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慰安婦（簡體書）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對亞太地區發動了法西斯式的侵略，其軍隊的燒殺搶掠，可謂罄竹難書。設置“慰安所”，強征“慰安婦”，就是日軍罪惡鏈條中的一環。時至今日，在鐵證與事實面前，日本政府面對“慰安婦”的起訴，仍舊抵賴、否認、抹殺、掩蓋其歷史罪惡，拒不認罪。
在朱德蘭編著的《臺灣慰安婦》中，作者借用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對臺灣“慰安婦”苦難遭遇，進行了細致的調查，對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的專制統治，設置日軍“慰安所”的過程、實況，以及與島內外“慰安所”諸多關系等，做實證性的分析。
日本政府在臺灣，用強迫、欺詐、引誘等手段征調“慰安婦”，是日本政府的“勞軍”舉措之一，旨在滿足日軍的獸性欲望需求，驅使日軍為征戰效命，這是日軍的性暴力罪行。《臺灣慰安婦》通過對臺灣“慰安婦”的調查研究，揭開了日本殖民臺灣的罪惡黑洞。

日本政府在臺灣，用強迫、欺詐、引誘等手段征調慰安婦，是日本政府的勞軍舉措之一，旨在滿足日軍的獸性欲望需求，好驅使日軍為征戰效命，這是日軍的性暴力罪行。朱德蘭編著的《臺灣慰安婦》通過對臺灣慰安婦的調查研究，揭開了日本殖民臺灣的罪惡黑洞。

1994年，我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的最後一年，母親擔心我忙著寫論文，不好好照顧身體，故專程赴日為孤單奮斗的我打理生活瑣事，在福岡陪住了半年。母親長期觀察日本人，發現日本人普遍很守法、愛干凈、有禮貌，他們在公眾場所交談多輕聲細語，家長對頑皮哭鬧的子女，多用溫和的語氣、堅定的眼神，勸阻孩童停止不當的率性行為。母親在日常生活中，看見日本學友幫我修改論文，和我交往總是言行守禮，對日本人的印象極好，因而問我：“這么懂禮貌的民族為何會侵略鄰國？”
凡事都是一種機緣。
1999年以前，我的專業領域為旅日華商貿易史、中國海洋發展史，對于日本殖民臺灣51年史的認識相當淺薄。然而，自1999年我兼任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以來，因聞知許多艱苦生活的阿嬤（指原臺籍慰安婦）戰時受害的故事，遂對臺灣史、日本殖民史，尤其是日本帝國動員婦女充當“慰安婦”問題，興起強烈的研究動機。
誠如讀者所知，近二十年間，亞洲“慰安婦”以各種形式抗議日本政府，狀告日本，要求其謝罪、賠償、反省罪行，這也是國際社會矚目、媒體爭相報道的議題。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戰前屬于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既具有地域社會的特色，又與各族“慰安婦”有著共通的時空背景，臺灣學者的反應卻頗為冷淡，不僅鮮少予以關注，甚至認為：“她們本來就是妓女，自愿賣淫……不須要浪費力氣，為‘慰安婦’問題做研究。”
而我投入“慰安婦”的研究領域，也有黑函指責我為何“為‘娼妓’辯護？”“為何否定日本殖民臺灣的貢獻？”擔任我博士學位評委的一位口試老師更驚訝地說，“原來你是反日分子”，對我接受日本師長栽培，恩將仇報，改變研究方向很不以為然，產生極大的誤解。
盡管如此，可我見到八十余歲病歪歪的臺灣阿嬤，經常頂著火紅紅的太陽向駐臺日本代表抗議，忍受寒風冷霜到東京法院出庭，就不禁暗想，隨著歲月流逝，她們一旦都辭世了，未來我們將如何讓世人知道她們的歷史傷口？
為了重現臺灣“慰安婦”的歷史真相，揭露日本殖民臺灣的歷史黑洞，我四處查訪，網羅文獻、口述資料，閉門專心寫書，期間為了紓解沉重的研究壓力，而拾起畫筆，以五十余幅水彩畫為自己進行了心理治療。本書收錄了幾幅和本研究議題吻合的繪畫，便是我整理研究思緒的體現。
2005年東京明石書店出版拙作《臺灣總督府與慰安婦》一書，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1999年獲得最高學術榮譽學士院賞）讀了該書，來信稱贊我做了“很棒的研究”，給正處于身心疲憊狀態的我帶來極大的鼓舞。
2008年臺灣中興大學黃秀政教授向臺北五南圖書公司推薦，邀我重新撰寫一本《臺灣慰安婦》。該年12月為我寫序的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許介鱗所長（東京大學法學博士）說道：“臺灣終于也有人艱辛地完成一部巨作《臺灣慰安婦》。在臺灣屈曲的歷史上，留下值得長久教育下一代的作品。”荷蘭萊登大學（University Leiden）包樂史（Leonard Blusse）教授在推薦序中，也給我諸多肯定。他們贊同拙作的論點：“無論‘慰安婦’是不是職業娼妓，日本政府都不應計劃性地動員，制造日軍買春、婦女賣春市場。”
皇天不負苦心人，2009年臺北五南圖書公司出版拙作第二版，即反映臺灣讀者對此研究議題的支持。
臺灣“慰安婦”乃探索中日、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帝國實施諸多戰爭暴行中重要的一環。承蒙五南圖書公司同意本人保留簡體字版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所長審閱後推薦拙作，并與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著名學者蘇智良教授慨允寫序，使拙作簡體字版得以付梓問世。
本書的出版，除了感謝他們的玉成外，還應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編輯業務方面付出了辛勞。
另，對長期支持臺灣“慰安婦”控訴日本政府、不辭辛苦的日本義務律師公會，秉持正義的專家學者、民間社團，與協助臺灣阿嬤勇敢面對歷史傷口的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以及全力支持我從事研究工作的家母辛子萍女士、嫂嫂李春子女士，均一并表示最高的敬意與感謝。

導論
第一篇 統治篇
第一章 一君萬民
第二章 警察大人
第三章 國家認同
第四章 扶助皇運
第二篇 慰安所篇
第五章 戰爭與日軍慰安所
第六章 慰安所承包會社
第七章 慰安所融資公司
第三篇 慰安婦篇
第八章 慰安婦的出國與募集
第九章 閩南籍慰安婦
第十章 客家籍慰安婦
第十一章 原住民慰安婦
結論

1895年日治臺灣以前，明治政府在求知識于世界，全面模仿西方文明的過程中，相當重視學習列強國家的警察制度。1872年鹿兒島武士出身的川路利良赴歐考察警政歸國後，1874年日本政府就根據他的“警察國家”方案，在東京設立警視廳，任用川路利良擔任大警視直接掌管首都的警察權，將地方政府的警察權交給府、縣知事管轄。依照川路利良的規劃，平均每2．3萬人的住宅區應設一個派出所，配備數十名警察。1890年，日本設有692個警察署、774個警察分署、1400個派出所，儼然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警察網。警察人員多來自沒落的武士，大批武士進入警察系統中，對鞏固國家基礎、平息各地叛亂、鎮壓農民運動、管制國民生活產生不小的作用，此後增設警察也成為近代日本加強君權政治的要素之一。
反觀臺灣，清治時期雖然已有維護社會治安的機構和官吏，但警察及其相關制度的出現源于日治時代。日治之初，臺灣總督府相當借重本地士紳的力量出面維持治安。設置警察始于總督府內務部警保課課長千千巖英一的建議。也就是說，1895年，千千巖英一主張，日軍一旦完成占領全島後，就要從軍政回歸民政，而據日本本土的經驗，維護治安與推行內政的主力是警察。臺灣總督府贊同警政即內政重要部門的見解，便于同年6月派遣千千巖英一到日本內地招募警察。1896年臺灣總督府結束軍政，實施民政後不久，就確立以“警察政治”統治臺灣的施政方針。
日治時期臺灣人通稱日本警察為“大人”，有關警察制度的發展過程、警察來源、任用與培訓方式，以及警察官紀與社會觀感等問題，茲探討于後。
P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