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的最歲月1966-1969（簡體書）

短短三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個國家主席被光身裹在被中運往異地“監護”，最後以“烈性傳染病患者”的身份被秘密火化！“文化大革命”風暴驟起，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當作“黨內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總頭目”和“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到批判與陷害。1966年冬，劉少奇被隔離與批斗；1967年，徹底與外界及親人失去聯系。1969年，重病中的劉少奇被裹在一床被子里，運往河南開封“監護”；同年11月，含冤逝世。短短三年內，究竟發生了什麼？致使一個國家主席竟以“烈性傳染病患者”的身份被秘密火化！劉少奇研究專家黃崢經過多方搜集與整理，精心編選了劉少奇的家人、機要秘書以及專家學者等人所撰寫的回憶與研究文章，真實全面地反映了劉少奇從1966年“文革”開始到1969年含冤去世期間的種種經歷和遭遇，為讀者準確了解歷史、全面認識劉少奇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與視角。

黃崢，江蘇省啟東市人，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71年11月起在安徽省委、省政府辦公廳工作，1979年3月進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班學習，1980年9月畢業後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歷任劉少奇研究處處長、第二編研部副主任、當代文獻研究中心辦公室副主任、劉少奇研究分會副會長等職，1995年被評為研究員職稱，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主要作品有：《劉少奇一生》《劉少奇傳》（兩卷，副主編）、《劉少奇年譜》（兩卷，副主編）、《劉少奇研究》《王光美訪談錄》《劉少奇大辭典》（主編）、《劉少奇冤案始末》、12集電視文獻片《劉少奇》（總撰稿）、大型傳記性畫冊《劉少奇》《薄一波》《萬里》《榮毅仁》《王光英》（主編或副主編）等。

一　王光美談劉少奇的最後歲月
二　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
劉平平　劉　源　劉亭亭

三　機要秘書的回憶
劉振德

四　最後一次見父親
劉愛琴

五　劉少奇與“文革”初期的工作組
黃 崢

六 “打倒劉鄧”的反革命口號是怎樣出籠的？
鄭 理

七　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厄運
王年一

八 “劉少奇專案組”始末
黃　崢

九　偽證是怎樣制造出來的？
李耐因

十　最後的27天
朱可先　卞　卡

十一　查尋劉少奇骨灰經過
趙文甫

十二　日記三則——迎送、散撒劉少奇骨灰紀實
李　平

十三　天公揮淚——劉少奇骨灰海葬追憶
若　仆

十四　劉少奇在1966—1969
黃　崢

附錄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關于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
本書背景大事記
後記

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
北京城西的玉淵潭東北側，有一個風景幽雅、設施考究的去處，人稱釣魚臺。傳說金章宗完璟在這個地方釣過魚，釣魚臺由此得名。金代還有一個文人叫王郁，也曾在這里“筑臺垂釣”，可見當時這一帶大概魚不少。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也看中了這塊地方。他調集大批工匠在這里整治湖面，大興土木修建行宮，蓋起了登漪亭、瀟碧軒、養源齋等別墅型建筑，成為一處著名的皇家園林。1949年後，人民政府經過多年修葺建設，把釣魚臺辟為國賓館，用以接待最重要的來賓，作為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下榻之地。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江青堅持要把文革小組的辦公地點設在釣魚臺。她自己率先搬進來占據了地勢、環境優裕的11號樓。其他文革小組要員也陸陸續續跟著搬了進來。陳伯達進了15號樓，康生占了8號樓，張春橋、姚文元住了16號樓，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散住在16號樓等處，可謂各得其所，優哉游哉！
釣魚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線指揮部。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員們，在這里密室策劃，基層點火，把個平靜的中國攪得天下大亂，濁浪滾滾。
在中央文革小組指揮“文化大革命”的諸多繁雜事務當中，有一件事是他們始終緊抓不放的，這就是千方百計打倒劉少奇。
中央文革一幫人，還有林彪一伙，幾乎都是靠反劉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進展，他們獲得了處理劉少奇專案的權力。為剪除後患，他們加緊從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兩方面入手，置劉少奇于死地。
他們首先控制了劉少奇專案的領導權。“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是執掌公安大權的謝富治，他是專案工作的前臺負責人。但帥上有帥，謝富治又唯江青的馬首是瞻。1968年2月22日，他在專案組的一份報告上批道：“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他還專門開會向專案人員交待：“要有組織觀念，腦子里要有個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請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還有一個康生，他作為中央常委分管這個專案，也加入了窮兇極惡迫害劉少奇的行列。劉少奇的命運落到這伙人手里，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為了搞到劉少奇的“罪證材料”，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真正是不惜代價，不擇手段，使盡了渾身解數。他們建立了龐大的“劉少奇專案組”，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國范圍內搜索材料。光為尋找“1929年在沈陽被捕叛變”的證據，就在沈陽組織了400人的“徹查隊伍”，調閱的敵偽檔案汗牛充棟，結果一無所獲。為逼取口供，他們又以莫須有的罪名抓來一批人審訊，僅專案組直接關押的就達64人。把這些人抓來之後，他們采取勒令交代、長期隔離、日夜審訊、輪番批斗、軟硬兼施等手段，編造假情況，拼湊能陷害劉少奇的偽證。
1968年9月，在江青、康生的一再催逼下，謝富治指揮“劉少奇專案組”日夜奮戰，終于整出了三份所謂“罪證材料”，陸續送到了釣魚臺11號樓江青的手里。
江青審閱後用極端的語言為劉少奇問題定了性。9月16日，她虛張聲勢地批示道：“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林彪、康生、陳伯達也都批了意見，林彪還特別提出“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召開了。這次會議極不正常。195名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竟有71％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務”、“里通外國”、“反黨分子”，剝奪了他們出席會議的權利。97名中央委員當中，除上次全會以來去世10人外，允許參加這次會議的只有40人。開會時從候補中央委員中有選擇地補了10人為中央委員，才勉強過半數。允許出席會議的候補中央委員只有9人。而擴大進來出席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軍委辦事組成員和“文化大革命”以來提升的各類人員達74人，超過總人數的一半。
江青、康生、謝富治關在釣魚臺緊張策劃，把逼供得來的三份“罪證材料”綜合改寫成《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由張春橋修改定稿後提交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報告中提出：“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并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伙叛黨叛國的罪行。”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和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全會在最後一天批準了這個用偽證寫成的《審查報告》，從而鑄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但就在這種令人窒息的緊張氣氛中，中共中央委員陳少敏還是不畏高壓，在討論《審查報告》時拒不表示同意，在全會表決通過時堅決不舉手。
這時在中南海福祿居，劉少奇已是重病纏身。對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和關于專案的種種情況，他一無所知。在對他立案、審查、定案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人向他透露過有關專案的消息，更沒有人來聽取過他的任何申述。為了捍衛自己的政治生命，他曾經幾次三番地口頭爭辯、書面申訴，但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精神上的重重打擊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使劉少奇的身體急劇地垮下來了。1968年3月以後，他的病情明顯加重。4月12日中央警衛局整理的《劉少奇情況反映》寫道：“據大夫檢查：劉的神智不大清楚，表現定向，辨別不清，表情呆板，對問話沒有反應，說不清一句完整的話。兩腳移動吃力，走路邁不開步。在穿衣、安假牙時，幾次發現上下倒穿、倒安的情況，當別人告其錯了時，還不知糾正。”
由于得不到有效的醫治，劉少奇的病情終于惡化。7月9日，他的支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生命危急。這時才趕緊從北京醫院和軍隊醫院調來幾個醫生組織搶救。醫生們會診提出，“現病人的情況處于十分危重的狀態，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建議將病人撤離監護環境住院治療，但得不到批準。沒辦法，只好從北京醫院拉來一些醫療器械，就地治療。
劉少奇的臥室很快布置成了病房，放上了氧氣鋼瓶、點滴注射吊架。經過搶救醫治，到7月24日劉少奇總算又緩了過來，脫離了危險期。
打那以後，劉少奇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在重病的折磨下苦熬。他已經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可得不到應有的護理。他的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兒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樣？只有嚴密的監視仍像影子一樣從早到晚跟隨著他。
劉少奇的家人已經不可能來看望他、照顧他了。這個時候，他的妻子王光美正被關在秦城監獄一間陰暗霉濕的牢房里；在包頭某國防工廠任副總工程師的長子劉允斌，已在1967年底挨斗後臥軌自盡；在內蒙古自治區計委工作的長女劉愛琴，正被關在“牛棚”里，不準回家；在七機部一院當技術員的次子劉允若，1967年被江青點名後被捕人獄。原來一直同劉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4個子女，也早巳被趕出家門，流落各處：19歲的平平被關在單人牢房；17歲的源源四處逃亡，1968年12月又被抓進拘留所；15歲的亭亭一個人住在學校，還時不時要她檢查；年僅7歲的小小也飽受欺負和歧視。
劉少奇的病情反反復復，頻繁發作，一次比一次嚴重。1968年10月11日以後，他不能用嘴吃東西了，醫護人員只好對他實行從鼻孔插管灌食。這種維持生命的方式，一直繼續到他逝世。
1969年7月，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再度大發作：高燒，咳嗽，呼吸加快，兩肺濕羅音明顯增多，心率加快。醫生們又緊急會診，一致認為他的病情已經相當嚴重：“因他年齡大，久病長期臥床，消瘦，抵抗力極差，容易發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發癥，故預後不良，可能隨時發生死亡。”經過一陣緊張的搶救治療，病情總算又暫時穩定了下來。
到了10月份，中國北部邊疆局勢緊張，戰云聚集，毛澤東作出了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10月17日，正在蘇州休養的林彪以副統帥的資格發出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全國據此進行大規模備戰行動。
在這種背景下，中共中央決定將一些重要的審查對象分別轉移外地。劉少奇當然首當其沖，決定將他送往河南開封。
10月17日晚，一架伊爾-14型飛機早已停在北京西郊機場待命。19點23分，躺在擔架上的劉少奇，在兩名專案人員的押送下，被七手八腳抬上飛機。由于走得匆忙，有關人員只給劉少奇套了一件上衣，連褲子鞋襪都沒穿，就用一條被子往他身上一裹，放在了擔架上。
飛機到開封機場著陸已是21點30分。同機跟去的還有一名醫生、兩名護士和原衛士長李太和。劉少奇被抬下飛機直送監護地點——開封市革命委員會機關一號樓小天井院。
這個地方是舊中國的同和裕銀行。小院四周是連接著的三層樓房的墻面，墻體高大堅固，只有一條安裝了鐵門的通道可以出去。劉少奇被安置在北樓一層一個套房的里間。在通道門口和劉少奇臥室門口布置了兩道警戒線，還有晝夜24小時雙哨床前監視。警衛方面確是嚴密到了萬無一失。
這些如臨大敵般的看管措施顯得荒唐可笑，實際上也毫無意義。因為劉少奇已經病得神智昏迷，不能下床了。
11月6日，從北京跟來的人全部奉命返回。劉少奇的監護、醫療工作完全交由開封駐軍負責。
看管、護理劉少奇的人員是從開封駐軍部隊抽調來的。盡管事前他們都接受了“激發對劉少奇階級仇恨”的階級教育、保密教育，可大家還是十分驚訝：眼前所見的景象，同報紙上所謂“最兇惡敵人”的說法，反差實在太大，怎么也對不起頭來。他們看到的是，這位“重點監護對象”瘦成皮包骨頭，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飼維持生命，似乎連說一句話的氣力都沒有了。
到開封沒有幾天，劉少奇的病情就發作了3次。第三次是在11月10日，劉少奇又高燒不退。當地醫護人員限于水平和條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仍按肺炎治療。
11月12日凌晨1時許，劉少奇身體狀況急趨惡化，發生點頭張口呼吸、嘴唇發紫等現象，吸氧後也不見改變。值班護士仍按原處方用藥，到6點38分，發覺情況不妙，連忙叫其他醫護人員來搶救，然而為時已晚。6點42分醫護人員到齊，3分鐘後，劉少奇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71歲。
此刻，是1969年11月12日早晨6點45分，離劉少奇被送往開封還不到26天。在他臨終前後，身邊沒有一個親屬。他的妻子兒女在幾年時間里對他的生死下落一點也不知道，一直到林彪滅亡後的1972年，才得知劉少奇已于3年前離開了人世。
11月13日午夜，劉少奇的遺體被送到開封火葬場秘密火化。
火化手續是從北京趕來的專案組人員辦的，登記申請人時冒用了劉原的名字。對死者則填了“劉衛黃”這個劉少奇少年時曾經用過但不為外界所知的名字。
劉少奇的骨灰被裝在一個臨時從商店買來的普通木質骨灰盒里，交費後寄存在開封火葬場骨灰存放室。火葬場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是誰的骨灰。中國廣大的老百姓，更是對劉少奇之死毫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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