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夫子在這里講的是知（智）者，也就是聰明人。聰明人會看人說話，說不得的話無論如何不會亂說，故能“不失人，亦不失言”。但我只是一個庸人，并不是什么智者，所以總是失言的時候多。一九五七年兩大失言，一是“自由民主多點好”，二是“希望黨外能辦報”，結果當了二十二年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兩大失言，一是“古舊圖書燒了難得再印”，二是“自家天下怎么越亂越好”，結果判刑十年坐了九年。兩次的結果都相當嚴重，全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惹的禍。
中國有句古話，“言多必失。”西方亦有諺語，“沉默是金。”明哲保身的道理，古今中外皆然。智者之所以能稱智者，正是因為能夠明白這個道理。失言的人其實也未必一點都不明白，但他并非智者，限于天分，想智也智不起來。他所看重的，不過是一個庸人也就是普通人（自然的人和社會的人）本該享有的一點權利——“言”的權利而已；而要爭權利，即不得不付出代價。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這“幾希”之別，我看就在于能言還是不能言。雖有“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的說法，好像禽獸也有能言的例外；但它們所能者只是本能的鳴叫，或是聲音的模仿，根本不可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意識，和人類語言完全無法相提并論。反而言之，人類忝稱萬物之靈，有一張能言的嘴巴，如果只會在求食求偶時大呼小叫，或者只能按主人的指示哇啦哇啦，也就無異于猩猩和鸚鵡了。
周作人說過，嘴巴的用處有三：（一）吃飯，（二）接吻，（三）說話。前兩項關系到生命的維持和延續，極為重要，但與猩猩鸚鵡的行為并無本質不同；第三項雖與生死無關（王實味、張志新等又當別論），卻是人在生物界中獨一份的權利。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這期限頂多一百二十六年（現時人壽世界紀錄），想不白白廢掉可惜，真的還得趁早。如今開始講和諧了，和字口邊禾，人口要能吃飽，看來是做到了；諧字言邊皆，讓人皆能言，也應該能夠做到吧。
所以，有媒體記者來訪問，只要所問的答得出，我都愿“與之言”。我想，記者代表廣大的受眾，總不會都是“不可與言”的吧。這次吳興元君希望出版我的自傳，我說還沒有寫成哩；他又提議將報刊上發表的訪談記錄編成這樣的一冊，我即樂于從命。因為出書不過是訪談的延伸和擴展，“失人”還是“失言”的得失，實在也無須過于計較。它們對于個人來說，影響有時的確嚴重；但若從社會文明進步的大趨勢來看，亦終歸只是大江東去的洑水和漩渦，無礙于“奔流到海不復回”的結局。
文本均據報刊原載，但記錄未經本人校核過的，這次都由我作了必要的訂正和補充，使符原意。答問所談，有時不免重復，刊出在不同時候的不同報刊上也許嘸啥，印在一本書里就不很妥當了，故不能不有所刪節（仍未能完全刪盡，敬請讀者原諒）。報紙標題字數過多或渲染過當的，也不能不作些改動。但仍將原有標題、刊載日期和記者署名于文末分別注明，沒有署名的則多系電話或書面訪談。其中有兩次訪談是多人一起進行的，就只將本人的發言留下了。
二千零一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于長沙城北之念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