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毛陰謀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初建伊始，國內百廢待舉，局勢未定，國際上強敵環伺，磨刀霍霍，在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正與美國兵進行殊死鏖戰。戰雲密佈之下，中共政權對國內或是國外的不同意見者，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對充滿了敵意，對任何懷疑是人的人，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寧枉無縱，先嚴辦了再說，公安民警的風雷蕩滌無日無之。

特別是當時留在中國境內的西方人，因為有著殖民地侵略者的「原罪」，更成為了眾矢之的。

在那段仇外的歲月中，最轟動也最為離奇的案件無過於發生在1950年10月1日國慶節的驚天謀殺案－－外國特務組織計劃炮轟天安門，要刺殺毛澤東！

中共國安部宣佈逮捕了六個外國人和一個中國人，這些人被控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指示，策劃在10月1日國慶節炮擊天安門的主席台，謀殺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於1951年8月，六人被判重刑，其中包括兩人死刑，立即執行。兩人均為商人。一個是意大利人李安東，另一個是日本人山口隆一。

這案件是建國以來唯一涉及行刺中國領導人的案子，馬上震動全國，也在國際上掀起波瀾，更給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火上加油。

但有不少人認為，這件案子的疑點重重，當時的目的只是向西方各國發出警告。這個案件只有一半屬於警方的調查，另一半屬政治的考量。這個案件是徹頭徹尾地基於虛假的檔案，憑空捏造的證據和子虛烏有的推斷，同時關係到多宗如法炮製的涉外案件。

意大利記者白楊以漢學家和作家的雙重身份，對事件進行了持久嚴謹的調查和細緻入微的分析，寫成了這本接近案件調查報告的《刺毛陰謀》。以學者的嚴謹搜證態度加上記者的觸角和發掘精神，深入地一層又一層揭開了這件驚天大案的重重黑幕。

第一章 逮捕行動
一陣輕輕的敲門聲，中止了新打字機時斷時續的嘀噠聲。一個中國人走進一幢按西方方式裝修的公寓樓，他進入屋子，說「不用怕，只是簡單的例行檢查而已。」在隔壁房間裡，鋼琴聲嘎然而止。兩個孩子明白：他們的打字課和音樂課結束了。
時為1950年9月26日下午。慘白的暮秋夕陽已經從甘雨胡同的上空褪去，馬路兩旁插滿了為慶祝中共奪取政權一週年，而匆忙趕製的五星紅旗。
幾輛吉普車停在離十七號不遠的地方，這是一幢現代化的磚砌小樓，樓高僅兩層，樓裡住著幾戶人口眾多的外籍家庭。平時，孩子們在院子的小樹叢裡捉迷藏，或者順著水落管爬上屋頂，放飛各式各樣的彩色風箏：飛龍、蝴蝶、蜻蜓……
十幾名警察，其中有幾名穿著顯然過於肥大、皺巴巴的綠色制服，其他的穿著便裝，匆匆忙忙地跳下汽車。幾輛汽車橫著停在路上，堵住了小巷的出口。小巷通往行人熙攘的摩里遜大街（現在的王府井大街），經過天主教堂和東安市場，往南通到連接東四大街的一條馬路。
街上的居民匆忙回家躲避，他們隔著北京老屋的厚壁土牆，心有餘悸，偷偷地聽著牆外的動靜。沒有人敢出頭露面。人們耐心地等待著，但在心裡都已經明白。
兩名警察在屋外站崗。沒有人命令他們做什麼，但是他們早已把任務銘記在心。在突然變得寧靜的小巷裡，行動正在按部就班地進行，猶如一部默劇片。一個身材不高、體態滾圓、名叫瑪麗的中國女子來開了門。在戰後經濟緊縮的環境下，除了一個男僕，她是唯一的留用人員。
在門口站著的警員，亦不作自我介紹，逕行要求同戶主談話。瑪麗不動聲色，好像早已料到這事遲早都會發生。她向警察指指方向，警察便在淡淡的暮色中跟著她，一邊好奇地朝著裡邊張望。從廚房裡飄來煮給孩子吃的紅薯的甘甜味道。
李安東正在書房裡，他在家裡最喜歡這個房間。他躲進書房，陷在深色天鵝絨扶手的單人沙發裡讀書、吸煙。這個身材修長、清癯，步履如軍人般堅挺，配上天賜的優雅，遮掩了他的疲憊和他五十四年以來的一生祕密。
他的眼睛很大，目光機靈，頭髮花白，笑容迷人。他才回家不久，正等著他夫人凱瑟琳回來。從柏拉圖到現代歷史，書架上堆滿了數千冊意大利文、英文、拉丁文書籍，他從中取下一本拿在手上，打算借閱讀來消除疲勞。留聲機剛剛播完一首貝多芬奏鳴曲的最後幾個音符。
四年前，家裡的老四出世以後，李安東舉家搬到甘雨胡同居住。一個狹小的院子將住宅分成東西兩廂，一堵圍牆把宅子和相仿的鄰家小樓隔開。他家的房子包括一個門廳，六間臥室，一個餐廳，佈置簡樸的書房顯示出主人家既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又不浮誇的作風。
最裡面的一間房是他辦公的地方。李安東常常和他的近鄰山口隆一在這個房間裡工作，這是一位幫助他閱讀中文報刊的日本學者。晚上，他經常和美國人包瑞德上校在這個房間裡進行漫長和有趣的交談，討論中國的問題。在美國人以為可以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一段時間裡，包瑞德上校曾率領美國軍事觀察團訪問延安。
在同一條街，但是住得稍遠一些的甘詩納和他們也時有往來。一家人生活儉樸，孩子們去一間西方人學校上學，下午則各自在家學習。
這個圈子裡的其他朋友，山口隆一的四個孩子，甘詩納的四個孩子呆在自己家裡。兩隻小貓，一隻叫貝貝，另一隻叫晶晶，一只是黑毛，另一隻身帶虎紋，它們一起趴在圍牆上曬太陽，充分地利用著秋陽的餘威。事情的進展迅速有序。警察打開一個硬紙袋，從中拿出一份逮捕令，宣佈李安東被捕了。意大利人不動聲色——衝動不是他的習慣，與此同時，警察們開始搜查屋子。

如同所有大的節日來臨前的瘋狂日子一樣，天津的火車上人滿為患。原本已經充滿辛辣煤煙味的空氣，平添了一股難聞的腥騷味。只有在中國才能聞到這種難以想像的臭味。
1938年某一日，為了逃避在德國甚囂塵上的納粹浪潮，一位朋友對甘詩納說，你一定得到中國去。那時候——他覺得已經有一個世紀那麼遙遠的那時候——他完全沒有想過自己還會有回北京的一天。
他始終弄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不早一點走。坐在他旁邊的人脫下布鞋，蹲在木製的硬座上，一邊用眼角瞟著他，一邊吸著一根又細又長的煙管。他的目光裡沒有絲毫的敵意，只帶著些許的嘲弄。
一個穿著補丁衣服，頭髮油黑發亮的年輕農婦抱著裹在龍鳳牡丹花布繈褓裡的嬰孩，一邊搖啊搖地哄他睡覺。她細聲細氣地哼著一首催眠曲，十分悅耳動聽，歌詞講述農民革命的故事，也有一些風花雪月和報仇雪｢恨的內容。甘詩納聽著催眠曲，覺得非常舒服，他在心裡不禁想起一個問題，自己以後會懷念中國嗎？
警察在北京火車站守候甘詩納。他一看到警察，立即明白他們是為他而來的。幾個月以來，他一直覺得缺乏安全感。他一直肯定自己受到監視和追蹤。
在家裡，幾個星期前，新來的僕人代替了原來的舊僕人，舊人不辭而別，新人突然而至。他們要求別人稱呼他們「同志」。敵對的氣氛越來越濃，而且不僅僅是針對他這個德國人而已，因為德國本來就屬於敵對的陣營。
所有的變化都很突然：中國朋友變得謹慎起來，他們不願意讓別人看見自己和「大鼻子」在一起——這是很久以來人們對西方人士的稱謂。外國人一下子都變成了「洋鬼子」。也許，他們從來就是中國人眼中的魑魅魍魎，只是因為戰爭的因素導致中國稍稍打開了大門。現在大門即將關閉，並且將會嚴嚴地鎖上。
甘詩納沒有企圖逃跑——現在逃跑是荒謬和可笑的事。轉瞬之間，警察已經衝入車廂，他們用腳踢開堆積在走路通道裡的行李，打翻裝著熱水的杯子，在人群裡粗暴地開出一條道路，口中大聲地吆喝著一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命令。他們很快便圍住甘詩納，把他的雙臂扭到背後，完全解除了他反抗的能力。不費吹灰之力就大功告成了。
甘詩納大約三十歲左右，身材高大結實，他一邊用漢語大聲喊道：「我是外國人，你們不能這麼樣抓我，我沒有做壞事。」一邊掃視周圍的人群，天真希望找到一個可以來救他的外國人——起碼可以為他做個證人。
但是，眾多沿著月台奔跑的人並不在乎周圍發生的事情，他很快便意識到了自己孤立無援的事實。
克魯斯在下午放學以後，心裡已經知道要出事了。他看到動作笨拙的警察躲在樹幹後面，幾乎要笑出聲來，正當他跑過來衝向家門的時候，警察們舉著手槍朝他撲了過來。雖然克魯斯很勇敢，拼命反抗著，但他畢竟是個十一歲的孩子，母親華爾特勞聽到嘈雜的聲音，從屋裡跑出來，但是被駐守的警察攔住了。
最小的男孩開始放聲大哭，但沒有人理會他。幾個哥哥在房間裡看到窗外的這一幕，全都驚呆了。他們感到驚奇，但並不覺得太驚奇——因為同樣的情景早就在他們同學的家裡發生了，而且已經成為大家日常議論的話題。他們不明白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為什麼他們已經居住達八年之久的城市，會在突然之間與他們處處為敵？
警察巨細無遺地搜查每個房間，不放過每一個角落，床底，櫃子、浴室，裡裡外外都搜遍了，華爾特勞一聲不吭，既沒有問，也沒有做任何解釋，絲毫沒有提起她丈夫。她十分明白，此時此刻，說什麼都沒有用。她默默地看著警車漸漸離去並消失在車後揚起的塵土裡。她抱起最小的孩子回到屋裡。
古老的房子裡一片寂靜，在丁香樹的蔭影下，哲立坐在桌子邊。飯廳裡面臨花園的大窗子敞開著，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是北京傳統的房屋，磚木結構，裡面有一個或多個庭院，屋頂一般用灰瓦蓋成。從沿途種著樹木的小巷看過去，遠遠可見紫禁城的城牆輪廓。
他很喜歡中國的這種氣氛，雖然他知道這樣的氣氛已經漸漸消失。哲立正和他的合夥人馬新清吃午飯，哲立希望這位三十歲的小夥子把計劃中的工作提前到明天開始，其實，馬新清住得並不遠，並且他不太喜歡自從哲立夫人妮娜回意大利後，由女傭烹煮的飯菜。
作為一個正統的中國人，他始終鬧不明白，為什麼這些歐洲人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還頑固地要吃半生不熟的肉和煮成爛糊一般的蔬菜，儘管儒家的信條說「食不言，寢不語」，他們兩個卻總在那裡爭論不休，各自為捍衛本國的傳統飲食習慣，為了幫助消化而爭得不亦樂乎。
「上了五十歲的人在午飯前要先吃點薑，你很清楚，道教的養生之道講陰陽調和，食物的顏色和屬性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吻合。你在中國住了這麼久，竟然對飲食的重要性一無所知，連文化、繪畫、愛情、性甚至政治都離不開飲食這個道理都不懂。」
馬新清帶著學者的口吻，又說：「古人說過：只知進藥而忽視飲食，就等於白看了醫生。」
哲立不斷地強調，中國人過分講究陰陽平衡和食物的寒涼燥熱，破壞了餐桌上的樂趣。他開始滔滔不絕地懷念從前享受的小豌豆湯、鵝腿、蝸牛和家裡自製的醬汁，說得他的客人大倒胃口。他們兩人唯一的共同點是都認為田雞肉品質一流。
兩人討論得如此投入，竟然連來了幾個警察都沒發覺，哲立從他面前的一碗雜菜湯上面望過去，還來不及看到那個站在門邊穿綠軍裝的男子，只見一柄手槍已經指著他，他本能地舉起雙手，一隻手還拿著吃飯用的匙羹。
帶隊的指揮官做了自我介紹，接著宣讀逮捕他和馬新清的命令。哲力對逮捕令上說的內容沒有完全聽懂，不過，他說眼前發生的事情荒謬至極，一定是什麼人搞錯了。他們沒有理由抓一個像他這樣的人，多少年來他一直為中國工作，他愛中國，甚至超過了愛自己的祖國。他愛中國甚至到了這樣的程度，儘管妻子一再敦促他回國，他都堅持留了下來。
但是，這幾個年輕的警察講著一種叫人聽不懂的方言，根本不理他，他們是來執行任務的，僅此而已，他們給哲力和馬新清鎖上手銬，開始搜查他用心收藏的珍貴古董，最年輕的那位警察看都不看，推開一尊漢代的雕像，陽光恰好透過窗格投射在雕像上，反射以後在牆上留下了條紋狀的影子，另一位警察打翻了乾隆年代的一個花瓶，又一腳踢開一尊唐三彩的馬。還有一個正在查看一卷畫軸，他不知道這是明代的一幅贗品。古董的美、醜、真、假與他們無關，他們也看不懂。
相反，他們對那些又長又細的銀質煙槍，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煙槍上或者鑲嵌著貴重的木頭，配一個小巧精緻的煙斗。警察們看到磁質或玻璃的小香水瓶，看到內畫的精美圖畫和玉石或瑪瑙的蓋子，他們的臉上不禁露出了笑容。一個銀質的小盒子更令他們驚訝不已。燃盡的香灰跌落下來形成一個迷宮的路徑，標記出燃燒的時間。這些警察正在打開一個他們從未認識的世界，他們從未接觸過這個屬於另一種文化的世界，紅木或俗稱黃花梨木的傢俬，雕花樟木櫃；巨大華蓋的床，象牙箸筷，景泰藍花瓶。
在他們的心目中，所謂的家，從來只是一群營養不良和病態的孩子，大家擠在一間陋屋裡，一家人擁在一張床上睡覺。如果碗裡還有米飯，他們會直接用手抓來塞進空洞的腸胃，並且不消兩三個小時，他們又會感到饑餓，又會拼命地抓飯。
警察們搜查屋裡的每個角落。哲立不知道他們想找什麼，他很擔心他們真的找到他們所要的東西，他們拿走了文件、信函、發票、約會記錄，還有一支舊獵槍。奇跡是他們竟然沒有打爛任何東西。
「馬新清，你說話呀！告訴他們我們是什麼人，我們是幹什麼的，你為什麼不出聲啊？」
「就像你不懂飲食一樣，你完全不懂中國的事情！」這是這位年輕人在登上警車之前說的唯一的一句話，忽然，哲立想到今天是自己結婚的紀念日。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在長安街另一端的東糯米南街，山口隆一和魏智還在即將打烊的法文書店裡聊天。
顧客日漸稀少，外國人多數已經逃離，中國人顯然沒有太多的錢來買法國書店架子上昂貴的書籍。有錢人都逃往香港台灣或美國，只有窮人還留在中國，按照山口隆一的說法，留下來的人要麼極有權勢，要麼是受了欺騙。
魏智身材高大硬朗，舉止優雅，有點像北歐的海盜維京人。由於他那亂篷篷的一頭金黃色頭髮和一對綠色的眼睛，周圍的中國人都叫他「老虎」，他娶了一個俄羅斯老婆，但是還沒有孩子。他年過半百，只為那些裝滿了五個長方形大房間，堆至天花板那麼高的書籍繼續活在世上，這是一個從不休息，精力充沛，並且滿腦子新點子的人。
在二戰期間，他一頭鑽進詞義學研究，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他對山口隆一說：「全世界的語言都一樣，任何一種語言的詞彙都是從一小掇陰陽兩性的用語衍生而成，你仔細觀察嘴唇的模樣，稍加訓練，你自己就可以推算出詞彙衍生的過程。」他的這番解釋令日本人十分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這位日本人可是一位研修哲學的知識份子，他畢業於巴黎索爾邦大學，能流利地說四種語言，可是對於詞彙一類的問題興趣不大。他隨意地應付他的問題，既出於禮貌，也由於感恩。
魏智對他極為豪爽，在那些舉步維艱的歲月裡，向他永遠敞開大門。今晚也是如此，儘管時間不早了，他們仍在暢談。店鋪裡雖然十分零亂，魏智也沒說要整理一下；這對他來說已習以為常。他向山口隆一說了一聲再見，便朝著門口走去。
就在此時，空蕩蕩的街上開來了幾輛吉普車，法國人並不感到奇怪，就在今天下午，他還試圖說服山口隆一離開中國。但是，這位日本教授不願離開中國，堅稱自己沒有地方可去。
幾分鐘以後，六名警察嘴裡高聲喊著山口隆一的名字，同時衝進了法文書店。「那日本人像老鼠一樣趴在桌子上，企圖從屋頂逃走。」目睹這一情景的警察笑著向留守辦公室的同事講述當時日本人的醜態。
他確實想逃跑，但是他沒有逃得很遠，顯然，他不夠靈活——畢竟是一個已經四十六歲的人。一身本世紀初的文人打扮，鈕扣一直扣到脖子，嚴嚴實實地遮住了白襯衣，他穿一條黑色肥大的褲子，一雙黑色的布底鞋，完全是一個只會紙上談兵，毫無行動能力的人。
「他的行為像一頭畜牲，又像一個小流氓。有的日本人很有教養，有的日本人野蠻如禽獸。山口隆一是這兩類日本人的混合體，他破口大罵道：『你們這些狗警察，你們以為想抓誰就可以抓誰啊……』」帶隊的指揮官這樣描述，並說他十分克制才沒有揍這個日本人。
「你們憑什麼告我，壞蛋！快說啊！」日本人繼續狂叫，雖然雙手已扣上手銬，即將要押上警車。相反，魏智靜悄悄地在旁瞧著，他的腦海裡，浮現出英國的一座城市：沃切特，好像在薩默塞特。如果如他所想它位於海邊，他能肯定這一定是個陽性名詞，必須找一張英國地圖才行。但是，他已經受監視了。
大主教馬迪儒剛唸完了夜間的玫瑰經。在外面，從王府井大街不斷地傳來飯店夥計的吆喝聲，有的在招攬顧客，有的是重複客人點的菜單，有時像唱戲，有時像快板：「兩碗辣醬麵！炸黃豆一碟！一份蛋白溜菠菜！」小朋友們在家溫習功課，從遠處傳來的喧鬧聲不時地令他們哈哈大笑，有的孩子在外面踢毽子，兩隻腳輪流著踢，腳法非常靈活和敏捷。商店門前掛著紅布黃字的橫幅，上面寫著慶祝「解放」和歌頌偉大的共產黨的大標語——凡是說到共產黨，前面就一定有「偉大」這兩個字。絲綢做的圓形大燈籠掛在大飯店的門上，從飯店裡面散發出反覆使用的熱油和燒焦的蒜頭味。人群湧上街頭，滿街都是黃包車夫和流動商販的吆喝聲，汽車喇叭和自行車的鈴鐺聲。身為教區主教的神甫關上教廷大使住宅的大門。
從理論上來說，黎培理大主教依舊是教廷正式派駐南京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代表。看到紅色的橫幅和橫幅上的口號，神甫在心裡暗暗思忖，作為教廷的代表，大主教早就應該跟隨最高統帥去台灣了。整個中國的上空烏雲密佈。到處流傳著逮捕和迫害天主教徒的消息，令人十分不安。
他真的開始擔心了，他靠著信仰支撐著。他相信，這些野蠻的共產黨人最終將接受神的感召。他在1925年就已經來到中國，什麼事情沒有見過啊，軍閥，內戰，國民黨，日本人，現在的布爾什維克，他通統都見識過了。
如今大主教已經六十四歲，略微駝背，比從前瘦弱了一些，他心裡已經不再害怕任何事情。但是，他剛剛收到一個限制行動的規定，這使他感到渾身不舒服；他不可以離開北京，這使他好幾個月沒有去巡視易縣教區了。
他並不害怕，但是每到晚上，他就感覺到一種焦慮，一直到第二天拂曉為止，好像大難即將臨頭。
比如9月16日那一天，警察像往常一樣彬彬有禮地來到教堂，向他宣讀了搜查梵蒂岡外交代表住處的命令。馬迪儒大主教覺得受了羞辱，所以十分生氣，抗議也不解決問題，軟弱的反抗，比如說關上門不讓警察進入，也被對方不卑不亢的微笑化解了，用上帝的懲罰威嚇那些褻瀆神職人員住處的人，只是招來無神論者不屑一顧的眼神。
警察搜來搜去，並不十分仔細，好像對搜查的結果並沒有什麼信心。他們對那些宗教宣傳品往往一掃而過，但對各種聖器則反覆察看，遲遲不肯放下。神甫一直膽顫心驚地跟著他們，一路走一路熄滅他們點亮的電燈，他們也不與他說話。
突然，他們疾步衝向一個已廢棄不用的壁爐，從壁爐裡拖出幾個好像是三腳架似的鐵傢伙。大主教馬迪儒看了，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立即聲明說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但是，請告訴我們這些東西是誰的。」他們問他。
他無言以對，唯有沉默無語。
他們正式通知他，他被監視居住了。

「你們想怎麼樣？你們有什麼理由抓我？」李安東一邊問，一邊穿上外套。
警察們面面相覷，不出一聲。
李安東冷冷地望著他們，而他們則把全部怒氣發洩在書房裡。他們從書架上抽下一摞一摞書，少許翻一翻，然後撕爛書脊扔在地上，他們打開抽屜，搜查每一個角落。把一張張紙，一份份約會的記錄和剪報放在一邊。
看見他們沒收了他已故的父母和身在遠方的姐姐佛羅倫絲的照片，他忍不住做了一個想阻止他們的手勢。這些發黃的照片是他兒童時代留下的唯一記憶，他已經三十年沒與家人團聚，只剩下這些照片可以幫助他辨認他們的面容。
警察還搶走了他和太太凱瑟琳來往的信件，這是妻子在戰爭年代中幾經曲折保存下來的東西！最後的幾封信上還貼著戰俘營的郵票，那是1946年的事了，他們把所有的東西放入大信封和紙箱，包括小孩的照片，李安東又用極標準的中文要求他們遵守國際公約，尊重他的人格。
站在一旁的年輕女翻譯——派她來這裡，既是要她做證人，也為了避免使用中文可能模糊敵我界限的尷尬，她看著李安東，故意裝出滿腔怒火的模樣。
這個女翻譯的名字叫張寶英，一個典型的那個時代的姑娘，面目清秀，瓜子臉，兩個長髮夾，夾住一頭短髮。一件棉質的汗衫緊貼著扁平的胸脯，長長的襯衫下擺蓋住了她寬鬆的褲子。
她出身進步的知識份子家庭，熱情，認同新制度，父母親教育她忠誠，政治上積極進取，她不懂得懷疑和猶豫。她的眼睛裡熱情洋溢，她講話時總要加上許多手勢，好像電影配上字幕，猶如當時上演的一部戲裡的女演員，戲裡的正面人物天真無邪，時時露出驚訝的目光；而反面人物則總是口鼻歪斜，被故意醜化的形象。
李安東心裡想，真像宣傳畫上的那個女孩子，自去年以來，這樣的宣傳畫鋪天蓋地而來，貼滿了機關、學校和街道的牆壁。
「你做了違法的事情，你犯了罪；你是外國人，但是，你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女翻譯說。
「我犯了什麼罪？」李安東用中文問道，不明白這位充滿革命熱情的翻譯說的話。
警察搜到了孩子們的集郵冊。他們以東方人特有的細心，一張一張地檢查，花花綠綠的小紙片在他們粗糙的農民手裡翻來倒去，他們既覺得好玩，又滿腹狐疑。誰知道這裡面是不是像米粒上的微雕一樣，暗藏著秘密的檔案，或者集郵簿裡郵票排列的次序本身就具有某種意義，警察們堅信其中必有玄機，否則的話，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這麼多功夫來保存它？張寶英又用英文強調說：「新法令明文規定外國僑民必須尊重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政府，他們不可以從事間諜活動危害共和國的安全。此外，逃竄的國民黨士兵和犯罪份子應立即投降並交出武器。」李安東紋絲不動，只是說：「我看不出這些法律與我有什麼關係。」
突然，從書房傳來一聲沉悶的金屬撞擊的聲音，一個從天津來的小警察打翻了書架上的一件東西：一根陳舊的鐵管，外面包著油膩的舊報紙。執行任務的小隊長望了一眼便明白了，他立即打電話給搜查組的指揮曹純之：「找到了！我們找到證據了，一門迫擊炮！請放心，我說的是事實，一門斯托克型迫擊炮，打仗的時候我見得多了！」
在同一時間，在東單大馬路上經營消防器材的《詹姆士父子公司》，李安東是該公司在北京的營業代表，也發現了許多不同口徑的武器和武器零件，其中一些與迫擊炮有關，武器的零部件放在角落裡一個緊鎖的箱子裡，在箱蓋上貼著一個標籤，說明該箱貨物已售出並且將在近期發出。和在大主教住處搜到的東西一樣，箱子被送去了李安東家裡。指揮官手裡拿著搜出的零件，在意大利人面前迅速熟練地把它們和炮管基座裝配了起來；
「太好了！一個零件都不缺！你怎麼解釋？」
李安東微微一笑，正想回答，但指揮官根本不理會他的反應，他命令手下給意大利人扣上手銬。李安東要求給妻子凱瑟琳留個字條，但他的請求被拒絕了，他無奈地登上吉普車，甚至沒有和孩子們告別。但是，他覺得也許這樣更好。或許他可以很快回家，無需擴大事端，增加他們不必要的擔心。
整個行動進行了不到兩小時，警方列出一張被沒收財物的清單。女傭和男僕都默不作聲，離得遠遠的。孩子們各自留在屋裡，既聽不到也看不到。他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以為大人們開著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他們靜悄悄地做著功課，然後就等著吃晚餐。
小汽車載著被捕的人漸漸遠去，經過大主教的官邸和聖．約瑟夫教堂，每個星期日，李安東、三口隆一和甘詩納三家人都要來這個教堂參加由一位愛爾蘭神父主持的彌撒。
凱瑟琳和她母親一起回到家裡，此時，前面的一幕剛剛結束。她渾身凍得發抖，在外採購一天，她已經筋疲力盡，這都是為了即將來北京的妹妹貝蒂娜，她倆已十年未見面了。一家人將歡聚北京，回到他們在北京的家。
這裡是他們的家，在全世界找不到一個比這裡更熱情、更安全的地方。他們會像以前一樣幸福無比。當他們剛來中國，開始玩捉迷藏的遊戲時，他們每天都遇到新的挑戰，從報紙或書本上尋找他們尚未發現的莫名其妙的東西，剛開始時大家有點失望，他們懷念在明尼蘇達州的森林，千湖百川和草原的芬香。但他們並不氣餒。他們的母親如此熱情，把他們的遲疑和抱怨一掃而空，她說再也不會搬家了。
他們很快適應了新的生活。而美國則變成了一種純樸而單純的回憶，他們懷念美國，僅僅是不讓他們忘記自己的根，僅此而已。接著，姐妹們先後出閣嫁人，貝蒂娜也隨丈夫遠走他鄉。但她有一天會回來的。她們有那麼多東西要互相傾訴；艱苦的戰爭年代，國共內戰，北平圍城，還有童年的樂趣，凱瑟琳在寫給她的長信裡都有詳細的敘述，想方設法讓她建立對新制度的信心。
她遠遠望見了在她家大門口站崗的警察，馬上猜測到了她早就預料會發生的事情。沒有必要再問什麼。警察只是告訴她，她不准離開這個地方，並且他們全家人都將受到監視。凱瑟琳既不反駁，也不發表講話。經驗告訴她，說了也無濟於事。首要的事是保護孩子，別讓他們受到驚嚇。
這天晚上，李安東本來邀請了幾位朋友在一家餐廳吃飯，大家翹首以待，有人試著聯絡他，但是沒有結果。一位警察在電話裡答覆說，家裡沒有人，儘管沒有正式的公告，但是這則消息在這群外國人的小圈子裡口耳相傳，不脛而走。這群外國人陷入了極大的恐慌和不安之中，他們知道他們所熟悉的北京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
沒有人知道李安東被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