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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是雷蒙·阿隆在冷戰初期,針對當時法國特別是法國知識界的情況而作的一本法國人反思法蘭西病的著作。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作者對偏愛走的法國知識分子本身進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國現代思想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知識社會學的名著。在許多情況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態,左派的作品是這樣,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時過幾十年之后,我們再來閱讀阿隆的這部著作,仍會為其間的清醒與尖利驚嘆。
作者簡介
雷蒙·阿隆（1905-1983），當代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主要著作有：《歷史哲學導論》、《連鎖戰爭》、《工業社會十八講》、《知識分子的鴉片》、《政治研究》、《階級斗爭》等。
名人/編輯推薦
《人文與社會譯叢:知識分子的鴉片(新編版)》一書是雷蒙?阿隆在冷戰初期，針對當時法國特別是法國知識界的情況而作的一本法國人反思法蘭西病的著作。
目次
作者：(法國)雷蒙?阿隆 譯者：呂一民 顧杭
雷蒙?阿隆(1905-1983)，當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哲學家。主要著作有：《歷史哲學導論》、《連鎖戰爭》、《工業社會十八講》、《知識分子的鴉片》、《政治研究》、《階級鬥爭》等。
雷蒙?阿隆(1905-1983)，當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哲學家。主要著作有：《歷史哲學導論》、《連鎖戰爭》、《工業社會十八講》、《知識分子的鴉片》、《政治研究》、《階級鬥爭》等。
書摘/試閱
在這幾年裏，我有機會寫了多篇文章。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產黨人，而是“親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雖未入黨，但對蘇維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決定把這些文章匯編成冊，並動手寫了一篇導言。這本文集後以《論戰》為書名問世，而那篇導言則發展成本書。
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我在力圖解釋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的過程中，首先遇到了這些神聖的詞語:“左派”、“革命”和“無產階級”。對這些詞語的批判促使我對“歷史”的崇拜進行了反思，繼而又對社會學家們本應關注，卻尚未予以關注的一種社會類別——知識分子——進行了考察。
由此，本書一方面探討了所謂的左派的意識形態的現狀，另一方面則探討了法國以及世界上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本書試圖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經提出過的以下問題: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法國這樣一個其經濟演進已不符合其預言的國家會重新流行？為什麼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會在工人階級人數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國家裏，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在支配著知識分子的言論、思想與行動的方式？
在1955年初，關於右派與左派、傳統右派與新左派的爭論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們皆在思忖著是否應該把我歸入傳統右派或現代右派。對于這些範疇，我是否定的。在議會中，各種陣線會根據所討論的問題的不同而劃定不同的界線。在某些情況下，人們會嚴格地區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們願意的話，贊同與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義者和睦相處的人是左派，而贊成予以鎮壓或維持現狀的人則是右派。但是，如果說絕對的國家主權的捍衛者是左派，那麼，難道對贊同超國家組織的歐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嗎？人們完全能夠以同樣多的理由把這些術語顛倒過來使用。
面對蘇聯時的“慕尼克精神”既存在於眷戀馬克思主義的博愛的社會黨人當中，同時又存在於心頭縈繞著“德國的威脅”或未從正失去的偉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義者當中。戴高樂派分子與社會黨人的聯盟是圍繞著“民族獨立”這一口號進行的。那麼，這一口號究竟是來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義”（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還是來自雅各賓派的愛國主義呢？
法國的現代化、經濟的擴張是擺在整個民族面前的任務。有待實現的各種改革會遭遇一些障礙，而這些障礙並非僅僅是由托拉斯或溫和派選民造成的。那些緊緊抓住過時的生活形態或生產方式不放的人，並非統統都是“大領主”（des grands），他們亦經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會從屬於某個陣營或某種意識形態。
就個人而言，我是個對自由主義有點惋惜的凱恩斯主義者；贊同與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義者和睦相處；確信大西洋聯盟的鞏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證。但是，根據人們所涉及的問題的不同，如分別涉及的是經濟政策、北非或東西方關系，我既可能被列為左派，又可能被列為右派。
只有拋棄這些模棱兩可的概念，人們才可能在法國式論戰的一團亂麻中理出一些頭緒。只要人們對現實進行觀察，只要人們堅持客觀立場，他們就會看到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大雜燴的荒謬，而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大雜燴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頭腦淺薄的革命者以及急於成功的記者們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關於形勢的爭論，如果超越了變化多端的聯盟，人們或許會區別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個精神家族，不管其擁有哪些成員，均會意識到他們的“有擇親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當寫完這本獻給我所出生的家族的書後，我傾向於與之一刀兩斷。這不是因為我熱衷於孤獨，而是為了在以下兩種人中選擇我的同伴：一種是那些知道不帶仇恨地進行戰鬥的人；一種是那些拒絕在“論壇”上展開的鬥爭中尋找人類命運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聖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於巴黎
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我在力圖解釋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的過程中，首先遇到了這些神聖的詞語:“左派”、“革命”和“無產階級”。對這些詞語的批判促使我對“歷史”的崇拜進行了反思，繼而又對社會學家們本應關注，卻尚未予以關注的一種社會類別——知識分子——進行了考察。
由此，本書一方面探討了所謂的左派的意識形態的現狀，另一方面則探討了法國以及世界上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本書試圖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經提出過的以下問題: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法國這樣一個其經濟演進已不符合其預言的國家會重新流行？為什麼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會在工人階級人數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國家裏，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在支配著知識分子的言論、思想與行動的方式？
在1955年初，關於右派與左派、傳統右派與新左派的爭論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們皆在思忖著是否應該把我歸入傳統右派或現代右派。對于這些範疇，我是否定的。在議會中，各種陣線會根據所討論的問題的不同而劃定不同的界線。在某些情況下，人們會嚴格地區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們願意的話，贊同與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義者和睦相處的人是左派，而贊成予以鎮壓或維持現狀的人則是右派。但是，如果說絕對的國家主權的捍衛者是左派，那麼，難道對贊同超國家組織的歐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嗎？人們完全能夠以同樣多的理由把這些術語顛倒過來使用。
面對蘇聯時的“慕尼克精神”既存在於眷戀馬克思主義的博愛的社會黨人當中，同時又存在於心頭縈繞著“德國的威脅”或未從正失去的偉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義者當中。戴高樂派分子與社會黨人的聯盟是圍繞著“民族獨立”這一口號進行的。那麼，這一口號究竟是來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義”（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還是來自雅各賓派的愛國主義呢？
法國的現代化、經濟的擴張是擺在整個民族面前的任務。有待實現的各種改革會遭遇一些障礙，而這些障礙並非僅僅是由托拉斯或溫和派選民造成的。那些緊緊抓住過時的生活形態或生產方式不放的人，並非統統都是“大領主”（des grands），他們亦經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會從屬於某個陣營或某種意識形態。
就個人而言，我是個對自由主義有點惋惜的凱恩斯主義者；贊同與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義者和睦相處；確信大西洋聯盟的鞏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證。但是，根據人們所涉及的問題的不同，如分別涉及的是經濟政策、北非或東西方關系，我既可能被列為左派，又可能被列為右派。
只有拋棄這些模棱兩可的概念，人們才可能在法國式論戰的一團亂麻中理出一些頭緒。只要人們對現實進行觀察，只要人們堅持客觀立場，他們就會看到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大雜燴的荒謬，而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大雜燴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頭腦淺薄的革命者以及急於成功的記者們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關於形勢的爭論，如果超越了變化多端的聯盟，人們或許會區別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個精神家族，不管其擁有哪些成員，均會意識到他們的“有擇親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當寫完這本獻給我所出生的家族的書後，我傾向於與之一刀兩斷。這不是因為我熱衷於孤獨，而是為了在以下兩種人中選擇我的同伴：一種是那些知道不帶仇恨地進行戰鬥的人；一種是那些拒絕在“論壇”上展開的鬥爭中尋找人類命運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聖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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