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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尋找大範男孩

  • 系列名:印刻文學
  • ISBN13:9789866135644
  • 出版社:印刻
  • 作者:鄭鴻生
  • 裝訂/頁數:平裝/296頁
  • 規格:23cm*17cm*2cm (高/寬/厚)
  • 版次:1
  • 出版日:2012/01/11
  • 中國圖書分類:親族;族制
定  價:NT$330元
優惠價: 9297
單次購買10本以上8折
可得紅利積點: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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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祖父是清朝遺老,父親變日本皇民,兒子又成民國青年
三代之間的傳承與斷裂,鋪陳百年來台灣男人講不出口的心聲

大範(tua-pan),即大方、雍容與自在的氣度

他有意識地去承擔一個極其艱鉅的任務:如何縫合世代之間、省籍之間、兩岸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通過歷史化的過程,開始找尋和解的可能。——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張斑駁泛黃的老照片,開啟了鄭鴻生對台灣男性——服飾心理及身體感覺的追尋。
他形容父親一輩為「失語的一代」,他們生於日治時期,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與只進過傳統學堂習「漢文」、身著台灣衫的祖父產生隔閡,父親中學的畢業紀念冊內、身穿筆挺制服的南台灣子弟,和一般日本青年無異,而他們在神社前合影、進入阿里山旅遊,亦是祖父一輩無法想像的。
光復之後,拋棄了漢文而學會了日語的他們,再度面對「講不出口」的困局,這個被壓抑的一代,又要面對戰後新生的孩子們全然不同的思維視野,傳承與斷裂於百年來的三代之間糾葛上演。
作者這一代的台灣「男孩」,在光復後西化的現代教育下成長,卻直到大權在握還不只活在壓抑的父親的陰影下,也繼續活在嬌寵的母親與姊妹的懷抱裡。這一段漫長的自我認識之路,讓人重新「看見」台灣男人的自我理解,以及種種看似可笑可議的政治與社會。
失勢的父權、堅韌的女性與嬌寵的男孩這三角互動情結,鋪陳台灣這百年來幾個世代之間沒能明言的底層心理。
毛澤東統治時代的核心事件:大躍進,
這場實驗最終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
奪走數千萬人的性命,損失無法估量。

1958年中共中央黨主席毛澤東認為中國有廣大的資源,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帶領全國瘋狂投入大躍進,發動農民同時改造農業和工業,把經濟落後的現狀,轉變為物質極為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企圖在十五年內超越英國。農民被剝奪了工作、家園、田地、財產和生計,食物集體分配、居住人民公社。這場大躍進,使得中國人民在1958至1962年,陷入了人間煉獄。
本書記錄了中國共產黨如何造成人類歷史上對財產最嚴重的破壞,除了講述饑荒,還披露許多災難的細節,詳細記錄毛澤東如何在一個瀕臨崩潰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上建立自己的威信,隨著災難展開,毛澤東對批評自己的人殘酷打擊,以維持自己作為中共領袖不可替代的地位。書中詳細考察大躍進是怎樣展開的、背後的原因、確認幾個關鍵轉折點;從農業、工業、貿易、住宅,到自然環境的破壞程度,最後宏偉的藍圖如何在百姓求生存鬥爭中變形,其後果始料未及。
這是第一本由西方學者按中國共產黨近年來解密的大量檔案寫成的專書,披露了新的證據。作者馮客是曾在中國研究多年的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他做出突破性總結,把五O年代末至六O年代初的大饑荒,死亡數字由三千多萬人提升至最少四千五百萬人,又評定毛澤東要為這宗歷史上最大的人禍負全責。書中並附有多幅珍貴的歷史照片。

鄭鴻生

台灣台南人,民國四十年生。台大哲學系畢業,留美電腦碩士,曾任職美國電腦網路公司與資策會,現從事自由寫作。著有:《揚帆吧!雪梨》(聯經,1999)、《青春之歌──追憶一九七○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聯經,2001)、《踏著李奧帕德的足跡──海外觀鳥行旅》(允晨,2002)、《荒島遺事──一個左翼青年在綠島的自我追尋》(印刻,2005)、《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台社,2006)、《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等。其他文字散見《思想》、《印刻文學生活誌》等刊物。

後記
我企圖從家族老照片中描繪出這些影中人,在那變動年代下多樣而複雜的人生經歷,這些人都來自常民家庭:我父親的鄭家、我祖母的楊家,以及我母親的施家等各家族都是久居台南府城的尋常人家,就如同當今台灣大半政治人物的出身,父祖輩也多沒牽涉到這百年來各種社會動亂與政治運動,不曾成為其獻身者或推動者。由於這麼個尋常百姓家的背景,他們的生命歷程雖不會在歷史事件簿上記上一筆,卻也是時代變化的真實反映。其中的重點在於,這些變動中的常民生命甚難完全以現有的各種大敘述來涵蓋,而是充滿著拼湊、反覆、混雜與矛盾,或許他們無言的真相必須從這些混雜與矛盾之中慢慢梳理出來吧?這本由影像來敘說他們的故事,也算是這麼一個企圖。
這本書取名《尋找大範男孩》,即是出於這麼一個對常民歷史的關懷。這個對常民歷史與時代精神的發掘,有助於我們對台灣現今政治與社會人物的公共行為的理解與同情,他們大半出自與我同一背景的尋常人家。也就是說,對父祖輩生命歷程的理解,是有助於如今是當家作主、不再無言的我們這一輩戰後新生代台灣男性的自我理解的,包括我們種種看似可笑可議的政治與社會行為。
序  尋找屬於這個時代的大範  陳光興
1.0 緣起:一張出土的老照片
1.1 旗袍、洋裝與台灣衫  
2.0 線索
2.1 父親的畢業紀念冊
3.0 解謎
3.1 尋找大範男孩
3.2 解開父親在東京之謎 
4.0 回溯
4.1 繁華落盡五條港
4.2 祖母的天足
5.0 後記:一趟心靈尋根之旅

3.1尋找大範男孩──兼及失勢的父權與堅韌的女性
不敢「大範」的年代
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剛考完初中聯考的那個暑假,班上幾個要好的同學應邀到一位來自岡山醫生家庭的同學家玩。岡山鎮位於台南與高雄間,不少家庭把他們的子弟送到台南或高雄就讀。他大約在小三時就從岡山轉到台南的永福國校來,是我們這群玩在一起的同學中唯一的醫生子弟。
台灣醫生家庭的男孩向來就是被家人賦予考上醫學院以繼承父業的重責大任,這種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重擔很清楚地反映在他身上。他在班上成績名列前茅,但總是有點愁眉苦臉,又頗有少爺脾氣,而沒能完全和嬉鬧的同學打成一片。尤其是他的「先生娘」母親經常來到學校,與級任老師討論兒子的功課,也順便監督兒子上課的情況。她是個典型望子成龍的台灣母親,從她的神情既可看出監督兒子用功讀書的嚴厲,又可感到愛子心切的溫柔。可以推想一定是她在主導安排這寶貝兒子從小就自岡山來到台南求學的。

那年夏天,我們這群要好的同學大半如願考上第一志願,岡山來的同學也成功度過生命的第一個挑戰。他母親熱切邀請我們到岡山去玩,並準備了很豐盛的午餐來招待。中午用餐時,她讓我們在飯廳自己圍坐一桌,大人們都沒參加,由他們家兒子當主人。
這時大家面對滿桌佳餚,加上一早從台南出發後到這時已是飢腸轆轆,又沒大人在場,理應像平常在班上若沒老師在就會鬧成一團那樣,爭相大快朵頤而吃相難看。但是恰恰相反,那是個很尷尬的場面,平常互相嬉鬧的我們,這時竟然沒人敢多動筷子,似乎每個人都只敢吃他面前的那兩盤菜(這時還沒有餐桌轉盤那玩意),而且還不敢多吃,拘謹得像個小姑娘。
問題是那時大家的心情卻又不是如此,十二、三歲剛從小學畢業,歷經生命第一場聯考戰役,脫離兒童階段而開始有了青少年的心境,自覺即使沒大人在場也應該有個自主的行為規範。然而當時除了感覺到不能像平常在家裡養尊處優、大吃大喝,也不能像在課堂上當老師不在時鬧成一團之外,就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而這位小主人也只是自顧自地吃著,並沒有幫同學夾菜勸食。他母親來看了我們用餐情況,驚訝地發現她所烹調的豐盛菜餚竟然大半沒動,至今我還記得她失望的神情。
岡山同學本就有點少爺脾氣,並不想當一個真正的主人。而來作客的同學也沒有誰敢出面當下承擔起老大的角色,大家彼此都有著默契,誰也不能出頭,不准太「大範」(tua7-pan7)。大範在閩南語裡約略等於大方、大氣與不退縮,但是在一九六○年代台南的言語脈絡中卻沒有那麼正面,還帶點過份的意思,尤其是在我們同齡少年的言談之中,經常會用「有夠大範」或者「傷(sionn1)大範」來揶揄對方,指其行為逾越分寸,而這又是個較為保守的分寸。
在那個年代的台南城裡,說人「大範」一直不是完全正面的鼓勵,反而謹慎客氣之意的「細膩」一詞成了讚譽。從小在家裡與學校的教養就是如此,在家裡可能是個小霸王,一出家門,想要的東西卻不敢明白講出大方去要,以致經常陷入閩南語裡一句成語「愛食假細膩」(ai3-tsiah8 ke2-se3-li7)的扭捏作態中。四十多年前的這次岡山之遊,想吃卻因不敢大範而沒能大快朵頤的遺憾,竟然至今猶可感覺。
位於台南老城中心的永福國小,學區涵蓋傳統老社區,大半是商家、小工坊、上班族,以及少數醫生與律師等專業家庭。在我讀過的班上會受到老師多一點關照的同學,都是家長熱切關心而成績較好的。這些同學也自然玩在一起,因為除了成績不分上下外,家境也相差不遠。這些家庭曾有過發展不錯後來成為企業家的,而那時事業則還在起步中。可以說這些同學的家庭稱不上富貴,但算是台灣典型的市民階層。
這些家庭的父兄一輩,先是在日據時期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受到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文明開化」與人格屈辱,接著當他們應在社會上當家作主的中壯年,又遭逢國民政府戒嚴體制的管制。在這種長期失勢的歷史環境下,這些社會中堅真是大範不起來甚至必須自我壓抑的。這種缺乏或者抗拒大範氣質的氛圍,正是我們這些戰後出生子弟的成長環境。雖然台南有其特殊性,但應該也相當能反映出那時整個台灣子弟的普遍成長氛圍。

棒球教練的難題
在我成長的年代,周遭難得一見大範人物,我們學校的棒球隊教練是少有的一位。在台東紅葉少棒隊尚未打敗日本球隊而讓全島振奮的一九六○年代初,台南的棒球風氣已是鼎盛不衰。永福國小雖是以升學率見長,被認為是一批頭腦發達、四肢無力的學生,但它的棒球隊卻在大家尊稱為林先生的教練帶領下,打到了台南市的冠亞軍賽。最後幾場,大家興奮地期待著拿到冠軍,即使在初中聯考的壓力下,學校還是輪流安排了整個高年級的同學去棒球場當啦啦隊。但最後決賽時我們還是敗給了一所郊區小學的球隊。
那一年我們棒球隊的對手高頭大馬,可能超齡,有些還赤腳打球,體能比城裡小孩強多了。沒能拿到冠軍,球隊哭成一團,同學們也覺得很不公平,認定對手使用超齡球員。但教練林先生在大家回校後,帶領球隊上台,落落大方地接受打輸球的現實,勉勵大家再接再厲,並對全校師生鞠了一個躬,感謝大家對他訓練球隊的支持,而後光榮引退。林先生長得相貌堂堂,一臉正氣,當年他的形象令我覺得比校長與老師們高大許多。
我那時不僅在球場上見識到林先生訓練球員、指揮調度的教練風采,私下場合也經常領受到他的風範。他育有一女兩男,大兒子與我哥哥同班,小兒子則與我同屆。他們經常邀請我哥同班好友去他家一起讀書玩耍,而我也就經常跟著去湊熱鬧。林先生是代書,收入應該不錯,在老巷子裡蓋了一棟二樓洋房,我們經常從樓下玩到樓上,樓上再玩到樓下。他家一樓是事務所的辦公室以及西式客廳與餐廳等房間,但是上了二樓就全然改觀。二樓全部是日本式的,不只浴室是全然「風呂」設計,在一間全鋪著榻榻米的大房間裡還設有掛画軸的「床の間」,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擺設格局。
林先生不只是一位哈日族,他那時也已經積極在尋求移民日本的可能。幾年後他們就真移民日本了,據說是以他自己過繼給一位日本老者當兒子,全家改名換姓為代價。不過對林先生而言,這可能不是代價,而是他夢寐以求成為日本人,而對台灣人/台南人身分自我棄絕的必要手段。如此一位大範的台南人竟也必得進行這麼激烈的身分改造,才得以自我成全。
在我的童年歲月,這種大範人物竟只能存在於一位對台灣人身分自我棄絕的崇日人士上,對我一直是個困惑。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整個我父執輩一代人,似乎就是缺乏這種大範氣質。而在往後成長的日子,台灣人的父兄風範也就一直是我追尋不到、捉摸不著的東西。

不能大聲說出的過去
我祖父母養育成的四男四女都生於日據時期。大伯畢業於當年的州立台南一中,那是日本人讀的學校,他憑著優秀成績進去。中學畢業後的一九三○年代末,他在四舅公資助下赴東京讀中央大學法政科,最後卻落腳戰時的上海。光復後他從上海回到台南來,身邊多了一個穿著亮麗時髦的上海女子,懷中還抱著我堂姐。有此因緣,大伯是他同輩中少數能說好國語的。
上海那段時光是大伯最意氣風發的人生,一九四一年的一張照片顯出他風流倜儻的神態,這時他正在追求著出身書香之家的大姆。然而回台之後他卻隱身在一個公營產業機構裡,直到退休。他有一張上海時期的個人照片背面寫著「美好的回憶」,緬懷著他最愜意的那一段日子,卻也是後半生最不願提起的一段。照片的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拍了這張照片不久就回到台灣來了,照片上他略帶憂鬱的神情,似乎預示著回台後不確定的人生。
帶著上海風華來到台南的我的大姆(王惠如女士)原籍江蘇泰興,出身書香優渥之家,父親是小學校長,小弟王德滋後來成為地質學家,做過南京大學副校長,並獲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大姆一九四三年在上海與我大伯結婚,隔年生了堂姊,戰後大伯先行回台,她也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帶著小堂姊來到台南。帶著上海風華來到台南的大姆據說還在鄭家所居的小上帝廟街坊引來一場小騷動,住在附近忠義路上已是社會賢達的四舅公也親來迎接。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兩岸再次斷裂後,大姆在台南遂成了陷入舉目無親、尷尬孤立的處境,甚少參加家族聚會。我在一九五○年代幼年時參加的一次四舅公生日宴會上,曾聽到四舅公對著大伯大聲問說:「你的阿山仔某(外省老婆)怎麼沒帶來?」大伯則支吾以對。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阿山仔」之稱,印象深刻,「阿山仔」、「外省人」、沈默寡言的大姆,這些印象在那時遂糾結在一起。而原來有著上海風華的大姆隨著歲月與環境的變遷,這時在我心目中卻只留下樸實無華的印象。
我祖母的么弟──四舅公,因為在二十世紀初趕上剛成立的台北醫學校直接招收公學校畢業生的短暫機會,當了台灣西醫的先行者,也屬於「文明開化」的一代,並成了台南的社會賢達。他這樣的社會位階後來就必得面臨皇民化運動的強大壓力了,然而光復之後據說他曾試圖恢復大陸籍貫廣東潮州。而他確實是在那裡出生,八歲時隨家人渡海來到台南的,如今只是重當起潮州人。
他的這個潮州人身分在日據時期還曾有礙於事業上的發展,他在醫學校畢業後來到官立的台南醫院工作,幾年之後一直不得升遷,才發現醫院當局把他視作「支那人」,因為戶籍確實如此登記,反映出他的新移民身分。後來他就辭職出來,回到幼年成長的番薯崎街北邊新拓寬的白金町開了養生醫院,成為服務鄉梓、樂善好施的名醫。在他有生之年對台南的潮州同鄉會也是熱心捐獻,我曾在一份一九七一年台南潮汕同鄉會購置會館的樂捐名單上看到他的名字,顯然這麼一個潮州人身分對他還是有相當意義。有著這麼一個身分歸屬的反覆,四舅公後來卻還是會以阿山仔來稱呼大姆,可見這問題的複雜性。
可以說在那時代成長的台灣男性,除了加入反抗運動外難以有個較具尊嚴的人格養成過程。我回想到父親上中學時曾與日本同學衝突,最後也是走入無言的狀態。我父親先是與大伯一樣考上台南一中,卻因與日本同學打架而被迫轉到台灣人就讀的台南二中來。族人提過他在一九三五年中學畢業並在台工作幾年後曾赴日本九州讀過大學,又有一說是到東京的明治大學,而這卻是父親生前絕口不提的。
父親在戰爭期間羈留日本,從留下來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最遲從一九三九年起就待在日本,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回來台南結婚。對接受過菁英教育的台籍中學畢業生而言,即使在戰時,日本的就業機會也還是比台灣多。回到台南後,他先在貯蓄銀行的台南分行工作,而這也因為年輕的日籍職員多已被徵調上了戰場,他才有這個機會,也因此往後一生都在金融界了。

解讀幾張無言的照片
然而父親在中學畢業後做過什麼?又因何去了日本?在那戰爭年代他又在那裡幹些什麼?關於這些事,父親生前對小孩是絕口不提的,甚至母親也所知有限。這些似乎是那一代人一生的秘密,難以與他們後輩分享溝通,有若難以啟齒的不堪回憶,甚或是見不得人的經歷,永遠埋在父親這輩人心靈深處。如今我只能從那幾張他羈留日本時期的老照片,像偵探小說似地試圖推敲出他的境遇。
          
我先是從照片上的背景看出那些景象應該是日本某地,而非在台灣。然後我又發現有幾張照片上還寫著「2599」、「2602」等像是年號,卻非西元紀年的阿拉伯數字。我去找出答案,發現原來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新創的國族紀元,追溯到傳說中的西元前六百六十年的神武天皇。於是我算出了日本紀元二五九九年與二六○二年即是西元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二年,戰爭正熾之時。在這些照片中,最早的是寫有「2599」的一張,我只能假設他在台灣應該不會使用這種年號,並以此推斷父親最遲在一九三九年來到日本。
在其中一張泛白模糊的小照片上他還用鋼筆寫著「2602.12.1光學屋上ニテ」,即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光學屋上」的意思。父親坐在一矮台階上,左手夾著一根菸湊在嘴上,瀟灑地抽著菸的樣子。他身後的矮平台上有一根柱子,在與其他相似背景的相片比較之後,可以看出那是一座日本鳥居的柱子(日本鳥居類似中國牌坊)。在其他較清楚呈現這座鳥居的相片上,一些看似他的同事也個別或一起坐在鳥居前拍了照。
然後在一張大照片上就很清楚地呈現了整個場景了,顯然是父親辦公室全部同事的合照,三個年長資深的坐在前排,七個員工站在後面,父親站在最左邊,個子最高。而背景正是這個鳥居,還可看到鳥居後邊有一個小神龕,左右各一個石燈座,被小柏樹叢包圍。鳥居旁邊則有個石塊,刻著「納奉」兩字,後面則是一排房舍。
我心中納悶怎會有這麼小的日本鳥居,而且似乎就在馬路邊上的一個侷促位置。然而從鳥居所在的一尺見方的地磚鋪面以及其他照片的背景來看,這又應該是在一棟大樓的平台屋頂上。大概就因為在屋頂上,所以只能是一座侷促的小鳥居與小神龕。這個屋頂平台讓我想起台南家巷口的那排日據時代蓋的沿著末廣町大街的整排現代三層樓房,頂樓就像這張照片呈現的,臨街那邊是房舍,後面則是露台。每家露台間隔著矮牆,小時候就經常在上面一家接著一家玩過去。
在這張照片上可以看到有四五個人胸前別著一個有著編號的圓形胸章,包括父親以及坐在前排的左右兩個,三個女的則都沒別這識別胸章。而坐在正中間年紀最大的一位則是一身制服,一排鈕釦扣到了脖子,左右領子上各有一片繡章,還戴著白手套與制式的圓盤帽,上面別著一顆星,看來是個高階軍官。這個軍官可能是這個小單位的上級主管,來視察時與單位所屬拍了合照?那這是什麼單位呢?這個大單位,可能包括這整棟大樓(另一張照片上所稱的「光學屋」),或許是個軍方單位?父親可能在一九四二年前後在日本某地的一處軍方單位工作?
十多年前父親過世時,他的一位老同學來弔唁時曾向我們提起,父親曾經在日本海軍單位工作過,或許就是這些照片所呈現的?我問過母親,她只知道父親在回台結婚前,在東京某處的一個製造望遠鏡的地方工作,其他的事父親就不曾向母親多說了。這個望眼鏡工廠可能就是父親照片上的光學屋?
另外還有一張照片只在背面用鉛筆寫著像似「17.2日東橋」的字,父親穿著整齊,外披深色大衣,還帶著口罩,像是在冬日早晨的上班途中。那兩個數字我只能推測是昭和十七年二月,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二月時拍的照片。寫有類似「日東橋」的還不只這張,日期也不一樣,顯然是個重要地點,而不是到此一遊而已。
我上網搜尋日東橋,在大東京範圍的就只有橫濱有這麼一個地名。或許這個光學屋應該就在橫濱的日東橋區附近,那裡也靠近橫須賀海軍基地。我原是如此猜想的,但是住在日本橫濱的富山隆先生則幫忙指出這張照片的地點不是橫濱日東橋,因為那時還是一片無人居住的山丘地,而是東京的「日本橋」。(他除了指出這個誤讀外,還幫筆者找出父親的工作地點,亦即光學屋之所在。詳見下一章〈揭開父親在東京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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