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簡體書）

蔣介石的“天下”從“馬上”得之，從“馬上”失之；既順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這樣驚天動地的一得一失，在蔣介石一生中“實踐”，在中國歷史上也稱得上絕無僅有。本書正是記敘與分析蔣介石“非凡”人生之集。

汪朝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代表作有《中華民國史》第四、十一卷，《中國近代通史》第六、十卷，《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等。
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代表作有《黨員、黨權與黨爭》、《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中國近代通史》第七卷等。
金以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代表作有《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近代中國大學研究》等。

一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
二 屢仆屢起
三 關鍵的一年
四 從倚重元老到閑置元老
五 地緣糾葛與派系紛爭
六 削藩安內：昆明事變
七 家國親疏：與宋子文孔祥熙的關系
八 一黨訓政下的多黨合作
九 挽救危局與“戡亂動員”
十 最後的改革：金圓券發行
十一 蔣介石的閱讀史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
蔣父去世時，蔣母32歲。除9歲長子外，還有一個6歲的女兒和一個未滿周歲的小兒子。寡母獨自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其艱難困苦不難想見。蔣介石日記中，屢屢回憶其幼年失怙後，孤兒寡母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受人欺壓：
“時念余九歲喪父，……余之一生，可說自九歲起無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無援之中過活”。
“當胞弟瑞青殤後，家難頻作，家產行將被侵，先慈朝晚飲泣長嘆。決心上京訴怨控告，毫無難色。嗚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憂苦至此。回憶往事，不堪設想。”
值得注意的是，當蔣介石執掌國民黨最高權力并以革命領袖自居以後，試圖追溯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而孤兒寡母受人欺壓的童年往事，正好成為建構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最佳素材：
余少年自先父歿後，即隨余先慈受社會劣紳之壓迫，貪吏之剝削，以過孤兒寡母之悲境。余憶自亡弟瑞清亡後，余兄介卿受惡訟與劣友之挑撥，思分亡弟之遺產不遂，幾至涉訟，而以訟詞恫嚇先慈。先慈朝夕惕勵，憂患備嘗，但毫不為其所動，以其已出繼于伯父，而且已經分拆產業，授其家室。余當時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獲罪于先慈，乃以私書寄胞兄，屬其勿爭瑣屑，如余長大，必以全產交彼。惟此時勿使母親多憂也。
以後，吾鄉以錢糧不足，須由甲首賠償，而田畝在十畝以上者，須幫助甲首賠款，其所賠之數，多寡不一，概由胥吏與劣紳串通，隨意攤派。是年適族人興水當甲，而余陪甲，其款數逾常，先慈不能承認。不料興水聽胥吏鄔開懷之主使，而又見吾家內不和，胞兄雖有勢力，亦毫不幫助，袖手以觀余孤兒寡母之涉訟，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傳余，以為鄉間最污辱之事，是余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後卒以賠錢了事。
自此，吾母望余讀書成業更切，而余則自知非讀書立業，亦無以雪此恥辱。此約余十五歲之事也。當時只覺孤寡，備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壓迫之苦狀，非改革推翻，不能出頭，且不能雪此奇恥。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于此。
在蔣介石日後的多次回憶中，個人早年之孤苦，很“自然”地與國族的衰微相銜接，出洋求學也被解讀為具有“革命”的動機：“余既痛國事之衰墮，滿族之凌夷，復痛家事之孤苦被欺受凌，更欲發奮圖強，以為非出洋求學加入革命，再無其他出路。”
去掉“革命”的神聖外衣，更能清晰地見到，蔣介石早年之孤苦，對其個性特質的鑄就，以及對其行事風格的影響，是鮮明而深遠的。孤兒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獨孤僻的個性。蔣這樣的自我表述其實更合常情：“余自此乃知社會之黑暗與不平，而更恨世態之炎涼與人情之澆薄。”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讓少年蔣介石感知社會的黑暗與不平；鄰里鄉親的無義與同胞手足的無情讓他深切體察到世態的炎涼與人情的澆薄。
“曾憶十歲之年，父喪未滿一年，是年夏初……鄉間洪水浸屋三尺，為從來所罕見。此時家中惟寡母與孤兒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無人來家援。吾乃聞吾母悲嘆曰：如汝父在，近鄰鋪中人皆早來協助，而你父亦自在家處置一切，決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 諸如此類的情景，令蔣介石終身難忘，直到晚年仍記憶猶新，耿耿于懷。溪口鄉親不僅對孤兒寡母有困難時未伸以援手，而且對蔣的所作所為，在很長時間里不以為然，甚至多有貶評。在鄉民眼中，少年蔣介石是“無賴”，青年時也未見多大出息。直到1918年，蔣日記中仍記有鄉人“見余之所為，未有不為之驚駭也。”“吾豈可為鄉人之毀譽榮辱，而易我高心乎，所念者惟母在也。”蔣心雖高，無奈此時經濟拮據，甚至“夢寐間亦憂貧困”，“為鄉愿似是而非者所排斥”。自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鄉人的毀譽，自己雖然無所介懷，只是擔心牽累母親，使母親在鄉親面前抬不起頭。直到母親去世時，35歲的蔣介石在溪口鄉民眼中仍是事業無成。蔣也時常“想念身世與人情之薄，悲嘆無已，愁悶不堪。”
揚眉吐氣的一天終于到了。1930年10月下旬，蔣介石攜宋美齡衣錦還鄉。家鄉父老為慶祝他“凱旋”歸來，演戲三日，白天開歡迎會，晚上辦提燈會。蔣自稱“余對歡迎會無不厭棄，而獨于鄉間此次之歡迎，使余略述余母訓及家庭教育之優良，以舒積悃，特加欣快。”“以今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認母教嚴厲”。蔣素有“雪恥”情結，無論國恨家仇，均不忘“雪恥”。1919年，蔣介石在日記中申言有四大心病未除，其中之一即是“以仇恨恥辱太多，而滌蕩湔雪不到也”。對是時的蔣介石而言，“仇恨”恐怕不是國仇，而是家仇；“恥辱”也不是國恥，而是家恥。“舒積悃”三字，充分表露了他的“雪恥”心態。
蔣介卿是介石同父異母的兄長，比介石年長十歲。蔣父去世後，兄弟分家析產，本相安無事。不料四年後，小弟瑞青夭折。蔣介卿要求將亡弟名下的遺產重分。蔣母堅拒。雙方反目，幾至涉訟。蔣介石後來反復憶述說，自家內不和、兄弟鬩墻以後，家難頻作。蔣也因此對其胞兄深懷痛恨，日記中提及胞兄，多是貶詞：“俗不可耐，鄙陋尤甚”； “有意搗亂，頑固不化”，“不可感化”，“嫌惡已極”，“惡劣狡詐”； “心術不可復問”等等。
玩劣的孩子，難免厭學。蔣回憶其童年說：“每遇放學，視為大赦，其愉快之情，莫能言喻。”在私塾時代，厭學玩劣的孩子難免受到老師的嚴加管教。在蔣的童年記憶中，教過他的多位塾師皆“無善足述”，有的甚至成為他切齒痛恨的對象。直到晚年，談及任介眉、蔣價人等塾師，痛恨之情仍溢于言表：
60歲回憶：九歲之年追溯塾師任介眉先生之殘忍慘酷，跪罰、毒打、痛罵、詛咒幾乎非人所能忍受，此非嚴師，實是毒魔。如任師當年不死，則余命或為其所送矣。
66歲回憶：余自六歲上學識字至十六歲之十一年間，除任介眉之兇虐以外，蔣價人（謹藩）間亦任意使氣，以學生為囚徒視之。其他對余之教誨皆無善足述。余之少年教育完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賜，當十二歲時，蔣師之苛刻虐待後，十三歲吾母乃即辭退蔣而聘姚，其對元培養之苦心可說無微不至矣。
天地君親師，父親既“不忍言”，塾師都“無善足述”，甚至視如“毒魔”，同胞手足反目成仇，鄰里鄉親也無情無義。蔣介石于1934年的一次日記中寫道：“中正幼年受劣紳污吏之欺凌，親戚之輕侮。長受滿清韃奴之壓迫，學友之嫉視。壯受倭寇蘇俄赤匪之脅誘，與倭寇之畏忌與侵略，而成今日之中正。是中正之歷史，乃劣污倭俄與赤匪所逼成也。”除了滿清壓迫，劣紳欺凌，更加親戚輕侮，學友嫉視，父兄無情，鄉鄰無義，周遭竟沒有一個“好人”。無論是客觀現實，還是主觀感受，這樣的生存境遇，多么陰暗凄慘！這樣的早年成長經歷，又將如何鑄造蔣的人生和個性特質？
在蔣的童年記憶中，孤兒寡母，孤苦伶仃，孤立無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賴。正因為從小缺失對人的“基本信賴”，養成蔣成年以後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蔣介石日記中，經常慨嘆、質疑友朋、同志、部屬之間忠誠、信任、友愛之不可靠：
除母子之外，天下決無義友仁愛，無事則首聚談心，似為至交，有事則彼此避匿，一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者，甚至背笑腹罵，幸災樂禍，今而後，乃知友朋之交，竟止如此而已，抑□吾自不能以誠待友乎。
近日憤激不絕，以友人偽者多，而真者少也。自私自利者多，為公為友者更少也。以此而欲獨善我身，斷絕一切，自外于世而不可得耳。
吾友除孫先生以外，誠意待我者極少，昔日以為可信之人愈不可信，天下事，惟求自立而已。 直率公道難容世，陰險騙詐反成名。以人人為莫逆，便知處處要留心。人心虛偽，社會陸沉，絕無容身余地；風波險惡，沙漠荒涼，創造渡世津梁。
國中皆荊棘，世上無知音。
人心險詐惡劣，畏我者固為我敵，愛我者亦為我敵，必欲我皆為其利用而後快心，稍拂其意則妒忌交至，怨恨并來。政治社會之卑污毒狠如此，豈我所能堪哉。遁世既不可能，則惟有另辟途徑，獨善其身，而使若輩自爭以還我清白之體。誠意愛輔我者，惟妻一人。
一生愛人惟母與妻耳。
父母妻子之外，皆無誠意己待之人，此乃人情之常。
蔣介石認為：“天下事之難，莫難用人及用于人也。”恰在“用人”和“用于人”方面，蔣表現出特異之個性。一方面，他非常看重別人對他的信任與忠誠，另一方面，又十分疑心別人對他的信任與忠誠。蔣介石總是回憶他小時候，孤兒寡母如何受人壓迫，受人欺負，受人冷眼。因此既自卑，又自尊。對別人的控制、駕馭有著強烈的抗拒情結，對外界的輕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
國民黨前輩中，蔣僅服膺陳英士、孫中山等一兩人。陳英士是蔣離開寡母步入社會後，所結識的第一位關照和提攜他的人。由于得到陳英士的充分信任和賞識，蔣盡心竭力為陳驅馳效命。辛亥革命後，他挺身暗殺了陳的競爭對手陶成章。蔣自稱處世交友，“在乎極端，故有生死患難之至友，而無應酬敷衍普通之交好。”1916年陳英士被刺身亡後，蔣寫了一篇情見乎辭的祭文：“嗚呼！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從小失怙的蔣介石，從這位同鄉大哥身上找到了一種“近似父愛”。
陳英士死後，蔣與孫中山逐漸建立起比較直接的關系。但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里（1917－1924），蔣對孫中山一直若即若離，欲迎還拒。對于孫中山交辦的任務，并不積極，動輒使氣撂挑子，任性開小差。有時孫中山函電交催，他卻有意延擱。之所以如此，除了正值孫中山事業低谷外，是蔣認為未能得到孫中山的充分信任。1924年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但蔣上任不久即辭職。辭職的借口是學校經費不濟，負責供應經費的禁煙督辦楊西巖故意刁難。深層原因其實見諸蔣致孫函：“先生不嘗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諸中正乎？今敢還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實不敢臆測。”并稱：“中正與英士共事十載，始終如一，未嘗有或合或離之形神”，“乃以其信之專、愛之切而知之深也。”“今日豈復有真知中正者乎？如吾黨同志果能深知中正，專任不疑，使其冥心獨運，布展菲材，則雖不能料敵如神，決勝千里，然而進戰退守，應變致方，自以為有一日之長。”
不僅渴望孫中山如陳英士那樣充分信任他，還要求黨內其他同志也象陳英士那樣容忍體貼他。他致書胡漢民、汪精衛曰：“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與教導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誘掖亦不可也。”“今弟做事，既無人督責如先慈，又無人體貼如英士，而欲望其有成者，恐轉以僨事也。”只有母親、英士在他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當這兩人都死後，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幾乎過著一種漫無目標的游蕩生活。在1918－1924年間，他曾創下14次的辭職紀錄。任職時間，最長的一次也不到半年，最短的一次只有一天。往復到職、離職，“事近兒戲”。“一言之不合，一事之不如意，乃即念辭職獨行”蔣也自省“賭氣即走，是吾之過”。辭職的理由，不外乎上司信任不專，以及同儕疑忌排擠。每次辭職借口，大多是“不見信”、“不見諒”于總座。不能接受別人的領導和控制，這樣一種抗拒權威的“反上”情結，當與蔣介石缺乏對父權的敬仰有關。
當其“用于人”時，他希望上司同儕對他深信不疑，以慈愛至誠待之。當他執掌最高權力以後，卻很少有人長久不衰地受到他的信任。蔣介石用人，最重忠誠。然而，對上，對下，對同輩，他又常懷疑忌。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後，即感覺蔣介石對人“防患太過”。而親信如陳立夫，在晚年回憶錄中亦指責“蔣公”“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同樣是擁蔣派系，蔣有意讓CC系、力行社、政學系三足鼎立。抗戰時期成立三青團，又有意使黨、團互相制衡。特務系統也是中統、軍統雙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部下信任不專，有意使部屬之間相競相成，相克相生，從相互制衡中達到駕馭的目的。
翁文灝日記中曾轉述美國大使詹森（Y.F.Johnson）對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三人的觀察和評價：胡漢民思想堅決，但教條，窄隘，不易與人合作；汪精衛善于變化，但無甚原則；蔣介石“目光動人，但對人從不信任，各事親勞”。翁認為詹森的觀察頗獨到，顯然深有同感。
抗戰中，時任軍令部長的徐永昌在日記中寫道：“國軍不能練精，由于蔣先生不善治軍耶？由于不能執簡御繁耶？由于防下過甚耶？”；“……委員長不能執簡御繁，用人不疑。”
在蔣看來：“無論為個人，為國家，求人則不如求己。無論親友盟人之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業，無論大小成敗，皆不能輕視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則最不可恃之物也。”又認為：“無論何人為汝盡力，必欲稱功望恩，而實患難死生，除生母之外，任何人不能相共也。”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賴，想不獨裁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