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學纂要（簡體書）

 緒論
我們研究任何一種學問，必須先了解三個問題：①這種學問是什么？②為什么研究這種學問？③怎樣研究這種學問？知道“這種學問是什么”，就是要明了它的意義、內容和范圍；這樣，方能確定我們研究的對象。知道“為什么研究這種學問”，就是要明了它的效用，以及它和別種學問的關系；這樣，方能確定我們研究的目的。知道“怎樣研究這種學問”，就是要明了研究它的訣竅；這樣，方能確定我們研究的方法。別種學問如此，文字學也是如此。本書的宗旨在述說文字學的概要，并為有志研究文字學的人們指引一條路徑，所以當先把這三個問題——文字學是什么，為什么研究文字學，怎樣研究文字學——分別加以說明。
一、什么是文字學？
“文字”這兩個字，如果把它們分開來講，則“文”自“文”，“字”自“字”，“文”是“獨體的”，“字”是“合體的”；造字之初，先有“文”而后有“字”。但是現在習慣的用法，已把“文字”二字合成一復名詞了。凡有形體寫在紙上，作為代表一個聲音、一個意義的符號，可用以組成句語，表示完全的意思的，都叫做“文字”。研究文字的形體、聲音、意義，以及它們的關系與變遷的，便叫做“文字學”。
世界上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語言，便也各有代表語言的文字；如印度民族有梵文，歐洲各民族有俄文、英文、德文、法文。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龐大的民族，不但漢、滿、蒙、回、藏五大族各有不同的文字，就是邊疆民族，如、夷族等，也各有他們的文字。不過漢族在中華民族中占最多數，而且開化最早，文化最為發達，所以大家公認漢字為全國通用的文字。本書所述說的，便是研究漢字的文字學。
文字學舊稱“小學”。為什么有這名稱呢？因為古代的字書都是小學里教學童識字用的。班固《漢書·藝文志》敘錄古書，在《六藝略》（這一類是關于“六經”的書）末，附“小學”一類。后面的序里說：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籀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史即今之書記）。……吏民上書，字不正者，輒舉劾。……
按古代入小學的年齡，各書所載不同。《禮記·內則》說，“十年出就外傅”；《尚書·大傳》既說“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又說“十五始入小學”；只有《大戴禮記·保傅篇》說“年八歲而出就外舍”，與《漢志》同。大約八歲至十五歲，是古代小學的入學年齡。《周官》，王莽時劉歆改名《周禮》，今存。保氏，是《周官》中地官司徒的屬官。《周官》原文，保氏教國子以“六藝”（這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六書”是六藝中之一藝。《內則》說：“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書”是“六書”，“計”是“九數”。即此，可見古代小學教科中，有識字一科。漢初，太史考試學童，須熟識文字九千以上，方得考取，充當書記；吏民上書政府，文字有不正的，便被彈劾；古代的注重文字，由此可以想見了。《漢志》“小學”類的書目如下：
《史籀》十五篇。《八體六技》（此四字疑有錯誤）。《倉頡》一篇。《凡將》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訓纂》一篇。《別字》十三篇。《倉頡傳》一篇（此為《倉頡篇》作傳，是訓詁之傳，如《詩毛公訓詁傳》之類，非為倉頡作傳狀之傳）。揚雄《倉頡訓纂》一篇。杜林《倉頡訓纂》一篇。杜林《倉頡故》一篇（故同詁）。——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按家數合，篇數不合）。

后面的序里，分別加以釋說：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
《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中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入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按：當云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
《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據《漢志》的序說看來，則《史籀篇》為周代教學童識字之書。《倉頡》、《爰歷》、《博學》三種是取《史籀篇》中文字改編的，漢時閭里書師合為一篇，亦以教學童。《凡將》以下，或是續《倉頡篇》的，或是訓詁《倉頡篇》的。則《漢志》所錄這一類的書，本是教學童識字用的；叫做“小學”，原也名實相孚。后人沿用《漢志》舊名，習焉不察，把一切關于文字的書，都叫做“小學”；于是“小學”便成文字學的別名了。
經學盛于兩漢。西漢初，承秦始皇焚禁經書以后，故學者以傳授古經為急務。傳授古經，故首重傳寫，次重整理，又其次則是解釋。傳寫，則須注意于文字的形體，以免錯誤；整理、解釋，故須注意于章句的辨析，文字的意義和音讀。所以經學勃興之后，文字的形、音、義，也大為學者們所注意。《漢志》的附“小學”于《六藝略》之末，一般學者的以“小學”為經學的附庸，便是因此。
文字學的發達則在東漢，因為東漢經學家的學風，和西漢不同。①西漢經師所傳習的，是用漢隸書寫的“今文經”，東漢時，雖間有今文經學家，終不如“古文經”傳習之盛；②西漢經師之說經，重在大義，東漢則重在訓詁名物。古文經盛行，故學者對于古代文字研究特盛；重在訓詁，故學者對于字義的研究特盛。那時稱為“五經無雙”的許慎，便著成一部《說文解字》，把所錄的字，分做五百四十部，每字加以解釋，說明它的形體和意義。這一部書，直到清末，還是文字學的權威。所以我國文字學應當以許慎為開山祖師。
《說文解字》是就字形解釋字義的。《爾雅》則以解釋古代的名物語詞為主，可以說是一部研究字義的專著。這書雖托名于周公、孔子，其實是漢代經生集錄諸經的訓詁而成。其中說解，多與古文經《周禮》及古文經學《詩毛傳》合，所以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斥為劉歆偽造。我想，此書即使非劉歆所造，也當出于古文經已發現，古文經說已興盛的時候。此后，如《廣雅》、《埤雅》……，都是繼《爾雅》而作，以研究“字義”為主的。
東漢劉熙作《釋名》，辨析名物典制，而全書皆用“音訓”。就“字音”研究“字義”，當以此書為最早。魏李登作《聲類》，晉呂靜作《韻集》，則專就“字音”，作分析綜合的研究。蓋自東漢蔡愔求佛經以后，梵文隨佛經輸入中國，“字音”的研究獲得極好的比較資料。故魏孫炎發明“反切”，齊梁時確定“四聲”。駢文和詩大盛以后，文人也都注意于用字的聲韻；又有就《詩經》、《楚辭》研究古人詩文所用之“韻”的；于是“今音”、“古音”的研究漸盛。歐洲文字輸入以后，“字音”的研究，更覺便利了。
《說文解字》之說“字形”，雖也旁采“古文”、“籀文”，但終以“小篆”為主。古代鐘鼎文字的搜集，起于宋朝，如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的《金石錄》，原是古董家考求古代彝器的成績。到了清代，乃據此以研究古代文字。及德宗時，河南安陽的小屯，又發現商代刻有文字的龜甲獸骨。其初，亦但為好古者收藏的古董。至王國維諸學者出，乃據以研究古代文字。鐘鼎文、甲骨文的研究既盛，從前兢兢株守《說文解字》以解“字形”之文字學，乃得一大解放。
文字形音義三方面的研究，既各有相當的發展；把它們綜合起來，正式的文字學便完全成立。這樣的文字學，決不能說它仍是經學的附庸，決不能仍舊稱它做“小學”了。

二、為什么研究文字學？
學者的研究學問，是無所為的。如有人問他：“為什么研究學問？”他會回答說：“為學問而學問。”有所為而研究學問，則其目的往往不在學問本身，而在于名望、地位，甚至于等而下之的貨利，研究學問不過是達各種目的之手段而已。所以我們研究文字學，也當抱學者的態度，為文字學而研究文字學，文字學之外并沒有其他目的。——可是我們研究文字學，并非是窄而深的專門研究；不過想知道文字學的概要，為將來專門研究文字學時辟一門徑，為研究其他和文字學有密切關系的學問打一基礎，為我們增加一種常識。所以我們不能妄以文字學專家自命，說是為文字學而研究文字學，說是不為什么。
就最淺近的一端來說，一般人寫作文章時，往往別字連篇。有因形似而誤者，例如根本的“本”字，原來是“”字下部加“—”，指示樹木下部的根，一般人多誤寫作“夲”；“夲”字從“大”、從“十”，音滔，是增進的意思。有因音近而誤者，例如“來”是來往的來，“耒”是耒耜的耒；一般人往往把來往寫作“耒往”。有筆畫似是而非者，例如“步”字，篆文作“”，象跨步時左右二足一前一后；一般人多寫作“”，下半個寫成一個“少”字。又有因字義大同小異而致誤者，例如“聽”和“聞”，“視”和“見”，是有分別的；《大學》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中庸》里“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最好的例；如不加以斟酌，隨便亂用，便錯誤了。懂得文字學的概要，便不至鬧這些笑話。文字是文章的基本分子，要文章寫作得好，當以文字學為基礎工夫。劉勰《文心雕龍》的《章句篇》說：“人之立言，因字而成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焉；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韓愈也說：“凡作文章，須略識字。”毫沒有文字學常識的人，不但有寫別字的危險，要用文字達其情意，而恰如其分，也是難的。例如“徘徊”、“彷徨”、“盤桓”三個復詞，雖都是一聲之轉，而義有不同：“徘徊”但指來往無定的散步而言，“彷徨”則有心緒不安的意義，“盤桓”則又指在某處游散；用錯了，文句的意義也隨之而異。又如文言文中“歟”、“乎”、“哉”三助詞，都是表示疑問、反詰、嗟嘆的，而其聲氣不同，所表示的語氣便有弱或強、婉轉或勁直的不同。曾國藩說：“欲以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引之）之訓詁，發為班（固）、張（衡）、左（思）、郭（璞）、之文章”，并非虛話。——此其一。
“六經”傳記，周秦諸子，馬班史書，其中所用，多古字古言。文字則或用音近通借之字，如《漢書》的“尉安黎庶”，“尉”字借作“慰”；或用此字原來之義，如《孟子》的“若火之始然”，“然”之本義即“燃”，《考工記》的“作其鱗之而”，“而”之本義為“頰毛”。詞語則或用古語，如《詩》的“毋然泄泄”，“泄泄”為古語，孟子解道，“泄泄，猶沓沓也”；或用當時的方言，如《左傳》釋楚令尹子文小名榖於菟道，“楚人謂乳榖，謂虎於菟”；或徑象口語中的聲氣，如《史記》載信陵君的話道，“晉鄙，嚄唶，宿將”，載陳涉故人的話道，“伙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嚄唶”是表示可惜的嗟嘆聲，“伙頤”是表示驚訝、羨慕的嗟嘆聲；而注者以“多言”解“嚄唶”，“多貌”解“伙頤”，便是重大的錯誤。古代印刷術未發明，書籍都須傳抄，傳抄便不能無誤。如《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解者紛紛多不能得其要領。實則“先”字篆文和“近”字相似，誤寫作“先”；“舉而不能近”，正和下文“退而不能遠”相對；舉賢而不能使與國君接近，得其信任，是“命”，退不善而不能遠，則是大臣之“過”。又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也不易懂得，實則“正”、“心”二字是“忘”字之誤。“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言必須從事于此而勿忘，但勿忘，又不可助長。諸如此類，非懂得文字學，則閱讀時必難索解。——此其二。
陳澧《東塾讀書記》說：“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于異地留于異時，于是乎書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跡也。”語言所以宣達我們的情意；但為空間、時間所限制，不能傳之異地，留之異時，所以用文字把它們記錄下來。孔穎達說：“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王安石說：“人聲為言，述以為字。”正和陳澧的意思相同。文字既所以記述語言，則古代的文章，自必與那時的語言相合。《尚書》中的《盤庚》、《大誥》，后世人以為佶屈聱牙，難讀難解的，在當時實為人人都懂的白話文告。《漢書·藝文志》說：“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爾，同邇；雅，雅言，猶今云標準國語。爾雅，就是和標準語相近。“立具”，是照著白話寫成，不加文飾。古代的白話文告，后人所以不易了解，因為語言因時代而變遷，記錄語言的文字則寫下后不能改變。元曲里常用元朝人的白話，如“兀的不”、“么哥”，我們現在看了，也是難懂的。不但《尚書》，就是《論語》、《孟子》里也多照著當時的口語直記下來的。例如《論語》記孔子叫他的學生回也、參也、由也、賜也，似乎同取“也”字為名，而曾子則有時叫他“參也”，有時又叫他“參乎”；其實“也”即是“呀”，“乎”即是“啊”，“參也魯”，即是“參呀是魯鈍的”，“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即是“參啊，我的道是一以貫之的”。這不是直記口語，照著孔子說話時的口吻、語氣寫成的嗎？又如孟子說許行：“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字，注者都不得其解。其實，“舍”字即是“什么”的合音，“什么”為“ㄕㄛ”，“什嗎”為“ㄕㄚ”，后者現在浙江杭縣的方言中尚有之，前者現在浙江紹興縣的方言中尚有之。“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即是“什么都可從他家里拿取來用”。這不是照著孟子的口語直記下來的嗎？秦漢以后，言和文方漸漸分離。我們現在要提倡語體文，要創造文學的國語，使語言和文字仍能合一，則詞語當如何鑄造，句子當如何組織，古代的語言與現在的方言當如何斟酌采用，都尚待研究討論。這又非對于文字學有相當的研究，能知道漢語、漢字的本質和歷史不可了。——此其三。
從前翻譯佛經的人，對于文字，都有相當的研究，故其譯名，雖系另鑄新詞，也都妥適。如唐僧玄應、慧琳作《一切經音義》，所引有關于文字學的專書，多至數十種。近來翻譯西文的人們，于文字學未窺門徑，所以新造的譯名，每多失當。化學名詞，用“形聲”字的造法另造新字新詞，如金屬的“鋅”、“鋁”，氣質的“氫”、“氧”之類，原無不可。但如譯geometry為“幾何”，便不如舊譯“形學”妥當得多；因為“幾何”但譯字首geo之音，而義又近似，譯者或自詡為音義兼譯；不知“地理”，英文叫做geography，如但譯geo之音，也可譯作“幾何”；“幾何”就是“若干”，就是“多少”，算術、代數、三角，都是計算多少的，也可以叫做“幾何”。又如match，普通譯作“洋火”，此詞根本不能成立；或作“火柴”，較“洋火”稍好，但還不如北平土話叫做“取燈兒”，更不如日本譯作“燐寸”。又如logic，嚴復譯作“名學”，是從周秦諸子的名家取意的；章士釗譯作“邏輯”，是譯它的音的；普通又譯作“論理學”。這三種譯名，畢竟哪一種好，便要費斟酌了。總之，譯名多須另造新字，非于文字學研究有素，不易使之妥當。——此其四。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后，改革漢字的議論甚囂塵上，或主張改用拼音，或主張簡省筆畫。改用拼音，無論是采用羅馬字母，或主張注音字母獨用，在幅員寥廓、方言龐雜的中國，未能統一讀音語言之前，就改用拼音文字，會不會反而破壞統一的文字，使得各地方的人不能以文字互通情意，姑且不去論他；但欲制造拼中國語音的字母，便非有通曉各省方言而又精于文字學的聲韻之人，不能完成。民國初年，教育部召集各省代表制造注音字母，便因筑室道謀，事倍功半，即其前車之鑒。至于簡省筆畫，有的主張采用俗體字，如“種”作“種”，“麼”作“么”。但“種”是姓氏，宋朝有個種師道是有名的人物，此字的音讀當為“ㄑㄩㄥ”，和“種”字不同；“么”是小的意思，引申作一，如“么麼小丑［醜］”，“么二三”，其音讀為“?ㄠ”，和“麼”字不同。諸如此類，怎能代用？又如“歎”，簡字作“歡”，“觀”，簡字作“覌”，“鷄”，簡字作“雞［鳮］”；“鷄”字也可以寫作“雞”，則簡寫成“難”，“歎”字既作“歡”，則“難”字也可以簡寫作“難”，“觀”字既簡寫作“覌”，則“歡”字也可以簡寫作“歡”；由此類推，則“漢”字可以簡寫作“漢”，“溪”字也可以簡寫作“漢”；那么“難”、“歡”、“漢”究竟是“難”是“雞”，是“歎”是“歡”，是“漢”是“溪”，如何分別呢？所以要想改革漢字，也非深通文字學不可。——此其五。
以上五端，不過就眼前的事，隨意舉例，并非說文字學的效用，已盡于此。我國古代文字，象形的居多，次之是標意的，所以在考古學上，幾乎和古代器物有同等的價值。王國維已就甲骨文字考證出許多商代的史料來了，所以古代社會的進化史，也可于文字中求之。我國龐雜的方言中，尚保存著許多古音和古語。黃侃研究古今音，有許多是得之于閩粵人的方言的。翻過來說，則文字學也可以為言語學者研究我國語言之一助。——總之，我們為什么研究文字學，因為文字學的效用極大，因為它是許多學問的基礎，許多與學問有關系的重要工作，非先研究文字學無從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