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

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通常是指西元1837年至1901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位的時期，這是英國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的轉型時期。就在這個年代，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出版了她的《簡愛》（Jane Eyre）（1847），狄更斯完成《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1859），柯南．道爾創作出了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彌爾寫下了《論自由》（On Liberty）。

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是此一時期敏銳的觀察者，對當時英國的社會輿論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是維多利亞時代重要的作家、歷史學家與知識分子。同時代的女性小說家艾略特（George Eliot）曾說過，「在我們這一代中，幾乎沒有一顆優越或活躍的心靈不曾被卡萊爾的著作改變過，如果沒有卡萊爾，過去十年或十二年中所寫成的英文書，每一本都將不一樣。」

早年的卡萊爾宣稱 「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精華」，強調無名大眾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但到了晚年則主張「世界史是偉人的傳記」，轉而重視偉人在歷史上的影響力。古奇（G. P. Gooch）在其《十九世紀的歷史與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書中已注意到卡萊爾兩種不同的歷史思想，他認為「當卡萊爾從事歷史寫作時，所寫的是偉人的傳記，而非無數的與無名的大眾的歷史；而他在中晚年所致力的那種歷史寫作，正是他在1830年所批評的。」將卡萊爾的一生劃分為前後兩期並加以比較，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研究卡萊爾所常用的模式。

本書一反過去「兩個卡萊爾」的區分，以及對其「英雄史觀」的凸顯，而指出：「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其早年、甚至是晚年的歷史思想與社會評論的中心」； 除了「智識與道德」角度外，更以「疾病」角度，探討克服精神疾病、完成自我救贖的卡萊爾，以及他所置身的「有病的與失序的時代」。本書主張：疾病不只呈現患者生理與心理的現象，並反映出患者當時的文化現象，當時英格蘭所盛行的神經疾病顯然具有「階級性」，流行於中、上階級和商業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被視為是「文化的疾病」；卡萊爾深切體認到「平民的」、「鄉間的」、「勞動的」、「健康的」「蘇格蘭性格」的重要，而貶斥「英格蘭性格」，並且以其蘇格蘭的「鄉野之眼」與「平民觀念」自豪。

◎ 本書以卡萊爾的一生與其思想轉折，作為透視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的稜鏡，是了解卡萊爾與現代英國形成的重要著作。
◎ 附有卡萊爾生平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大事紀，以及卡萊爾著作年表。
◎ 附有中英與英中人名索引，便於翻查。

方志強

英國Sussex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領域為史學史、英國史與世界史。著有：〈時代與卡萊爾〉、〈卡萊爾的蘇格蘭背景〉、〈西洋史學史的定義及其內涵的演變――兼論歷史與史學的定義〉、“Carlyle's Sorrow and Conversion-Myth and Fact”、〈「進步」的理念：內涵與定義〉、〈「進步」的理念――二十世紀的挑戰〉、〈「歷史事實」――「事實」與「解釋」的互動〉、〈時代中的史家――巴特費爾德與英國歷史的解釋〉、〈論卡萊爾雷絲路事件的年代――迷思與事實〉、〈煉獄與新生――卡萊爾的病（1814-1823）與雷絲路事件〉等論文。

在這本《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的社會》即將出版之際，不免思索此書的成書過程。如今回想起來，我與十九世紀英國的卡萊爾算是很有緣。在我青年到中年的學習與研究歷程中，卡萊爾始終是我的學術研究的重點。最初對卡萊爾感興趣，是在國內念研究所時，因為讀了古奇（G. P. Gooch）的《十九世紀的歷史與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一書中對於「兩個卡萊爾」的討論，而產生了疑問。古奇在其書中已注意到卡萊爾的兩種不同的歷史思想，但他認為「當卡萊爾從事歷史寫作時，所寫的是偉人的傳記，而非無數的與無名的大眾的歷史；而他在中晚年所致力的那種歷史寫作，正是他在 1830 年所批評的。」對於這種轉變，古奇並未提出合理的解釋；加上「英雄史觀」始終是前此學術界與社會大眾探究卡萊爾思想的焦點，這引發我想了解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何？當時因資料與時間所限，我並沒有深究，只在我閱讀的書中寫下了這個疑問。

當我在民國七十五年，考上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試後，我負笈遠赴英國留學。在思索博士論文題目時，我重讀自己在古奇書上所寫的按語，提醒了我此時是探究此一疑問的好時機。我將這個想法與我的指導教授討論，他非常同意這個想法，於是我就真正展開對卡萊爾的研究。隨後，我理解到了卡萊爾是十九與二十世紀的英國最具爭議性的歷史家，他的聲譽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化，卡萊爾的先知形象曾歷經多樣的轉變。我所探討的主題是「卡萊爾的平民思想」，此主題一反前此學者們對於其「英雄史觀」的強調。而我的主要論點為，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其早年、甚至是晚年的歷史思想與社會評論的中心。

我對卡萊爾的研究，並未因博士論文的完成而結束。隨著我自己人生閱歷的成長與史學研究的開拓，我又拓展了對卡萊爾研究的角度與面向。近年來，新文化史頗受矚目，有關「身體」、「疾病」、「瘋狂」等議題也受到學界的重視，我也注意到這種趨勢。然而，我以「身體」與「疾病」的角度重新來研究卡萊爾，主要受到外在環境的刺激而產生。我在大學輔導多年的導生中有一位身心障礙的學生，他有失眠與人際關係很差的問題。而我的另外一位品學兼優的導生，因課業與失戀的壓力，而有自殺的傳聞。這刺激了我對精神疾病的注意，也促使我對年輕的卡萊爾所遭受到的「憂傷」（包括孤獨、失眠、瀕臨精神崩潰與自殺的邊緣等問題），從一個新的角度去探討。

在對於卡萊爾的研究上，「智識與道德」的層面始終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因此，「赤爾西賢者」（Chelsea Sage）始終主導著人們對於其形象的看法。實際上，卡萊爾的形象是多樣的，過去學者們的研究無法顯示卡萊爾多樣的面貌，因為他們過於重視智識與道德的層面，而忽略了卡萊爾自身。因此很難了解，甚至沒有注意到卡萊爾為什麼是隱士、獨白者、抱怨者、哀悼者、神經過敏者……，這種現象在討論年輕卡萊爾的「憂傷與改變」上更是明顯。

卡萊爾作為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的先知與「疾病」息息相關。卡萊爾個人年輕時即罹患「神經疾病」，一輩子在其陰影的籠罩下，「健康」受損，故深知健康的重要。而其與「神經疾病」的鬥爭，可以說是很成功的，使其從瀕臨瘋狂中解救出來。這種經歷更促使他對「疾病」與「人」的本質有更深的體悟。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所流行的「神經疾病」，乃因工業革命後，英國由農業社會過渡為工業社會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文明病」，此疾病在維多利亞時期為流行的顛峰。無論男女，很多人罹患「神經疾病」；輕者只是憂鬱，重者則會瘋狂，有的則以自殺結束痛苦。在維多利亞時期，當時社會最關切的問題，不是宗教，不是政治，不是改革，也不是達爾文思想，而是健康（health）。

卡萊爾以專業文人為其職業，其所做的論述，不再只是私人的言談，也表現為具廣大影響力的公共議論，具有明確的目標。卡萊爾認為他所處的時代是「有病的與失序的時代」，幾乎所有卡萊爾著作中皆有一個一貫的主題，那就是「人如何在這有病的失序時代中生存？」他的提問頗契合當時英國維多利亞社會對於「健康」重視的需要。因此，本書所增加的「疾病」的角度，集中在卡萊爾作為「病理學先知」（the prophet-pathologist）的探討。

本書就是在我先前研究的基礎上，對卡萊爾的病與智識道德的發展做進一步綜合的探究。除了前此已注意到的「智識與道德」的角度外，特別補充「疾病」這個面向的研究，本書的第二章「憂傷與改變」、第三章「疾病與新生」、第四章「有病與失序時代中的人」，由對卡萊爾個人患病事實的考證與確定，以及其所採取治療的途徑，進而討論卡萊爾對疾病的論述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社會的關聯。相信由「平民的先知」這個角度，來探討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應能提供較完整且新穎的看法。

最後，我要在此序中，表達對於師長們的感謝。在我的學習過程中，得到很多師長的指導與鼓勵，其中黎東方老師與 John Burrow 教授是我所最感佩的兩位老師。如今兩位老師皆已去世，然而我對他們的感念之心，歷久彌新。

方志強
2011 年 12 月於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自序
略語表
導論

第一章 卡萊爾的蘇格蘭背景
第一節 蘇格蘭性格
第二節 卡萊爾的鄉野之眼
第三節 卡萊爾的平民觀念
第四節 農民的聖者

第二章 「憂傷與改變」
第一節 「憂傷與改變」的史料與觀點問題
第二節 心靈的困惑
第三節 向人民學習與浪漫主義

第三章 疾病與新生
第一節 卡萊爾的胃腸病
第二節 卡萊爾的駭伯症
第三節 雷絲路事件與新生

第四章 有病與失序時代中的人
第一節 「英格蘭病」
第二節 有病的英國維多利亞社會
第三節 病理學先知

第五章 人民的力量
第一節 卡萊爾與《愛丁堡評論》
第二節 法國大革命：長褲黨運動史
第三節 人民的奮起
第四節 人民的威力

第六章 「英格蘭現狀問題」
第一節 卡萊爾的《憲章運動》的寫作與出版
第二節 英格蘭現狀問題
第三節 勞動人民的反叛傾向
第四節 一個真正的貴族階級

第七章 卡萊爾平民思想的轉變
第一節 1848 年革命與愛爾蘭的赤貧問題
第二節 卡萊爾平民思想的變化
第三節 新人民與新英雄

結論

附錄一 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大事紀
附錄二 卡萊爾著作年表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西元1795年，卡萊爾（Thomas Carlyle）出生於蘇格蘭當福瑞郡（Dumfriesshire）安南區（Annandale）的易克勒非根（Ecclefechan），一個非常偏僻的小鄉村；1881年，他逝世於居住超過四十年的倫敦赤爾西區（Chelsea）。他的一生正值歐洲社會，尤其是英國社會，由十八世紀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十九世紀工業社會的過渡期，而他正是這個時代最敏銳的觀察者。
卡萊爾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第一位也是最偉大的先知（prophet），這由倫敦國家肖像館（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以卡萊爾的肖像作為十九世紀英國先知群像的中心可見。卡萊爾同時代的人史坦利（Arthur Penrhyn Stanley,1815-1881）對其先知角色的描述頗為生動：
一般尊敬他的人皆習稱他為「先知」。如果我們以這個詞最廣泛的定義來了解，他的確夠資格。他是一位先知，也確實自己感受到他是一個走入歧途的時代的先知。他先知的外貌是其粗鄙的蘇格蘭口音，以及他自己獨特的措辭，加上他自己隱居般的生活。而他作為先知最顯著之處，是他比任何人皆更勇於傳達對真理的強調，而他深信其所傳達的訊息是世界所僅需的。
作為維多利亞社會最重要的「先知」，卡萊爾對十九世紀英國社會輿論的影響力是無與倫比的。在說明卡萊爾對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的影響力上，其同時代人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的精闢的看法最常為大家所引用。且因為她不是卡萊爾的門生，因此她的說法更客觀、更具有分量。她早在 1855年即敏銳地指出：
在一個世紀後他的書還有沒有人讀，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如果把他的書像殉夫的印度寡婦一樣在柴火上燒掉，那也只如砍倒一棵果實已經散播成林的橡樹。在我們這一代中，幾乎沒有一顆優越或活躍的心靈不曾被卡萊爾的著作改變過，如果沒有卡萊爾，過去十年或十二年中所寫成的英文書，每一本都將不一樣。
然而，輿論對他的評價也令人驚異，由極端的頌揚轉為極端的貶斥。因此，由卡萊爾聲譽的升降我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他與時代的關係，尤其是不同時代的人們對其評價的差異。
將卡萊爾的一生劃分為前後兩期並加以比較，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評論卡萊爾所常用的模式。此模式的運用因卡萊爾的影響力在 1850年代迅速衰退而加強。當卡萊爾的〈黑人問題偶談〉（“Occasional Discourse on the Negro Question”）（1849）與《晚年論叢》（Latter-Day Pamphlets）（1850）出版後，由於違反當時社會以及其前此所頌揚的人道精神，因此受到圍攻。然而，卡萊爾此舉一反前此他給人的美好形象，頗令人費解。學者克拉克（James F. Clarke）於1864年的〈兩個卡萊爾〉（“The Two Carlyles,or Carlyle Past and Present”）一文，將卡萊爾分割為「過去的」卡萊爾與「現在的」卡萊爾，兩者截然不同。
在卡萊爾死後一直到 1970年間，負面的批評主導了對卡萊爾的評論。不僅社會大眾不相信他的說法，他也成為其英雄崇拜理論的犧牲者，甚至很多他的擁護者也否認其先知的角色而強調他的文學成就。但是，仍有一些卡萊爾的辯護者嘗試要拯救其作為一個先知的聲譽。當時一般討論卡萊爾社會與歷史思想的著作，大體是以其英雄史觀這個角度來進行，而雷曼（B. H. Lehman）的《卡萊爾的英雄理論》（Carlyle’s Theory of the Hero）（1928）與班特力（Eric Bentley）的《英雄崇拜的世紀》（Century of Hero Worship）（1944）就是此種研究的典型。因此，這些卡萊爾的辯護者所用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卡萊爾的思想劃分為兩部分：平民史觀與英雄史觀，並且和青年時期與晚年時期的劃分相配合。
在這種方式下，卡萊爾早年的社會思想主要是平民史觀，而晚年則變為英雄史觀。我們在崔維林（G. M. Trevelyan, 1876-1962）的著作中發現極佳的例子。崔維林自述，當他僅僅是大學生時，即把卡萊爾的著作劃分為早期與晚期，並且「一向忽視《腓特烈大帝》與《晚年論叢》」。他在《克萊娥 ──一位繆思女神》（Clio,a Muse）（1905）書中指出：「卡萊爾到了晚年瘋狂於英雄崇拜，因而中止了對他的同胞無所不包的寬容與同情的了解，而此種了解正是他的《法國大革命》一書的精神標記。」崔維林後來又特別為文〈兩個卡萊爾〉（“ The Two Carlyles”）（1918）以說明兩者的不同。以崔維林所代表的二分法，實際上是根據卡萊爾兩種不同的社會與歷史思想。
卡萊爾的社會與歷史思想有著極為不同的兩種看法。在其 1830年出版的〈論歷史〉（“On History”）一文中，他宣稱 「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精華」，強調無名的大眾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但在1840年《英雄與英雄崇拜》（Lectures on Heroes and Hero-worship）的演講中，則主張「世界史是偉人的傳記」，強調偉人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古奇（G. P. Gooch）在其《十九世紀的歷史與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書中已注意到卡萊爾的兩種不同的歷史思想，但他認為「當卡萊爾從事歷史寫作時，所寫的是偉人的傳記，而非無數的與無名的大眾的歷史；而他在中晚年所致力的那種歷史寫作，正是他在 1830年所批評的。」
在卡萊爾研究上，運用「稱頌早年的卡萊爾，指責晚年的卡萊爾」這個研究模式最為成功的，應屬西蒙斯（Julian Symons）的《卡萊爾 ──一個先知的理念與生活》（Thomas Carlyle: The Life and Ideas of a Prophet）（1952）。西蒙斯指出，卡萊爾的洞察力有如下的變化：「由尊敬全體人民到輕蔑他們；由痛恨只知遊獵的貴族到期望貴族來拯救不列顛；由信仰人具潛能到只知崇拜權力。」西蒙斯的論斷頗能疏通兩派的爭端，但缺乏論證的過程。其書強調心理的分析研究，此為其優點，也是缺點。丁尼生即明白指出，西蒙斯過分強調卡萊爾心理的研究，反而解釋不通了！這使他陷於僅專注卡萊爾的個性，而沒有餘力研究其他層面。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1958）一書，對卡萊爾的討論，也是採用頌揚早期，貶斥晚期的模式。然而，書中具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看法，那就是強調卡萊爾作為一個思想家的重要性，應在於他對其所處的世界的直接反應；他不強調德國歷史主義或喀爾文教義對卡萊爾的影響，而強調卡萊爾作品的原創性。
另外，李奎斯內（A. L. Le Quesne）在其《卡萊爾》（Carlyle）（1982）書中，接續西蒙斯的論點而有所舉證，認為對人民態度的改變是卡萊爾晚期作品的主要特徵。然而，此種改變「因在英雄崇拜主題持續不斷的籠罩下而歷久不覺」；而英雄崇拜主題本身在1830年代與1850年代間也經歷了很大的改變。他的結論是：「在1837年至1848年間，卡萊爾在道德與實際之間，在讚嘆與恐懼工業社會的成就與怪異之間，產生其影響巨大的張力，而為十九世紀任何批評家所不及。加上其前後不一致卻極為深刻的人道『精神』，皆顯徵在其社會評論上，使他成為十九世紀最開放、最具社會敏感的一個時代的發言人與良心。」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卡萊爾聲譽的升降，卡萊爾的先知形象歷經社會導師、斥責者、與文學天才的變化。而在卡萊爾論爭中所強調的英雄史觀，在長期籠罩卡萊爾研究後，終已逐漸喪失其壟斷性的地位。對卡萊爾的認識已傾向於多元化，卡萊爾的先知形象也不再只是喀爾文式的「錯誤的先知」，他對社會變遷的觀察，對窮苦大眾的認知皆已逐漸受到重視。然而，在卡萊爾研究上，仍然不能跳出「頌揚早年，貶斥晚年」的模式，以此二分，或僅重視早年，或專貶斥晚年；而在討論其變化的原因時，大體專注其特殊的性格，仍然不免為「符路德的論爭」。因此，在卡萊爾的研究上，我們不僅須重新認識其英雄史觀，更須對其平民史觀做一全新且完整的了解；打破「兩個卡萊爾」的模式，而以其一生為範圍，除探討其個性外，並應綜論其背景淵源，以及其所受各種智識上的影響，尤其是著重其對社會的直接觀察與分析。我們期待浴火之後的卡萊爾，在其舊形象的灰燼中能有一個新形象的出現。而本書即企圖重新塑造卡萊爾的形象。
本書《平民的先知 ──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為吾人對卡萊爾研究的創新與綜合。大體上，我的研究是以英國史學史為範圍，其中卡萊爾的爭議性與多樣性始終未能有一個令我滿意的面貌。因此，過去這些年來，我對卡萊爾個人的史觀與事件的研究主要是以「迷思與事實」的模式來研究。在此種模式的研究中，我首先探討的主題是卡萊爾的平民思想，而我的主要論點為：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其早年、甚至是晚年的歷史思想與社會評論的中心，此論點一反學者們對其「英雄史觀」的強調。此論點基本上是屬於史學史的研究，著重卡萊爾與時代的互動關係，而卡萊爾這位在十九與二十世紀的英國最具爭議性的歷史家，正是顯示史家與時代的互動關係的最佳人選。
在對於卡萊爾的研究上，智識與道德的層面始終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因此，「赤爾西賢者」（Chelsea Sage），始終主導著人們對其形象的看法。誠如他的妻子珍（Jane Welsh Carlyle,1801-1866）曾憤慨地指出，卡萊爾同時代的人都把卡萊爾看錯了，因為他們皆只看待卡萊爾為「赤爾西賢者」，而不知他具很多類型：隱士、朋友、獨白者、抱怨者、哀悼者、神經過敏者、慈愛者、同情者、忠誠者、鍾情者、負責的人子、怠慢的先生、善辯者、自詡的藝術家、尖銳的諷刺家、傑出的談論者。
實際上，卡萊爾的形象是多樣的，前此學者們的研究無法顯示卡萊爾多樣的面貌，因為他們過於重視智識與道德的層面，而忽略了卡萊爾自身。因此很難了解甚至沒有注意到卡萊爾為什麼是隱士、獨白者、抱怨者、哀悼者、神經過敏者？這種現象在討論年輕卡萊爾的「憂傷與改變」上更是明顯。儘管有些學者很清楚地看到卡萊爾在書信中自述其憂傷是因「身體的」疾病而產生，但是仍沿用「智識與道德」的角度，慣用卡萊爾自傳式的小說《衣裳哲學》中三階段的說法。這皆是以「赤爾西賢者」的角度來研究卡萊爾，以「赤爾西賢者」在年輕時的智識與道德發展為重點。結果我們大體上只看到被「理想化」或「理性化」的卡萊爾。對於「不理性」的卡萊爾，人們不是難以理解，就是淪為詆毀者的謾罵。
身為一個神經疾病的患者，卡萊爾的「幻象」與對病情的「敘述」，在為其作傳的門生也是當時著名的史家符路德認為：卡萊爾誇大了他的病情。歷來研究卡萊爾的學者，皆同意這種看法。因此，卡萊爾誇大病情成為定論，卡萊爾的形象也被塑造為自艾自憐，對其病情大驚小怪、反覆無常的人。但是，身為一個神經疾病的患者，卡萊爾深受此疾所苦，這種痛苦絕非外界所誤解的是「想像」的產物，而是真實的災難，並且是人世中「最重大的災難」。尤其是當他深陷「煉獄」時期（1821-1823），他將自己描述為「瘋人院中的病人」、「孤魂野鬼」與「惡魔」，即可知其嚴重性。而在雷絲路事件中，卡萊爾重新找回人的價值與對自己的信心。卡萊爾在雷絲路事件中的轉變，就是頓悟到只有透過堅決的對抗，才能抑制「魔鬼的我」，而使「神聖的我」茁壯，此後即對駭伯症展開一生的鬥爭。
另外，卡萊爾的好友艾爾文（Edward Irving, 1792-1834）為卡萊爾指出一條適合他走的路：運用媒體建立自己的名聲並發揮影響力。卡萊爾接受其建議，以專業文人為其職業。卡萊爾的論述，不再只是私人的言談，也表現為具廣大影響力的公共議論，具有明確的目標。艾爾文不僅勉勵卡萊爾與「魔鬼」的鬥爭，並且鼓勵他推己及人，不僅自救並且救人。這可說是卡萊爾一生寫作的主要目的。卡萊爾認為他所處的時代是「有病的與失序的時代」，幾乎所有卡萊爾著作中皆有一個一貫的主題，那就是「人如何在這有病的失序時代中生存？」
卡萊爾作為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的先知，與疾病是息息相關的。卡萊爾個人年輕時即罹患「神經疾病」，一輩子在其陰影的籠罩下，「健康」受損，故深知健康的重要。而其與「神經疾病」的鬥爭，可以說是很成功的，使其從瀕臨瘋狂中解救出來。這種經歷更促使他對「疾病」與「人」的本質有更深的體悟。對於卡萊爾而言：「健康比所有的想像的哲學更為重要，如果哲學不以教導健康為第一準則，這種哲學就一點也沒有價值。」
本書在原有的「智識與道德」的角度外，再加一個新的「疾病」角度去討論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其中疾病不只是呈現出患者生理與心理的現象，並反映出患者當時的文化現象。神經疾病在十八與十九世紀初期的英格蘭被視為是「文化的疾病」。因此，當時英格蘭所盛行的神經疾病顯然具有「階級性」（流行於中、上階級或所謂「時髦人士」）、「生活方式」（商業化、城市化）、「道德」（物質慾望、腐化）、「文化」（墮落）各層面的意涵，甚至形成為「英格蘭性格」。卡萊爾的論述與其蘇格蘭的平民傳統有密切關聯。卡萊爾認為「農民」才是真正的蘇格蘭人，卡萊爾深切體認到「平民的」、「鄉間的」、「勞動的」、「健康的」「蘇格蘭性格」的重要，而貶斥「英格蘭性格」，並以其蘇格蘭的「鄉野之眼」與「平民觀念」自豪。這是卡萊爾之所以能成為「赤爾西賢者」的根源。1834年卡萊爾遷居倫敦，自然具重大意義；來自蘇格蘭荒野已經完成自我救贖的「平民的先知」，向身陷疾苦的維多利亞社會大眾傳布救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