育，就很難在新興的產業中謀求一份工作。很多美國人“將政治自由定義為完全的平等，卻將經濟自由定義為擁有平等的機會去實現不平等的成就”，在高質量教育面前并非人人平等這一狀況恰恰動搖了美國人心目中實現經濟自由的根基，因為機會已不再平等。
如果美國人沒有機會讓收入水平提高到更高的層次，他們就很難對未來保持樂觀并對其他人的收入流動性保持容忍—因為眼睜睜看著別人往高處走的滋味并不好受。當其他人變得富有時，所有東西的價格都會上漲，而那些原地不動的人的實際收入—即通過購買力來衡量的收入—實際上就降低了。若是這些人通過自己的資產來衡量自己的價值，情況就更糟了，當我鄰居的車從本田換成瑪莎拉蒂的時候，我的雪佛蘭就顯得十分寒酸了。美國人歷來不喜歡嫉妒別人，因為他們都很自信。但是當自信心即將離我們遠去的時候，嫉妒和仇恨這對手足兄弟離我們還會遠嗎？
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為參與競爭所做的準備并不充分，他們也就開始接受對自身期待值降低這一事實，“經濟自由”這個詞也不再能為他們勾畫出一個充滿機遇的美好愿景，反而成了一個可怕的夢魘，充斥著持續增加的不穩定性和嫉妒情緒，因為窮人越來越難翻身了。如果不加以遏止，任其發展的話，毀滅性的階級沖突將不可避免。
政治應對措施
政客們已經意識到不平等現象所導致的問題。因為和其他群體相比，非裔美國人和拉美裔美國人受到教育質量低下的影響更大，所以，他們的發展緩慢經常同種族歧視聯系起來。然而，政客們深知，改善教育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美國歷史上有多位總統都曾推動過教育改革，但成效不大。而且，即使他們的改革真的奏效，變化也會姍姍來遲，來不及改變人們眼前的生活。
稅收和再分配應該是可選的解決方案，但是政治學家諾蘭?麥卡蒂（NolanMcCarthy）、基思?普爾（KeithPoole）和霍華德?羅斯塔爾（HowardRosenthal）指出，日益加重的收入不均問題讓國會更加分化，從而更難在稅收和再分配問題上達成一致。就在我寫作本書的時候，議會中兩黨對醫療改革的政策和態度大相徑庭，民主黨一致支持，而共和黨則一致反對。政客們正在學著接受亞里士多德的智慧，他說：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中，爭吵是自然會發生的，費力地去糾正不平等的現象反而可能加劇公民所不愿看到的沖突。
因此，政客們開始尋求方法提高選民們的生活質量。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寬松信貸一直都是一個最具吸引力的解決方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條障礙最少的道路。由政府提供的信貸并不會像收入再分配那樣引起右派的關注—盡管通過自身的經歷，我們認識到它最後可能會成為成本最高的再分配方式，不僅危害接受者，同時也犧牲納稅人的利益。
政客們熱衷于讓銀行擴大住房信貸，因為信貸能夠同時實現多個目標。它能抬高房價，讓房屋所有者覺得自己變得更富有了，還能推動他們消費。信貸還能夠增加金融行業、房地產中介行業和房屋建筑行業的利潤和就業崗位。而且這一切都是安全的—像房屋一樣牢固—至少目前是這樣。
寬松信貸真是好處多多，它收益大，見效快，受益面廣，而且成本到未來才需支付。它的收益結構正中政客們的下懷，讓許多國家都屈從于寬松信貸的誘惑。隨著時間的推移，富裕國家建立了一些金融行業的監管機構，它們可能對抗政客們，批判這種目光短淺的行為。然而，這次美國的問題是，政客想辦法繞過了這些監管機構，而且住房信貸享有廣泛的民眾支持，以至于沒有人敢提出反對。
住房信貸的始末
美國大蕭條爆發之前一段時期內同樣出現了大規模的信貸擴張和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或許這并非巧合。那時的按揭貸款和現在的并不一樣。住宅按揭由銀行和儲蓄公司提供（也稱儲蓄與貸款協會）。按揭的期限較短，大約為五年，到期時需全額還本付息—除非借款者能夠重新融資。而且，大部分貸款的利率都是浮動利率，所以借款人要承擔利率變動的風險。一般情況下，貸款人只提供不超過按揭價值50%的貸款，因此，房屋所有者要承擔因房產價格波動而帶來的大量風險。
到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日益惡化，融資干涸，房產估價驟降，房屋擁有者無力償還到期的貸款，大批借款者開始拖欠貸款。全國10%的房產被取消了贖回權，政府不得不介入，挽救即將跌入深淵的住房市場。房主貸款公司和聯邦住房管理局是政府最初建立的兩個機構。
房主貸款公司的作用是從銀行和公司手中購買違約的抵押貸款，把它們重組為固定利率的20年完全分期償還抵押貸款（在貸款期限內償還本金）。較長的還款期限和完全分期的還款方式意味著房屋所有者不必再去面對災難性的融資難題。政府愿意在一定時期內持有這些抵押貸款，但并不打算長期參與貸款業務，所以政府必須尋找一種方式讓私有部門的貸款者對這些抵押貸款產生興趣。那些歷來都排斥長期貸款的私人貸款者是不會輕而易舉地信任借款者的。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聯邦住房管理局通過提供抵押保險來承擔違約風險—主要是為了讓貸款者吃一顆定心丸，一旦發生違約，聯邦住房管理局會償還貸款。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聯邦住房管理局收取保險費，并嚴格設定它所擔保的最高貸款上限（最初為房產價值的80%）以及貸款金額。這些限制性條件也促成了一個政府不愿擔保的私人抵押貸款市場的出現。
因此，那些購買由聯邦住房管理局提供擔保的抵押貸款的銀行和儲蓄公司只需承擔利率風險—利率風險的產生是由于它們用短期的浮動利率存款來為長期的固定利率抵押貸款融資。只要短期利率不走高，這筆生意還是有利可圖的。
1936年，房主貸款公司停止運作。為了向銀行提供融資渠道，政府建立了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即房利美，以再次吸引長期私人貸款者進入抵押貸款市場。事實上，房利美還購買了由聯邦住房管理局擔保的抵押貸款并且發行長期債券，出售給像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這樣的投資者，以此方式來為購買抵押貸款融資。和銀行以及儲蓄公司不同的是，房利美擁有更長期的固定利率的融資渠道，所以即使長期持有抵押貸款，也不用承擔利率風險。
該體系一直運轉良好，直到20世紀60年代，短期利率上揚，導致存款從銀行和儲蓄公司流出—因為在大蕭條時期，政府為防止過度競爭而制定了調控性存款利率上限，使銀行和儲蓄公司無法與更高的市場利率進行競爭。抵押貸款的融資渠道又干涸了。為了補救，1968年，政府試圖通過將房利美一分為二來加強市場的直接融資能力—新建了政府全國抵押貸款協會（即吉利美），繼續從事抵押貸款的擔保、打包和證券化，房利美經過改制成為私人持股公司，通過向公眾發行債券和證券化債權為抵押貸款融資。那時，林登?約翰遜總統正需要資金為越南戰爭提供支持，私有化巧妙地將房利美的債務從政府的賬單中抹去，讓政府的資產負債表看上去更健康了。不久之後，房地美（全稱美國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成立，負責將儲蓄公司的抵押貸款證券化。最終房地美也被私有化了。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通貨膨脹愈演愈烈，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為扼制通脹將短期利率上調到迄今都難以想象的水平。儲蓄和貸款行業的投資組合中大部分都是利率較低時購入的固定利率長期抵押貸款，而在融資的過程中卻要支付高得離譜的短期利率，這些機構最終都破產了。政府并沒有讓儲蓄公司關門大吉：房地產市場太重要了，而信貸又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行業，讓納稅人去填補這個巨大的窟窿實在是難以提出。
為此，政治體系作出了回應，通過了1980年的《存款機構解除管制與貨幣控制法案》（DepositoryInstitutionsDeregulationandMonetaryControlAct）和1982年的《高恩–聖杰曼儲蓄機構法》（Garn-St.GermainDepositoryInstitutionsAct）。兩部法律拓寬了儲蓄公司的貸款范圍以及借款方式，幫助該行業重新獲得了穩定。後面的故事就十分令人遺憾了，尤其讓人憤懣的是這些儲蓄公司拿著納稅人的錢在商業房地產市場上進行了一場血本無歸的豪賭，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對于儲蓄公司來說這是一次巨大的損失，對納稅人來說這簡直是一次不可估量的損失，而政府在這場悲劇中卻扮演了幫兇的角色。不用說大家也知道結果，房利美和房地美取代了儲蓄公司，并在抵押融資領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房利美和房地美
眾所周知，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國政府贊助企業，它們是兩個奇特的怪獸。盡管它們都是由私人持股且全部利潤歸股東所有，但它們并不完全私有。它們當然也并非公有，因為它們不歸政府所有，但是它們在享受政府優待的同時還肩負著公共責任。它們享有很多優惠待遇，包括免繳聯邦和地方收入稅，董事會中有政府指定的董事，以及擁有美國財政部批準的信用額度。對于那些投資的民眾來說，和政府之間的這些千絲萬縷的聯系意味著這些機構擁有美國政府十足信用的擔保。所以房利美和房地美可以以只比國債利率略高一點的利率籌集資金。這些優惠待遇也為“兩房”帶來了公共責任—支持住房融資。
房利美和房地美做了兩件事來完成自己的使命。它們按照自己既定的規模限制和信用標準從銀行購入抵押貸款，從而使銀行獲得資金發放更多抵押貸款。接著，這兩個機構將大量貸款打包，并在為抵押貸款提供違約擔保之後發行資產擔保證券。它們還直接從市場貸款，購買由其他銀行承銷的資產擔保證券。因為這些抵押貸款的信用較好，所以投資的安全性高且回報極其豐厚。但是大部分收益都來自在政府的隱性擔保下實現的低成本融資。這樣做是有重大政治風險的。
經濟適用房計劃
在20世紀90年代初，大量的證據表明越來越多美國人的工資水平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因此政治集團便開始尋找速效的解決辦法—當然要比教育改革見效更快才行，教育改革要等上幾十年才能看到成果。最顯而易見的答案就是為低收入群體提供經濟適用房，而房利美和房地美顯然是最佳渠道。國會知道可以將房利美和房地美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因為它們從政府那里拿走了大量的好處，如果政府停止通過政府預算秘密地為“兩房”撥款，那么它們的經理人一定會承受巨大的壓力。
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住宅企業財務安全與穩健法》，推行此法的目的之一是改革對這些機構的監管，另一個目的是以一種直接的方式幫助低收入者和少數族群實現他們的買房夢。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在該法案的指引下為房利美和房地美制訂了經濟適用房目標計劃，并跟蹤計劃的實施。每當國會在某個法案中用了“安全和穩健”這樣的字眼，結果往往會和他們的初衷背道而馳，這部法律也不例外。
盡管“兩房”不能阻止法律的出臺，卻能夠影響法律的制定，使其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它們確保了法律允許其持有的資本數額低于其他受到監管的金融機構，并確保新的監管機構—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下設的一個在金融服務監管領域毫無經驗的部門—要依靠國會的撥款才能維持運轉。這就意味著，監管方若是想束縛住“兩房”的手腳，它們在國會中的“朋友”就會削減監管方的預算。國會積極地參與，由政府撐腰的私人企業對利益窮追不舍，監管者軟弱且自主性差，所有這些因素放在一起，便昭示著災難的來臨。
最初，房利美和房地美并不愿意把這些有利可圖的業務暴露在風險之下。但是當看到政府出臺的政策時，它們屈從了。20世紀90年代，《紐約時報》記者史蒂文?霍姆斯曾警告說：“房利美進入了這個新的貸款領域，甚至可以說這是有意而為之，該行為導致其所承受的風險大量增加，若是在經濟向好的時期，這可能沒什么問題……但是一旦經濟出現衰退，這個政府資助機構就會陷入泥潭之中，政府救助也會隨之而來，就像20世紀80年代政府挽救儲蓄與貸款行業那樣。”隨著住房市場的繁榮，“兩房”發現對低收入者貸款的高利率十分具有吸引力，良好的市場環境再加上缺乏對低收入者貸款的經驗，所有這些都蒙蔽了它們的雙眼，讓它們看不到其中的附加風險。
在克林頓執政的時期，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逐步提高了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低收入者住房貸款業務指標。“兩房”欣然接受，它們還巴不得這樣呢。它們有時似乎是在慫恿政府去委任給它們更多的權力，這樣才能說服股東去冒更大的風險（除此之外，還要說服他們給管理層發放更加高額的津貼）。1995年，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為房利美和房地美制定的低收入者住房貸款業務指標占總業務的比例為42%，到2000年（克林頓執政的最後一年），這一比例上升至50%。
一些批評家曾擔心房利美和房地美對針對無還款能力者的掠奪性貸款視而不見。但是，在回顧與“兩房”之間的關系時，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在2000年公布的一份報告中承認，“兩房”拒絕透露“它們所購買的高價抵押貸款”，所以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決定不再對“兩房”施加“不必要的額外壓力”。
“居者有其屋”戰略
美國國會的努力得到了克林頓政府的支持。1995年，在一份旨在擴大房屋自有率的戰略性文件的序言中，克林頓總統寫道：“去年，我指示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部長亨利?G?希斯內羅斯……制定一個長遠規劃，實現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紀末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提高住房自有率不僅有利于家庭和社區，還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壯大中產階級隊伍。重新點燃每一個家庭的購房夢會讓美國為迎接新世紀的機遇作好充分的準備。”這番話有何實踐性意義？這份戰略性文件接著說：“對于潛在購房者來說，無力支付高額的首付款和交易費用是限制購房的主要障礙。而另一些家庭則沒有充足的固定收入，無法每月根據標準借款條件所規定的市場利率還款付息。由公私領域充分發揮其創造力和才智而制定的融資戰略應當解決購房者的這兩大金融障礙。”
簡單地說，克林頓政府的意思就是金融領域應該找到創新型解決方案幫助那些無力購房者實現買房夢，政府也會不遺余力地給予支持。盡管該戰略有別于在危機中十分顯著的忍者貸款和“騙子”貸款（指不要求借款者提交資料，借款者可謊報收入的貸款），但是卻給即將出現的危機定下了基調。
克林頓政府還通過其他方式對金融領域施加壓力。1977年通過的《社區再投資法案》要求銀行在本地市場中經營貸款業務，尤其是針對低收入群體和少數族群。但是該法案并沒有明確規定貸款的指標，其執行由監管者負責。克林頓政府向監管機構施壓，要求其通過對銀行進行調查和罰款威脅來執行《社區再投資法案》。仔細研究銀行的抵押貸款業務之後就會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該法案執行的力度逐步加強，貸款也在逐步增加，尤其是在那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大城市里，因為在那里銀行最容易受到監督。
這也使我回想起聯邦住房管理局曾為這些抵押貸款提供擔保。主要是針對其他金融機構敬而遠之的高風險抵押貸款。該部門直接受到政府的管控。2000年，克林頓政府將借款人可申請聯邦住房管理局擔保的最低首付標準大幅削減至3%，并增加了該部門可擔保的抵押貸款的規模上限，同時還將借款人應付的保費金額削減了一半。所有這些舉措都為低收入者住房建設和貸款市場的繁榮鋪平了道路。
所有權社會
到了喬治?W?布什執政的時期，美國房產市場異常繁榮。布什同樣也認識到，如果有相當一部分人無法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後果將會是危險的。正如他所說：“如果你有一些資產，這個國家的未來就會與你息息相關。如果越來越多的人擁有資產，那么美國就會更加朝氣蓬勃，而且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與這個國家的未來息息相關。”在布什2002年對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發表的講話中，他說：
但是我相信，僅僅擁有一些資產只是美國夢的一部分。我相信，只有當居者有其屋的時候，他們才算真正地實現了美國夢……昨天在亞特蘭大，當我走進一個房屋擁有者的新家時，我對這一點有了更真切的感受。這家的男主人對我說，歡迎來到我家。眼中洋溢著自豪感。他沒有說，歡迎來到政府的家，也沒有說，歡迎來到我鄰居的家。他說的是，歡迎來到我家……他為此感到自豪……我希望這種自豪有朝一日會傳遍整個美國。
後來，在解釋他的政府如何實現這些目標時，他說：“我要十分自豪地告訴大家，房利美已經響應了這個號召，據我所知，在過去的一段時期內，他們向借款人提供了4400億美元的資金。他們通過影響力為我們前面所說的購房人群籌集了充足的資本。為住房市場融資是房利美的使命，現在他們必須將其付諸實施。房地美也有興趣幫忙。我本人很感謝房利美和房地美強大的資金支持。”
2004年，盡管美聯儲已開始加息并表達了對房市過熱的擔憂，布什政府還是將房利美和房地美對低收入者的貸款業務提高至總業務的56%。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彼得?沃利森（PeterWallison）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爾斯?卡羅米爾斯（CharlesCalomiris）認為房利美和房地美在這段時期內加大馬力的原因并不是出于無私奉獻的精神，而是因為2004年曝光的會計丑聞讓它們對國會關于低收入者貸款的要求更加唯命是從。
到底有多少貸款從這些機構中流出，它們是什么時候流出的？我們很難得知房利美、房地美和聯邦住房管理局的賬本上到底有多少次級貸款和Alt-A貸款，正如房利美前首席信貸官愛德華?平托（EdwardPinto）所說的那樣，這是因為在這些機構的賬本上，很多貸款實質上都是次級貸款，但并未被歸入次級貸款的名下。比如，只有當原始權益人將一項貸款歸為次級貸款時，房利美才會跟著這樣做。所以，很多對低信用借款人的貸款都沒有被歸入次級貸款或Alt-A貸款。平托發現，當貸款被正確歸類後，對于兩大抵押貸款巨頭和聯邦住房管理局來說，僅次級貸款這一項（包括通過購買資產擔保證券進行的融資）就從1997年的850億美元飆升到2003年的
4460億美元，此後，一直徘徊在每年3000億~4000億美元之間，直到2007年，平托的研究結束。在這段時期，這些機構占市場的平均份額為54%，而2007年則高達70%。據他計算，到2008年6月，兩大抵押貸款巨頭、聯邦住房管理局及其他政府扶持項目的次級貸款和Alt-A貸款總金額達到2.7萬億美元，約占此類貸款總金額的59%。我們只能說，這是一個主要由政府投資，或由受政府影響的機構投資做大的市場，除此之外，我們真的很難再得出其他結論了。
信貸也瘋狂
隨著越來越多的資金從政府贊助機構涌入低收入者住房融資領域，私人部門也不甘寂寞地來湊熱鬧。畢竟，它們都很會算賬，知道政府行為背後的政治壓力不會轉瞬即逝。只要有政府的支持，次級貸款就會繼續保持其流動性，低成本住房的價格也會上揚。低風險高回報—還有比這更誘人的嗎？不幸的是，在政府資金的支持和教唆下，私人部門將經濟適用房指令以及建立居者有其屋的社會的良好初衷演變成了一場金融災難。
克林頓和布什對經濟增長導致大量人口相對貧困的擔憂是正確的，而且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擴大房屋自有率—也是一個合理的權宜之計。問題并不在于政府的初衷，而在于初衷和結局總是相去甚遠，更在于政府在實現其目標的過程中所動用的組織和個人并不分享政府的目標。從近期的歷史中（包括儲蓄與貸款危機）得到的教訓對政客們來說再清楚不過了：政府若是強迫善變的金融領域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結果往往會事與愿違且代價高昂。然而，為了滿足那些相信政府無所不能的人的需求，政府必須做出行動，通常情況下，連那些最理智的政客都不會拒絕這樣做。
而且，懷疑政府的動機很容易，但明確政治意圖卻很難，尤其是當參與方都不愿承認該意圖時—在金融危機這個例子中，政客們把寬松信貸當成權宜之計。我在本書中多次說到，很多主要參與者很可能根據民眾的喜好行事，而不是通過深思熟慮來作決定。即使沒有一個政客想出這個馬基雅維利式的計劃，即通過寬松信貸減輕選舉人的焦慮—有大量證據表明政客們確實努力地推動了寬松信貸—他們的行為也會被他們所關心的選民所左右。換句話講，政客們會試圖傳遞不同的信息，直到有一條和選民產生共鳴。那條信息—例如，承諾讓選民買得起房子—就成了他們的政綱的一部分。事實上，很可能是選民主導了政治行為（就如同市場主導企業行為一樣），而非政治行為主導選民。至于政治行為到底是出于清晰的意圖還是受到無意識的引導，對于它所產生的廣泛後果來說，這一點已經無關緊要了。
阿蒂夫?米安（AtifMian）和阿米爾?蘇菲（AmirSufi）是我在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兩位同事，他們進行了一項很有趣的研究，將危機爆發之前的一些結果進行了微觀數據分析。他們用郵政編碼來表示那些潛在次級借款人（低收入和信用評級較低的借款人）過多的地區，發現在2002~2005年期間，這些地區的信貸增長是優級貸款地區的兩倍多。更有趣的是，在那段時期，次級貸款地區的貸款數量和家庭收入增長呈負相關的關系。也就是說，在2002~2005年間，收入增長緩慢的地區反而得到更多的貸款。回想起我在前面所講的內容，這一發現也就不那么令人驚訝了：這完全是由政府精心安排的，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把錢借給窮人。
在這些次級貸款地區，隨著信貸規模的擴張，房地產價格也在不斷上漲。事實上，在2002~2005年期間，收入增長較低的地區房價的漲幅比其他地區更高（因為收入增長較低的地區是貸款的重點地區）。不幸的是，信貸推動了房價繼續走高，使得家庭的基本收入無法滿足還款的要求，結果造成違約率上升。2006年以後，次級貸款地區的違約率是優級貸款地區違約率的3倍，與其本身的歷史違約率相比也高出很多。
難道低收入家庭貸款的增加是受到了需求的驅動？畢竟，我曾提到過，他們的收入一直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很難想象這些經濟拮據的家庭會主動去借錢買房子。并不是需求的增加推動了借款行為，實際上是政府出臺的一些重要政策推動一些金融機構主動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貸款。
此次危機發生之前的所有狂熱貸款行為并非都和低收入者住房有關，還有很多貸款發放給了大型公司用于收購。然而，次級貸款和次級資產擔保證券是引發這場危機的元兇。盡管那些經紀人、發放不良貸款的銀行和虛報收入的借款人都難辭其咎，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不管政府的初衷是多么的良好，有證據表明政府的行為極大地推動了這次經濟危機的爆發。一些金融機構也難以逃脫由危機帶來的惡性影響。隨著這些金融機構的抵押貸款投資組合損失日益加重，購買資產擔保證券的投資者的擔憂也不斷加深。2008年9月7日，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發布的消息印證了市場上的猜測，他宣布，政府將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承擔兩家公司的債務。據保守估計，為救助兩大金融機構，納稅人要付出數千億美元的代價。而且，政府接管“兩房”之後，就完全包攬了房地產市場所出現的問題。在我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這兩個由政府控制的機構正在擴大房地產市場的風險敞口，試圖將房價維持在一個不切實際的水平，這意味著納稅人要為此付出更加高昂的代價。
在政府關聯機構中，出現問題的并不是只有房利美和房地美。2007~2008年間，雖然危機不斷加深，但聯邦住房管理局仍在繼續為低收入借款人的貸款提供擔保。如今這些貸款的違約率超過20%。這或許還情有可原（雖然并不怎么明智），政府部門需要在經濟艱難時期通過支持貸款發揮一個反周期的作用。但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彼得?沃利森指出，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么聯邦住房管理局在2005年和2006年兩年間還要為已經失控的次級貸款推波助瀾，讓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直到最後破滅。在這兩年間，抵押貸款的違約率也超過了20%。聯邦住房管理局或許也需要納稅人的援助。政府擴大對低收入者貸款的行為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還會持續增加，或許還會達到無法估量的水平。
有趣的美國特征
在1999~2007年間，隨著房價的上漲，美國很多家庭辦理了房屋抵押貸款。這種貸款的范圍很廣，因此盡管房價呈兩位數增長，但美國現有按揭貸款的貸款與價值比率在這段時期內幾乎沒有降低。房價的上漲讓低收入家庭有能力獲得其他形式的非抵押貸款。例如，美聯儲的消費者財務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在1989~2004年間，未償付抵押貸款的低收入家庭（收入位于後四分之一的家庭）的比例翻了一倍，而拖欠信用卡債務的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提高了75%。相比之下，那些高收入家庭（收入位于前四分之一的家庭）拖欠抵押貸款或信用卡債務的比例在這段時期內則略有下降，這表明，家庭負債的迅速蔓延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體中。
確實，盡管世界各地都受到低利率的影響而出現了房地產熱潮，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主要集中在那些以前難以申請到貸款、次級貸款和Alt-A貸款的借款人中。詳細的研究表明，美國此次房地產熱潮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低收入群體房屋價格的漲落幅度要高于高收入群體。
相反，在美國歷史上的房地產熱中，高收入人群的房屋價格往往比低收入群體住房價格的波動更大。包括愛爾蘭、西班牙和英國在內的其他工業國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房產價格泡沫，不同的是，美國的整體房屋價格并不像上述國家那樣與基本面緊密相連。房地產泡沫發生在那些對市場崩盤抵御能力最弱的人群中。至少從一些細節上來看，美國的房地產熱是與眾不同的。
一些激進的經濟學家認為這次危機完全是由政府對低收入者住房信貸的干預所導致的。政府干預當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如果把責任完全歸咎于政府，這是具有誤導性的。但是，如果說政府完全沒有責任也同樣具有誤導性。私營金融部門在21世紀初迅速吸收了大量的低收入者住房貸款，它們這樣做并不是出于善心，也不是得益于金融領域的創新—畢竟，資產證券化在那時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物了。忽視政客、政府和準政府機構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對房間里的大象視而不見。
我已經提到過，政府對不平等現象的一個重要回應就是推動信貸擴張，讓那些收入水平停滯不前的人也能夠消費得起。顯然，是美國當時的特殊環境讓這種政治回應成為可能—政府對住房融資擁有強有力的控制，而且考慮到當時美國政治上的兩極分化日益加深，實行直接的收入再分配是很困難的。另外，為實現擴大住房自有率的目標，政客們還試圖把人們帶回具有象征意味的過去，在過去那些美好的舊時光中，美國的小企業家和農場主都擁有自己的房產，并且和社會的進步息息相關。這些特殊的社會環境并不一定會出現在其他工業化國家。
美國的過去和一些新興市場現在的經歷有很多共同之處，因為兩者都把信貸當做安撫民眾的工具。美國上一次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狀況出現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當中小型農場主發現自己已經被產業工人甩在後面時，他們借平民黨之口表達了他們缺少融資途徑以及希望銀行業改革的意愿。由于來自這方面的壓力，在20世紀初，銀行業的管制放松了，銀行業的規模也壯大了起來。一位平民黨候選人在農場主的支持下贏得了1916年的北達科他州州長競選之後，平民黨創立了美國第一家州立銀行—北達科他銀行。此後，農村銀行信貸經歷了一段時期的繁榮，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農產品價格逐步下跌，農民的失望情緒加重，大量小型農村銀行倒閉。這和最近的這次危機一樣，說明迎合民眾需求的信貸擴張有些過頭了。
利用政府關聯金融機構向那些信用評級不高但卻具有重要政治價值的選民提供貸款的傳統在新興市場中也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哈佛商學院教授肖恩?科爾（ShawnCole）發現，印度的州立銀行會在大選年期間增加對農民的貸款，增加幅度約為5%~10%，這些農民相對貧困，但卻具有重要的政治價值。在選舉勢均力敵的地區，這種現象尤為突出。這種貸款導致違約率大幅增加，而農產品產量卻沒有明顯提高。由此可以看出，這的確是一種高成本的收入再分配形式。印度聯合進步聯盟政府在2009年大選之前，將中小型農戶所拖欠的債務一筆勾銷，評論者認為此舉幫助了該政府再度當選。看來在全世界，平民主義和信貸都是一對親密無間的伙伴。
沉重的反思
在美國，由于人們接受高質量教育的機會不均等，導致社會收入分配不均，從而加大了擴大住房信貸的政治壓力。由此產生的斷層線嚴重扭曲了美國金融領域的信貸業務。擴大住房貸款途徑，提高住房自有率是解決不平等問題最方便、最受歡迎，也是最快捷的途徑。為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借助它們在大蕭條時期為解決房屋貸款危機而創辦的金融機構和組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組織如今反而成了此次房地產災難的助推器。
我并不是要指責政治家們的動機。克林頓政府想讓窮人也能買得起房，布什政府想提高住房自有率，這些動機都是值得稱頌的。它們在集中精力為貧困者排憂解難的同時，也在為根本性措施的奏效爭取時間。但是政府的意圖和最終的結果可能會背道而馳，尤其是當私人部門在其中扮演中間人的角色時。對那些耐不住性子的政客來說，越多似乎總是越好。任何政府政策工具都有其局限，在小范圍內奏效的做法，一旦大面積推廣，尤其是在短時間內大面積推廣，就可能演變成一場噩夢。對低收入者住房貸款給予一定的扶持，不僅能使各方受益，而且也不會引起私人部門過于激烈的反應。但是大規模的扶持政策卻可能扭曲房價和私人部門的動機。更進一步說，私人部門的目標和政府的目標并不一致，通常政策的制定都沒有將這個差異考慮在內。于是就出現了人們不愿意看到的嚴重後果。
歷屆政府都接連對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壓，迫使它們支持低收入者貸款。由于“兩房”過去的業務主要是針對優級貸款的，它們沒有發放和購買次級貸款的直接渠道，也就無法達到政府規定的指標。所以在資金最充足的幾年中，它們購買了次級資產擔保證券，但并沒有根據風險的上升對自身進行調整以適應這種風險。而且，承擔這些風險所帶來的早期回報頗為豐厚。初期較低的違約率讓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膽子更大，而它們軟弱且易受政治影響的監管者幾乎沒有限制這種冒險行為。同時，銀行的經紀人獲悉有人愿意購買這些次級資產擔保證券，而且什么都不問，出手相當痛快，于是他們就開始迅速地發放貸款，根本不審核借款人的信用，信貸的質量自然會跟著下降。但是在剛開始的一段時期，問題被上漲的房價和較低的違約率掩蓋了起來—寬松的信貸自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直到房價停止上漲，違約便如山洪暴發。
通過本次金融危機這個典型的例子，我們不難發現寬松信貸是一個成本極高的再分配方式。太多本來沒有購房欲望的貧困家庭賠掉了本來就少得可憐的積蓄，而且落得無家可歸；太多的房子建好之後就永遠閑置在那里；太多的金融機構損失慘重，不得不讓納稅人花上幾年的時間慢慢吸收這些損失。盡管住房自有率的確提高了—從1994年的64.2%提高到2004年的69.2%—太多本來無力償還貸款的家庭也沒有抵制住誘惑，自從2004年開始，住房自有率開始下滑（到2009年第四季度已降至67.2%），隨著越來越多的家庭被取消抵押品贖回權，這一比率可能還會繼續下降。
這場教訓具有廣泛的借鑒意義。沒有什么“解決方式”能像打開貸款的水龍頭一樣，在開始時給人支持與信念，結束時卻只剩下相互指責和埋怨。貧困國家現在依然熱切地希望得到外國的援助。現在我們知道，援助只會帶給人們依賴性、債務和治理不善，卻很少帶來增長。一個解決問題的新方式是小額信貸—通過團體貸款的形式將錢借給窮人，在這個系統中，來自團體內其他人的壓力會增加個人還款的動力。盡管這種方式在小范圍內適用，但是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做法一旦大面積推廣，尤其是被當做政府的政策工具時，就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看著美國夢日漸衰微，看著美國民眾的機遇正在漸行漸遠，美國應該做些什么？對問題視而不見只能讓事情變得更加糟糕。如果不加以糾正，不平等現象只會變本加厲，甚至會激起民眾強烈的反應。在民主社會中，當人們看到經濟前景暗淡無光時，他們會尋求政治上的解決途徑，如果政治不能對此作出反應，他們就會想其他的辦法。在政治上充當替罪羊的第一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最顯而易見、最易被妖魔化，同時最沒有自我保護能力的人。非法移民和國外工人并不參加選舉，但是他們對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因為非法移民所做的工作是正常情況下別人不愿意去做的，而國外工人為我們生產了廉價的進口商品，提高了美國人，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的生活質量。總會有一個比尋找替罪羊更好的解決途徑，我將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探討可行的解決方法。
現在，我想轉入一個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日益突出的問題。正當美國在政治壓力的作用下開始走上刺激消費的道路時，像德國和日本這樣靠出口拉動增長的國家已經占據了全球經濟的更大比重。為什么這些國家以及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對這種方式產生了依賴，這種依賴又會對美國這樣的國家產生何種影響，這便是我下面將要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