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歷史（簡體書）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一路走來的全部歷史，應該深懷敬畏，坦然然面對。在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記憶中，必然既有輝煌與榮光，崛起與成功，也有劫難與恥辱，沉淪與失敗，其中，正面與負面共存，美好與丑惡交織。然而，無論是非成敗，無論盛衰榮辱，對一個自信的民族與成熟的國家來說，只要正視與善待，不管何種歷史記憶，都是一筆無可替代的珍貴財富。 虞云國的這本《敬畏歷史》主要選取了與中國歷史相關的書評、隨筆與自序，內容包括：“歷史上的中國人如何應對外部世界”，“那樁關于海瑞的公案”，“黎東方：完美的歷史說書人”，“當代史家眼中的《黎東方講史》”，“一部幾乎被遺忘的拓荒之作——張家駒與他的《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保聖寺的聯語與塑像”，“口袋本摭談”等。

虞云國，浙江慈溪人，1948年生于上海。現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宋代歷史與文獻的研究。撰有《宋代臺諫制度研究》、《細說宋朝》、《宋光宗宋寧宗》等專著，主編《宋代文化大辭典》、《中國文化史年表》，整理點校《文獻通考·四裔考》、《南部新書》、《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薊漢三言》等古籍十余種，發表《論宋代第二次削兵權》、《史壇南北二陳論》等論文數十篇。近年的文史隨筆結集為《古今多少事》、《水滸亂彈》等。

《敬畏歷史》為虞云國的隨筆文集，分為“人間情懷”、“書里書外”、“文史酌談”以及“自家園地”四大部分，主要收錄了“歷史上的中國人如何應對外部世界”、“蘿卜青菜，各取所愛”、“伏爾泰名言與袁騰飛事件”、“黎東方：完美的歷史說書人”、“皕宋樓藏書去國百年祭”、“保聖寺的聯語與塑像”、“口袋本摭談”等作品，供讀者朋友們欣賞。

感謝上蒼，是家國遭際與命運機緣，讓我對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產生了執著的興趣，并以其作為終生的職業。三十余年來，我一直在大學里學歷史，教歷史，研究歷史，出于專業評估的體制要求，寫過史學專著與學術論文。從我質疑這些專業論著究竟擁有多少讀者，能有多大作用起，便有意以歷史為視角，嘗試著寫些隨筆與書評，于是，就有了這本《敬畏歷史》。付印在即，總得有序，用意無非劉勰所說“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且不妨從書名破題，說說我對總體歷史的若干認識，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及其與現實生活的關系，歷史何以必須敬畏，國人對歷史是否說得上敬畏？ 一 歷史研究，是史家思想與歷史資料的結合，研究者首先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歷史過程，然後對自己建構的總體歷史給出解釋。自歷史哲學在近代興起，史學理論往往過于強調其規律性，這就無形中陷入決定論的困境。說到底，這種認識，最終必然導致人們摒棄獨立思想，放棄積極作為，從而在翹首坐等某個規律的呈現中受人愚弄或自我譬解。唯其如此，在當代歷史哲學中，對歷史決定論持批判態度的大有人在。英國哲學家波普爾就認為：任何一種決定論，不論它被當作自然統一性原理，或者被當作普遍因果性規律，都不能被認為是科學方法的必要前提。 歷史發展的選擇性，是與歷史決定論相對照的概念，充分彰顯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對歷史創造的作用。從某種意義說，參與歷史的人都在參與歷史的選擇，盡管有的是主動選擇，有的是被動選擇。歷史的選擇，從形式上雖然表現為個人、集團、黨派、階級、民族、國家等不同層面，但最終都匯成歷史選擇的總合力。因而，在反思歷史選擇性時，必須面對幾組關系。 一是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的關系。歷史的選擇性里，有歷史偶然性的因素；而說到歷史的必然性，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不可避免性。重視歷史的選擇性，其最大意義在于，有利于強調每個人作為歷史主體的作用，避免把歷史的必然性曲解為歷史宿命論與不作為主義。在這點上，唐德剛先生的“歷史三峽論”似有歷史必然性的偏頗。他在上一世紀末指出，中國歷史正處于“其干載難逢的機運，來結束這場轉型運動而駛出歷史三峽”，還不無樂觀地預判：“再過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紀中葉，我們這一歷史轉型就可結束。”暫且借用這一譬喻，眾所周知，現在的三峽已經人為地筑起了大壩，浩浩長江是否還能沖出三峽，就是大可懷疑的。其結局要么是毛澤東歌詠的“高峽出平湖”，要么就是沖決高堤，人為魚鱉。 二是歷史的進步與倒退之間的關系。以往歷史理論一味強調歷史是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這種歷史觀容易導致人們對歷史進程抱著盲目樂觀的單向思維，既不符合逆向思維的思想方法，也會對可能出現的歷史逆流放松警覺性，削弱人在歷史參與中的選擇性。在這點上，我對陳寅恪先生所說的“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于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深懷一種同情的理解。他要破除的，正是所謂歷史總是進步的決定論。你能說，1966年其後十年比其前十年還來得進步？因而有必要讓人明白，在歷史發展中完全可能出現倒退與逆轉，產生人類不愿看到的黑暗與浩劫，而這正是有助于人作為歷史參與者在歷史選擇性中進行理性的思考。 三是歷史合力與個人作用之間的關系。歷史發展的合力系統，是恩格斯對歷史動力的經典闡述，這種合力中既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所構成的基本動力，也有與其相聯系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作用，例如意識形態的強大反作用力等等。歷史合力模式，既把歷史上大人物對歷史發展的正負作用包涵其中，也把每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對歷史的選擇性囊括其內，凸顯了每個歷史參與者在歷史選擇性上的主體作用，肯定了每個人獨有的主體價值。中國文化向來重國家而輕個人，重明君而賤草民(雖然表面上也有民貴君輕的話頭)，一介小民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拱手把歷史的選擇權交給領袖與國家。于是，1949年以前，有過“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前車之鑒；十年浩劫中，也有過八億人民取決于一個腦袋的沉痛教訓。 概而言之，無論過去的歷史，還是將來的歷史，每個個體，無論自覺還是被動，無論積極參與還是消極放棄，都構成創造歷史的主體。那么，在高揚人的主體性的當下，究竟做一個自覺積極的歷史參與者，還是依然做一個被動消極的歷史裹挾者，這對每個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來說，都是應該深長思之的。 …… 六 最後，就本書結集略作說明。 為了聚焦書名確定的主題，我從三十余年積稿中主要選取與中國歷史相關的書評、隨筆與自序，其他文史隨筆、時論雜感等暫不攬入。選文時段集中在最近十年，只有不多的幾篇作于2000年以前，今年雖已頗有刊布，也一概不選。書中文章，除兩三篇外，大多公開發表過，故在文末注明始刊出處；收入本書的篇名若與刊出時有出入，也予標明，庶幾有案可查。各文刊發時，或因篇幅限制稍作刪節，或因手民誤植略有訛誤，在這次結集時酌情補齊或訂正。有兩篇附文，或出于本人，或采自對方，因有助于讀者了解正文，故予錄入。 目錄雖分四輯，具體區分時卻難劃定文章的邊界。除“自家園地”那輯，只收我的個人著作自序與整理古籍前言，其他三輯中難免有竄味之嫌。尤其“書里書外”那輯，有讀者也許會說，好多篇都應歸入第一輯的。第三輯“文史酌談”，主要收有關圖書文獻、校勘考訂的隨筆劄記，歸屬歷史研究的資料層面，但內涵仍難純粹，有些篇章還是信馬由韁馳入了第一跑道。當初行文之際原未預設如今分輯結集，歸類失當，勢所難免。沒有必要就具體文章贅言作意，深淺冷暖，聽憑讀者裁斷；卻只想對《“國學熱”與“經典熱”之我見》補白一句。自那以後，“國學”大有被別有用意者劫持之勢，這與我的初衷是大相徑庭的，這層意思待有機會再撰文論述吧。 尤其應該感謝《文匯報·學林》與《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的陸灝先生，《南方都市報·閱讀副刊》的戴新偉、雷劍嶠與周筱?先生，《文匯報·筆會》的劉緒源先生，《文匯讀書周報》的朱自奮先生，《理財一周·上海雜志》的陳才先生，《上海書評》的黃曉峰先生，《萬象》的王瑞智先生，《歷史學家茶座》的王海濤先生，《中國典籍與文化》的劉玉才先生，沒有你們的厚愛與催生，這些小文的情思只能胎死腹中。倘若沒有復旦大學出版社賀聖遂社長與孫晶副總編的雅意玉成，這本小書也決無問世的幸運；一年多來，責任編輯盛亮君從選題、篇目、版式上付出最多，一并在此鳴謝。 作者于2011年4月10日

自序人間情懷歷史上的中國人如何應對外部世界蔡元培與“五四”學潮“除非你做大將”尚余春夢足清談——寫在《張家駒史學文存》之外郭沫若的秦始皇論：從鯁骨到俗骨吳?式悲劇：從控訴到被控訴吳?與胡適那樁關于海瑞的公案關于傳統文化的若干斷想蘿卜青菜，各取所愛“國學熱”與“經典熱”之我見如此“越界”絕非壞事——答《社會觀察》記者問天安門詩話——重讀《天安門詩抄》那些個舊作、舊刊與舊事附： 頤和園古今談高考1977：不應該僅僅是感恩伏爾泰名言與袁騰飛事件向格拉斯致敬書里書外話說天下大勢——重讀《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這也是一段歷史——讀新版《歷史是什么？》黎東方：完美的歷史說書人當代史家眼中的《黎東方講史》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評《歷史是個什么玩意兒》誰的歷史沒有學透？——讀任繼愈《竹影集》劄記“祖龍魂死秦猶在”——評《大秦帝國·鐵血文明》誰寫王謝堂前燕——讀《華麗家族》與《簪纓世家》誰為元老最知音？——讀新箋注本《東京夢華錄》中國為何會轉向內在——讀劉子健的《中國轉向內在》再說王安石變法——讀鄧廣銘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祖宗家法： 在因革兩難之間——讀鄧小南的《祖宗之法》中國學運史研究的開山之作——讀《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水滸傳》的讀法與說法——從《宮崎市定說水滸》談開去流金的書與人——《流金集》讀後一部幾乎被遺忘的拓荒之作——張家駒與他的《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光明之城》里的貓膩蔣星煜與吳?的交集——重讀新版《海瑞》一個中國通的處女游——讀內藤湖南的《燕山楚水》文史酌談靜嘉堂隨想皕宋樓藏書去國百年祭校讎蒙拾阮堂詩保聖寺的聯語與塑像史諱三題說“佳兵”口袋本摭談說“屋”也說“讀書種子”附： 何為“讀書種子”（馬斗全）云間鶴歸來悼亡以後仍有詩一千年前的中國自家園地《宋代臺諫制度研究》增訂本自序《宋光宗宋寧宗》前言《兩宋歷史文化叢稿》自序《細說宋朝》自序《學史帚稿》自序《古今多少事》代序我讀《水滸》——《水滸亂彈》代序李慈銘及其日記與《越縵堂讀書記》章太炎的《菿漢三言》

“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這是周恩來挽蔡元培的下聯。一提起“五四”運動，人們無不認為蔡元培是其最積極有力的支持者與領導者之一。然而，“五四”運動這一概念，至少有三種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內涵：一是5月4日以北大學生為主體的天安門集會游行和火燒趙家樓等組成的“五四”愛國學潮；二是由此發端的全國規模的“五四”愛國運動；三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蔡元培對三者的態度與作用是應該分別而論的。即如他對“五四”學潮，倘將唐振常所著《蔡元培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版)與《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相關文獻對讀，就不能以“支持”一語而簡單論定。 一 在討論蔡元培與“五四”學潮的關系以前，先應談談他對學生運動的根本態度。作為教育家，蔡元培始終認為：對學生來說，“救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他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明確表達了對學生運動的根本看法：“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里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辣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這段自白，充分表明他從不贊成學生離棄學業去參加“牽涉學校”的學潮。 正基于此，早在“五四”前一年，北京各校學生為抗議《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到總統府請愿，他特地在隊伍出發前一小時趕到北大，“多方勸告，并許以代達意見于大總統”，還因勸告無效而請求辭職。“五四”學潮後兩年，北京各校師生向政府請愿撥發教育經費，血染新華門。蔡元培考察歐美教育剛回北京，就在歡迎會上指出：教師與學生放棄教育與學習的唯一天職，“以前所用的罷課手段，實在犧牲太大了”，堅決反對使用這種“極端非常的手段”。凡此種種，都證明他反對學潮(哪怕是出于愛國目的)的堅決性與一貫性。 有不少回憶錄聲稱，那天北大學生到天安門示威，蔡元培“是積極支持的”，稱頌他“不僅僅是精神上的指導者，簡直就是實際上的行動者”(許德珩《吊吾師蔡孑民先生》)。這種說法既有悖史實，也與蔡元培一貫主張大相徑庭。持此說者，根據大概有二。根據之一，就是“五四”前一天，蔡元培召集學生代表，告知了北京政府密電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內情。此事不虛，卻只能說明在反對巴黎和約上，蔡元培與學生們的反帝愛國之心是息息相通的。有傳記說北大學生得知消息，5月3日晚在法科大禮堂開會，“事先也得到蔡元培的贊同”。這次集會因在校內舉行，蔡元培如果贊同，也不過與學生人同此心而已，此即他在5月10日《告北大同學諸君》所說“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于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于諸君之理”，并不能說明他主張或支持學生采取出校游行手段來表達愛國熱誠。次年1月，“五四”運動塵埃落定，蔡元培在《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里，首先肯定當時愛國學生“犧牲他們的可寶貴的光陰，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種種警覺國人的工夫”，而後指出：“學生界的運動，雖然得了這樣的效果，他們的損失，卻也不小”，他不僅認為，相比罷工、罷市，“罷課的損失還要大”；而且強調，就運動的社會功效與學生的自身損失相比，“實在是損失的分量突過功效”。因而，從蔡元培透露和會內幕與贊同校內集會；來推斷他必定支持北大學生離校到天安門游行示威，顯然有點想當然。 根據之二，就是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里也承認：“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游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這段自述，措辭略為含糊；而唐著《蔡傳》徑直認定“當系回憶之誤”。據張國燾《我的回憶》，北大學生集隊出發時，蔡元培“出來勸止，他沉痛的向我們說，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頗為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被視為鼓吹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現在同學們再出校游行，如果鬧出事來，予人以口實，這個慘淡經營、植根未固的北大，將要首先受到摧殘了”。憂心國事的學生們表示“示威游行勢在必行”，“懇求校長不要阻止”，最後由張國燾與其他幾位學生“連請帶推的將蔡校長擁走”，游行隊伍才得以出發。這段回憶并無失實之嫌，因有楊晦1959年《五四運動與北京大學》的回憶可以印證：“臨出發時，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擋了一下，說有什么問題，他可以代表同學們向政府提出要求。不過，同學們不肯，他也就讓開。”兩相對照，蔡元培對學生離校游行確實是阻止過的，談不上鼓勵與支持。至于他對學生火燒趙家樓，怒毆章宗祥，更是明確反對的。在《辭北大校長職呈》中，他盡管肯定學生出于愛國熱誠，卻仍稱他們的作為是“騷擾之舉動”。這種措辭不僅見諸堂皇的公文，即便對學生也從不回避地指出過：“你們這回做得過火些。”不能認為這些都是作為北大校長在虛應故事，即便在他5月9日辭職南下到9月20日復職歸校的四個月間，在多種場合，蔡元培在肯定學生愛國熱忱的同時，仍對學潮不表贊同與支持，這有《蔡元培全集》第3卷里諸多文獻為證。 在“五四”學潮中，蔡元培曾奮力呼吁：“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這是他畢生服膺的口號。這種看法近乎固執，以至直到1931年學生抗日運動高漲時，他還告誡學生：“因愛國而犧牲學業，則損失的重大，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在專制統治下，這個口號只是一廂情愿，反而為當局壓制與消弭愛國學生運動奉送上借口。總之，一旦學潮發生，學生所蒙受的損失大大超過學潮所產生的作用，這是蔡元培對包括“五四”學潮在內的所有愛國學潮的基本衡估。後人沒有必要為尊者諱，更沒有必要把蔡元培塑造成支持與領導“五四”學潮的歷史人物。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