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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馬丁的第八天(簡體書)
  • 張馬丁的第八天(簡體書)

  • ISBN13:9787539948393
  •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 作者:李銳
  • 裝訂/頁數:平裝/249頁
  •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 版次:1
  • 出版日:2011/12/01
人民幣定價:29元
定  價:NT$174元
優惠價: 87151
可得紅利積點: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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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張馬丁的第八天》——2012年,開年大作。《收獲》雜志重點刊登,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撰文推薦,李銳寫出了中國當代小說最驚心動魄的一幕!
《張馬丁的第八天》講述:出生于意大利小城的喬萬尼,跟隨萊高維諾主教來到中國,被取名為張馬丁,成為教堂執事。主教誓愿,要將十字架矗立在娘娘廟的廢墟之上。神和神的較量,流的是人的血。聖母升天節那天,祈雨的村民和教民發生沖突,張馬丁被保護女媧娘娘廟的“迎神會”會眾亂石襲擊,休克過去。眾人以為他被砸死。會首張天賜以命相抵。三天後,張馬丁“死”而復生。病愈後,張馬丁不顧主教勸告,執意說出實情,被逐出教門,成為教民心中的“猶大、叛徒、魔鬼、毒蛇”,更成為天石村村民心中殺死張天賜的兇手。口誦天主,心在煉獄。張馬丁走出教堂的高墻,走入他不熟悉的土地,被唾罵,被洗劫,乞討七日。第八天,快要凍僵的張馬丁撞入娘娘廟,昏倒在地。張天賜的妻子張王氏誤以為是轉世的丈夫回家,用溫情與善意收留了這個“無家可歸”的“轉世神童”……
《張馬丁的第八天》——中國最有可能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李銳最新力作!暢銷書作家笛安之父李銳最具思想深度的小說。
2012“救世”小說,一部宣揚全人類普遍的生存困境的溫暖小說,超越國界和宗族的大愛。
善良與真誠,是全世界的稀缺產品。李銳在《張馬丁的第八天》中,表達了全人類普遍的生存困境,宣揚了一種真誠、善良的普世價值,希求達到一種超越國界、教派的靈魂“合唱”,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重點撰文作序推薦。
一個人的“創世紀”
王德威
你們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內,
我的世界是從第八天開始的。
天主教曾在唐代、元代傳入中國,明末再次卷土重來,吸引官紳如徐光啟等入教,影響遍及華北各地。以山西為例,1620年,意大利耶穌會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到絳州傳教,天主教由此傳入山西。到了1900年,天主教勢力已經遍及山西各州縣,教徒多達五萬七千人。
天主教和其他西方教派在河北、山西聲勢浩大,相應也引起激烈反彈。1900年義和團事件爆發,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正是山西巡撫毓賢(1842—1901)。隨之發生的“山西教案”,有將近兩百位傳教士、六千多信徒被殺,毀壞教堂、醫院、民宅不計其數,情況之慘烈震驚中外。
李銳最新小說《張馬丁的第八天》就是以這段歷史為背景。故事始于義和團事件的前一年。河北天母河地區天石鎮聖方濟各教會年輕的執事喬萬尼·馬丁——中文名叫張馬丁——被娘娘廟迎神會會首張天賜打死,引起政教糾紛。在萊高維諾主教強烈抗議下,知縣孫孚宸迅速將張天賜緝捕到案,斬首示眾。行刑前夕,張妻張王氏為了替丈夫傳宗接代,潛入死牢,企圖受孕。但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張馬丁并沒有死;他在入殮前又活了過來。

李銳是當代中國文學界最受尊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量少而質精,總以無比嚴謹的姿態逼視中國現代經驗種種荒涼和荒謬的層面;同時他又不斷反省作為一種銘刻中國現代經驗的工具“小說”多變的歷史和倫理定位。李銳的筆下天地不仁,人之為人的向往和抗爭顯得何其卑微虛妄。然而作為作家,李銳又以自己苦澀的堅持,數十年如一日,見證了向往之必要、抗爭之必要。
早期李銳以他曾經插隊的呂梁山區作為背景,寫盡農民的蒙昧和苦難,以及他們與外在世界遭遇後所發生的悲喜劇,像《無風之樹》、《萬里無云》等。他也曾經以家族經歷為素材,反思國共斗爭下倫理、社會關系的大潰散,像《舊址》。關于以上三作討論,見《呂梁山色有無間:李銳的小說》,《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二十家》(臺北:麥田出版,2002)。李銳又有《銀城故事》述說辛亥革命前夕波譎云詭的政治角力,陰錯陽差的後果。見我的討論,《歷史的憂郁,小說的內爆》,《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2007)。合而觀之,我們已經隱約看出李銳有意借小說鋪陳他自己的現代史觀。從文化大革命到共產革命,再到辛亥革命,他一步步“退向”中國現代性的開端。他檢視宏大敘事中的因緣起滅,勾勒英雄年代中的蒼莽悲涼;或用魯迅的話說,“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墓碣文》)
寫《張馬丁的第八天》的李銳更將焦點指向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近代中國面向世界最狂亂、也最屈辱的一刻。對李銳而言,由此而生的巨大創傷正是中國現代經驗的起源;不直面這一創傷,我們就無從思考百年來從救亡到啟蒙的意義。
但如何敘述這一個世紀以前的事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歷來已經有太多約定俗成的說法。李銳選擇以華北各地教案為主軸,展開他的探索。《張馬丁的第八天》的故事基本分為兩線進行。聖方濟各會的萊高維諾主教在天母河地方傳教盡心竭力;他將從意大利帶回來年輕的喬萬尼,視為衣缽傳人;他也同時帶回自己的棺材,準備埋骨異鄉。與此同時,祭祀女媧的娘娘廟香火依然鼎盛,古老的助孕求子儀式深入民心。這成為萊高維諾主教最大心病。雙方的嫌隙因為官府的媚外政策日益加深,終因張馬丁被打死而爆發出來。 乍看之下,這樣的情節依循了我們熟悉的二分法:歐洲宗教與地方文化、啟悟與迷信此消彼長,而背後則是西方帝國勢力、中國民間文化、和清朝政府間的復雜互動。但李銳的用心當然有過于此。他的問題包括了:西洋教會能在中國內地掀起狂熱,與其說是帝國勢力的蔓延,是否也點出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情感結構”發生空前斷裂,以致讓新的信仰乘虛而入?太平天國之亂已經可見端倪。而所謂信仰是親愛精誠的奉獻,還是身不由己的耽溺?信仰帶來的是虔誠與救贖,或竟是傲慢與偏見?
這些問題構成小說的底線。李銳更要觀察的是作為血肉之軀的人——不論是領享聖寵的傳教士還是質樸固陋的匹夫村婦——如何在這場中西文化、信仰體系的碰撞下,重新定義自身的位置。他從而發現在神恩與背棄、文明與原始間的距離何其模糊;超越與墮落可能僅止一線之隔。如果現代性的癥候之一在于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所稱的“祛魅”(disenchantment)與否,那么李銳筆下個人與信仰之間的關系就顯得更為復雜。
李銳將他的重心放在兩個角色上。喬萬尼·馬丁來到中國,取了個不中不洋的名字張馬丁,已經暗示了他身份游移的開始。張馬丁受到萊高維諾主教感召,誓以生命侍奉神恩;他被張天賜意外打“死”,算得上舍生取義。另一方面張天賜殺人償命,似乎也罪有應得。然而死後第三天,張馬丁卻又幽幽地活了過來。張馬丁如何“復活”?這里賣個關子。要緊的是,原本可以大書特書的神跡似乎來得不是時候。“時間”和“時機”進入了神的世界,讓歷史的意義變得空前緊張。萊高維諾主教決定將錯就錯,遂行借刀殺人之計。當神的意旨和馬基雅維利式的機關計算(Machiavellian dues ex machina)混為一談,張馬丁何去何從?
與張馬丁相對應的是張天賜的妻子張王氏。面對丈夫行將就戮的事實,這個女人唯一能做的是為張家誕下男丁,于是有了獄中秘密交合的一幕。或有讀者會認為如此安排過于離奇,但這還是李銳的伏筆。張王氏也許粗俗無文,但她的舉動自有一套宗法信念和知識體系支撐。為了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地方婦女之間早已流傳一本秘笈《十八春》,傳授必要的性技巧;而娘娘廟之所以千百年屹立不倒,也和這最古老的生殖崇拜息息相關。然而張天賜死前畢竟沒能夠留下種,張王氏一無所有,她又何去何從?
李銳的故事這才真正開始。復活了的張馬丁和萊高維諾主教相持不下,終于退出——或被逐出——教會;失去丈夫和子嗣希望的張王氏由悲傷轉為癡狂,開始四下游蕩。他們各自被拋擲到生命的最孤絕的情境,退此一步,再無死所。李銳要著墨的是,失去了宗教和倫理機構的庇護以後,這兩個人并沒有失去信仰。然而信仰一定帶來救贖么?或,救贖的代價和意義是什么?
我們于是來到小說的高潮。風雪夜里,一個被逐出教會、瀕臨死亡的意大利傳教士,和一個求子成瘋的中國寡婦在娘娘廟口相遇了。這一夜,在異教的殿堂里,已經奄奄一息的張馬丁墮入了肉身的淵藪。到底發生了什么,怎么發生的?不可說,不可說。可以說的是,由此李銳寫出了當代小說中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幕。在腐爛腥臭的血水中,一出出蝕骨銷魂的秘戲兀自上演了。作為讀者,我們不能確定張馬丁是舍身成道,還是任人擺布,讓自己萬劫不復;我們也不能確定張王氏是超越了悲傷的極限,還是走火入魔。
張馬丁終于死了。就在我們以為故事到此為止的時候,更不堪的發展接踵而來,包括了屠殺和毀滅,也包括了一連串金發碧眼的嬰兒的出生。不該復活的復活了,不該投胎的投胎了,李銳幾乎是以最冷酷的方式將他人物的命運推向極致。他眼睜睜“看著”1900那年,在中國,在北方,一群華洋善男和信女如何奉天主、奉娘娘之名,陷落在死去又活來的宗教輪回——和生殖循環——的詭圈里。沒有天啟的契機,沒有轉圜的余地,李銳的人物孤單地面對不可知的未來——就像張王氏最後漂流河上,不知所終。諸神退位,天地玄黃,新世紀帶來大恐懼,也帶來大悲愴。就這樣,李銳以他自己的方式,寫下了中國“現代”如何誕生的故事。

李銳的小說創作結構工整,意味深沉,從早期《無風之樹》到《張馬丁的第八天》都可以看出這一特色。相對一般大陸小說長江大河、泥沙俱下的敘事方式,自然代表不同的美學訴求與創作信念。也正由于他森嚴如古典劇場的形式,還有借小說明志的傾向,我們不能將他的敘事局限在寫實主義的層次,而必須正視它的寓言意涵。
但在最近有關《張馬丁的第八天》的對談里,李銳卻明白表示他不能茍同將他的作品作為“國族寓言”來閱讀。傅小平,李銳,《萬劫不復的此岸——〈張馬丁的第八天〉訪談錄》,本書代後記。“國族寓言”原由美國學者杰姆遜(Fredric Jameson)提出,意指與第一世界小說五花八門的實驗相比,第三世界小說恒常反映歷史的不平等處境,也寄托文學介入政治的可能。
這樣的觀察明褒實貶,充滿一個第一世界的學者以偏概全的姿態,卻讓不少第三世界的學者如獲神旨而趨之若鶩。李銳的論點很清楚:“國族寓言”一方面遮蔽了第三世界個別作家在不同時空中反思、想像歷史殊相的能量,一方面切割了第三世界文學進入更廣闊的世界(文學)歷史脈絡的機會——更遑論歷史本身不斷變動,總難以被寓言化的現實。
而李銳最好的反駁仍然來自他作品本身。我在他處已經詮釋過李銳小說的復雜性,不應鎖定為單純的“國族寓言”;而他敘事結構的技巧性更在形式上拒絕被簡化為任何一種創作教條或意識形態。因此談論李銳小說的寓言性,我們必須同時顧及他的反寓言性:拒絕對號入座的寓言,創造并拆解寓言的寓言。
回到《張馬丁的第八天》。李銳并列天主教的神子復活的神話和中國傳統轉世投胎的神話,我以為目的不在諷刺,而在探討特定歷史情境里,這些神話如何經過一代人的中介,相與為用的後果。神與人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糾葛哪里能輕易厘清。李銳稱小說中主要的兩個人物張馬丁和張王氏仿佛是“耶穌和菩薩來到人間”。在我看來,與其說是這兩個人物顯現了什么神性,不如說他們體現了神性的匱乏。然而正是在一個沒有神跡的世界里,李銳反而暗示了信仰和愛驚人的魅力。
張馬丁因為“復活”造成血腥鬧劇,由此陷入更殘酷的試煉;張王氏的受孕并不指向任何救贖,反而帶來恐怖的下場。當這兩個人物的苦難逼近荒謬邊緣,他們觸及信仰最深不可測的底線,底線的另一面是欲仙欲死的沖動。張馬丁臨終前為自己寫下墓志銘:
“你們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內,我的世界是從第八天開始的。”
垂死的修士回顧他所來之路,他所歷經的折磨考驗,作出了奇妙的證詞。在這里,絕望還是希望,僭越還是信仰,“依自”還是“依他”,成為永遠辯證的謎團。
張馬丁的一生讓我想起朱西寧(1927—1998)小說《旱魃》(1970)。在那個故事里,原本作惡多端的唐重生皈依基督教獲得重生,卻又不得其時而死,以致引起村人懷疑他已經化為厲鬼,繼續危害地方。只有在開棺曝尸以後,死去的唐重生以枯骨惡臭證明光天化日下——沒有鬼,也沒有神。但也只有在沒有神跡的前提下,唐才以最謙卑的形式完成他生前的懺悔,他的重生。王德威,《畫夢記:朱西寧的小說藝術與歷史意識》,《後遺民寫作》。
《張馬丁的第八天》思考宗教和現代性的兩難之余,也寫出一則政治寓言。李銳筆下的天主教來到中國普度眾生,卻也是個階級森嚴的統治機器。萊高維諾主教犧牲一切布施福音,甚至以性命相許,犧牲不可謂不大。但面對傳教種種阻力,他顯現另一種野心。為了事奉他唯一的神,他不能容許異教雜音;為了成全無上的大我,他否定任何小我。張馬丁的“復活”成為大考驗;萊高維諾主教決定順勢操作,因為著眼更崇高的慈悲。相對于此,張馬丁為了最根本的誠信,決定攤開真相。
這師徒兩造各有堅持的理由,在非常時刻里,他們竟以互相棄絕對方以確保自己的正當性。這里的焦點是張馬丁到底是被教會驅逐,還是自愿離開教會?對萊高維諾主教而言,不驅逐張馬丁無以保障教會的秩序與權威;對張馬丁而言,不離開教會無以保持自身的道德與清醒。兩者都以信仰的純粹性作為終極目標,結論何其不同。拉鋸到最後,張馬丁畢竟是犧牲了。他被剝奪傳教士的身份,無親無靠,成為在異鄉荒野里的流浪漢。
近年學界又興起研究生命∕政治(bioplitics)的熱潮。意大利的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指出“體制內的包括在外”(exclusive inclusion)——像是集中營的設置——成為一個政權維穩的必要措施。而如何認證、處置該被放逐的份子,正是統治者伸張權威的手段。
被放逐者不生不死的處境必須被當作是威權者策劃的一部分,而未必僅是自居異端。有心探討這一理論的學者不必舍近求遠,看看張馬丁被逐的一幕要讓我們發出會心的微笑了:回顧現代中國社會起伏,像張馬丁的例子還少么?
值得注意的是,就此李銳敷衍了另一則寓言,一則有關創作,尤其是“小說——虛構——創作”究竟為何物的寓言。“張馬丁們”如何在被放逐以後,堅毅百忍,持續自己的信念?或是在玉石俱焚的義和團事件以後,幸存者如張王氏要如何活下去?李銳關心的已經不止是信仰不信仰的問題,而是幸存者面對信仰乃至生存意義喪失時,能否做出見證的問題。
這正是李銳認為小說創作得以介入的關鍵。他讓他的人物遭受痛苦,讓他們經歷種種巧合,卻不施與簡單的救贖承諾,或道德教訓,或“國族寓言”。他仿佛要說當張馬丁失去與宗教權威對話的權利,或張王氏陷在歇斯底里的幻想時,他們各自體現了見證的吊詭:苦難未必讓他們直面真相或真理,只演繹真相和真理的難以捉摸。宗教愿景和意識形態不能企及之處,由小說補足。以所謂的現實主義法則來要求李銳的作品是買櫝還珠之。因為他恰恰要寫出小說以虛構方式打入生命的死角,信仰的黑洞;他凸顯種種偶然和必然的際遇,縱橫交錯,無止無盡。
再回到張馬丁的墓志銘:
“你們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內,我的世界是從第八天開始的。”當世界被安頓在主流的——神的,權威的,主義的——話語里,小說家在主流之外,以他自己的聲音喃喃自語,并且激發出不請自來的喧嘩。小說創造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未必比已存在的世界更好,卻指向另辟蹊徑的可能。再用魯迅的話來說,它讓我們從“無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
如果《張馬丁的第八天》有寓言意向,這大約是李銳最後用心所在了。談“國族”,太沉重,李銳追求的是任何人自己成全自己的可能性。小說家就像殉道者,為(自己的)信仰鞠躬盡瘁;小說家也像造物者,無中生有,起死回生。借著《張馬丁的第八天》,李銳寫下“一個”人——也是一個“人”——的創世紀。
序 一個人的“創世紀”
第一章 天母河
第二章 娘娘廟
第三章 哈乞開斯步槍
第四章 燭光
第五章 石舟
尾聲
附錄(1)
附錄(2)
附錄(3)
萬劫不復的此岸(代後記)
——《張馬丁的第八天》訪談錄
第一章 天母河

他沒想到冰封的河道會這么寬,寬得好像永遠沒有盡頭。
透骨的北風把冬天的荒原撕扯得遍地哀號。細碎的沙石像針尖一樣摔在漸漸麻木的臉上。風太大,如果不把腰彎下來人就根本站不住。為了擋住狂風,他把掛在肩膀上的行李卷轉到胸前死死抱住,就像一個行將溺水的人死死抓住身邊漂浮的木頭。他有些後悔起來,後悔自己不該那么輕易地就從那間馬廄里走出來。現在想想,那間充滿了馬臊味兒的馬廄簡直就像天堂一樣溫暖,馬兒們簇擁在一起,從容不迫地換腿,從容不迫地打著響鼻,在一派酣暢香甜的咀嚼聲中,充滿了馬臊味兒的暖氣就從它們身體之間彌漫出來。馬的主人答應他在馬廄里的土炕上住一夜,半夜里,主人提著一盞本地罕見的洋馬燈進來添過一次草料,借著馬燈的亮光,朝土炕上的他冷冷地掃了一眼說:
“這身棉衣、棉鞋有點大,就湊合穿吧,炕上的被子褥子就給你了,趕明兒個就都帶了走吧,打行李的繩子呢我給你掛在馬槽上了,可有一樣,你可不能說出去,不能說是從我這兒拿的,更不能叫高主教知道了。”
坐在炕頭的黑影里,用力地點點頭。他明白自己的處境。在把僅有的一件襯衣、一副手套、兩雙棉襪拿去換了食物之後,他又被幾個地痞洗劫一空。過冬的棉被被搶了,裹在棉被里的《聖經》和十字架被搶了,洗臉用的毛巾、刮胡子的剃刀被搶了,唯一可以稱作裝飾品的那支銅雕燭臺也被搶了。這支銅燭臺,是他和家鄉唯一的聯系,遠在意大利北方那個叫瓦拉洛的小城,現在已經遙遠得像天上的星星。自己在那座小城住了很多年,從孤兒院到修道院一直都在瓦拉洛。五年前,萊高維諾神父帶自己來中國的時候,指著《聖經》抄寫桌上的銅燭臺說,喬萬尼,你可以帶上它留個紀念。從此,瓦拉洛就變成了銅燭臺。孤獨難熬的時候,朝它看看,就能在烏亮的銅燈柱上看見瓦拉洛街頭煤油燈幽暗的閃光,就能在裊裊的蠟燭煙里聞到從阿爾卑斯山上刮來的清香的山風,就能聽見漫山遍野沒頂而來的林濤聲。地痞們嬉皮笑臉地搶走了一切,他跪在地上乞求他們把《聖經》和十字架還給自己,地痞們嘲笑他,真他媽是個死心眼兒的洋鬼子,你那個“主”要是真管用,他咋兒不來救你呢?他咋兒能叫你滿大街的要飯呢?反正這本經、這個木頭架兒也不能頂飯吃,趕明兒個等你餓死了,你就用不上這些東西了。臨走前他們嘻嘻哈哈地笑著,拽走他腳上的棉鞋,扒下他身上的棉衣棉褲。一面撕扯衣服,一面又嘲笑他,唉,真是忒可憐呀你,你的那個天主他咋兒就不來救救你呢?最後,為了挖苦他,地痞們只把燭臺上殘留的半截蠟燭拔下來扔在地上,行啦,我們呢也別都拿走,也別忒狠嘍,就把這個留著給你和你的天主照亮兒使吧!寒風里只穿著襯衣的他,立刻抖得像一張被風撕破的窗紙。那一刻他忽然想到:這樣被人剝光衣服裸露在寒風里的感覺,和拋棄一切離開教門來到異教徒當中的感受很像是一件事情。如果不是馬的主人正好路過把自己接到家里來,恐怕自己現在早已經凍死在街頭上了。五年多來,他跟著萊高維諾主教學說中國的官話,學說本地人的方言,學寫那些無比復雜的漢字,一心想做一個像老師一樣的傳教士,一心想做一個像老師一樣的獻身者。可是現在,他已經不是教堂執事,甚至連教徒也不是。萊高維諾主教召集了教區里所有的神父,宣布他已經自動脫離方濟各會。不錯,是自動的,是自己要離開的,現在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他自己選擇的。他現在什么都不是,他已經一無所有地做了七天真正的乞丐,在這個陌生遙遠的國家,在這些不信主的陌生的異教徒當中,除了乞討,他已經沒有別的活路。走到大門外面的時候,面對洶涌的人群,他忽然想起了大海,想起了來中國的遙遙旅途上茫茫無際、剝奪一切的大海。隔著教堂的大門他還是隱約聽見了萊高維諾主教的那句話,“我們方濟各會的傳統本來就是四處流浪、乞討為生的……”如果是在家鄉,如果是在瓦拉洛,只要自己站在街頭一語不發,就會有人知道自己是一個四處流浪為了主而乞討的修士。可是在這里,在天母河的平原上,自己永遠都是一個金發碧眼的洋鬼子。今天晚上之所以受到這樣的厚待,是因為他和馬的主人相互認識,這位東關大車店的佟掌柜教名叫伯多祿(彼得),是天石鎮最慷慨善良的教友,也是教堂唱詩班里最好的男中音,他們曾經在天石鎮天主堂的彌撒儀式上見過很多次。他心里清楚,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佟掌柜是不會允許自己留宿的。他更清楚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盡管答應自己住下,也給自己送來了熱騰騰的飯菜和厚厚的棉衣、被褥,可是佟掌柜盡量不多說話,對自己充滿了戒備和恐懼。主人這樣戰戰兢兢的接待讓他滿心羞愧。他明白自己給別人帶來了多么大的麻煩。他在心里不停地責備自己:一個乞丐是最沒有資格羞愧的,除了食物之外,一個乞丐不再需要任何東西,為了饑餓,連異教徒的施舍我也接受過了,我早已經沒有一絲廉恥可言。可不知為什么,睡在無知單純的馬兒中間,聽見它們毫無戒備地倒換馬蹄,舒展自在地噴著響鼻,酣暢香甜地嚼著草料,就更是讓他羞愧得無地自容。也許就是因為羞愧,他一大早乘著主人還沒有起來,就離開了那間溫暖的馬廄。臨走之前,他從懷里掏出來昨晚沒有舍得吃完的棒子面窩窩,把帶著體溫的早餐吃下去。然後,把捆扎好的被褥掛在肩膀上。臨出門之前,他鄭重其事地轉過身來,對著馬槽後邊的馬兒們,對著那幾雙無知單純的眼睛深深鞠了一躬,滿懷羞愧地走出了馬廄。立刻,門外犀利的北風像刀子一樣割到臉上來。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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