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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士與國變:知識人與晚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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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士與國變:知識人與晚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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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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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我總覺得中國從晚清以來,局面越來越糟,當然包含著複雜的原因,過去人們研究歷史,往往將歷史前進的動力看做某一派勢力的作用,往往忽略了歷史本身多元而且豐富的面貌,歷史的發展,往往是由於多重力量合力的結果。晚清以來,從辛亥革命到國共合作,直至在這一局面下興起的北伐,以及隨之而來的清黨與國共黨爭,權勢之間的轉移,往往包含著歷史豐富的脈絡。

作者簡介

周言

本名周帥,祖籍中國紹興,一九八九年冬末生於淮安,幼年客居蘇州,長於南京、績溪,現居無錫。著有《士林的沒落——革命時代的知識人》、《晚近中國的起落》等。另撰有《王國維與民國政治》、《十月革命與中國知識界的分野》、《1917-1925:赤白仇友之爭》等。

名人/編輯推薦

近代中國研究有兩大明顯的弊端,其一是甘為意識形態工具,其二是自我設禁、視野狹窄。周言以初生之犢不怕虎的勇氣,梳理前人忽視的史料和話題,得出不少新結論,可喜可賀。——袁偉時

周言讀書勤奮,頗有才氣。尚在求學期間,就能寫出這樣的書稿,顯然相當出眾。——李 劼

這是一位年輕人對近代中國歷史的看法,或有偏激之處,然惟其如此,才有其他歷史作品所少有的洞察力。——雷 頤

青年眼中的時代風雲,熟悉的中國近現代歷史,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和判斷。——謝 泳

周言是我所認識的一名最為年輕的歷史研究者。他透過稍顯稚嫩的筆觸,貢獻給讀者的是很有穿透力的新思維、新觀點,以及由此而來的閱讀美感。——張耀杰

少年周言的文章,不僅顯示出了在文史方面的才華,與大多數同齡人相比,他對這個時代的認識也十分可貴,可以說,他的思考和寫作已擁有一個很好的起點。——傅國湧

緒論:晚近中國――循環往復的歷史

德國學者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描繪了歷史循環往復的場景。在他的筆下,西方以物質文明為主的時代興起時,以精神文化為主的時代必然逐漸沒落。這一時代相交的轉變出現在拿破崙時代。為了佐證這一觀點,斯賓格勒不無深意地談到了中國的秦漢時代,印度的阿育王時代,希臘的亞歷山大時代以及中東的穆罕默德時代。斯賓格勒將歷史看作一個循環的過程,當某一時代走向終結時,也即意味著它走向另一個時代的起點。而作為起點的這個時代恰恰在漫長的歷史之前,為已經走向終點的這個時代所代替。

斯賓格勒寫作此書時在一戰之後肅殺的時代裏,陪伴他的只有昏暗的房間以及同樣昏暗的燭火。他獨處一隅的書寫,成就了歷史敘述嶄新的面貌。而他所闡述的歷史循環論,恰恰可以作為中國晚近歷史極為精準的概括。斯賓格勒對於中國秦漢時代文化脈絡的細緻把握,讓他抓住了中國歷史循環往復的根本特性。晚近歷史之於中國歷史整體的大循環而言,是相對微小的輪迴。這種微小僅僅只是就事件的跨度而論,在內容以及所包含的深刻意味方面,乃是對於過往歷史極具反叛意味的顛覆。

中國晚近歷史這種輪迴,對應斯賓格勒歷史循環論的言說,便是文化、歷史本身的循環往復。其中文化貫穿於歷史之間含義在於,任何歷史事件無論具有怎樣的歷史定義,都無法抹卻其固有的文化象徵意味。例如晚近歷史中太平天國的興起、曾國藩的平叛、北伐的幽靈復生抑或是文革的從天而降,都一一標注了歷史、文化的象徵色彩。同樣,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裏所描繪的歷史,恰恰以文化為基礎,指出歷史的走向與循環,由此揭示了歷史的另一層含義。

這種迥異於以往的揭示,是對所謂進化論史觀的歷史反動。作為一種極具魅惑的言說,進化論史觀雖然有其無可厚非的合理性,但在對於歷史的把握上相當膚淺,僅僅是停留在最為基礎的層面上作出相應的闡釋。只是這種充滿了基礎性膚淺的言說,乃是以一種進步的面目呈現於世人。不僅這種進步性令人質疑,而且在對於具體歷史的分析與闡述時,往往形成套路式的話語,從而使得人們對於歷史的印象枯燥無味,充斥著單調的理論教條。

更具悲劇性的是,晚近歷史上進化論史觀的氾濫,幾近將歷史本身埋葬。因而晚近歷史充斥著焦灼,充斥著鬥爭,充斥著革命所張揚的運動與批判,使得晚近歷史烈火雄雄,滿是高漲的情緒與沸騰的氣氛,幾近把歷史融化。這種由嚴復舶來中國,經由所謂馬克思唯物主義催化的所謂進步史觀,終究被歷史證明為一出荒誕的悲劇。

因為這樣的原因,我對於晚近歷史的敘述,僅僅著眼於歷史本身的人物與事件,不再為主義所擾,為史觀所困,而著重闡述其所象徵乃至標注的文化意味。秉承斯賓格勒歷史循環論的觀點,我將晚近歷史視作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這一過程無所謂起點與終結。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其內部充滿了某種前後相繼的歷史循環,而在這種歷史循環之中,充滿了難以預知的劫數與變數,從而使得晚近歷史作為一段曾經謝幕的時候留下了眾多意味深長的命題。

晚近歷史之間前後相繼的歷史循環,指的是晚近歷史中諸多歷史人物與事件之間所擁有的帶有傳承意味的輪迴。其間不僅有諸如太平天國與義和團的歷史傳承,北伐與文革的歷史傳承,還有曾國藩所代表的洋務精英與康梁所代表的維新諸子的歷史傳承,李慎之王元化所代表的世紀末文化老人之於胡適陳獨秀所代表的五四先賢的歷史傳承。當然也還有王國維至陳寅恪的歷史觀照,孫中山與毛澤東的歷史聯繫……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些傳承與觀照標明了歷史並不是如同進化論史觀所闡述的直線式的上升式形態,而是充滿了大大小小的傳承與循環,由此構成了歷史的完整與輪迴。

所謂晚近歷史之劫數與變數,意指晚近歷史中諸多人物與事件所昭顯的象徵性意味與轉折性意味。這些人物與事件互為聯繫。由此構成了歷史的細密與深邃,也為歷史染上了無法抹去的慶幸與悲涼。這種慶幸代表了變數,這種悲涼代表了劫數。變數就其所指,例如曾國藩、李鴻章之洋務,康梁諸君之維新,胡適、陳獨秀之啟蒙運動等等。而劫數則指向了太平天國、義和團、北伐、反右、文革,洋溢著暴動快感與暴動熱忱對於歷史具有深度破壞的事件。雖然就其本質而言,太平天國至文革都指向了理想社會的構建,但無一例外的在實踐中反其道而行之,對歷史構成了極為嚴重的傷害。而例如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之類帶有改良主義傾向的試圖以漸進的方式將中國改造成為現代社會的努力,則因為諸多的歷史原因折戟沉沙,給後世乃至歷史留下了諸多遺憾。

晚近歷史之劫數與變數除卻剛才所言的人物與事件之外,更為細微之處在於時代中的個人偶然性的舉動之於歷史影響的悠遠。這種由偶然性所引發的巨大影響包含著時代性的緣由。例如宋教仁之被刺,昭示了晚近歷史至少在相當長時間內走向民主憲政的無望,孫中山與蘇俄的合作標明了蘇俄暴力革命在中國的生根發芽,陳寅恪雙目失明著述代表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柳如是別傳》意味深長地對革命時代的專制予以抗議,毛澤東發動文革標注了封建主義作為一種歷史殘渣依然陰魂不散。時代中人物不經意的舉動,成為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由此在晚近歷史上留下了印痕。

劫數與變數之間的複雜關係,構成了晚近歷史的進程。由此我將晚近歷史分為日落時代、盛夏時代、革命時代。日落時代作為清季的迴光返照,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為晚近歷史提供了原動力。而盛夏時代則構成了晚近歷史上最為光輝奪目的時期。盛夏這一指稱不僅意指其時代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活力,更為重要的是它以夏日暴雨般的思潮,讓天地煥然一新,精神為之一振。而革命時代則意指在革命作為一種浪潮風行於世的歷史階段,這一歷史階段雖然中國由大亂走向治平,但是與革命相生相隨的諸多政治事件,則將社會由治平推向了大亂,因而革命時代充滿了未知的變數與劫數,恰恰可以反映出晚近歷史駁雜的面目。

以日落時代曾、李諸人所開創的洋務運動為起始,歷經康梁維新、新文化運動直至八、九十年代啟蒙運動的復生,一一標注了歷代精英的努力,而從太平天國義和團至北伐經由反右直到文革,以暴力蠻橫地將歷代精英的努力打壓下去,埋進歷史的墳墓。直至世紀之交晚近歷史由終點走向起點的時候,從歷史的墳墓中復活的歷代精英的努力所標注的曾經,則因為時代之幸以及有限度的開放得以為人們所銘記以及言說,只是此時革命時代的喧嘩已然褪去,此時已是革命時代的尾聲。晚近歷史由此靜默地走向了終結。只是歷史走向終結的當口,曾經的歷代精英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尚未結束。由革命時代褪去所引發的新一輪歷史的循環,則將中國推向了充滿可能的十字路口,此時的抉擇至關重要,承接先賢的歷史遺產,摒棄晚近歷史中的種種惡性循環,接下來的歷史才能不重演晚近歷史的諸多悲劇,由此獲得新生。這便是本著所要提示的應有之義。

目次

● 關於《國士與國變》一書的通信/李劼 i
● 讀《國士與國變》/謝泳 iii

緒論:晚近中國──循環往復的歷史 001

第 一 章 天朝的陣痛 005
一、晚近歷史之起始 005
二、被妖魔化的天地會與白蓮教 011
三、不平等條約的歷史隱喻 017

第 二 章 從太平天國到義和團 023
一、值得慶幸的天國沒落 023
二、義和團的暴力圖騰 027
三、暴力敘事的因襲與展開 031

第 三 章 士大夫的崛起 037
一、嚴復之於晚近中國的震盪 037
二、引以為憾的百日維新 042
三、立憲派的興起 047

第 四 章 廟堂之變 051
一、三十年洋務的複雜形貌 051
二、走出定東陵的西太后 056
三、作為一種歷史命運的李鴻章 060

第 五 章 革命的來臨 065
一、刺客歷史的浪漫重演 065
二、孫文崛起與大清日暮 068
三、告別日落時代 073

第 六 章 劇變中的動盪 077
一、質疑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 077
二、風雨中的共和 082
三、孫中山革命的荒誕悲涼 086

第 七 章 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質疑 091
一、作為逆流姿態出現的保守派 091
二、章太炎及其狂士傳統 095
三、革命時代的未亡人 099

第 八 章 五四諸子的風貌 103
一、胡適及其自由主義悲涼命運 103
二、陳獨秀的孤絕意義 107
三、作為百年爭議的周氏兄弟 111
四、李大釗與中國激進主義的緣起 116

第 九 章 激進與保守之爭 121
一、北大傳統與晚近中國 121
二、作為一段歷史傳奇的清華國學院 125
三、晚近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 129

第 十 章 革命之再起 135
一、承接孫文遺志的歷史性分裂 135
二、黃埔與北伐的幽靈復生 139
三、紅色中國的崛起 143

第十一章 從左聯到延安 147
一、大時代的消隱 147
二、左聯崛起的歷史隱喻 151
三、革命時代的戰鬥話語 156
四、作為轉折標記的延安 160

第十二章 玄黃未定的年代 167
一、道與勢的抉擇 167
二、一九四八天地玄黃 171
三、沉淪的歷程 176

第十三章 彼岸與此際 181
一、孤島星火照耀中國 181
二、觸摸歷史與進入文革 185
三、毛澤東最後的革命 189

第十四章 啟蒙時代的再生 195
一、歡呼與痛哭的八十年代 195
二、啟蒙主義崛起的悲涼意味 199
三、文學歷程的荒誕過往 204

第十五章 革命的終結 209
一、死亡的多米諾骨牌 209
二、無關痛養的呻吟 213
三、世紀之交的歷史性風景 220

後記 227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天朝的陣痛

一、晚近歷史之起始

無論是哪個版本的歷史書上,鴉片戰爭都被標注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在眾多史家的筆下被反覆闡釋。這一原本只是一場平常的戰爭失利,由於史家的過度闡釋與反覆渲染,成為中華民族近代史恥辱的首頁。自此如眾多史家所控訴的血淚斑斑的近代史開始了它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慘烈的進程。而那場因為毒品貿易為藉口的戰爭所具備的深遠意義,在後世被蓋棺論定,地位已經無法被撼動,乃至於被猜疑。

然而鴉片戰爭雖然有其無法抹卻的意味,卻不足以標記整個近代紛繁複雜的歲月,如果對十九世紀的中國作縱向的俯瞰,便會看到中國的血管在世紀初便已呈現出不祥的淤塞。十全老人撒手而去的時刻並非象徵著一個盛世王朝的結束,它只是成為聖祖康熙帝巨翅下的蔭蔽最終崩毀前的一個短暫的插曲,十全老人離開後不久,陪伴了他與他的王朝幾十年的和珅被投入天牢,清朝末年的餘暉終於喪失了他的最後一絲光亮。

以十全老人與和珅來注解盛世崩潰的尾音,這無疑帶有難以言說的直覺或是偏見。如果從時代的進程回溯乾隆朝六十年的風貌,會發現這個時代已經失去了他的靈魂與重量。以乾隆來注解這個時代,會使得盛世背後的沒落展現出它在萌芽時期殘酷而真實的圖景。

或許盛世背後的沒落在康熙朝便已初現端倪。儘管聖祖皇帝費盡心機網羅漢族知識份子為其所用,並以此製造「滿漢一家」自欺欺人的政治局面,但其深層的危機在他在位初年便已暴露無疑。「明史案」雖非康熙一手促成,但當時的權臣鼇拜無疑成為「明史案」的罪魁禍首,這一殺雞儆猴的文字獄,給歷史的天空增添了一道無法抹去的血痕,也由此拉開了盛世危機的序幕。在現代知識份子以現代社會學角度看來,一個社會對於言論的包容彰顯了這個社會的成熟和自信。清王朝處在封建社會衰朽的末年,這個王朝雖有所謂康熙盛世華美的遮蔽,卻無法掩飾其破敗的末世氣象。文字獄與其說是文化上的專制政策,不如說是末世王朝最後的垂死掙扎,而這一掙扎雖然被歷史所詬病,卻在政治上平息了明末文人曾經試圖展開的反抗,除了極少數學人隱居著書批駁君主專制等封建痼疾之外,康熙一朝的文治達到難以置信的安寧與肅靜,同樣在政治上的高壓所造成的學界的喑啞與沉默,以訓詁考據之學的興起展開了它的另一種艱難的生存。

康熙過後的雍正是個爭議頗多的皇帝。這位依靠不正當手段獲得至高無上君權的帝王,無論當時還是現世都經受著巨大的考量與猜疑。雍正個性陰騭,天生與人不和,這一人生的悲劇似乎可以佐證他的處世之道。對於意識形態的高壓控制,對於知識份子忽冷忽熱的態度,都讓這位君主的身上罩上了一層令人觀之頓生不祥之感的薄紗。儘管後世精明絕頂的歷史學家或是經濟學家精打細算地用資料告訴民眾這位君主在世時對於社會的貢獻不比他的父親遜色,然而這僅僅是他們試圖用經濟賬掩蓋政治賬的一種無恥的策略,是片面的「以經濟為中心」壓倒一切的荒唐而不負責任的言辭。如果說康熙一朝的文字獄是天空中掠過的幾片灰燼,那麼雍正一朝的文字獄便是夏日雷雨來臨前黑雲壓城的恐怖,這一歷史上慘白而血腥的時代,在末世的黑暗中顯得如此猙獰與突兀,而這一令人無法正視的年代,也加劇了乾嘉學派更加絕望而瘋狂的發展。這些學人在特定的歷史時代所作出的文化抉擇,帶著如屈原《離騷》般慷慨的悲壯氣氛與悲劇色彩,在發黃的書卷之中沉入歷史陰沉無邊的黑色隧道,一去不回。

以灰燼與烏雲比喻康熙朝與雍正朝的文字獄,以此來反觀乾隆朝的文字獄,累累的血案讓人無法正視與呼吸。如果說康熙朝的文字獄只是針對知識份子,雍正朝的只是殺一儆百的話,乾隆朝的文字獄幾近達到了瘋狂的程度,無論是達官貴人或是販夫走卒,只要言語之中有關清朝或是與「清」、「胡」、「滿」之類敏感的字眼有諧音或是有聯繫的字詞,統統要經受嚴厲的審判。或許正是因為末世宿命般的悲涼意味,乾隆一朝的學界終於被考據訓詁之學佔領。學界的沉默換來的是君主更加無恥的文化殺戮。《四庫全書》的編纂貌似文化上的搶救工程,實質上是另一種方式的焚書。編纂過程中銷毀的所謂禁書成千上萬,千年之前秦始皇所用的荒謬而無知的手段在千年之後如輪迴般堂而皇之的上演。它記錄的不是千年以來中華文化的四部大典,而是華夏文明的累累血債,自此末世終於耗盡了它在文化上的最後一絲命脈,只能在黑暗中靜靜承受將死的命運。

如果以歷史的觀照來回顧整個封建社會的歷程,便會發現歷史具有極端的對稱性,以秦始皇為起始的封建社會初期,築長城而後焚書坑儒;而以清朝為終結的封建社會末期,修四庫全書大興文字獄。前者為王朝伊始劇變中的政治高壓與文化控制,後者則為王朝遠去前夕的垂死掙扎,歷史彷彿是輪迴,由始至終,由起點走向終點。

鴉片戰爭之於晚近歷史而言,雖不能如眾多史家所認定的那樣構成晚近歷史的起點,但它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歷史標記。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社會,如同魯迅筆下那間充滿壓抑與黑暗的鐵屋令人窒息,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社會,雖然壓抑依舊黑暗依舊,但屋子裏的人畢竟看到了由外面射入的光線。自鴉片戰爭伊始,歷史開始展現出另一番面目,這種轉變雖然帶著民族主義的陣痛,無可否認,它開啟了歷史的新的一頁,使歷史的轉折在此發生。

然而歷史的戲劇性在於,這場積怨已久的戰爭,其爆發的導火索乃是林則徐的虎門銷煙。林則徐的虎門銷煙表面上看乃是國家主義所發動的社會管制,其實質所昭示的,乃是歷史與王朝氣數已盡的徵兆,即便是鴉片戰爭戰敗後,國人依舊不知國之將亡,依舊沉迷於天朝上國的舊夢之中。而鴉片戰爭後的同治中興,更為國人所鼓舞,然而歷史上出現了那場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農民叛亂,提示了晚清朝不保夕的命運。

由此可見,雖然鴉片戰爭構成了歷史的象徵,卻不足以成為一個時代轉折性的標誌,若論構成歷史轉折乃至歷史轉折的終極標誌,則要追溯到一八九五的甲午海戰。甲午海戰雖與鴉片戰爭異曲同工,但於實質而言卻頗為迥異。要知道鴉片戰爭雖然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但是從客觀上極大的開拓了國人的視野,西學東漸歷史性的復甦,便出現在鴉片戰爭之後。雖然鴉片戰爭本身並不帶有啟迪民智的內容,但卻誤打誤撞,構成了晚近歷史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習西方熱潮。晚近歷史為人所矚目的早期維新思想家鄭觀應,便崛起於鴉片戰爭之後,而近世以來第一個改革開放方案的提出者魏源,同樣在鴉片戰爭之後的歷史中出場。

然而即便如此,鴉片戰爭具有的暴力象徵意味卻難以抹殺,它以船堅炮利的形式,將老大帝國的自尊心打得粉碎,晚近歷史的暴力意味,由此次戰爭得到歷史性的體現。一方面是暴力的象徵,一方面是文化上的轉機,鴉片戰爭由此被史家論定,乃是晚近歷史開始的標誌。更有史家前進一步,認為鴉片戰爭乃是中國數千年以來之巨變。這一論定在李鴻章上書慈禧的奏摺中,被描述為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

這種論定雖有合理性,卻有失偏頗,若論文化上的轉機,鴉片戰爭之前便已經湧現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潮。例如魏源的變革思想,在鴉片戰爭之前便已經形成。若論政治上的變動,明代海防頻遭倭寇騷擾乃至閉關鎖國,都可以視作歷史之交的轉捩點,更何況那一時期在中國民間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更是歷史性的佐證。滿清王朝於文化上的殺戮,使宋明以前的理學喑啞無聲,學術史在此冒出了考據訓詁的潮流。要知道宋明理學雖然有「存天理滅人欲」之類違背人性的荒謬言說,但其所象徵的乃是封建王朝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的淪陷,是亡國乃至時代終結的標誌。學術史上的轉向註定了滿清日暮西山的命運,最後經由王國維昆明湖的自沉,完成了終結。

值得注意的是,鴉片戰爭與中國為敵的英國與法國,其在晚清歷史之中對中國而言,無疑是利大於弊。須知割地賠款雖是一時之痛,社會的開放風氣卻由此形成。中國晚清歷史上的風雲人物,細心的人不難發現,幾乎全部來自有通商口岸所在的城市或省份。諸如廣東的梁啟超、康有為孫中山,浙江的章太炎、蔡元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另外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在於,於中國晚近歷史傷害最深的兩個國家俄國與日本,與鴉片戰爭毫無任何關係,這無疑給認定鴉片戰爭為晚近歷史起點的學人以充分質疑。

如果拋棄十九世紀來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爭不論,這兩個在晚近歷史上於中國傷害最深的兩個國家,在傷害中國的方式上有著質的區別。例如日本在鴉片戰爭之時,與晚清之政局如出一轍,經由類似於鴉片戰爭之類的歷史轉折,日本毅然選擇了明治維新,這個在千年國史上一直尊崇漢唐的彈丸島國,拋棄了學習了許久的中國老師,轉而向西方靠攏,甲午海戰,檢驗出了維新的成效。

俄國於中國晚近歷史而言,如同一個難以祛魅的幽靈,這個在歷次侵略戰爭中缺席的東歐帝國,埋藏者更為隱秘的意圖,到了蘇俄出世,革命風暴由西伯利亞吹向華北,直至兩廣地帶,革命之風尚由此而生。然而歷史證明,革命到最後吞噬了自己的兒女。蘇俄的十月革命到了中國最終居然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沉渣合流,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惡。且不說蘇俄在中國革命的背後埋下了多少難以為人道的陰謀,即便是在和平年代,蘇俄的歷史陰影依舊揮之不去。要知道,即便是鴉片戰爭,後來的八國聯軍也不過以奪取利益而告終,而這個與中國接壤的鄰邦,卻暗藏著吞併中國的野心。而這一切在當時幾乎不為人所察覺,只有胡適對此頗有警惕,因而他自始至終對於蘇俄領導下的工農革命心存敵意,這位留學歐美最終皈依自由主義的胡適在面對好友陳獨秀對於所謂英美帝國主義的控訴時跺著腳問:「仲甫,哪來的帝國主義?哪來的帝國主義?」

這種為歷史風塵所掩埋的洞見,提示了晚近歷史若干被忽視的真相,正如朱維錚先生將十九世紀稱作晚清一樣,乾隆的駕崩乃是象徵了整個歷史徹底走入封建社會的末路,其後的中國歷史在這百年之間不過是垂死掙扎的苟延殘喘。即便是出現了曾國藩那樣可以扶大廈將傾的人物,也難逃日落而西沉的命運。不管後人如何對這百年的歷史做出評價,無可否認的是,自清軍入主中原直至乾隆撒手而歸,滿清康乾盛世的景象近乎於盛唐相比肩,雖然這可以視作整個封建專制時代的迴光返照,但這畢竟標注了整個歷史起伏不定的譜系,盛世之後的衰敗。於晚清時代的百年之間一覽無餘,乃至晚清謝幕之後,歷史的平面才出現的新的轉機,盛夏時代的出場,一改晚清的暮氣沉沉,變得生機勃勃,整個社會彷彿從冬眠中蘇醒,變得活力十足,只是歷史的代償還沒有充分展開,革命悄然而至,整個中國的歷史在此與辛亥革命重新接軌,由此誕生了革命時代。

整個晚清時代之中,鴉片戰爭處於歷史的環節之中,成為晚清時代的諸多標記之一,它所記錄的並非所謂民族仇恨之類的虛妄言辭,而是歷史的教訓,整個晚清的諸多病症在時代的進程中一一呈現,成為二十世紀知識份子回顧歷史揮之不去的隱痛。百年之間的歷史,集中展現了中國由傳統專制時代轉向現代文明國家的路途中種種災難與挫折。然而無論如何,歷史本身如同天氣,有時晴空萬里,有時暴雨驟降,當歷史走到轉折關頭時,陣痛無可避免。須知歷史如同天氣的同時同樣如同書頁,轉折的時代,終究是要翻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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