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的台灣

西太平洋的海權爭霸，四百年前就已經在台灣周圍展開了！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荷蘭人、英國人、鄭氏家族的勢力角逐，共同譜寫了台灣歷史上最驚濤駭浪的一頁！

從寬廣的世界觀，探尋台灣的歷史與命運！

近四百年前，當西方勢力開始頻繁出入東亞時，穿梭在東亞海面上的閩南人，將台灣變成了溝通東西兩個世界的重要橋梁，並使之成為維持東亞秩序的重要橋頭堡。當我們重溫這段歷史，將可從中對台灣的現狀，得到新的啟發。

在這波濤洶湧的大航海時代，看台灣如何登上國際的舞台！

本書是十七世紀發生在台灣周邊海域的英雄冒險故事；也是在西方勢力角逐下，決定台灣歷史命運的戰爭史詩。
十七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資本主義在荷蘭人反抗西班牙統治的戰爭歲月中發軔，從宗教和王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荷蘭新興商業資本，隨著葡萄牙、西班牙人的海外擴張腳步，在亞洲建立了從印尼到日本的商業王國。
在此之前，隨著人類進入大航海時代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東來，中國人、日本人和歐洲商人之間開始出現了互動，這種互動又因後來居上的荷蘭人的加入而愈演愈烈，最後在東亞形成了以台灣、福建和日本九州為核心的三邊貿易，並由此開啟了台灣近代的歷史。

中央研究院院士 許倬雲 專文推薦！

湯錦台

苗栗公館人，大學畢業後赴美進修，後考進聯合國總部任文件譯審三十一年，公餘喜讀書論政。近年潛心研讀早期中西交流史、海洋史，先後出版了《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閩南人的海上世紀》、《千年客家》等書。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是一本台灣研究領域中罕見的著作。此書不僅將台海歷史的前段有了交待，而其更重要的貢獻則是將台灣歷史放在世界史的格局中，討論西太平洋的海權競爭。台灣歷史是今日台灣的「顯學」，可是大多研究者的角度，大致限於「本土」的視野，此書則是從國際的視野，陳述台灣早期的情形。台灣歷史研究，如果都能從本土的樊囿自拔，當可將今日的台灣意識，擴大其胸襟懷抱，則於台灣今後定位及與人相處之道，更知道其中的分際。

十七世紀的大航海活動，是歐洲力量瀰漫全球的重要階段。這一段歷史，也是全球經濟網路成形的第一步。在十六世紀時，新大陸的白銀，已經透西班牙的高桅船，不斷運來亞洲，購買亞洲的商品，分別從印度洋繞過非洲，或從中美地峽由陸路轉駁到墨西哥灣，運往歐洲博取原料。中國出產的絲綢、茶葉與磁器，日本的各種工藝品（包括刀劍、織物），及南洋出產的各種香料，均是大航道上的商品。中國與日本、都因大量白銀流入，而有長期的經濟繁榮。這一現象，遂使產絲的江南，與產磁器的南部各省（包括江西、湖南、福建、廣東），成為中國最富庶地區。同理，日本的九州諸藩，也因為工藝產業發達，在大航海時代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

在上述的時代背景下，本書描述的情形，或能更易理解。十七世紀的海商活動，事實上與海盜活動很難區隔。西方船隊之間，彼此攔截掠奪，已是列國海上競爭的常事。中國沿海的倭寇，其實是國際性的活動，其中頗多中國沿海的海盜。浙江閩粵沿岸，不少離島都是海上活動的基地，非中國官府號令所屬。第一代海商活動的領袖，竟是徽商許氏兄弟及王直，而不是閩粵沿海人士──這也是值得注意的事！我們必須理解：明代徽商的興起當與中國南方繁榮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徽商在金融事業獲得巨大財富，其中有人遂轉而投資國際貿易，亦即海商活動。然而，徽商必須僱用習於風波的沿海居民操舟出海；因此，徽商雖始作其俑，但幾乎立即由閩粵人士接手了。

海上活動向來是國際性的。十七世紀縱橫大洋的海商──海盜集團，其中成員十分複雜。西印度群島的海盜集團如此，中國沿海的海盜也如此！福建在中國南部，左挈浙江、右攬廣東，以福建為基地的海上活動，以其地勢，又可遠通琉球、日本，南下菲律賓與馬來半島。太平洋西岸的洋流，南下北上，因經過台灣，這一優勢遂使台灣一躍而登上國際海上活動的中繼站。閩台兩地，內外呼應，既可扼南北交通咽喉，又可聯繫大陸與海洋。這是十七世紀以來，台灣據有的形勢；至今台灣仍以此特色，以蕞爾小島，卓然自立於西太平洋。讀者如能注意到，十七世紀的時間意義與這一空間位置在當時呈現的特性，當能理解本書所述的特殊現象的來龍去脈。海南島也是中國南方的島嶼，也許因為海南不是南下北上兩條洋流流經之處，海南遂只能是大陸的延伸，不能成為海運的樞紐。

中國與南洋各地的海運交通，早在南宋已相當發達。那時應已有華人移居南洋；明初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今日南洋各地華人居住地區，還有以「三寶」為名的遺跡。然而，華人大量移殖南洋，仍當在十六、十七世紀以後。在明鄭時代，單以呂宋（菲律賓）一地而言，即有數萬華人聚居堤岸，並且曾經慘遭西班牙人大批屠殺。南洋若干中繼港的華人聚落沒有發展為華人殖民地，則因為中國的明清兩代政府，都是閉關心態，不能向外發展。同樣的，後來致力於帝國主義侵略行為的日本，於十七世紀也有嚴重的閉關心態；於是，豐臣秀吉繼有侵略朝鮮之舉，也有窺伺中國的野心；但是德川日本只有地方藩侯主導的海上活動，日本人口卻並未大量移往海外，建立殖民地。台灣密邇中國，遂成為中國人口唯一的海上移殖地區，而終於納入中國版圖。如果台灣島離中國距離稍遠，則移殖台灣的漢人，大約也只能像南洋華人聚落一樣，最後淪為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外來人口，而未必能發揚光大，成長為一個漢人的社會。本書作者曾比較台灣與南洋華人聚落之間的歷史，也因察覺時空條件對歷史發展的影響。

總之，這是一本好書，有一貫的理念，以駕馭複雜的史事，並且甚有可讀性，值得細讀。

中央研究院院士 許倬雲
2001.1.4

作者序

這本書是探討十七世紀台灣脫離原始狀態被動接受外界文明的一本著作。
十七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資本主義在荷蘭人反抗西班牙統治的戰爭歲月中發軔，從宗教和王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荷蘭新興商業資本追隨葡萄牙、西班牙人的海外擴張腳步，在亞洲建立了從印尼到日本的商業王國。
在此之前，隨著人類進入大航海時代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東來，中國人、日本人和歐洲商人之間開始出現了互動，這種互動又因後來居上的荷蘭人的加入而愈演愈烈，最後在東亞形成了以台灣、福建和日本九州為核心的三邊貿易，並由此而開啟了台灣近代的歷史。可以說，如果沒有歐洲人的東來，台灣可能在十七世紀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是中國海盜或是日本倭寇逃避中國官兵追捕的避難後方，漢人大批移民台灣的歷史至少要晚了許多時候。因此要探討台灣近代歷史的緣起，就不能不從歐洲人的東來說起。而這方面系統介紹這段時期發展的書籍卻不多見，因此在多年以前，就萌生了撰寫本書的念頭。
由於在紐約工作之便，給我研究這段時期的歷史增加了不少方便。從近代歷史起源的角度，紐約在許多方面與台灣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從十七世紀二○年代到六○年代，它也是最早被荷蘭人統治過的地方；它同樣是先有土著居民存在，後因歐洲人的到來才打破其原始面貌。從認識荷蘭人殖民紐約的歷史著手，再逐步深入了解西洋人殖民海外的歷史，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圍繞台灣近代歷史形成的總體時代輪廓。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六年底到一九九七年初期間，菲律賓駐紐約總領事館舉辦的一項長達四個月的展出，給了我永遠難忘的經驗。十六、七世紀之交的時候，一艘環繞地球航行的荷蘭船隻來到了馬尼拉港外，在一場遭遇戰中擊沉了西班牙人的「聖地牙哥號」大帆船。展出的就是專家打撈上來的沉船遺物，主要是明朝當時福建商人運往馬尼拉販賣的瓷器。一件件精美的青花瓷、造型獨特的龍紋大陶甕，另外還有西班牙人使用的大砲、武器、銀幣和日本傭兵的武士刀謢手等等，在我眼前的不僅是古代的文物而已，它們是歐亞文明的早期海上交流和先民們從事國際貿易的最生動寫照。這次的經驗加上我後來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哈林、合恩等市鎮體驗到的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活動事跡，給本書所敘述的時代，提供了一些註腳。
在這個大時代的背景下，有一群活躍在東亞海域的閩南海商、海盜（其中最突出的是鄭芝龍家族），竟成為譜寫出這段歷史的要角。為了探訪這些海上活動家的足跡，我曾經先後到過廈門、泉州和日本的長崎、平戶。從實地、實物的體會中，我似乎對當時的時代脈搏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也因此對先民們赤手空拳走南闖北、最後擊敗歐洲人的角逐的闖蕩精神有了更多的敬佩。這種精神一直成為推動我努力寫完這本書的動力。
寫這本書時，從一開頭就不打算把它寫成一本嚴謹、嚴肅的學術著作，只是希望能夠藉這本書為讀者們提供台灣近代歷史形成的生動注解而已。但是對於事務的描述，還是盡量找出論據，包括原始資料，使有所根據，其中並穿插自己的一些看法和體會，力求創新。不過，由於涉及的範圍過於廣泛，和海外蒐集中文資料的侷限，加上自己的學養畢竟有限，疏漏和錯誤在所難免，尚請讀者和專家們指正。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撰寫本書過程中我的妻子雪梅和家人給予我的全心鼓勵和支持。更要感謝我最尊敬的長輩沈昌瑞先生從頭到尾的關注和指點。我也要感謝好友張健行兄和暨南大學歷史系的林偉盛教授對本書的格式、內容和觀點提供了寶貴的意見。我還要感謝廈門大學鄧孔昭教授和他的學生，及泉州的王偉明先生，在我考察廈門、東山島和泉州期間給予的熱情幫助。對於出版社編輯部門的張海靜小姐在資料和編輯方面的幫忙，也一併在此表示謝意。沒有他（她）們和其他沒有提到名字的朋友們的幫助，這本書是不可能這麼順利完成的。

湯錦台
2001.1.8

再版序
十年前的年初，當世界各地仍然沉浸在踏入新的世紀和新的千年氣氛當中時候，《大航海時代的台灣》以《前進福爾摩沙——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台灣》的文字版問世了，其後又以帶有彩色圖片的《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大眾版與更多的讀者見面。雖然台灣在世界地圖上的位置並不顯著，也不是左右世局的關鍵角色，但是從十六、七世紀之交開始，它卻已是日本統治者和想要爭奪龐大中國貿易利益的西方海權國家目光焦聚之所在，也是西方國家賴以建立東亞國際秩序的重要據點。因此，在世紀之初，出版這本回顧台灣與外在世界接軌歷史的著作，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台灣，也有助於用新的視野看待東亞乃至世界的格局。
十年過去了，台灣社會經歷了兩度政黨輪替的變化，世界也因十年前美國紐約發生的九一一世界貿易大樓爆炸事件而徹底改變。但更大的變化是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持續成長所帶動的世界經濟發展的民主化、普及化和全球化，以及衍生而來的史無前例的經濟發展機遇。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所揭櫫的由歐美發達國家幫助亞非拉美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落後局面的崇高目標，在經過了半個世紀的空談後，卒在印度、巴西等大國繼中國之後自力創富而有了實現的可能。十六世紀後因西方國家的殖民而長期生活在赤貧狀態下的有色人種，終能以政府治理的強化和人口素質的提昇，開始踏上經濟加速發展的台階。
但是，發展中大國的經濟成長，也動搖了戰後少數富有國家與大量貧窮國家並存的不公平雙層世界經濟結構的基礎，根本性地打破了世界糧食、原料與資源的供需格局。西方國家不再是主要的生產大國，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國生活水準的加速提昇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城鎮化和消費現代化，加劇了大國間爭奪能源、糧食與物資的戰略競爭與布局，尤其是二○○八年歐美金融危機之後，糧食與能源價格的飛漲，更預示了世界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經濟調整，各國被迫加快了研發與生產替代能源的革命。但更大的挑戰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都面臨著糧食與能源進口物價不斷上漲和生活成本劇烈上升的巨大壓力。中東伊斯蘭世界城市工薪階層引爆的街頭革命，反映了世界正進入新的動盪時期。
這種機遇與動盪並存的局面將持續相當長的時期。一方面是新舊經濟大國之間競合態勢的強化，如中國與美國之間經貿關係的互動正改變雙方對相互戰略關係的陳舊思維，推動雙邊政治軍事關係的逐步深化。中國與巴西、非洲之間的密切經濟交往，也擴大了華人力量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能見度與戰略存在。而印度經濟的崛起，更給十六世紀歐洲人勢力進入印度洋之後消沉了數百年的印度教與伊斯蘭商業勢力，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伴隨而來的是世界人文與文化交流的空前活躍，網際網絡的普及和全球人口的大規模跨境流動，有助於消弭不同文明間的隔閡，但是取代上個世紀意識型態競爭的國家間文化競爭，已成為當前的時代特徵，更是經濟與軍事力量之外國家實力的又一重要表徵。韓流的興起表明，弱勢文化可以在世界強勢文化壓頂的逆勢中獲得在地球上的發言權；沒有文化實力的社會，不論其經濟或軍事力量多強，終將在國家間的競爭中落敗下來。
處在此一全新世局下的台灣，所要面對的不僅是急速崛起的中國大陸，更還有如何在世界急劇變化的浪潮中融入世界主流並始終保持相對優勢的挑戰。欲突破現狀，除了必須打破內部政治力量的相互束縛外，還須社會整體展現全新的思維。
傳統上美國是台灣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保護者，也是吸取文化營養的主要來源地，但是隨著世界政治與經濟格局的轉變，事實上臺灣更需要回歸亞洲，透過強化本身在東亞所處的有利地位，來突出台灣自身的價值，而不僅僅是美國所代表的西方體系之下，被用來制衡中國大陸的一顆棋子而已。
在東亞，台灣既是不可低估的經濟力量，也是華人文化圈中文化與人文價值的重要創造者，但到目前為止，卻仍是牽動中美關係走向以及制約著中美兩大力量難以攜手引領世界和平發展最主要因素。
然而，隨著美國在全球戰略布局的逐步調整，台灣也應揚棄舊的戰略思維，轉變而為推動中美健康合作建立東亞和平新秩序的主動角色，從而在與大陸、美國的新三角關係中取得新的合適定位，走出困境，馳騁世界。
近四百年前，當西方勢力開始頻繁出入東亞時，穿梭在東亞海面上的閩南人，將台灣變成了溝通東西兩個世界的重要橋梁，並使之成為維持東亞秩序的重要橋頭堡。重溫這段歷史，或可以從中對台灣的現狀得到新的啟發，這也是決定重新出版本書的主要考慮。
感謝本書照片的提供者與出版社的編輯群對本書的出版所提供的種種幫助。

湯錦台
2011.7.9

推薦序
作者序
再版序
第一章 西洋人到來以前的台灣社會
第二章 衝破海禁的閩南人 馬尼拉的華人／在長崎、平戶的閩南私商／出沒台灣海峽的武裝集團
第三章 佛朗機人來了 明朝丟掉了澳門／在澳門的福建商人／西洋火器傳到了日本／初見美麗之島
第四章 從太平洋過來的西班牙人 從墨西哥到馬尼拉的海上通道／處在西、日摩擦夾縫中的台灣／「聖地牙哥號」的悲劇
第五章 南向政策下的日本 肥前藩有馬晴信勢力的南下／村山等安遠征台灣／日本的鎖國
第六章 後來居上的荷蘭人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立／初臨澳門／荷印公司總督科恩其人與荷蘭海外帝國的建立／二占澎湖擄掠漳州、廈門／撤澎湖，退守大員
第七章 鄭芝龍的興滅 自立門戶／周旋在荷蘭人與明朝官員之間／殞滅
第八章 荷蘭人統治下的台灣
對外貿易／島內的征討與擴張／基督教的傳播和先住民的治理／漢人大批來台／西班牙人的北部占領／走入歷史
第九章 鄭荷對決，星落南天
對峙／對決前夕／決戰／將星殞落 台灣歸清
第十章 歷史的對比，歷史的反思
荷蘭人對紐約的治理／荷蘭了留下了什麼／歷史的反思／歷史的未完結篇
年表

十六世紀後半期，當歐洲和東洋日本勢力風起雲湧，世界格局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之際，位於東亞大海之上的台灣，還是一個混沌未開的世外桃源，既不像中國、日本那樣，已自主形成有力的政治主體，也不同於琉球、朝鮮，從屬在龐大的中華帝國的政治保護之下。

這個時期的台灣，除了人數不多的各族土著先住民散居島上各地外，只有來自中國大陸南方沿海的零星漢人不時前來捕魚、交易，交換生活用品；或有一些海上武裝勢力，以它作為逃避官兵追捕的據點。偶而還有個別漢人移居島上，是為漢人移台的先驅。

這種幾乎與世隔絕的存在，直到進入十七世紀歐洲人在台灣海峽上的活動驟趨頻繁，而日本也將目光投向南方之後，才被突然打破，從此開啟了中外勢力交叉影響下的台灣四百年近代歷史。

但是，也許是四百年的歷史太長了，加上有關原始史料不豐，至今我們對這段歷史形成前夕的台灣社會種種，知道的詳情並不多。即使如此，透過有限的文獻記載，大致還是可以瞭解到島上居民們的零星生活梗概。

據《明史》記載，在台灣北部的雞籠（今基隆），又名「東番」，那裡的村社「聚落星散。無君長，有十五社，社多者千人，少或五六百人……男子穿耳，女子年十五，斷唇旁齒以為飾，手足皆刺文。」
又明萬曆三十年（一六○二），曾經跟隨浯嶼（漳州九龍江出海口南側島嶼）把總沈有容驅趕倭寇並到過台灣南北的福建連江縣人陳第，在他事後所寫的《東番記》中，提到了台灣西南部西拉雅人男女的婚嫁習俗：「娶則視女子可室者，遣人遺瑪瑙珠雙，女子不受則已；受，夜造其家，不呼門，彈口琴挑之。……女聞，納宿，未明徑去，不見女父母。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累歲月不改。迨產子女，婦始往婿家迎婿，如親迎，婿始見女父母。遂家其家，養女父母終身，其本父母不得子也。」
這就是說，男女未結婚前，男方看中對象後，以兩顆瑪瑙珠試探，如果女方接納了，男方就在半夜到女子住家前吹口琴挑逗，女孩聽到後開門納宿，兩人同床共枕，天未亮，男子即悄悄離去，夜夜如此。直到女子生下了小孩，才到男子家中把他娶回，終身奉養她的父母。

曾經在台南長老教會服務的一位蘇格蘭人牧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在他一九○三年出版的《荷蘭人統治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一書中，引述了文獻所載荷蘭首任駐台牧師甘迪留斯（Rev. George Candidius，一六二七至一六三七年在台）的有關說明，給我們提供了這位荷蘭牧師對當時台灣先住民社會結構的第一手寶貴考察資料。
根據甘迪留斯牧師的描述：

（台南一帶的）土著共有新港（今台南新市）、麻豆、蕭壠（今台南佳里）、目加溜灣（今台南安定）、大目降（今台南新化）、Tifulukan、Teopan和大武壠（今台南善化）等八個社。這些地方的居民具有相同的儀態、習俗和宗教，講著同樣的語言。這些社都是從海岸延伸到山區分布，離開熱蘭遮城（指荷蘭人的統治中心）總部都在一天行程之內。最遠的村莊是座落在山區的大武壠，從熱蘭遮城來回要三天。居民都很野蠻殘暴，男子通常都非常高大強壯，事實上幾乎像巨人一樣。他們的膚色在黑褐之間，很多像印度人一樣（在此是指東印度人，即南洋土著），但不像卡菲爾人（Kaffirs，指非洲南部黑人）那麼黑。夏天他們完全赤裸著身體，一點都不害羞。相反的，女子個子很矮小，但是很胖很壯，膚色在褐黃之間。她們穿一點點衣服，有點害羞，可是洗澡的時候並不會不好意思。她們一天要洗兩次澡，洗澡時如果有男人走過，她們也不在乎。
總的來說，福爾摩沙人（荷蘭人對先住民的稱呼）都很友善、忠實和善良。他們對外來人也很好客，以十分的誠意按照他們的方式拿出食物和飲料。……還有，福爾摩沙人對朋友和盟友非常忠實，一點也不奸詐。他們寧可捨命或自己受苦，也不願出賣他人，使別人受到折磨。他們有很好的理解力，記憶力特別強，很容易明白和記住任何事情。

甘迪留斯牧師還提到這些土著居民主要從事簡單的農作，由婦女承擔大部分農事粗活，像插秧、割稻等。割下的稻子直接拿回家中，每天晚上拿出剛好夠吃的兩三束稻穗，掛在火上晾乾，第二天清晨天亮前，再由這些婦女起床樁米。她們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絕不超過一天需要的準備分量。

從甘迪留斯牧師的描寫，我們還知道當時的先住民使用刀、矛和日本製的斧頭打獵或打仗，捕獲的獵物毛皮（主要是鹿皮）被用來與漢人進行以物易物交易。

這些描寫說明了一點，就是在西洋人到達台灣以前，先住民已經從漢人學會種稻和插秧技術，而且也從漢人甚至日本人換得鐵製武器，那麼這些漢人和日本人又是在什麼情況下到台灣的呢？
明代從太祖朱元璋開國以後，厲行海禁，因此，中國大陸沿海居民私下到台灣的機會並不多。但是由於宋、元以來，政府重視海外貿易活動，特別是福建泉州，曾經是對外貿易的中心，吸引過無數伊斯蘭世界和東南亞的商人到此通商。閩南一帶沿海居民得風氣之先，對經營海上貿易，早已形成傳統。明太祖的海禁，雖能禁止沿海居民出海於一時，卻無法長遠禁絕。一部分人鋌而走險，下海出洋，有的遠走南洋，有的前往日本，僑居海外的華人人數反而不斷增加。

明朝中葉以後，中國國內工商業漸趨繁盛，中、日之間的走私活動也相應增加，尤其是在浙江雙嶼（今浙江寧波外海舟山群島中的六橫島與佛渡島）、福建月港（今漳州）的私梟貿易更為猖獗。到十六世紀下半葉的嘉靖、萬曆年間，因為名將俞大猷、戚繼光追剿倭寇的結果，中、日間的走私貿易，也有一部分從閩南沿海移到了澎湖。

然而，這時閩、粵兩省的海盜也開始崛起，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洪迪珍、吳平、曾一本、林道乾、諸（朱）良寶、林鳳等。他們以澎湖作為基地，肆虐沿海地帶，一遇官兵追剿即遠遁台灣、南洋，給明朝造成了不少困擾。

例如萬曆二年（一五七四），「海賊林鳳自澎湖逃往東番魍港（今嘉義縣布袋鎮好美里），總兵胡守仁、參將呼良朋追擊之。傳喻番人夾攻賊船，煨燼，鳳等逃散。」
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第二次出兵侵略朝鮮，為了防備日人入侵澎湖，明朝遂新設澎湖遊兵八五○名，管哨船二十艘，於春冬兩季汛期防守。由於朝廷加強了澎湖的防備，於是中、日間的走私貿易會合地又從澎湖轉到了台灣。

一五九三年，福建巡撫許孚遠在《疏通海禁疏》中說：「東南海邊之地，以販海為生，其由來已久；而閩為甚。 ⋯⋯臣又訪得是中同安、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奸徒，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駕駛烏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今基隆）、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沈演《論閩事》也說：「挾倭貨販北港者，實繁有徒。」
除了以台灣為基地發展海上武裝勢力或利用台灣從事中、日轉口貿易外，也有人是專門前往捕魚的。福建巡撫黃承玄在《條議海防事宜疏》中指出：「瀕海之民。以海為業，其採捕於北港之間者，歲無慮數十百艘。」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明朝末葉，官方文書中提到雞籠、淡水和北港等漢人地名的已不少見，證明這些地方漢人的影響力正在逐漸深入，大陸對台灣的商務或漁事活動不斷增加之中。

但大體來說，這個時期漢人出入台灣的畢竟還是不多，估計常年住在台灣的漢人人數不會超過兩、三千人。根據一六二三年荷蘭人占領台灣之前對大員（即現在的台南市安平區）所作的調查，「住在該處原住民中間的中國人，為數超過一千或一千五百人」。在此同時，十六世紀中葉開始來到日本的葡萄牙人，引起了日本人對海外貿易的巨大興趣，到十七世紀初期，日本商船已經開始造訪西班牙人占領的馬尼拉港。根據一六○三年西班牙人的調查，當時在馬尼拉居住的日本僑民已經多達一千五百人。當中免不了會有人利用台灣處在馬尼拉與日本之間的地理位置，順便與島民從事一些貿易活動。

另外，上面也提過，十六世紀結束之際，中日之間的走私貿易已經從澎湖轉移到了台灣。因此在荷蘭人占領台灣之前，台灣島上也已住有一些日本商人。這些商人都是由日本的地方諸侯或豪商家族（像九州的有馬、松浦和京都的角倉及大阪的末吉等）派出。到荷蘭占領大員建造熱蘭遮城以後，還特地把日本人聚集到城外的居民區去。荷蘭人占領台灣後不久的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人所繪的「台灣島荷蘭人港口圖」上標示，在蕭壠社住有日本人。

總之，在荷蘭人占領台灣的前夕，台灣社會的主體還是保留了其原始社會的風貌，但是隨著東亞海上貿易的轉趨頻繁和漢人、日本人及西洋人的先後到來，台灣島上正預示著新的變局的出現。以中、日、歐勢力在台灣海峽上的角逐和互動為起點，台灣的歷史展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