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下)(三版)

一部哲學史，雖然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學」。當一位學人寫哲學史的時候，他不僅要敘述事實，而且要解釋理論。敘述事實是史學的工作，解釋理論則必須有確定的理論基礎與解析方法。而這種基礎與方法就是寫哲學史的必要條件；不能滿足這些條件則寫出來的是「史」，但不算是「哲學史」。──勞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是當今哲學泰斗勞思光在中國哲學方面最重要的著作。透過其獨特的「基源問題研究法」，如庖丁解牛般，將上下數千年中國哲學的內涵，條分縷析呈現在您的眼前。本冊主要是介紹明末清初的哲學思想、乾嘉學風與戴震的思想。其中每一章節，皆有深入淺出的說明，其內容正是中國哲學的深層內涵。

勞思光（1927～2012）
經歷：
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及臺灣的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東吳大學、華梵大學等校
榮譽：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傑出成就獎（2000）
行政院文化獎（2001）
中央研究院院士（2002）
第六屆教育部國家講座計畫主持人（2002-2005）
第四十六屆教育部學術獎（2002）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2004）
第十屆教育部國家講座計畫主持人（2006-2009）

序　論
本書前二卷分別析論「初期」及「中期」之中國哲學思想，本卷則析論「晚期」。以下當說明所謂「晚期」之範圍，並對此一階段中之思想趨向及演變作一簡明敘述，以清眉目。
壹　「晚期」之意義
所謂「晚期」之中國哲學，即指自宋初至清代一段時期中之中國哲學思想而言。此處有兩點應稍作解釋。
第一、本書第二卷論述中國哲學之「中期」，止於唐代之佛教教義。
本卷現論述「晚期」，而以宋代為主，似將唐中葉後至五代時一段略而不言。此點易使人誤會。但本卷之所以如此，並非對此一階段之中國哲學思想避而不談，而僅是將宋代興起之宋明儒學視作主要哲學思想運動，故將唐代中葉以後之有關言論，繫於此一運動下而論之（參閱下文〈唐末思想之趨勢及新儒學之醞釀〉一章），蓋唐代除佛教思想外，並無明確哲學思想或理論出現；所有者僅屬零星言論。此中較重要者大抵可視為儒學思想漸求復振之信號。因此，本書不能另標「唐代哲學思想」之名。至於五代，世亂時促，亦無顯明哲學思想成立，故亦不能成為單獨之論題，只能就與宋明儒學思想有關者隨處提及而已。此是首須說明者。
第二、本卷論「晚期」之中國哲學，止於清代中葉；此亦應加說明。
中國哲學史之論述，應止於何時，殊難有確定標準。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指原本說，最近改寫本不擬論及），分中國哲學思想為兩大階段，即所謂「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而以清末之譚嗣同、廖平等人作為最後結束經學時代之代表人物，於是其書之論述，直至清亡為止。本書則認為清道光以後，鴉片戰爭既使西方勢力進入中國，中國整個歷史皆進入一新階段 即所謂「近代史」及「現代史」之階段。此後，一切思想制度之演變，皆須在此一新配景中觀察了解。故就中國哲學思想而言，道光後之中國哲學思想亦必須收入此一「近代或現代之配景」中析論。而所謂「中國哲學史」，原以此一大變開始以前為限，因此，本卷所說之「晚期」，即止於乾嘉時代。所謂「晚期」，原對「中期」、「初期」而言，皆指舊有之中國哲學思想。若尚在發展變化中之「近代史」及「現代史」，則不能稱為「晚期」，故必須如此劃分也。
以上說明本書所定之「晚期」之範圍，以下再對此一階段中之中國哲學思想作一概觀，以明其趨向及演變。
貳　本期中國哲學之演變
晚期中國哲學思想之演變情況，一般言之，不似初期與中期之繁雜；蓋初期哲學思想，涉及古代南北文化之衝突與融會；其間有所謂諸子之說，頭緒頗繁。中期則一方面有古代思想之變質問題（此在儒道二家皆然），另一方面又有外來之印度佛教入侵。其間中印思想之激盪變化，亦屬曲折多端。而晚期之中國哲學思想，則大致言之，只有一主流，即回歸於先秦本義之「新儒學」 可包括宋明諸儒之說；故敘述整理之線索，在客觀上已有限定。學者了解此一階段亦較易下手。
但晚期哲學之演變線索雖簡，學者掌握此線索時，對初期及中期實況之了解仍為必不可少之條件。此因晚期哲學所面臨之問題，基本上實源自中期之曲折也。
宋以後之儒者，所以有歸向先秦之新儒學運動，原由於欲擺脫中期哲學所留下之限制。此又可分兩方面說，其一是儒學內部問題，即關涉漢儒之偽冒儒學之理論；其二是對抗外來壓力之問題，即關涉佛教之價值觀。
在本書第二卷中，關於漢儒思想與先秦儒學之歧異，已屢有說明。至於佛教基本價值觀念與儒學立場之同異，亦有描述。此處只拈出一、二主要觀念，以表明宋明儒學最早面對之問題；進一步之討論皆留俟後節。
漢儒思想之特色，為其「宇宙論中心之哲學」；具體言之，即是一切歸於一「天」；以此說明一切存在及關係，亦據此以立價值標準。此與先秦孔孟之「心性論中心之哲學」，殊異甚顯。漢以後之儒者，雖以宗孔孟為名，但實際上對於雜取陰陽五行等原始觀念之漢儒理論，亦常盲目接受，不知其方向實大悖孔孟本義。然漢儒之「宇宙論中心之哲學」，不僅就歷史意義說，是違離孔孟者，且在理論意義上亦是一退化墮落；蓋所謂德性及價值問題，決不能訴於存在或存有領域。以宇宙論觀念為基礎而建立之任何價值理論，本身皆必屬粗陋虛弱。此一理論問題有其客觀確定性，故在一定歷史契機下即將顯現。當此問題顯現時，學者縱使不甚確知漢儒宇宙論思想與先秦儒學之歷史性差別，亦將因發現漢儒此種思想本身之不可成立，而有抗拒改造之要求。此在唐末學者即已有表現，而成為宋明儒學運動之序曲。
引起此一潮流之歷史契機，乃佛教之壓力。佛教之宗教面，本書中不能涉及。就其哲學面言之，則佛教哲學是一與先秦儒學不同之心性論哲學；其精采處皆落在價值問題上。中國學者在面對佛教之壓力時，由其教義中之強點，即看出漢儒傳統下「宇宙論中心之哲學」之根本弱點。故在唐末，學者如韓愈、李?等，皆以拒佛之立場而初步嘗試脫離漢儒思想；蓋欲與佛教之價值論爭短長，即不能不拋棄「宇宙論中心之哲學」，而歸於「心性論中心之哲學」。就理論層級說，「宇宙論中心之哲學」本身屬於幼稚思想，無法與佛教之心性論抗衡；此是客觀限制。此限制一旦進入人之自覺，則拋開宇宙論而重看價值問題，即是不可免之事。（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