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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何金蘭
又名何尹玲，廣東大埔人，出生於越南美拖市（My Tho）。自幼即同時接受中國、法國與越南的文化和教育影響，十六歲起，正式於越南首都西貢華文報刊發表作品：散文、詩歌、小說、翻譯；曾使用二十餘筆名：尹玲、伊伊、葉蘭、霜洲、故歌、可人、徐卓非、阿野、蘭若等，並創作與翻譯至今。獲越南西貢文科大學文學學士、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國家博士及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現為淡江大學中文系與法文系教授。著有詩集《當夜綻放如花》、《一隻白鴿飛過》、《旋轉木馬》、《髮或背叛之河》；專著《文學社會學》、《蘇東坡與秦少游》、羅蘭‧巴特研究、發生論結構主義、「中法、越、的文化、文學關係與影響」、漢學研究、文學評論等。翻譯法國小說《薩伊在地鐵上》、《法蘭西遺囑》、《不情願的證人》及法國詩、越南短篇小說及越南詩多種。曾獲第十八屆中興文藝獎章新詩獎、中國詩歌藝術學會第一屆詩歌創作獎。喜愛閱讀、旅行、流浪，探尋新天地、新理論、新評析。
序
第一章 緒論─探尋「發生」思維建構及其他之歷程
壹
1979年至1985年在巴黎求學期間，曾追隨多位著名學者進入法國文學理論的領域裡學習新的學科，其中以柯麗絲德娃（Julia Kristeva, 1941-）的符號學和杭波（Placide Rambaud, 1922-1990）文學社會學的課，對我影響最大，使我的研究興趣從原來的中國文學轉向法國文學理論。
在許多不同的理論當中，文學批評受到發生論的影響而發展出來的學說最吸引我。作品的發生緣起與作者心靈種種細膩活動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一直到作品面世之前，創作者又必須經歷過多少層的思維變化和心理掙扎，在同一篇作品不斷的修改路途上。如何探索這期間從源起至終點的層層祕密，正是發生論文學批評方法所欲進行的方向和最終目標。
貳
1995年，一心一意希望能繼續學習文學理論與研究方法，申請到國科會的補助之後，就全心全意飛到巴黎，桀溺（Jean-Pierre Dieny, 1927-）教授的推薦函讓我能夠每日到高等師範學院、巴黎市內文學與文學理論類藏書最豐富的圖書館去蒐集相關資料，並旁聽自己有興趣的課。當時在台灣已有部分研究者使用電腦工作，但巴黎的高等師範學院只允許每人每月影印六十頁資料，其餘的都得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到卡片上去。我每天一大早搭輕鐵設法將才三歲多的孩子「願意」留在言語不通的幼兒園，再坐一個多小時的地鐵和公車，從北郊往巴黎市南邊去，進入圖書館，盡快尋找可能有用的書，影印或抄寫。中午十二點館員休息，閱讀者也得離館，到對面小咖啡館吃一片三明治、喝一小杯咖啡，等待一點半開館再繼續工作，然後匆匆趕回北郊接孩子返回住處，煮飯餵她幫她洗澡哄她睡覺，再忙著整理白天所找到的東西，準備第二天要做的事情。
那時原本想去拜訪著名文學批評理論學者費優（Roger Fayolle, 1928-）和惹內德（Gerard Genette, 1930-）但桀溺老師告知他們健康狀況不太好，不敢打擾他們。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有知名的解構主義學者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課，第八大學有「性／別研究中心」，高尚時髦完全自我形象的西蘇（Helene Cixous）的課，高等師範學院的文學理論學者查理（Michel Charles）也有課，都特地排出時間專心去聽；第七大學柯麗絲德娃依然還開有探討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課，也趕緊回去重溫當年上她課的滋味。第八大學還有一門「Critique Genetique」，更是最吸引人的課程；因是夜間，還必須找人代為照顧孩子，自己趕去上課。有一次，授課老師為我們講解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和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的親筆手稿，探討此二位文學家筆跡之差異，並從這些不同追尋二人文學作品的原始祕密，最初最早在他們心中的某種因素使某部作品得以萌芽誕生，直至修改多少次之後才形成的文本面貌，修改過程中間心靈上精神上思維上的某些奧祕變化，都可以從筆跡手稿洩露出來的些許痕跡，得以透視和解析。另一次，另一位女性學者德珮─惹聶笛（Raymonde Debray-Genette）將福樓拜以完全「客觀」手法書寫的《包法利夫人》全書中之某一詞彙指出，進而找到那一絲作者不自覺的主觀意識。
我仍然記得德希達上課時的特殊狀況：非常寬大高敞的梯形教室總是擠滿學生和聽眾，真是一「位」難求；擠不過別人時，只好坐在階梯上，傾聽精彩無比的「講課」。第一排座位總是留給有名的學者、教授。一次，我看到西蘇和幾位著名教授正進入教室坐在第一排，面對著德希達，專心地聽講；那一天，德希達談的是美國使用電腦進行各項工作時的各種利弊。以當時法國還沒有多少人曉得有這種「先進」工具，可以進行打字、儲存檔案、網路聊天、資料蒐尋之外，也可以下載「偷竊」尚未上市的「新書」、「竊取」某某知名公司的最機密檔案、甚至是某人某事有利有害的種種資料私密等等無法想像的工作任務。後來，1996年1月8日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才剛去世，有關他故事的書早已在網上被人大量「閱讀」或全部下載，更證明了德希達在課堂上曾告訴過我們的有多正確和準確。
參
重新在巴黎再待六個多月的時間內，除了可以親自跟隨多位仰慕已久的著名學者、親聆他們精彩課程的專業講授所啟發，獲益良多，比起1979至1985年求學期間，在文學社會學與發生論分析方法的理論方面有更多更深的認識之外，也對在許多次不同的上課教室內，一位學者在講授時，可以吸引五、六位甚至七、八位知名教授或專心聆聽、或陳述自己進行研究時的經驗與成果、或討論不同方法的優劣得失，這種情況比以前更常見到；其中的努力、融洽、以及在學習和探索學問的用心追求上更令人驚訝和羨慕，希望能有更多與他們一起上課的機會。
由於當時在台灣已開始使用電腦進行寫作或研究，一次，在探討作者筆跡手稿所能流露的思維與心靈祕密時，我曾提問：未來若大部分創作者均以電腦書寫時，研究者尋找到的可能只有機器印出來的字，儘管字形可以變化多端、形形色色，然而肯定已經不是作者「手」寫的字跡，那麼該如何進行這種發生論分析方法。當時老師稍為猶豫了一下，回答說：「的確可能會困難許多。」
肆
1995年購買柯希雍（Almuth Gresillon）於1994年巴黎PUF出版的《發生論分析方法元素─解析現代手稿》（Elements de critique genetique. Lire les manuscrits modernes）一書中，她探討的是「何謂發生論分析方法」、「現代手稿」、「如何建立和辨識一份『根源』資料檔案？」、「如何閱讀與詮釋各類『根源』檔案？」、「發生論分析方法與各出版品」、「探討發生學理論」；2009年1月再購買同一作者於2008年底在CNRS出版的《應用與實踐‧發生學進路》（La Mise en oeuvre. Itineraires genetiques），距離1994年十四年之後，在進入二十一世紀電腦已「普遍全球化」或「全球普遍化」的世代，書中的第一部分除探討「發生論分析方法」的源起、定義、方法之外，於第二部分提出已經以此分析方法進行而完成的研究成果，一共有五位：福樓拜、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普魯斯特、蘇貝維耶（Jule Supervielle, 1884-1960）、龐日（Francis Ponge, 1899-1988），並於第三部分指出發生論分析方法所碰觸到的「界線」：戲劇的「原始祕密」與目前無草稿無手稿無字跡狀況下發生論分析方法未來的可能走向。
以目前在法國已經出版了的福樓拜作品「原始祕密」「發生」分析一大冊研究成果來看，能夠蒐尋到作者的全部或大部分創作時的親筆手稿─包括初稿、多次修改草稿、最後定稿等等─是研究者在進行發生論分析方法時最大的助益；從這些手稿的許多變化，再進而探討作者於創作與修改過程當中、外人無法得知的心靈深層與思考路線的繁複細膩迂迴和轉折，研究者也可以從這些一層一層的細微探究覓出一幅較為完整的作者創作與書寫的心理變化及思索私密圖，不但能幫助讀者更了解作者個人，對理解、詮釋、欣賞和分析作者的文學作品時，也能夠更深入更透徹更明白其中的巧妙與深奧。
最近十數年，在台灣，重視作家筆跡手稿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程度也越來越高，但要蒐集到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的全部手稿，還需要研究者盡心盡力真正進行這項工作才能確定。
我在〈追尋作品原始祕密─試探「文本發生學及發生論文學批評理論／方法」〉一文中，原想將自己創作詩的三個階段─初稿、第一次修改、第二次修改；當然，每次修改過程當中並不是像後來印成書時那麼簡單的幾個字，而是塗改的亂七八糟─作為一個例子，以「手」稿明顯地加以闡釋，但後來因種種緣故，只能以書中「印刷」的字體面貌呈現；即使另一首〈兩端〉是以手稿影本樣貌出現，雖然讀者可以比較出其中的修改變化，可是明顯地就缺少作者正在「現場」無法遮掩迴避的味道了。
2010年1月27日開幕的台北國際書展有一套金庸武俠小說正以「電子書」最新面貌出現，一大堆紙本的書如今的厚度比原來的「一本」還要薄，當然，電子書內千百種面貌都可在瞬間千變萬化出來，只是卻找不到最原始的作者筆跡，同時還有蘋果平板電腦「iPad」的問世，更帶來了新的閱讀革命。
2010年8月與9月在巴黎與法國其他地方待了四週，除了驚訝巴黎「外貌」許多意想不到的改變之外，最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五星級飯店的米其林三星餐廳有老太太閱讀「電子書」、公園裡不老不年青的男或女閱讀「電子書」、在地鐵上有不知是遊客、觀光客還是本地人正閱讀「電子書」、在咖啡館內有年輕人閱讀「電子書」或正在上網，許多許多地方都全是電子網路設備，「虛擬」的味道淹沒了原來令人痴迷的巴黎「純」「真」美味，不只「iPad」，「iPhone」也到處有，人人手上的手機一直在活動著。
也是2010年9月，自2日至9日，ITEM正於Cerisy-la-Salle舉辦「發生論文學批評」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探討文學作品與創作過程當中的所有可能細節。
2010年11月17日，王文興手稿集及其發表會暨座談會於台灣大學總圖書館五樓舉行。2011年蘋果公司分別於3月和6月將iPad 2和iCloud上市與開發。2011年3月中旬我們買到兩本關於「發生論文學批評」和「文本發生學」多重和多角度研究的重要書籍；此外，2011年4月至5月「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影片於台北市長春路國賓電影院上映，對發生論文學批評與文本發生學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啟發和影響力。
因此該如何進行發生論分析方法來探索這中間因時代、社會、科技、精神、心靈眾多不同層面匯聚之下集中於此刻迸發出來的嶄新「產品」，可能又要耗費一段長時間來思考探討研究。
伍
正如書名所標示，本書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法國文學理論；二、法國文學理論／方法之實踐。
第一部分共三章，第一章的緒論敘述筆者對「發生論」之認識及學習經過，第二章則探討「發生論文學批評」與「文本發生學」理論與方法之奠立及其發展，除了將此理論做詳細的闡述之外，我們也舉例觀察三首詩的初創與完成面貌之間的差異，無手稿或有手稿，都可以看出這類研究方法的特色，文中亦提出今日電腦普及化狀況下可能碰到的困境與解決辦法。接著是法國文學批評理論中、重視文學與社會互動關係而發展出來的文學社會學與文本社會學，我們也在此特別加以探討，其起源階段的斯達勒夫人（Mme de Stael, 1766-1817）─2009年8月中旬，我特地到日內瓦待了八天，並專程到斯達勒夫人的故鄉故居參觀探訪，盡可能地蒐集有關於她的資料，希望在未來能以更多時間和精神更詳盡地介紹、分析、詮釋這位才女及其著述與創作─之「文學論」和鄧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三元論」及郎松（Gustave Lanson, 1857-1934）的文學史方法論；還有其發展階段的「波爾多學派」與「發生論結構主義」的建構與貢獻；「社會批判」學派文本社會學的理論特色也在我們的評析之中；此外，關於高德曼（Lucien Goldmann, 1913-1970）的理論，因他創設制訂了一套非常完整的體系，他許多重要研究其實都是他自己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實踐，牽涉層面既廣且深，涉及文學、美學、哲學、藝術甚至整體的文化現象，因此我們需要較多的篇幅加以闡釋、分析和評論。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用了高德曼的「發生論結構主義」研究方法到中國古典文學─東坡詞─與華文現代詩的分析上去，尤其第四章正是這個理論與方法的實踐。
高德曼於1947年制訂「文學的辯證社會學」後來正式命名為「發生論結構主義」之後，最初研究的是巴斯噶（Pascal, 1623-1662）的《思想集》（Pensees）和拉辛（Racine, 1639-1699）的悲劇，以社會學角度闡釋十七世紀中的長袍貴族和布爾喬亞階級，從文學結構、思想結構或世界觀、以及一個社會團體的結構來理解和解釋這裡面的每一要角之誕生或起源。1961年元月，他到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社會學研究所成立文學社會學研究小組後，致力於研究現代小說，後來亦單獨分析了一首法國詩；但由於哲學、戲劇、小說與詩歌之間的差異太大，他在詩歌的分析中特別指出，最重要的工作是尋找出並釐清詩歌「文本」裡的「意涵結構」，「總」的意涵結構與部分或微小的意涵結構，以闡明「文本」的真正意涵。
第三章：我們探討的是法國著名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的論著。羅蘭‧巴特的文學活動與研究對象多姿多采、千變萬化，很難把他定位在某一個領域之內。他早期的著述如《書寫的零度》、《批評文集》、《神話學》等大多是探討文學的社會地位、作家在歷史中的責任、文學和社會生活的語言和結構、諷刺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因此我們第一篇即討論他這一時期的文學社會學論述。
第二篇評析的是巴特與眾不同、非常特別的《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自傳與其自傳觀。全書以其著名的片段式書寫形式讓「他」、「您」、「你」、「我」輪番出現，「自傳」變成一部虛構的「小說」，作者是寫者，也是讀者；是描述者，也是批判者；種種異於他人的書寫、形式十分弔詭的「自傳」。巴特的文學觀在他於「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說》中表達的十分清楚，那是具啟示性的，開向更多的可寫性文本；在他最具影響力的著名評論文章〈作者之死〉裡，他強烈質疑傳統的文學理念，他不把文學理解成一組或一套作品；他主要關心的是「文本」。
至於第三篇評析的是巴特文學批評觀，他認為文學批評並不是向過去的真實「致敬」，或是向「另一人」的真實致敬；文學批評是一種建構，建構我們時代的可理解性。
第四篇討論的是巴特受到柯麗絲德娃影響之後建立起來的「語碼解讀法」，並以此分析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的短篇小說《薩拉辛納》（Sarrazine），他所建構的即是「可讀性」文本與「可寫性」文本的差異與價值：30頁的《薩拉辛納》，在巴特的手中變成「可寫性文本」，享受「再書寫」的快感，「生產」了215頁的分析文字。
第五篇討論的是巴特兩種「零度書寫」之一：葛諾（Raymond Queneau, 1903-1976）的《薩伊在地鐵上》（Zazie dans le metro）小說中非常社會化的文學語言。這部小說我曾於1976年翻譯完整，在《青年戰士報》副刊上連載，1977年8月15日由源成出版公司以《文明謀殺了她》作書名出版，1995年又經中央出版公司以雙語出版，書名改回為《薩伊在地鐵上》。巴特對葛諾的文字與語言的掌控非常讚揚，認為已是他所討論的零度書寫。
第二部分共兩章，第四章即是理論／方法的實踐，我們應用的是高德曼的「發生論結構主義」，剖析了共十三首華文現代詩。
1993年，文化大學舉辦「現代文學教學研討會」，當時現代詩才剛開始在中學「露臉」，許多老師還不知道該如何教現代詩之際，被邀發表論文的我思考著是否可以將高德曼的分析方法應用到現代詩上，最後決定進行。我花了二個多月的時間才理妥洛夫〈清明〉一詩的總意涵結構與部分意涵結構，將全詩整個「文本」的大、小、粗、細詞彙、字眼、標點符號、意涵、指涉等等都「整理」得「脈絡分明」，於研討會中提出，從此開始我一系列的華文現代詩分析。
這第四章共分「壹」和「貳」兩部分：第壹部分探討的是「女性詩人作品文本剖析」：林泠〈不繫之舟〉一詩曾為許多學者討論過，大部分的論述都特別強調此詩的「不繫」意識，然而在我的分析裡，卻發現「文本」中某些字或標點符號所指涉的其實是「繫」，因此，我認為此詩是在「繫與不繫之間」擺盪、徘徊、掙扎的心靈呈現。最初原想將〈不繫之舟〉同時以高德曼「發生論結構主義」方法和羅蘭‧巴特的語碼解讀法兩種方法進行分析，最後卻因健康問題，只分析了「不繫之舟」這標題，其餘的詩歌「文本」只能以高德曼的方法進行。
在林泠的少女不繫情懷或意識之後，我在蓉子〈我的粧鏡是一隻弓背的貓〉與敻虹〈我已經走向你了〉詩內釐出呈現於字裡行間的「女性自我意識」，在淡瑩的〈髮上歲月〉一詩也尋到「女性意識」但是屬於「深情」那一方面；在分析尹玲書寫時則發現深藏於內裡的身分認同、文化認同及戰火紋身後的漂泊意識。
至於男性詩人文本這一部分，洛夫〈清明〉詩內的「純美／悲淒」意涵結構源自越南戰爭，與第一部分尹玲的煙硝流離意識相近，而向明〈樓外樓〉的「家鄉／異地」與「內／外」糾葛，其中的苦痛全因1949幾百萬人逃難遠離家鄉、四十年的輾轉之後重見已成「異地」；我們在?弦〈如歌的行版〉一詩中「傾聽」到的那種超現實、無可奈何，哀愁又反諷的「虛無／存在」樂章不也正是二次世界大戰與1949大時代戰亂下的死亡與顛沛而流蕩出來的？另一方面，1949的「異地」也「彷彿」快成「家鄉」，這種意涵結構與羈魂〈一切看來是那麼實在〉因香港將於1997年「回歸」而帶給詩人的「虛無」、「實在」、真假難辨、「看來實在」「其實不是」的無奈掙扎、何去何從的悲哀相似。
管管的〈春天的頭是什麼樣的頭─記花蓮之遊〉則是以「虛象」「實象」的「相拒」最後「同體」的一種寫法與意涵結構闡析，跟向明〈門外的樹〉一動一靜所欲涵蓋的「虛／實」與「隱藏／顯現」等的結構元素有異曲同工之妙。白靈的〈鐘擺〉和丁文智的〈榴槤〉感歎的同是不留人的「時間」。
必須在此說明的是，儘管我閱讀高德曼的原文著作、闡析他的理論與方法已經有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從在巴黎求學1979～1985期間至今），但每一次要進行一首詩的分析時，我所要花的時間與精神、腦力，永遠比我能夠想像的多很多；這十三篇文字裡，以蓉子〈我的粧鏡是一隻弓背的貓〉用了超過兩年的時間，最久，林泠的〈不繫之舟〉超過半年，其他的總會需要兩個月到五、六個月之久，完成分析之後再重新閱讀、檢討，有時候會覺得好像分析的還不夠細緻、徹底，總是後來進行的研究，似乎比前面做的要好一些，圓滿一些。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我們常讀到許多書或碩、博士論文，套用的西方文學理論非常多，甚至於只為了一個現象或事件，竟將多種語文的著名理論全放進去加以詮釋或分析，而寫作者也只不過才讀了一兩本不知有無錯誤的中譯本。因此，我認為在應用西方（包括東方與南、北方）理論來分析作品或文本時，應該先將那套理論與方法了解透徹，同時要觀察並思考看這理論與方法在進行分析此篇作品或文本時會否太牽強或離譜，總得先說服自己之後才能說服別人，否則就必須換另一理論／方法或另一篇作品／文本，以增加論述中的合理、圓潤或清楚、分明。
第五章為結論，對全書中所闡釋和分析的文學理論與方法以及應用實踐部分，再作一些檢討和對未來的展望。
陸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一、法國數種文學批評理論的探討；二、高德曼「發生論結構主義」方法在華文現代詩上的應用。初看之下，可能會覺得互無關聯，但實際上各章節之間關係密切，從文學與社會互動，自許多不同角度切入探索的文學作品原始祕密之理論，各自發展成一套完整的論述；而「發生論結構主義」方法一系列的實踐正是台灣於九○年代國中、高中開始現代詩教學時嘗試使用的眾多方法中，一種非常精細透徹的闡釋分析方法。
高德曼「發生論結構主義」方法已有一些同學學習並嘗試應用到詩歌與其他文體的分析上，我們相信，它將可以成為特別深入和細緻的「文本」分析方法，在繽紛耀目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之中，邁向一道理解、詮釋、闡析現代詩或其他文學作品的可行道路。
目次
第二章 法國文學批評理論
第一節 發生論文學批評與文本發生學之奠立及其發展
第二節 追尋作品原始祕密─試探文本發生學及發生論文學批評理論／方法
第三節 文學社會學在法國之起源及發展
第四節 文學創作的社會特性─高德曼理論之分析
第五節 發生論結構主義詩篇分析方法及其在中國詩歌上的實踐
第六節 文本社會學─「社會批評」學派理論評析
第七節 論詩歌的社會性─兼論其社會功能
第三章 羅蘭‧巴特論著評析
第一節 羅蘭‧巴特文學社會學論述評析
第二節 羅蘭‧巴特自傳觀與文學觀析論
第三節 羅蘭‧巴特文學批評觀析論
第四節 《S/Z》：從可讀性走向可寫性─羅蘭‧巴特及其語碼解讀法
第五節 羅蘭‧巴特兩種「零度書寫」之一：雷蒙‧葛諾及《薩伊在地鐵上》
第四章 「發生論結構主義」研究方法之實踐
第一部 女性詩人作品文本剖析
第一節 繫與不繫之間─析林泠〈不繫之舟〉
第二節 女性自我意識：主體／幻象／鏡像／主體─剖析蓉子〈我的粧鏡是一隻弓背的貓〉一詩
第三節 眾弦俱寂裡之唯一高音─剖析敻虹〈我已經走向你了〉一詩
第四節 屈服抑或抗拒？─剖析淡瑩〈髮上歲月〉一詩
第五節 宿命網罟？解構顛覆？─試析尹玲書寫
第二部 男性詩人作品文本剖析
第一節 洛夫〈清明〉詩析論─高德曼結構主義詩歌分析方法之應用
第二節 「家鄉／異地」之「內／外」糾葛─剖析向明〈樓外樓〉
第三節 從「無法透視／完美透明」之「異術／藝術」傾聽「虛無／存在」樂章 ─試析?弦〈如歌的行板〉一詩
第四節 存活於「虛無」中之「實在」─剖析羈魂〈一切看起來是那麼實在〉一詩
第五節 從「虛／實相拒」到「虛／實同體」─試析管管〈春天的頭是什麼樣的頭─記花蓮之遊〉
第六節 「外在變動／內在自主」的世界觀──剖析向明〈門外的樹〉之意涵結構
第七節 在「生／死」「左／右」的夾角「入／出」「游／游」─試析白靈〈鐘擺〉一詩
第八節 榴槤‧流連‧留戀─試析丁文智〈榴槤〉
結論
參考文獻
索引
書摘/試閱
壹翻開二十世紀的法國文學批評史，我們看到的是花團錦簇、璀璨繽紛、爭奇鬥艷、賞心悅目的圖畫：不同的理論、不同的專家、文學批評者一如文學創作者，多樣多元、卓越傑出。最引人注意的是，自從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論述出現之後，尤其是他的《S/Z》 一書以語碼解析法巧妙地闡釋─閱讀＋分析＋創作─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的《薩哈辛納》（Sarrasine），將一部只有30頁的「短篇小說」衍繹或演繹成一部215頁的「評論」或「解碼」，我們清楚地看到巴特在此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閱讀者」與「書寫者」的「混合」或「結合」；換句話說，「閱讀」與「書寫」（「書寫」於此包含「評析」與「創作」）在整個過程裏是全部同時進行的：巴特所完成的「文本」內含有「詮釋」（interpretation），或是說，「詮釋」即隱身於「文本」之內，甚至於，巴特呈現的成果突顯出「文本」「屬於」「文學批評者」更多於「原本」的「文學創作者」，這一點正與他〈作者之死〉（La Mort de l’auteur） 一文所強調由讀者衍生「文本」意義的論述相符合：「文本」對評論者或讀者都比作者重要。羅蘭．巴特重視「文本」可在他各種論述中讀到，特別是《S/Z》內所強調的可讀性與可寫性文本。「可寫性」令人想到從「評論」、解碼轉為「書寫」、創作的微妙處：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化為「可寫性文本」的「原來文本」於此彷彿是一個更「前面」的一個「文本」，即使不是由後至的「評論者兼創作者」所「作」，但它所擔任的正是關鍵的「前」「文本」角色；若是同一「作者」，這「前」「文本」的「原始」身份更有可能是其接近「起點」的「親筆手稿」，也就是作品文本的「源起」。貳（a）我們在另一位理論家郎松（Gustave Lanson, 1857-1934）的論述中看到的正是更往「文本」前面一些的一個目標：手稿。郎松於二十世紀初即以文學史方法評論文學，他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日。他所建立的文學史觀與其他學者不同，這是一種具歷史意義的科學或者應稱之為理性（raisonnable）文學史，視理論與方法具同等重要性，而且還是評論研究中最重要角色之論述。開啟了這一類特殊評論視野並帶來驚人發展與演變的人，正是郎松。他有一篇較少引起注意的文章裡，明顯地特別重視「源始」批評的程度。在〈保羅和維吉尼之手稿〉（Un manuscrit de Paul et Virginie） 一文中郎松指出：在這一類批評方法裡，最重要的，並不是針對「起點」作批評，而是要對「草稿、初樣和手稿來作分析」。這些資料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我們可以根據它們而將藝術家的全部努力加以解碼釋謎，我們可以追?他所做過的各種執著的嘗試、他的尋索、他的遲疑、他緩慢的摸索等等各項行動當中的創意與發現」。郎松甚至更進一步地仔細描繪手稿的具體外觀、深入至觀看墨水的品質，並且還能夠指出某位作家那種可與福樓拜的艱辛刻苦、工作繁重相提並論的那副模樣：「我尤其想指出此種苦工的程度以及他工作時的目標與表現。從這個觀察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家的天份和品味以及藝術家的氣質性格與顧忌不安。」郎松並於文末提到類似鄧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以「民族、環境、時代」三元論作為「唯科學主義決定論的文學批評」理論家─尋找「方向」的觀點，一個具決定性的因素；而且，假如最終定型的作品即定本之面目或特色（caracteres）早就已在「起點」的地方出現過，或是後來再加上去，他認為，那表示它正標明「這是一種具有思考、考慮並且充滿活力的自發性觀點」。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在郎松的「文學史方法論」中，觀察到他的研究步驟特別強調的有三點：一、做目錄：是為了要蒐集齊所有要研究的作品或作家的已知文章，以及有關他們的、前人已做過的研究；二、可能的淵源之研究：唯一能完全釐清一部作品產生起源的方法並把它真正的獨創性凸顯出來；三、研究保存的手稿，及一篇作品因不同版本而產生的連續情況，這是一個確切可靠的方法，可以找出思想的形成過程或深入了解某種風格的秘密；而這些正是「發生論文學批評」所關注的目標。 （b）此種探尋「起點」至「草稿」、「初樣」和「手稿」的文學批評方法，在長期執教於英國牛津大學的郎松一位高徒儒樂（Gustave Rudler）之論述中，我們看到更嚴密的說明，不但是針對文學評論或文學考證的發行版本，還更指向起源的文學評論，尤其是《文學考證與文學歷史之技術方法》 一書中：「在將文學作品送去印刷之前，它會經過許多不同階段：從作品的第一個想法之出現直至最後完成變成定本時。發生校勘（或考證）學旨在揭示作品源出的心靈精神工作，並從中找出規律」。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作家的心理機制」與「精神靈智的活動以及其活躍創作時正在進行的模樣」，換句話說，那是將一個「已固定結構」的簡單描繪，轉化成「具生命力的觀點」。 （c）我們還必須在此提到另一個比「手稿」、「草稿」更接近「起點」的概念，那就是「前文本」（Avant-Texte）。1972年，白樂敏─諾埃（Jean Bellemin-Noel）於巴黎拉胡斯出版社出版的《文本與前文本》（Le Texte et l’ Avant -Texte） 將發生論研究導向一個更令研究者深感興趣的全新方向。他這一份本是研究米羅茲（Milosz）「草稿」的理論入門導讀本，竟然為「前文本」一詞帶來了無限「生機」與「商機」，引起專家學者們不斷的熱烈討論和研究。1977年《文學》（Litterature）雜誌12月號的專論為「文本起源」、其中的一篇論文〈重現手稿、呈現草稿、創造前文本〉再次探討這個研究對象，他特別指出「手稿」、「草稿」與「前文本」三者之間的差異與不同的重要性：「手稿」其實只能是一種再重現或複製，而「草稿」當然是尚未完成之「文本」，但「草稿」的重要性是在於它「能夠」引領研究者、評論者或讀者清楚地看到「作者之意圖」，那正是一篇文學作品在走向「最完美狀態」之前的演變模樣。至於「前文本」，他認為「在將『它』從『草稿』之中提取出來所作的研究論述之外，其實，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前文本』的存在痕跡的」；因此，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只看到「草稿」和「研究（者）」，但看不到「作者」：「草稿」是幫助文學作品「起草用」的全部資料，由文學的歷史學者來記錄繕寫與描繪展示，旨在重建這篇作品的史前史，不論此歷史學者採取的是形式上或是內容上的觀點都一樣；而一篇「前文本」的定義則是一篇走在「文本」之前的某種東西之重建，由一位研究者以特殊方法再建，利用具決定性意義的已知情況，建立成閱讀的後連續對象。我們可以從這些論述中看到「前文本」所包含的範圍特別寬廣，它的模樣更是矇矓模糊、游移不定、脆弱易碎、不易捉摸、若隱若現或若有似無，在一篇作品「繁複眾多」、「千變萬化」的「可能狀態」或「萬種風華」之前伸展自己如花綻放。自從白樂敏－諾埃的《文本及前文本》面世之後，大家將「前文本」視為「資料」的「整體」：筆記、記錄、便條、短箋、批注、計畫、方案、提綱、故事梗概、設想、進程、草圖、草樣、草稿、謄清的稿子、校對修改過後的初校樣貌等等；這千百種各異面貌的所謂「資料」實際上就「置放」於文本的前面，從那時起就成為大家爭相重視、關注和研究的重要對象。 （d）在探討文本起源或發生學的批評方法時，德珮－惹聶笛（Raymonde Debray-Genette）曾提出一個非常特別的見解和問題：到底「發生學」是否即「詩學」的輔助物或助手而已，甚至，它也是所有評論研究方法的助手？或者，難道真有一個「手稿的特定詩學」、一個正好「與文本詩學相反且對立的書寫之特殊詩學」？ 每當我們閱讀一位作家的草稿時，應該會不禁問道：這是「文本」已決定了的最後樣貌嗎？也就是說，這篇作品的「限度」？或者是，這是此「文本」已經抵達的完美狀態「精緻」境界？還是，此「文本」是某一計畫的執行完成、即是不可改變的「定局」？德珮－惹聶笛認為，談到起源發生學，應該不要往「進展」這個術語詞彙去想，而是往「差異」才對，換句話說，「最先要去除掉的，是對最終文本即定本的盲目崇拜」。根據對還活在世上的文學家所做過的調查研究，我們看到的是，文學創作會有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資料收穫。那麼應該如何進行閱讀呢？她建議該「從閱讀一個字作為開始，一直到將手稿每一頁的兩面都加以整理、分類，事實上，我們的『注意』是具有選擇性的……因為光是閱讀還不夠，必須要知道我們『想』閱讀的東西」；要知道，有些手稿是無法做到正確和完整的抄寫程度，比如說，像福樓拜的草稿就是如此，因此需要加以選擇。進行研究某一主題時，必須注意和根據的，應該是以書寫的?跡記錄為主，而不是只觀察作者的生平事跡，因為書寫痕跡的草稿會包含大量的心理、文化、社交、社會等相關資訊，並且具有豐富的啟示功能；我們會看到草稿內常出現相關資料的「重寫」或「再寫」。以福樓拜和普魯斯特為例，他們經常會再次抄寫充滿文獻、資料等的著作頁面、片段或篇章，換句話說，發生論研究者在此狀況之下考察的有如是作家們的「搬移（資料）現象」，或是「（文獻）調位奇觀」。在論及發生學與詩學之間的關係時，德珮－惹聶笛強調的是，發生學絕對不會「消滅」詩學，只是會削弱最終文本即定本可能賦予的那種「確定」，比它能證實的更常發生。草稿的「詩學」在面對著「變化體系」時顯得更「敏感」，它能使到變化體系組織化起來，更會指出「任意隨興」演變至「結構」之間的那條通道、作家與作家之間的各種差異、甚至是同一位作家在不同作品之間所呈現出來的差別。參（a）與文本發生學和發生論文學批評有關連的時間、階段、程序、事情以及各項細節非常多，例如：不同次數和不知次數的塗改草稿、在手稿上所畫的槓子形貌或塗繪之物及其類型學、從草稿即可進行的心理分析、自前文本至草稿至手稿至發行、出版前、出版時與出版後可能修改的種種探索等等。正如前文所提，二十世紀出現的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非常多，形式主義、心理分析、社會學、詩學等不同的理論之後，七○年代末「發生論文學批評」才以嶄新的面貌現身在法國文學研究領域內並引發一股新興潮流。事實上，在這一名詞正式出現之前，研究者和學者對這一方面的探討和論述已非常多，文評者都認為，郎松早於二十世紀初即已清楚闡述相關觀念，那正是最早的「發生論文學批評」觀念；但大部分學者則以為，應該以1979年此名詞的建定才是這一理論真正開始的時刻。巴黎Flammarion出版社於1979年出版一部書，封面書名為《發生論文學批評論集》（Essais de critique genetique），從這一刻起，La critique genetique才真正地正式列席於眾多文學批評理論行列之中。此書前後有兩篇重要文字：前面的第一篇是阿哈貢（Louis Aragon, 1897-1982）的文章，解釋他之所以將其親筆手稿捐贈「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原因；後面另一篇是由艾路易（Louis Hay）所寫的跋，標題為〈發生論文學批評：起源及前景〉（“La critique genetique: origine et perspectives”），清楚地將此一理論做了不同層次和各種角度的闡述。此外，組成這一本書的，是五篇最具代表性和典範性的發生論文學批評研究範本：德珮─惹聶笛研究福樓拜、白樂敏─諾埃探討梵樂希、桂瑪爾（Claudine Quemar）和白涵（Bernard Brun）研究普魯斯特、以及探討左拉的密特朗（Henri Mitterand）。此書面世之後，不但為文學研究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廣闊視野，同時也引領大部分的文學批評品味，不論是所謂科學性批評或學院式批評，越來越多著作走向「源起」的探究。 （b）成為二十世紀七○年代之後一個新的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焦點，「發生論文學批評」是將研究對象轉向文學作品或文學文本的草稿、親筆手稿、連續出版的不同版本狀況等等，特別重視文本或文學作品的最初始狀態、及其後續演變和發展，換句話說，即是注重探尋與挖掘文學的「原始秘密」，也就是全部所有能與可能「照亮」文學作品的種種歷史文獻、資料，鉅細靡遺。然而，如此重要且非常「沉重」的工作，要進行得「完美無缺」應該是很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同時，「發生論文學批評」特別選擇了「現代手稿」作為最重要的研究對象，由於此對象複雜繁富，因而突顯出此批評方法在理論上的新奇多姿；儘管它多少也承襲了當時盛行的結構主義有關文本的思考模式和分析方法，但基本上，它與結構主義剛好完全相反的卻是：在發生學理論中，文本是從結構主義的「柵欄」、「圍牆」與「固定」、「靜止」裡走出來，從那「唯一」、「獨特」與不變的「極其強勢」裡走出來，因此，正如前文曾提到的，「文本」在還是「游移不定」的整體「前文本」之時、在作品繁複的可能狀態前，絕對能如花綻放開展自己。在無需任何大師即能自自然然誕生於法國文學研究領域中，「發生論文學批評」開啟了觀察文學的新層次、角度，也創建另一種投注文學的全新目光。因此，我們看到「手稿」是帶著一種動力、一種文本「變化」和「發展」的動力之痕跡。以「手稿」作為最主要的研究對象，不禁令人想起兩個非常特別的例子：一是浪漫主義著名文學家沙多伯利楊（Chateaubriand, 1768-1848），出生於聖─馬羅（Saint-Malo），度過「憂鬱」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於1791年二十三歲時前往美洲旅行，雖然後來回國，也擔任過大使和外交部部長等職位，但他多次和多處旅遊的經驗讓他的作品非常受到讀者崇拜，他的傑作就是他一生熱烈的、深富感情的日誌，成為整本《墓外隨筆》（Memoires d’outre-tombe）的手稿。他臨終前床邊就擱著裝住那應該是「可能的來世」之唯一徵兆的箱子、藏著《墓外隨筆》手稿的著名箱子 。第二例是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在經歷流放的種種折磨時，他幾乎是以強迫性的念頭來扛著自己的「手稿旅行箱」顛沛流離；到了晚年，決定將他未曾發表的手稿全部鎖入一個鐵製櫥櫃中，並謹慎地上了鎖。 （c）面對文學大師如此珍貴的親筆手稿，應該採取何種態度來安排，往往是一個非常難以處理或解決的問題。文學家的子孫後代會重視、珍視、尊重、珍藏嗎？會將它捐贈給圖書館、研究機構、研究中心、博物館嗎？會想到讓文學家的「作品迷」、讀者、觀眾或有心的研究者有機會欣賞或「利用」嗎？答案當然是因人而異，例如：戰事爆發、強烈地震、洪水淹沒的各種天災人禍、家族的無知無能無力、道德倫理方面的考慮判斷、不同利益的誘惑，或甚至只是一個「簡單」的完全「忘記」自己家中、族中有如此重要的「文學手稿」，儘管當時或後來有許多研究者正到處尋覓這些文學家的「親筆手稿」以追尋其不同層面的學問、閱歷甚至是其最原始的祕密。相反的，我們也看到有些不同的例子：還在世的作家未去世前即已答應、簽約或更甚的將自己所有或部份手寫的文字書寫以「商業」方式「留在」文學研究領域內，或留給世人，在他們去世之後。柯希雍（Almuth Gresillon）認為越來越多的作家，不論是留贈或出借，即存放保管他們的手稿於某一保管機構或研究機構當他們還活著時，例如阿哈貢贈給CNRS，或如霍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存放於IMEC；而德國人甚至利用此種機會創造了新詞彙：「Vorlas」意指逝世之前即已留贈，另一字「Nachlas」則指作家在他去世之後將全部手稿留存下來；此外，二十多年來，已經有不少關於手稿或發生論文學批評的研究已經完成而且出版，比如說，CNRS出版社出版的《文本與手稿》（Textes et Manuscrits）叢書，Genesis雜誌上的專論（巴拉斯Jean-Michel Place，1992年，巴黎），或1993年巴黎Hachette-CNRS聯合出版由艾路易主編的《文學家之手稿》（Les manuscrits des ecrivains），柯希雍於1994年由巴黎PUF出版的綜論《發生論分析方法元素─解析現代手稿》（Elements de critique genetique‧Lire les manuscrits modernes），2000年巴黎Nathan出版社出版德‧畢亞齊（Pierre-Marc de Biasi）的入門引介《文本發生學》（La genetique des textes），以及艾路易的《作家的文學》（La litterature des ecrivains）於2002年由巴黎Jose Corti出版社出版 。 （d）由於此理論誕生至今（雖已進入21世紀）尚屬「青年時代」，即使有不少研究者對「發生論文學批評」興趣濃厚，但在研究過程中不免會有摸索、探路、討論、爭辯、筆戰、論戰等狀況發生，尤其是自二十世紀最後幾年已踏入電子時代全球村的新環境，當然就會有完全不同意見或論述的對立。二十世紀初已有發生論或文本源起的觀念、一直延續至1979年在法國正式誕生的「發生論文學批評」，我們觀察到已有許多豐碩的成果呈現在文學研究領域和大家面前，以不同的考察角度、針對不同的文學家、探討不同的文體手稿、蒐集到不同的前文本、草稿、手稿或相關資料，甚至是研究完全不同的「文本」，讓關心這個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讀者、學者、研究者可以深入其內並更了解其間的特殊及其奧妙、色彩。由艾路易負責領導的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內之「文本與手稿」系列著作中，1980年即已出版專研究福樓拜的《作品內的福樓拜》（Flaubert a l’oeuvre） ，德珮－惹聶笛的緒言對福樓拜作了非常詳細的分析，並闡明書中的主要內容：CNRS中「現代手稿之歷史與分析中心」（Centre d’Histoire et d’Analyse des Manuscrits modernes） 共七位法國與外國研究者的一研究小組，將存放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內全部的福樓拜手稿，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分析。以福樓拜手稿的數量之多，是他已出版的作品容量十倍以上，印刷的一頁通常是他手寫的十頁，後來又動手修正塗改多次，開創了可稱之為「手工業寫作」的活兒，常抱怨工作量太多，每天都在迷宮也似的手稿堆中建構他的作品，永不停止地將「作家的他」提交討論：一本書是什麼？什麼是一個人物？一本小說又是啥？如何結束一篇小說？我們可以寫「歷史」或只能記載「歷史」？在象徵體系和象徵性的歷史之間，哪一種調解是必要的？德珮－惹聶笛認為一位創作者於寫作時經常對自己提出如此多的問題，正式揭示了一個為書寫可能遇到的事情而狂熱無比的靈魂、精神，是創造了福樓拜的「福樓拜」。因此，在這一片寬廣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研究領域裡，福樓拜的前文本並不像別人的只是一個簡單的寫作實驗室，因為，此書的論文努力將既複雜又變化多端的整體、一方面確定其位置另一方面對準文本進行分析，其中顯示出來的並不是一個「新」福樓拜，而是另外一個福樓拜，在其小說文本中不斷詢問到底哪種知識學問可以建構可以解構。如此瘋狂工作辛勤寫作的福樓拜在「發生論文學批評」的研究中成果最為明顯、豐碩。1988年巴朗出版社（Editions Balland）出版了總共999頁的福樓拜之《寫作記事本》（Carnets de travail），根據編輯德‧畢亞齊的序言，指出此書之出版意在將新近出現的一種分析方法──文本發生學──之前景加以闡釋，嚴格地說，那並不是一個文學批評的新學派，而是一個擁有技術的具科學性方法（手稿之分析）及其解釋清楚的計畫意圖（作品的起源）；已印刷出版的作品之最終文本幾乎非常罕見的是一個「工作」的成果，換句話說，應該是日積月累的一個變化，創作者需花費許多時間來蒐尋資料、調查、編整、及無數次的塗改修正，等等；而這一部《寫作記事本》，正是福樓拜所留下來的全部資料，從1851年至1880年，每日工作十個小時至十二小時的「寶藏」，對許多有心研究福樓拜的分析者，尤其是應用「發生論文學批評」的研究者來說助益頗大 。此外，柯希雍的《應用與實踐‧發生學進路》內亦有許多文學家的手稿，並以「發生論文學批評」方法分析了福樓拜、左拉、普魯斯特、蘇貝維耶（Supervielle）和龐日（Ponge）的作品 。在德‧畢亞齊的《文本發生學》中，也有對應用「發生論文學批評」方法所做出來的研究成果介紹得非常詳細 。肆在二十世紀空前蓬勃的文學批評理論的園地裡，本文探討的是1979年才正式出現的「發生論文學批評」，一種追尋文學作品和文本最原始最初早起源──前文本、草稿、手稿、定本以及中間過程的各種記事、日記、便條、計畫、念頭、資料──的研究分析方法。正由於每一份「起源」或「手稿」都有自己特別的歷史和故事，令人驚奇，因此，從根源至印刷文本面世之間是這個理論所要致力探究的對象。為了避免「文本發生學」與「發生論文學批評」這兩個名詞產生混淆，我們想在此再次解釋二者之間的差異。 2005年出版《文本發生學》（La Genetique des Textes）的德‧畢亞齊在另一本《文學分析批評方法導論》（Introduction aux Methodes Critiques pour l’analyse litteraire）有一篇〈發生論文學批評〉文章，其中有幾行特別說明這點差別：文本發生學（具體地考察手稿、解碼辨讀手稿）和發生論文學批評（研究詮釋闡明解碼辨讀的成果）的目標，是採用探索以尋找文學作品創作時祕密的方法來重建『誕生狀態中文本』之歷史。透過令文學文本誕生的過程而使其獨特性顯現出來並容易了解，這就是這個批評方法的意圖，在文學批評論述領域中，它的地位有些特殊，並顯示盡可能地與所有其他鑽研文本的方法合作 。以手稿作為研究對象自然會遇到許多困難，例如古代文學作品的手稿不易尋獲，許多作家的手稿無法覓著，戲劇、劇本手稿的整理困難程度，尤其自電腦、電子時代開始之後，大部分創作者都以電腦作為書寫工具，即使留存底稿，出現的也非作者親筆手稿而是生硬冷酷的機器文字，何況網路文學流行以來，網路作家的數量難以計算，許多研究者面對這種狀況和現象，都認為「發生論文學批評」方法正面臨不知何去何從的局面。柯希雍在她的《應用與實踐‧發生學進路》一書中對〈二十一世紀文學生成〉（“La Production litteraire au XXI siecle”）的現象認為，電腦上出現的文本似乎已經完成，沒有手稿，沒有草稿，但那並不等於說「發生論文學批評」會走上「死路」，假若寫作者願意將自己從「念頭」一開始時即將全部相關資料存檔，那會比傳統的前文本在許多不同狀況之下的存檔以及草稿手稿的保存等等要可靠安全得多。此外，電子科技千變萬化，全部的功能下一秒鐘也許又再增加、改變，因此，應該可以說，二十一世紀的書寫，將以電腦來解決 。 2010年9月2日至9月9日，ITEM於Cerisy-la-Salle舉辦一次研討會。由於未曾報名登記，又因距離巴黎稍遠，最少必須搭乘火車方能到達；巴黎和法國的大眾運輸交通已因法國總統薩科奇「堅決」主張將退休年齡由原來的60歲延至62歲而「堅決」於9月7日開始怠工罷工、示威遊行長達一個月之久。筆者當時雖在巴黎，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參與。有關發生論文學批評的會議曾於1987年和1998年舉辦過兩次，這一次2010年的研討會由德‧畢亞齊和艾雪貝─比耶洛（Anne Herschberg-Pierrot）籌辦，會議名稱為「文本與形式發生學：作品一如進程」，主要擴展國際上對此理論／方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與下列各方面有關的論述：進程與發生論術語理論；工作手稿與創作資料檔案的保藏、開發、增值與出版；文學、藝術、科學的資料匯編；世界與此相關的製圖術或繪圖法等。除此之外，在台灣對「文本起源」產生興趣的研究者雖然很少，但近十數年來，大家對作者「手稿」比以前重視多了，在一些圖書館、資料室、作家親筆手稿儲存在紀念室或展覽館、詩刊、雜誌、報紙副刊上，我們也會更多次看到出現的次數及質和量的多與進步。 2010年11月17日，台灣大學圖書館、台灣大學出版中心與行人文化實驗室合辦的「王文興手稿集：《家變》與《背海的人》」發表會暨座談會，於台灣大學總圖書館五樓特藏展覽區舉行。我們可以從這個發表會暨座談會裡看到「作家親筆手稿」受到重視、珍視與研究的程度：王文興手稿集完整收錄小說《家變》與《背海的人》原始手稿，並以數位光碟形式收錄王文興抄正稿與完整誦讀光碟，並附有研究集《開始的開始》，收錄五篇論文與一篇訪談，特別邀請了台灣、奧地利、德國與法國學者，針對王文興先生及其手稿進行相關主題研究並撰文討論：其中，德‧畢亞齊和范華（Walter Fanta）分別介紹法國與德國關於手稿保存、研究的傳統與成果；桑德琳‧馬爾尚（Sandrine Marchand）將手稿視為作者的異質空間來討論王文興的創作；易鵬聚焦《家變》作品中的標點符號，討論手稿中的「附屬」現象；馮鐵（Raoul David Findeisen）則提出關於未來《家變》編訂本之思考意見。除此之外，德‧畢亞齊與馬爾尚針對王文興手稿所作的精彩對談也收錄於研究集內。這部《王文興手稿集》的原始手稿是台灣首部以手稿形式出版的文學作品，具有高度的收藏價值，為讀者提供一個深入閱讀王文興的全新角度。我們想在此強調的是，「文本發生學」與「發生論文學批評」所重視的、所專注的研究對象與方法、尤其是「原始祕密」都在此出現，因為其中手稿回歸一筆一畫的最初模樣，忠實呈現創作過程中作者的每一次猶豫、刪改、還原手稿背面潦草的註記、試寫、甚至像福樓拜那樣，作者與自己的對話與詰問；同時，這手稿集也讓我們看到它開啟了無法想像的無限可能：因為，《家變》原來曾經也考慮過以「出走的父親」與「四人之家」來命名；而且，鋤草歌旁邊註記著「Reconsider」、「或唱萬里長城萬里長」等的字眼或句子。從這裡我們可以體會到「現代手稿」的珍貴及對「發生論文學批評」所帶來的種種可能性。同時，台北長春路國賓電影院於2011年4月9日至5月26日上映「他們在島嶼寫作」六部「文學大師系列電影」：《逍遙遊》、《如霧起時》、《化城再來人》、《尋找背海的人》、《朝向一首詩的完成》、《兩地》；其中，《尋找背海的人》裏正是王文興書寫創作的許多「發生」細節資料與「原始祕密」，我們「看到」這位作家每天只寫作兩小時35個字的過程，在他自己的「固定牢房」內如何敲擊塗抹撕扯散落一地的「手稿」之畫面，座談會上、示範教學、解析、朗讀、發聲、甚至是日常生活的各種面貌，讓讀者、觀眾、研究者、評論者在鑽研這位重要文學家時比以前能擁有更多的層次角度探索其更深的「源起」祕密，從最初的意念直至完成的創作過程。同樣的助益更明顯地在《化城再來人》中周夢蝶清晰、真摯、執著、專情那大半輩子不斷的堅持裡，我們含著欲流的淚欣賞又觀察我們敬愛又令人心疼的絕頂詩人在那樣子的歲月裡創作書寫，專注、淡泊、甘醇、充滿禪味，令進行發生論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研究的人真不知該如何感謝他，讓我們可以那麼清楚地「讀」懂他，雖不一定透，可那份「感人」無法說清。一如我們於2011年3月中旬於巴黎尋著的GENESIS 30（2010年10月出版），厚厚重重的整本內，除了有二十多位知名學者如Louis Hay、Henri Mitterand、Pierre-Marc de Biasi、Antoine Compagnon、Philippe Hamon、Daniel Ferrer等，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來探討「發生論文學批評」的深度和廣度及其因社會演變而引起的可能發展之外，最令我們最興奮最想流淚的，竟然是一份從未在任何刊物出現過或出版過的羅蘭‧巴特真實手稿，二十頁整的他的親筆手稿，標著「Phrase」標題之下還有稍小一些的Modernite一題。根據書中馬諦（Eric Marty）撰寫的文章所說明的，這應該是巴特於1975年春天發表演講時的手寫稿 。「Phrase」是巴特論述中常探討的主題，例如《批評新論集》、《S/Z》、《文本的快感》等，文中所論對「發生論文學批評」研究者是一片廣大園地可以耕耘，尤其此篇是以前未曾見過的手稿文本。而另外一部Genetique materielle , genetique virtuelle（2009年出版）內容是：因各種緣故，例如：年代久遠、手稿遺失不見?跡、扔棄草稿的習慣、以及二十世紀末至今十幾年來電腦電子科技的驚人發展等，應該如何以發生論文學批評方法來進行、深入探討無資料檔案的文本之重要研究。此外，我們還看到白靈的《五行詩及其手稿》詩集也於2010年12月在台北由秀威資訊科技出版；詩集內附有非常多首詩在創作過程當中的白靈親筆手稿或殘稿。根據白靈的自序〈五行究竟〉內最後一段的說明是：本詩集除了收入101首五行詩作外，還包括若干手稿殘稿─最多十餘次易稿改稿的過程，一方面保留了當初創作殘留的痕跡，也欲說明改稿對創作者的必要性、偶然性、和趣味性。雖然作者強調和著重的並不是針對「文本發生學」或「發生論文學批評」的研究，但畢竟這是一冊「有意」將創作過程當中的「手寫稿」或「殘稿」以複印方式置列於以印刷方式的機器字作品之前或之後或旁邊，對有心以白靈作為「發生學」研究對象的評論者應該有非常大的助益，也可鼓勵在台灣的創作者與研究者嘗試這一新的研究方向、視野與評論方法。根據2011年3月2日的法新社舊金山路透電報導，蘋果公司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雖自1月底請病假至今，但今天，這位消瘦卻精神奕奕的矽谷傳奇人物仍以其招牌牛仔褲和高領衫意外現身於鎂光燈前，在台上激昂地介紹蘋果（Apple）最新款的iPad2之超薄機身外貌、驚人速度與智慧功能等特色。隨後於美國時間3月11日在全美上市、並於美國時間3月26日在全球26個國家同步登場，科技界的分析師將2011年稱為「平板電腦之年」。而在台灣，iPad2於2011年5月27日正式登台開賣時，本地蘋果迷居然能徹夜守候，於5月25日早上即已開始卡位，冒雨在燦坤內湖旗艦店前排隊，其他各地專櫃亦如此，縱使刮風下雨、天候不佳，人潮中出現不知多少年輕人、銀髮族、甚至推著嬰兒車的少婦，首批15,000台沒多久就已被搶購一空。賈伯斯更於2011年6月6日抱病主持全球開發商大會（WWDC 2011 featuring），發表雲端服務iCloud、行動裝置作業系統iOS5、麥金塔作業系統Mac OS X Lion最新的三款產品。他告訴全球的蘋果迷：「所有裝置保持同步，令我為之瘋狂，我們將把用戶的數位人生，全都移到雲端。」消瘦虛弱的他談起iCloud時神采奕奕：「它是蘋果下一個偉大願景。」因為iCloud可以將用戶的文字、文件、照片、音樂、行事曆等個人資料做「雲端」儲存，各種軟體等檔案也會儲存至遠端的網路伺服器，系統會自動把檔案同步更新到使用者所有的蘋果裝置上，從iPhone、iPad到iPod Touch，只要連上網路，使用者自可輕鬆存取，如在「雲端」iCloud其名所示。賈伯斯在與病魔纏鬥七年之後，於美西時間2011年10月5日與世長辭。這位被譽為「因為有他，世界變得更美好」的「改變世界的第三顆蘋果」雖已墜落，但全球蘋果迷對他的追思悼念，及被暱稱為「賈伯斯紀念機」的iPhone 4S手機於10月14日在美、加、英、法、德、澳洲與日本開賣後熱銷四百萬支即可看出風靡全球的程度；其中更新超過二百項新功能更令多少人的日常生活、寫作習慣、儲存資訊、傳送文字、著作檔案、郵件、簡訊、臉書，以至大大小小各式各樣與文學作品、種種創作相關的動作與習慣都可能全部改變。我們更於2011年9月13日，特地飛到巴黎拜訪德‧畢亞齊，就發生論文學批評與文本發生學自1979年正式奠立之初至今的演變、最近的活動以及在目前無限可能的電子時代「可能」遇到的問題、困難和解決方法等，進行非常愉快的交流和討論。9月14日，桑德琳教授也來了，我們三人對此領域的未來發展，在巴黎一如台北，尤其近年來在台灣的研究者與學者對作家手稿越來越重視，都抱著最美好的期待與冀望。目前全球的電子科技簡直是「分新秒異」，功能更是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力，往往令人驚訝不已；也許，將有一天，在不久的未來，如何在電腦和網路上進行「發生論文學批評」的複雜步驟去分析研究文學作品或文本，如何探索追尋文學作品的原始秘密，將會由其最新產品最新技術最新功能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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