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二十一)（簡體書）

《溫故(21)》內容簡介：《溫故》是一種陸續出版的歷史文化讀物。以今天的視角來追懷與審視過去，并為當下的生存與未來的發展提供一種參照，所謂“溫故而知新”。內容大體包括以下三方面：對人類以往生存狀態的追懷；對歷史的審視與反思；對歷史文化遺跡與遺留文本的重溫。

《溫故(21)》編輯推薦：
1.《溫故》，中國的年輪——從今天，回望中國。自2004年創辦以來，《溫故》擁有余英時、白先勇、章詒和、袁偉時、王學泰、邵燕祥、沈昌文、程巢父、陳丹青、張鳴、謝泳、邵建、范泓、傅國涌、吳興文、蘇小和諸多撰稿人。本輯特稿《我的父親劉文典》不一樣的“狂人劉文典”，冰云《陳獨秀與托洛茨基》兩個大起大落的歷史人物。
2.《溫故》，我們的歷史——民間視角，風行多年。本輯人物、往事專欄，“九三叟”秦寶雄《往事雜憶：從父親秦汾和丁文江先生說起》，蘇小和《財會知識分子顧準》，亮軒《最後的張白帆：兼述六十年前的陳素卿舊案》，周素子《西域探夫記》，吳大年《勞動大學遇險記》，張硯山《我住過的四合院》……
3.《溫故》，影像的記憶——探知歷史真相，保持理性聲音。期待已久，2012年《溫故》總頁碼擴為256碼，本輯特別奉獻白先勇《白崇禧將軍臺灣歲月》，48碼精印老照片，論及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關系，分合之間，往往影響國家的安危。網易、搜狐、鳳凰網等媒體聯袂推薦。

[特稿]專欄
劉平章《我的父親劉文典》
……不能不提一下沈從文的事情了。沈從文在昆明的那段時間，住在丁字坡旁邊，也就是以前的唐公館對門，而我們家住在龍翔街。住在丁字坡的人跑警報，往往是跑以前的英國花園或現在的圓通山後面。我們跑虹山，他們兩人是不會遇到一起的，而且我們沒跑幾次就搬到了官渡。不知道是誰編出來的這個故事。而且沈從文評教授的時候父親已經離開聯大到了云大，所以并不存在這個問題。

冰云《陳獨秀與托洛茨基：兩個大起大落的歷史人物》
……托洛茨基是世界各國托派組織的精神導師，而陳獨秀是中國托派中最知名的領袖，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托洛茨基對陳獨秀的思想及後半生命運產生了極深刻的影響，從某種角度來看，是托洛茨基改變了陳獨秀的人生歷程。

[人物] 專欄
張耀杰《胡適與辜鴻銘的精神碰撞》
……胡適與前輩文化人辜鴻銘之間，一度處于激烈碰撞的敵對狀態。辜鴻銘離開北京大學英文門一級教授的職位，也主要是出于英文門的教授會主任胡適的提議。但是，離開北大之後的辜鴻銘，與胡適之間依然保持著相互尊重、彬彬有禮的“君子”之交。

孫卓《裴文坦的故事與事故》
……胡美篳路藍縷在中國湖南開創現代醫學教育之基業，曲折悲壯，繼其後獻身于中國醫學事業的外籍人士更不乏其人，為此殞身藍天的裴文坦就頗值得一書。

蘇小和《財會知識分子顧準》
……歷史，對顧準真是恩惠有加，似乎自始至終就是想把顧準培養成中國最杰出的財會知識分子。當王志莘、潘序倫、孫冶方、駱耕漠、吳敬璉這些卓越的名字，集體出現在顧準的世界里，他成為中國最杰出的財會知識分子，幾乎就是一種必然。

沈蕓《兩代人的“戰爭”與和平——回憶李子云阿姨》
……王蒙有過一說，夏衍是高度被政治化的，卻保留了自我的私人空間，沒有被徹底地政治化掉。我想他的這一準確的感覺在一定程度上來自于李子云。爺爺的“四合院”大門一關，門里門外是兩個世界。

[影像] 專欄
白先勇《白崇禧將軍臺灣歲月》
……1949 年最後一天，12 月 31 日，父親由海南島海口飛到臺灣。那正是大陸失守、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謠諑四起，許多人勸阻父親入臺，認為臺灣政治環境對父親不利，恐有危險。當時父親可以選擇滯留香港、 遠走美國甚至中東回教國家， 但他毅然到臺灣。用他的話說，這是——向歷史交待。

[往事] 專欄
張振文《一百年前孫袁會》
……1912 年夏，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進京共商國是。在北京，孫中山逗留了二十五天 （8月24日至9月17日） ， 前十三天幾乎每日與袁世凱面談，最高記錄從下午 4 點聊至次日凌晨 2 點，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阿班《鈴木的使托》
……近衛文?是甘愿被日軍中的好戰派當工具使的。但因為性格關系，他對此也常有疑慮，患得患失。他至少有兩次暗中行事，希望做出妥協，終止在華戰爭。其中一次，他讓我充當他的密使，向蔣介石面陳他的想法。

孟衛東《新四軍與泰州二李》
……新四軍進入蘇北。緊挨著葉飛部隊的是蘇北國民黨軍第二大勢力，泰州兩李的人馬。所謂兩李就是李明揚和李長江，他們的職務是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和副總指揮，統領著一支號稱三萬，實則兩萬多人的雜牌軍。

[記憶] 專欄
楊嘉實《1938 年 ：湘黔滇之旅》
……兩百八十五名學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步行到昆明。旅行團行程共約三千五百華里，歷時兩個多月。

秦寶雄《往事雜憶——從父親秦汾和丁文江先生說起》
……人生的情感，充滿了喜怒哀樂，人生的滋味，有甜酸苦辣。活了九十三年，這些我都嘗到了。

亮軒《最後的張白帆——兼述六十年前的陳素卿舊案》
……陳素卿案的現場情境到底如何，再高明的警探也無法重建，因為陳素卿無法起死回生。

周素子《西域探夫記》
……我們不僅僥幸存活，而且後來合家團聚。但在那段歲月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者卻大有人在。

吳大年《勞動大學遇險記》
……就在我們出逃的那個晚上，家里還發生了一件怪事，那只漂亮的大公雞忽然挺身叫了起來，令人詫異不已。

張硯山《我住過的四合院》
……四合院，留給了我們太多的回憶。再見了，前英子胡同 11 號。再見了，我住過的四合院。

陳仁德《張?姐》
……她年少時無父無母孤苦伶仃流落街頭， 我們家收養了她，我爺爺還特地給她取名“巧云”。

鄭必珍《四季》
……我家就在桂花廟子旁。廟子的看門人喜歡養花種樹，門前房邊有幾棵桂花樹而得名桂花廟子。

李紹明《村中人物》
……這回該正正經經列數我那小村的才人了。心里的第一號才人，是本家兄弟紹敬。

[美]阿班《鈴木的使托》
對于近衛文?其人，歐美各國的認識向來不準。他財富不多，但血統幾乎與當今的日本皇族同樣高貴。日本各派系都巴結他，想攀上關系，因為誰都知道他是日本政壇的“未來紅人”。在海外，他給人的印象是個反軍國主義的自由派人士，事實卻遠非如此。1936年，一名位高權重的日本將領在沈陽告訴我說，其實，早在1935年，他就與日本軍方私下勾結了。從那時起，軍中的好戰派已將他視為手中的“王牌”。
近衛親王首次榮任日本首相一職是1937年初夏的事。消息一經公布，《紐約時報》馬上發電報到上海，指示我寫一篇一千五百字的通訊稿，介紹此君任首相後，對日中關系會帶來何種影響。
我的文章于1937年6月底登在《紐約時報》。其基調及立場，與各報圍繞此事的相關文章及社論迥然對立。我寫道，若以為近衛是熱愛和平的自由派人士，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升任首相一職，恰恰說明軍中的好戰派已準備進攻中國。秋天之前，日中的敵對行為必將升級。 不出我的所料，7月7日，日軍就在北平外圍的盧溝橋對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三星期後，即7月底，我到天津采訪戰事，正值日本飛機對該市狂轟濫炸，將南開大學炸成廢墟。在外國人聚集的天津總會，我發現登有我那篇文章的《紐約時報》已經運抵，大家正爭相閱讀，非常搶手。
近衛文?的個性頗為奇特。他意志不堅，缺乏動力。但正如所有軟弱猶豫者一樣，他常在意想不到的時候，突然變得格外固執。近衛還是個隨波逐流的老手。他在首相的位子上三起三落，多次患上“外交不適癥”，以此為借口引退，讓陸軍和海軍中的對立派系自己去斗個你死我活。等雙方斗出了眉目，近衛親王就康復了，變得格外矯健，干脆利落地作出決斷。而他的立場，永遠站在勝者的一邊。近衛文?的玉體似乎也欠康健，頻繁地感染風寒。每當官方宣布首相因罹患感冒，不能見客時，東京便謠言滿天飛——他是真的病了，還是又發生了新的內閣危機？
總體而言，近衛文?是甘愿被日軍中的好戰派當工具使的。但因為性格關系，他對此也常有疑慮，患得患失。他至少有兩次暗中行事，希望做出妥協，終止在華戰爭。其中一次，他讓我充當他的密使，向蔣介石面陳他的想法。那一次，他確實想背叛軍方的極端派，盡管正是那些極端派，將他推上了首相的高位，又讓他在位子上坐穩。
此事發生于1938年10月中旬。十個月前，日軍攻陷了中國首都南京，國民政府臨時遷往武漢。不久前，即1938年夏，日軍又海陸空三軍配合，沿長江西進，先是攻下安慶，繼而拿下九江。到秋天時，武漢已是岌岌可危了。
10月13日，一個叫鈴木文四郎的日本人到我的辦公室拜訪。雖然鈴木常在美歐旅行，但他在美國罕有人知。在日本，他卻是聞名遐邇。他是東京和大阪多家日文報紙的大股東，也是個著名作家和評論家。
鈴木與我交談了半個小時。他倒是暢所欲言，無所顧忌。他指出日本在華的幾場戰役進展都太緩慢，代價也太高；又批評軍界將領貪婪腐敗。他還說，日方對待華人太殘暴，即便對有地位的華人，手法也極其拙劣，剝奪了他們最起碼的自尊，不斷將這些人推向自己的對立面。等等。
鈴木的這種舉動，在日本人中是極不尋常。我不禁懷疑，他可能就是軍方極端派的密探，故意在我面前說主人的壞話，想套出我的真實想法。因此，我每句話都小心翼翼，以免被他抓到把柄。這么漫無邊際地談了許久，我對他說，非常抱歉，因為另有重要約會，恐怕要失陪了。
他一聽，慌亂起來，道：“可是，我還有急事跟你商量，是件高度機密的事情。我這次來的身份，是近衛親王的使者，”說著，從襯衣口袋里摸出一疊紙，“這是我的身份證明，日文和英文的都有，請過目。”
我連串問：“這是怎么回事？近衛親王怎么會派你來找我，你的任務又是什么？”
鈴木道：“是這樣的，首相很想停止這場戰爭。他認為，攻下武漢，只不過是種軍事上的手淫行為。因此，他希望在武漢陷落前，可以背著陸軍，先跟中方達成和平。”
鈴木暫時只能透露這些。他堅持說，我必須專門為他撥出兩個小時，以便他向我詳細解釋整個計劃。于是大家約定，各自先忙自己的事，當天晚飯後，再到我的住所聚首。他叮囑道，我必須利用這段時間，先去驗證他的身份。我可以把他的文件給時任日本駐華無任所大使的多仁過目，也可以給日本駐滬總領事過目。
我不敢大意，趕緊讓無任所大使和總領事分別驗證了文件的真實性。兩人都確認說，信是近衛首相的親筆，信中說，鈴木此人百分百可信，他的任務，是向我傳遞口信，其內容具有“最高等級的重要性”。
這下我才確信不疑。當晚便再度與鈴木碰頭。那時是1938年10月，整個世界都在贊嘆所謂“外交新技巧”。張伯倫專程飛往慕尼黑會晤希特勒，號稱要贏得“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但鈴木進門後就說，張伯倫的思路，其實比近衛首相晚了整整一年。因為一年多前，近衛就提出要飛赴南京，親自與蔣介石達成中日和平協議。
鈴木道：“去年7月，北平附近爆發沖突後，我去見當時的外相廣田。廣田是我多年的密友。我敦促他說，趕緊給蔣介石將軍發電報，表示原意飛往南京面晤蔣介石，以便盡力化解中日之間的爭端。我當時的提議，與張伯倫上月飛慕尼黑的做法，其實是如出一轍的。廣田聽了，認為很有道理，就與近衛首相商量了此事。近衛也認為，這建議很好。他還提出，應該由他親自出面，飛往南京見蔣介石。隨後，內閣中的文官成員就此事進行了冗長的討論，最後否決了我的建議，理由是，這么做的話，日本會‘太沒面子’。”
此事可以視為近衛首相第一次嘗試改變對華政策。此舉對于軍內的激進派，可說是一種背叛。近衛默許了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而事變的後果，又使他慌了手腳，進而對此事的意義產生了懷疑，不知任其發展下去，會將日本帝國引往何處。所以他才急著要去南京與蔣介石談判，期望達至長久和平。此事之所以胎死腹中，估計是內閣中的某些文官成員向陸相和海相報了信，後者出面阻撓，于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終于無疾而終。
近衛這次的動作，可算是他的第二次和平努力，也是他第二次背叛軍方中的極端派。他做出的安排，通過鈴木之口說出來，讓我聽了，覺得幾可媲美好萊塢電影中的國際間諜戰情節。
鈴木說：“近衛親王知道，你是蔣總司令的朋友。只要你向蔣總司令保證這確實是近衛親王的建議，他就會認真考慮。既然你已經驗明了我的正身，我就要冒昧請你陪我去一趟漢口，向蔣介石提交我的身份證明，同時向他提交首相制訂的日中和平建議。首相的意圖，是要限制陸軍肆意擴張，以免他們發展得過于強大，危及日本政府的存在。
“首相擔心的是，如果陸軍攻克了武漢，繼而征服整個中國，日本自身也會置于赤裸裸的陸軍獨裁統治之下，日本帝國就會徹底被毀。這是因為，一旦日本征服了中國，我國的軍國主義分子就會挑戰美國及歐洲列強在遠東的地位，後果不堪設想。他認為，應該不惜代價，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日本人民對這場戰爭已經非常厭倦了。這種情況下，如果近衛親王突然公布了一項合理的日中和平協議，陸軍是不敢硬將這場毫無意義的戰爭拖延下去的。”
我打斷鈴木說，上海和武漢之間的通訊已經全部切斷了。中國各地通往武漢的鐵路，只有粵漢鐵路還在運行。長江已完全被日本海軍控制，加上兩岸戰事激烈，因此水路根本無法通行。即便人不去，采用郵寄，也行不通，因為郵寄的話只能繞道香港和廣州，又慢，又不可靠。至于上海和武漢之間的有線和無線電報，要么已經被破壞，要么完全受日本檢查人員的控制。雖然可以將近衛首相的建議通過有線電報發到香港，再從香港轉發到武漢，但這么一來，就完全無秘密可言了，因為日本的間諜和情報人員無所不在，并且掌握了所有的密電碼，包括遠東美國海軍和外交使團使用的密碼。我問鈴木，這種情況下，我如何與蔣總司令取得聯系？就算聯系成功，蔣總司令也愿意接見我們，我們又如何前往武漢？
沒想，東京方面早就通盤考慮了所有情況。鈴木說：“如果蔣總司令同意見我的話，我想請你陪我飛往武漢，或飛往他指定的任何地方。近衛親王會作出安排，由日本政府派一架京滬線的民航客機送我們。如果蔣總司令對這一安排不放心，他可以自派任何中立國的飛行員，比如美國飛行員及機組成員，開自己的飛機來接我們去內地。無論是誰的飛機，機身標志可以由他事先指定，以便飛行和降落時不遭到攻擊。
“在飛行過程中和在武漢期間，我愿意被蒙上雙眼，只在與蔣總司令會談時除去蒙布。在武漢期間，我同意放棄行動方面的自由。我們的計劃是，飛機起飛後，先假裝朝北平方向飛，等飛出了日本觀察員的視線范圍後，再折向西面，飛往武漢。萬一日本觀察員發現飛機改變了方向，或無線電監聽人員聽出了異常，再要求日本戰斗機追擊的話，由于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前量，足夠擺脫他們。
“如果蔣總司令不同意這個安排，我愿意和你一起乘美國輪船去香港，然後從香港搭英國飛機或中國飛機去武漢，具體由蔣總司令安排。”
我說，飛行方面的安排看來已甚為到家，但最大的困難，是如何將我們登門拜訪一事，先知會蔣總司令。目前的形勢是，日軍正沿著長江快速向西推進，中方在各地的防線許多已岌岌可危了。若以信件方式通知的話，郵件經香港轉武漢，最少也要一個星期至十天左右。 對此，鈴木早有答案。他說：“我們至少還有六個星期時間。我國陸軍不可能在11月底之前攻下武漢。美國亞洲艦隊司令雅內爾海軍上將目前人在上海，他的旗艦奧古斯塔號就停泊在黃浦江，每小時都和停泊在武漢的美國炮艇通一次電報。你們《紐約時報》在武漢有一個記者。為什么不能請雅內爾將我們求見蔣總司令一事以密碼發給《時報》駐武漢的記者，然後讓他親自轉交給蔣總司令呢？”
我告訴鈴木，我必須先征得《紐約時報》總部的同意，才能介入這種談判活動。我會給《時報》駐香港記者寫一封信，讓他照我擬就的稿子，給《時報》總編發一封電報，匯報此事，并征求批準。我的信將搭明天的班輪寄往香港。
《時報》的回電批準我參與此事。收到《時報》回電後的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泊在黃浦江的奧古斯塔號，在雅內爾上將的艙房里，與他關上門密談。我將近衛首相的倡議攤在他面前，巨細不遺地公開了整件事。但雅內爾海軍上將卻拒絕替我們拍發無線電報，認為使用美艦設備從事這項工作，非常不妥。他舉出了種種反對的理由，其中一條是，他相信日本陸軍早已掌握了他的密碼。若背著日軍拍發和平倡議，必將遭到日軍的報復。一旦日軍采取報復行動，日美兩國就會因此爆發戰爭，此事非同小可。
經我再三說服，雅內爾最後折衷說，我可以經香港給《紐約時報》駐武漢記者寫信，由他將日方的會面請求轉達給蔣介石。他將允許該記者到駐武漢的美國炮艇上，將蔣介石的答復發回奧古斯塔號，再轉交給我。但電文只能有一個英文字：“接受”（Accepted）或“拒絕”（Declined）。前者表示蔣介石愿意接見鈴木，後者表示拒絕接見。
談妥之後，雅內爾上將送我到跳板邊，準備乘他的渡輪上岸。奧古斯塔號這時泊在黃浦江中央，對面便是外灘。他伸手按住我的肩膀，為了不讓身邊眾多軍官聽見，壓低嗓子道：“阿班，我希望你別飛武漢。我知道這是個非常刺激的冒險行動，說不定能讓你寫出一篇年度最佳的獨家報道。但我覺得，日本陸軍十有八九會事先得到消息。估計你的飛機還沒飛出上海一百英里，就會被擊落。即使僥幸逃過了，等你回上海後，還是會給他們暗殺的。你得想仔細了。”
我的信先走海路到了香港。寄抵香港時，是10月17日。次日，信就搭上飛機送往武漢。19日，《紐約時報》駐武漢記者就將信親自交到蔣介石手里，蔣夫人也在場。駐武漢記者對信的內容一無所知。20日，該記者從駐武漢美艦上給旗艦奧古斯塔號發來電報。雅內爾上將親自打電話給我說，回電的內容是“接受”。
我馬上將回電內容轉告鈴木。當天晚上，鈴木就乘船趕回日本，以便另獲近衛的手札，并具體聆聽近衛提出的最新停戰條款。
但近衛的和平行動開始得太遲了。10月25日，保衛武漢的國軍防線被日軍攻破。26日晚，日軍全面占領了武漢三鎮。蔣總司令、國民政府及大部分國軍將領都撤往陪都重慶。近衛的努力，終于功虧一簣。
近衛親王猶豫不定，精力也欠缺，不適合任戰時的首相。因此，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幾個月，日本陸軍將他踢到一邊，另推東條英機為首相。日本加入羅馬—柏林軸心國集團，固然是近衛文?首相和松岡洋右外相的手筆，但對于日本軍方來說，兩人的作用，也就僅此而已。日本人一般都認為，戰爭時代，首相必須由現役軍人擔任。在軍事獨裁和軍事戒嚴時期，近衛及松岡這樣的文官，實在是百無一用的。只有當日本希望謀和平時，他們才能體現其陰謀家及談判家的價值。（楊植峰編譯自[美]阿班的《太平洋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