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簡體書）

《當代中國叢書》是我國第一部全面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規模最大的叢書，包容了大量確鑿可靠的歷史資料，本書是政治思想史卷，以時間為主線，向讀者介紹了與當代中國國情為母體，以社會主義為靈魂，以現代化為血肉的新的思想體系，內容詳盡，條理清晰，一目了然。

前言
第一章 基石：建設新民主主義人民共不口國的政治思想(1949年10月—1952年12月)
一 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觀
二 新民主主義的政黨觀
三 新民主主義的階級觀
第二章 嬗變：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思想(1953年1月～1956年4月)
一 中國共產黨人對過渡問題的最初設想和重新思考
二 中國共產黨對過渡時期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三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精神和五四憲法的憲政思想
第三章 探索：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1956年4月～1957年5月)
一 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
二 加強執政黨建設和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思想
第四章 困惑：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認識與實踐的失誤(1957年5月—1960年6月)
一 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政治態度的搖擺
二 對社會主義認識的“左”傾空想
三 兩種不同的糾“左”思想及其斗爭
四 對國內階級矛盾認識的失誤
第五章 沖突：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的分歧和指導思想上的迷向(1960年6月～1966年5月)
一 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進一步探索
二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前途的擔憂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理論的形成
三 “左”傾思想的發展與推行
第六章 浩劫：“以階級斗爭為綱”“左”傾理論的十年統治(1966年5月—1976年10月)
一 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所要創建的“新世界”的構思
二 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方法的理論
三 林彪、江青集團的極左理論和社會上的“左”傾思潮
四 社會主義真理的堅持
第七章 轉型：從“左”傾教條的禁錮到思想上的大解放(1976年10月-1981年6月)
一 舊思想的禁錮
二 禁錮的突破與思想的轉型
三 政治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第八章 開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思想(1981年6月—1992年)
一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
二 中國共產黨的黨建思想與統戰理論
三 民主憲政思想的發展
結束語
一 關于當代中國政治思想的特點
二 關于當代中國政治思想的發展規律
主要參考書目
後 記
……

書摘
在如何向公有制、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思考明晰後，毛澤東必然要對在他看來能夠威脅和阻礙這種過渡的因素加以消除和禁止。他認為，社會分工差別及這種差別所造成的分配差別，正是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法權，它腐蝕著人們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精神意志和政治覺悟，因而必須破除。在1958年的北戴河會議上，他說：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腦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規定的，也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將來坐汽車要不要分等級?不一定要有專車，對老年人、體弱者，可以照顧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級了。又說：所有制解決以後，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還存在，如等級制度，領導與群眾的關系。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問題。過去搞軍隊，沒有薪水，沒有星期天，沒有八小時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軍民打成一片，成千成萬的人被調動起來，這種共產主義精神很好。并說：我們已相當地破壞了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但還不徹底，要繼續搞。然而在現實面前，毛澤東又不得不對實施自己構想的時間加以限制，因而主張：不要馬上提倡廢除工資制度，但是將來要取消。?毛澤東這里所說的“將來”，實際上仍是“馬上”的含義。因為他所稱的不馬上廢除薪水制的確切意思是，要有一兩年的準備，要人民公社起來逼我們。換言之，毛澤東認為，一兩年準備後就能廢除薪水制了。這實際上仍是一種空想。
毛澤東關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觀點，隨後得到張春橋的進一步闡發和宣傳。據薄一波回憶說：
9月初，柯慶施同志回到上海後，把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上講的關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見解告訴了當時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張立即按自己的理解，寫了一篇題為《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文章。
張的這篇文章寫成後，發表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上。在該文中，張春橋一方面搬用戰爭年代革命隊伍內部“以‘供給制’為特點的一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作為經濟建設時期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論據，另一方面又武斷地對不同觀點亂打棍子、亂戴帽子、亂抓辮子。他聲稱：“經過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對‘供給制’、對‘農村作風’、‘游擊習氣’的攻擊，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為了保護不平等的資產階級的法權，為了打擊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而對正確處理勞動人民內部相互關系的共產主義原則的攻擊。”他認為，“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核心是等級制度”。“而一切剝削階級，壓迫階級都是保護嚴格的等級制度的”。他甚至認為：“在舊時代，整個社會上，從配不配姓趙，到穿衣、吃飯、住房、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煙的姿勢，哪條不要講究身份、等級?”“處處、都有資產階級的法權。”在文中，張春橋進一步把馬克思借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法權概念和毛澤東雖然提出卻未充分闡釋和論證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觀點加以發揮，論證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歷史根據和現實必要性，模糊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社會分工、按勞分配原則與以往任何剝削階級社會的根本差別，從而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必要的社會分工和制度一概斥之為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和等級制度而要求加以破除。其危害是極為嚴重的。但應該指出，張春橋關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觀點，基本上與毛澤東的觀點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人民日報》予以全文轉載。毛澤東在為《人民日報》所寫的編者按中說：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讀。
“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是當時“左”傾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在經濟方面，中國在經濟基礎十分薄弱、落後的情況下，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并為向共產主義過渡準備條件，更必須保護、遵守和充分利用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所謂“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及其實踐，恰恰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原則的破壞。其結果不但不能加速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和轉變，反而給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造成嚴重損失。在政治方面，中國民主和法制的基礎在當時尚十分薄弱，急切地需要建立與健全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而決不能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之名把必要的管理制度取消，單純依靠提高政治覺悟和開展群眾運動來實現社會的進步。其結果，只能給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造成嚴重破壞。隨著“左”傾思想的進一步發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又成為“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

從1957年反右派擴大化起，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出現了兩種發展趨向：一種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另一種是“左”的錯誤的發展趨向。自廬山會議後直至“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兩種發展趨向的分歧雖客觀存在，但實際上均處于矛盾的隱形狀態。由于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產生不盡一致的意見乃是難以避免之事，又由于中央領導層某個人在某些問題上的認識前後不一致甚至矛盾也是常有之事，因此，這一時期兩種發展趨向間的沖突和界限并不是清晰的，至少被毛澤東後來看做是“修正主義”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一方除了努力緊跟毛澤東的思想認識外，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處在與毛澤東的思想認識相對抗的地位。這兩種趨向不僅呈隱形狀態，而且表現為相互交織的狀況。不僅如此，在毛澤東“左”傾思想發展的同時，他也提出過一些正確的、積極的思想觀點，因而在他“左”的思想體系中也不乏真知灼見。而且，中央一線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也從未中止過。但從整體來看，這一時期“左”的思想在逐漸積累和發展，以至最後完全占據了支配地位，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錯誤的發生。
一 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進一步探索
(一)對“左”傾空想危害的反思
如前所述，早在廬山會議之前，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即對“左”傾危害有了初步的認識，只是由于廬山會議由糾“左”到反右的轉向，中斷了最初的糾“左”努力，反致使“左”傾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黨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陷入困境。迫于經濟緊張、饑餓陰影的壓力，又出于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對“左”傾思想的危害再次進行比較系統的反思。
其一，對“左”傾錯誤責任的反思。
對于“左”傾錯誤的責任，中央領導集體當時還沒有能夠從指導思想層面進行反思，而主要是檢討工作中出現的領導方法、思想方法上的錯誤。
在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對“大躍進”中的錯誤進行了反思。他說，“大躍進”“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并舉，亂子就更多了”。之所以出亂子，他說是因為“現在就全黨同志來說，他們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并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并表示，“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又檢討說：“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
讓人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并強調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任的應當是我。”應當說，毛澤東對1958年以來工作中的錯誤所作的自我批評是誠懇的，明確承認自己犯了“許多錯誤”。盡管當時他還沒有能從根本上擺脫“大躍進”以來“左”的指導思想的困擾，但他的反思與檢討在一定程度上沖擊、糾正了一些“左”的東西。這對其他中央領導人解放思想，對“左”傾錯誤的進一步反思，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劉少奇于1961年的4～5月到湖南長沙、寧鄉兩縣進行調查研究，他在其故鄉炭子沖內疚地對鄉親們說：“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并表示：“看到這里工作搞成這樣子，中央有責任，要向你們承認錯誤。”他認為：“這次教訓很深刻，要子子孫孫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同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談到錯誤的責任時指出：“說到責任，中央負主要責任，我們大家負責，不要把責任放在哪一個部門或者哪一個人身上。”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又代表中共中央作自我批評，并號召大家提意見，無論是對中央、中央各部門，還是對中央某個同志有意見，都要“翻箱倒柜而出”。他認為，“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許多缺點和錯誤，使我們全黨的干部，全體黨員，以至絕大多數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經驗，都有了切膚之痛。餓了兩年飯，(毛澤東：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全體干部、全黨、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這樣，以後的事情就比較好辦了，許多問題就可以說通了，在思想上、認識上就比較容易取得一致了”。
周恩來對他在“大躍進”中的錯誤進行了深刻的檢討。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舉了兩個例子具體地檢查了自己的錯誤。第一個例子是說他在1959年8月26日的人大常委會上所作的關于調整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中，片面規定了工農業每年增產的躍進速度。第二個例子是檢討了一個由他主持起草的關于權力下放而造成權力分散錯誤的文件。他誠懇地表示：“在這幾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和錯誤。由于這些缺點和錯誤，浪費許多民力，消耗許多國家資產，造成不少損失，給大家很大壓力，我借這個機會代表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認錯、道歉。”1962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檢討了自己指導思想上“總想快一點”的錯誤。他說：“當年搞鋼鐵，別的讓路，也是我在那里督戰的，結果把大家搞垮了，現在回過頭來，鋼鐵只好讓路。這還不是自己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