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園詩話（簡體書）

《隨園詩話》是清代影響最大的論詩之作。《隨園詩話》論述廣泛，從詩人先天的資質到後天的培養、從寫景言情到詠物論史、從立意構思到謀篇煉句、從韻律辭章到比興托物、從詩的修改鑒賞到詩的選篇與評論，從詩的方方面面體現其以『性靈』為主的詩歌理論批評主張。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詩人、詩論家。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主人，隨園老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慶時期代表詩人之一，與趙翼、蔣士銓合稱為“乾隆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調做官，曾任江寧、上元等地知縣，政聲好，很得當時總督尹繼善的賞識。三十三歲父親亡故，辭官養母，在江寧（南京）購置隋氏廢園，改名“隨園”，筑室定居，世稱隨園先生。自此，他就在這里過了近50年的閑適生活，從事詩文著述，編詩話發現人才，獎掖後進，為當時詩壇所宗。袁枚24歲參加朝廷的科考，試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詩中有“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總裁們以為“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幸得當時總督尹繼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

《隨園詩話》中選錄大量詩作，為反擬古、反考據為詩及使詩歌回歸抒寫真性情起了極大作用，扭轉了一代詩風，在中國文學理論史上做出了極大的黃獻。

文中寄志
古英雄未遇時，都無大志，非止鄧禹希文學，馬武望督郵也。晉文公有妻有馬，不肯去齊。光武貧時，與李通訟逋租于嚴尤。尤奇而目之。光武歸謂李通曰：“嚴公寧目君耶？”窺其意，以得嚴君一盼為榮。韓蘄王為小卒時，相士言其日後封王，韓大怒，以為侮己，奮拳毆之。都是一般見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詠懷》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時詩也。玩其詞，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及其為七省經略，《在金中丞席上》云：“問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誰為濟世才？”《登甲秀樓》絕句云：“炊煙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張桐城相公則白翰林至作首相，詩皆一格。最清妙者：“柳蔭春水曲，花外暮山多。”“葉底花開人不見，一雙蝴蝶已先知。”“臨水種花知有意，一枝化作兩枝看。”《扈蹕》云：“誰憐七十龍鐘叟，騎馬踏冰星滿天。”《和皇上風箏》云：“九霄日近增華色，四野風多仗寶繩。”押“繩”字韻，寄托遙深。
在古代的時候，當英雄還未遇上能讓自己一展才華的時機時，大都不具有非常遠大的志向，這并非僅僅是鄧禹從文學上寄托希望，馬武以督郵為名門貴族等事例所能說明的事。晉文公有妻室和馬匹，惟獨不肯離開齊國。光武帝在少年時很貧困，和李通因為逃稅而同嚴尤打官司。嚴尤十分驚奇地盯著他們看。光武帝回去後就對李通講：“嚴公看你了嗎？”言下之意，他是以嚴尤對他們的盯看作為榮耀的事。韓蘄王做小卒的時候，看面相者料定他日後必被封王。然而韓卻大怒，認為自己被侮辱了，于是用拳把對方一頓猛打。這都是一個道理。鄂西林相公在《辛丑元日》曾經寫過這樣的句子：“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在《詠懷》中又講：“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這都是他做郎中時所作的詩。看了這些詞句又有誰能想到他將來會出將入相呢？等他做了七省經略，在《金中丞席上》講：“問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誰為濟世才？”他在《登甲秀樓》絕句中說道：“炊煙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竟然以武侯來自比，這些都和他未得志時的心態就完全不一樣了。張桐城相公則從翰林做到首相，所作詩歌全是一個風格。最清秀美妙的詩句有：“柳蔭春水曲，花外暮山多。”“葉底花開人不見，一雙蝴蝶已先知。”“臨水種花知有意，一枝化作兩枝看。”《扈蹕》講：“誰憐七十龍鐘叟，騎馬踏冰星滿天。”在他的《和皇上風箏》中又講：“九霄日近增華色，四野風多仗寶繩。”在這句詩里，詩人借“繩”字韻“升”，來寄托自己內心的志向和遠大的抱負。
詩在骨不在格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余深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亳誰為之格？誰為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范圍否？況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格豈有一定哉？許渾云：“吟詩好似成仙骨，骨里無詩莫浪吟。”詩在骨不在格也。
楊誠齋說：“古往今來，天分低拙的人，都在詩歌上愛大談格調，而不懂得風情趣味。為什么？因為格調是空架子，有嘴就能很簡單的描述出來；而風情趣味專門描寫性靈，不是天才就辦不到。”我十分喜歡這句話。要知道有性情，便有了格律；格律總是在性情之中的。《詩經》三百篇多半是勞動者及懷春少婦直率言情的，有誰為他們定過格式呢？又有誰為他們定過音律呢？而現在談格調的，能超出這個范圍嗎？況皋、大禹時代的歌謠，不同于《三百篇》；《國風》的格調，不同于《雅》、《頌》。格式怎么有一定之規呢？許渾講：“吟詩好似成仙骨，骨里無詩莫浪吟。”詩的精華在詩骨而不在格式呀！
存其是去其非
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于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為七子，再傳而為鐘、譚，為公安，又再傳而為虞山，率皆攻排詆呵，白樹一幟，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氣，存其是而去其非。試思七子、鐘、譚，若無當日之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方將索于荒村寂寞之鄉，得半句片言以傳其人矣。敵必當王，射先中馬，皆好名者之累也！
前明有門戶派別之分，不只是朝廷有，在詩歌上也是這樣，當明詩處于昌盛的時候，高、楊、張、徐，各自成為一家，沒有門戶高下。一傳下來就是明七子；再傳就是譚、鐘，成為公安派；又再傳是虞山，大都是相互攻擊詆毀，自己樹立一個旗幟，真是十分可笑。大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都有自己的缺點，總是要平心靜氣，保留正確的，去掉不對的。試想明七子、鐘、譚等人，要是沒有當時的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必將從荒村僻壤的偏僻之地去尋找，有幸得到一言半句就要傳之于後人。打敵人一定先擒王，射人要先射馬，這是喜愛名聲的人所特有的累贅，會在最緊要的時候葬送他們。

文中寄志
詩在骨不在格
存其是去其非
金公政簡刑清
切勿抄襲
絕妙名聯
聖朝佳話
詩才清警
詩重其性情
唐翰林最榮
名未必符實
福薄生慧
改詩難于作詩
詩貴其有深意
每出必攜書
心有靈犀
落筆不經意
宋學太盛
天下無如吃飯難
以故事育人
賦詩抒懷
詩難事也
幸露語平安
不能評第一
詩稱家數
各朝富貴詩
吟楊花詩
妙在孩子語
預知中榜
應酬詩作
改詩論
剛柔相濟
賢人留戀故地
忠臣與孝子
閨秀能文
論因緣
席間賦詩
仿古風
儒釋名家
身份不等心胸不同
用成語作妙詩
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女人建功
後宮軼事
文簡談畫
文貴在曲婉
野外詩意
才女嫁俗商
論《聲調譜》
論詩的悟性
美妙的詩
得隨園記
五斗米與詩
行醫與作詩
娘子秀才
揚州游
身臨其景
詩詞談
蘇州秀才
詩的意境
女司馬相如
厚積而薄發
好書之癖
庸師妄評真才子
評王荊公
棋藝與詩作
生活與作詩
作詩不能一概而論
陳設古玩與運用典故
好詩有好韻
詞章與考據
一詩一典故
喝酒與買書
王安石改詩
墨禪和尚
題《芝城話舊圖》
偶吟香亭
上天造人
難解樂府語
詩文集之名
別號非古
詩歌的妙處
諷世語
戒濫評
英俊少年留佳作
詩中典故探
新不如舊
做官容易作詩難
題廟堂詩
詩人的不同運氣
詩人也逃學
七旬老翁應試
論古
恬淡添壽
沈周之詩
遇才結友
人參換野菜
正者拒妓
詩功
姑表二兄弟
淡雅桐城公
尊唐貶宋遭戲
任氏姐妹情
詩詞救名妓
秀才清語
俗語出名士
詩以對仗為工
對客揮毫
宴席上的詩作
載菊之道
詠指甲
詠嘆別離苦
勤奮尚書
題仙人詩
情深至摯誓死不渝
上元燈詞
詩人筆下出美景
詠詩拾趣
為人難
難得知己
一字顯境界
一詩感夫婦
母女皆能作詩
詩　境
一杯清酒話松風
姑母責郭巨
一字傳神
秦淮竹枝
華陽行
慧眼識詩
趣雅風俗
不得志者詩
貌短小詩猶佳
多種解釋
空青草
三揖學藝
人各有趣
編輯七病
謠和樂
花旦考
貴在考證
幽清之詩
以訛傳訛
士大夫記
聞一道人

《隨園詩話》是清代文學理論著作，袁枚著。隨園，在江寧(今南京)小倉山，是袁枚辭官悟所筑別墅名。袁枚的詩話即撰寫于此，故名《隨園詩話》。
《隨園詩話》是清代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其體制為分條排列，每條或述一評，或記一事，或采一詩(或數詩)，乃隨筆式。本書的編撰，旨在倡導性靈說詩論，以反對乾隆詩壇流行的沈德潛格調說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風氣。本書于作者辭官後開始編撰，成書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畢沅等資助付梓。補遺則寫至作苦病故為止，成書于嘉慶年間。
袁枚(1716-1798)，字子才，號簡齋，一號存齋，世稱隨園先生，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同老人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屬浙江)。乾隆四年(1739)進士，選庶吉士，人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發江南，歷任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地知縣。乾隆十四年(1749)辭官，居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小倉山隨園。以後除乾隆十七年(1752)曾赴陜西任職不到一年外，終生絕跡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詩壇，為性靈派領袖。著述甚豐，有《小倉山房詩集》、《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子不語》、《隨園尺牘》、《隨園隨筆》等十來種。傳見《清史稿》卷四八五。
《隨園詩話》記述了古今文壇掌故、文人軼事，評品古今詩人及詩作。集中體現了作者論詩力主性靈的主張。他認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在袁枚的理論體系中，性靈大致與性情相等，都是指詩人真情的抒發，他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又說：“文以情生，未有無情而有文者。”他甚至把“詩言志”的傳統詩教也納入他的性情之中，倡導“肌理說”。他又不一概排斥學識和能力，在學識和能力與天分二者的關系上，袁枚仍然以天分為先，這體現了他性靈說的內質。靈感的產生有突如其來和稍縱即逝的特點，袁枚在闡述性靈說時，充分注意到了這一點。
作者在強調“性靈”的同時，他還提倡詩歌應有新鮮的風味，靈活的筆致，注重詩人的才情、個性與獨創性。這種反傳統、反模擬、求創新的特點，亦有不少詩壇掌故、詩歌本事、詩人軼事的記載，雖不無庸俗之處，但可見乾隆時期文化狀況的一個側面，是袁枚在繼承前人進步思想的基礎之上的新發展。本書的精華在于“話”，而基礎卻在于“詩”，故書中采錄了大量印證詩論的作品，不拘時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別，尤可稱道者是閨秀之什頗多。獨開生面，別樹一幟并集結起“性靈”詩派，為反擬古、反考據為詩，及使詩歌回歸抒寫真性情的軌道上來作出重要貢獻，是對清代以來道統文學觀的挑戰。《隨園詩話》以其所具有的新興社會思潮的因素而獨樹一幟，在中國文學理論上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隨園詩話》取材廣泛，內容豐富，考慮到普及的需要，我們選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以供讀者閱讀，希望本書能對您的學習和生活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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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