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病故我在（簡體書）

《我病故我在》收集的圖文來自于郭海平近十年的不同時期，這十年是作者人生最接近自由的十年。我病故我在，是指當一個人患病的時候他才有可能存在。作者認為“病”是自然的一種意志，自然通過這一意志強制性地調整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其目的是迫使人反省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為中所犯的錯誤，并予以修正。

“我病故我在”是我在2010年南京國際存在主義心理學大會上演講的主題，當時我面對的聽眾都是心理學家和心理咨詢師。對于他們的工作我并不陌生，因為我從1989年到1993年也從事過心理咨詢工作，之所以離開這項工作，是因為我認為心理學對人心靈的關懷不如藝術那么深切，對于我來說，做一名自由藝術家也許更合適。
2002年，我在南京“曬太陽”藝術活動中做過一個“中國當代藝術救護中心”的作品，當時，我覺得中國當代藝術都很病態。2005年，我邀請全國各地二十七位藝術家針對“病”這個主題創作作品，并在南京美術館舉辦“病：我們今天的藝術展”。我希望通過這些作品和展覽來幫助我和大家更多地了解藝術與病之間的關系。
2006年，當我帶著許多疑惑進入精神病院與精神病人一起探尋藝術與精神疾病關系時，精神病人的藝術表現徹底顛覆了我頭腦中原有的“健康”“病”和“藝術”的概念，尤其是當我在精神分裂癥患者表現的藝術中看到那些天賦和潛能的那一刻，我立刻超越了以往所有的經驗，那是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2010年，我胸口劇烈疼痛，被診斷為肺癌，在得知是誤診后我開始對現代醫學產生興趣。也正是這些經歷，讓我與藝術建立了更深的聯系。我發現中國藝術在社會現實中遠沒有發揮它們應有的價值，或者說，中國藝術的發展始終沒有與人精神的健全發展聯系在一起，即使有聯系，那也是極其被動和消極的。
2010年我與朋友合作創辦了南京原形藝術中心，這是中國首個’以挖掘、研究、推廣精神病人藝術為主的非營利專業機構，我希望這個機構能起到改變中國人對人精神和藝術的傳統觀念的作用，雖然這項工作每前進一步都非常艱難。
我病故我在，是指當一個人患病的時候他才有可能存在。我認為“病”是自然的一種意志，自然通過這一意志強制性地調整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其目的是迫使人反省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為中所犯的錯誤，并予以修正。這個“反省”和“修正”的過程就是我所說的真實存在，反之，則是否定這個真實存在。
我是一個喜歡實踐與體驗的人，對于文字卻有一種本能的排斥，但為了實現與社會的互動，我又不得不對自己的實踐進行闡釋，所以常常強迫自己去寫一些文字說明，對此，我甚至期望人類能早一天取消這些文字，因為取消文字必將有助于實現人與人，以及人與天地神靈之間的和諧統一。那時，彼此間只靠心領神會就足夠了。
好就好在新星出版社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展示視覺圖像的版面，正因為有了這些圖像才使得我的那些文字說明變得稍有意義，所以在此要特別感謝新星出版社老愚對藝術家們的深情厚意，同時，還要特別感謝南京藝術家黃藥為“療傷系”系列叢書出版所做的努力！
本書收集的圖文來自于我近十年的不同時期，這十年是我人生最接近自由的十年，而真正讓我感受到自由的恰恰是人的精神疾病和軀體疾病，我之所以選用“我病故我在”做書名，是因為沒有其他概念比“我病故我在”更能概括我這十年的身心體驗。
郭海平
2012年5同25日

自序
第一部分 當代藝術與精神自由
我們是否能夠接受個人自由？
中國藝術不能是一塊遮羞布
中國當代藝術的絕望與希望
藝術藥理學
適者生存的是肉體還是靈魂？
讓藝術為我們招魂
沒有界線的藝術、醫術和巫術
在“曬太陽”中獲得超越的力量
“創作手記”兩篇
立足本土轉向求真
——與何桂彥談中國當代抽象藝術的實踐與發展
第二部分 用藝術為癲狂辯護
疾病的意志
為什么需要保護中國精神病人原生藝術家？
我們需要寬容精神病人并尊敬他們的藝術
宋偉的無助與藝術界的無能
墨爾本啟示
——如何用藝術保護精神病人的權益
第三部分 關于癲狂與藝術的對話
與《藝術與設計》亓昕對話
與《藝術國際網》網友在線對話
與精神分裂者張玉寶對話
與精神分裂者宋偉對話
與精神分裂者李奔對話
與精神分裂者周惠明對話
附錄 郭海平藝術簡歷

我們是否能夠接受個人自由？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現在中國的“85美術新潮”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宣告結束，也許是因為年輕，當年也沒有想到去追問“美術新潮”與資產階級到底有哪些具體聯系。但在后來的歲月中，卻不知為什么一提到“個性自由”與“思想解放”，還是會有不少人聯想到那個“資產階級自由化”。我開始疑惑，然后是自問，難道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才能追求個性自由嗎？如果是這樣，豈不是逼迫大家投奔資本主義社會嗎？當年陳丹青、徐冰、陳箴、蔡國強、袁運生、黃永砯、周春芽等一批年輕藝術家前往美國、德國、法國、日本是否就是追求“資產階級自由化”呢？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共產黨宣言》中看到這樣一段內容：“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僅如此，他們還說過共產主義社會就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由此可見，個人自由也并非是資產階級的專利，那為什么至今仍有許多中國人會將個人自由與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呢？后來我在《馬、恩是怎么看待個人自由的》(2010年7月12日《北京日報》)一文中找到了答案，這篇文章寫道：“在社會主義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由于‘左’的錯誤傾向的影響，導致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內本應存在的范疇被人為排除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之外。‘個人自由’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中，曾一度將個人自由與極端個人主義混為一談，其直接影響就是，在否定極端個人主義的同時，也否定了個人自由。”該文還明確寫道：“馬、恩認為，個人自由的發展水平是衡量社會是否進步的尺度，社會發展的進步水平是以個人自由水平為標志的。”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過去了近三十年，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已從二十多年前的一百多美元上升到了今天的兩千多美元，中國也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更大的變化還是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時代的到來。這時，中國人如仍不能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解脫出來，依然還對追求個人自由心存戒備，不僅會傷害到每個個人，同時也一定會傷害到社會。
也許是因為中國人對個人自由實在是太陌生，以致當這個社會允許我們去追求個人自由時，我們竟不知所措。南京藝術家羅隸曾在“清明”藝術展上做過一個“放生”實驗，他買了一百只金絲雀在一座山丘上放生，打開鳥籠門，結果只有極少數會選擇飛離，對于不愿出門的金絲雀，羅隸將它們一一捉出籠外，沒想到90％都圍繞在竹籠周圍蹦來跳去。也許是因為不曾有過飛翔的體驗。也許是因為翅膀飛翔的功能早已退化，第二天當我們再去看望這些鳥兒時，競沒有看到一只存活在鳥籠的周圍，看到的竟是金絲雀殘缺不全的尸首。正當我們感到驚訝時，住在不遠處的工人師傅告訴我們說他夜里聽到了金絲雀掙扎的慘叫聲。他說估計那慘叫聲是野貓、黃鼠狼偷襲造成的，因為這山丘附近常有動物出沒。
如果說昨天對個人自由的追求還是少數個人的先知先覺，那么，今天對個人自由的追求則與自由市場經濟和信息化社會關系密切，這是因為只有個人自由才能自由地應對這個自由市場經濟和信息化社會的種種全新挑戰，如果拒絕或逃避個人自由，其結果只能是被淘汰和吞噬。情景就如同羅隸“放生”實驗中一個個被吞噬和肢解的金絲雀。
允許你自由，要求你自由，如果你不能抓住這一歷史機遇，最終也只能逃避自由，或任由現實來判決。對于這種逃避自由的現象，弗洛姆曾在《逃避自由》一書中寫道：“解脫任何束縛與不能積極實現自由及個人化，這兩者之間不均衡的結果，將導致一場恐慌的對自由的逃避，有的逃人新的束縛中，有的則至少變得完全漠不關心。”對于逃避自由，很多中國人一定不能理解，這些人會認為擁有越來越多的電腦、手機、空調、汽車、飛機就是個人自由的具體實現，但事實上這不僅不是個人自由，而恰恰是一種反個人自由。這是因為真正的個人自由是指一個個人生命內在自然和內在潛能的覺醒，只有當這種內在生命覺醒時個人自由才可能得以體現。電腦、手機、空調、汽車、飛機只是外在賦予個人的自由，這個賦予具有強迫的性質，即非使用不可。但在現實中人們往往會忽略這種強迫性，大家不知道現代人精神上常常出現的緊張、困惑、焦慮、動蕩、不確定、孤獨恰恰與這些強迫有關。
本文說的逃避自由并非是指逃避這種具有強迫性的自由，而是逃避自已內在生命固有的個人自由，即自我逃避。對于那種強迫性的自由，中國人不但沒有逃避，反而正在狂熱地追求，而這種追求本身恰恰是對個人自由的逃避，因為他無視自己生命的內在自然與潛能，自我逃避、自拋自棄，結果是不自信和孤獨，或者用狂妄自大來掩飾這種不自信和孤獨。越不自信越孤獨就越向外尋求幫助，越依賴外界，結果是越追求越不自信，越孤獨，越虛弱，越狂妄自大，直至形成惡性循環。之所以說這個時代為我們創造了一次獲得個人自由的機遇，是因為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思想受到的重擊次數非常有限。今天的全球化、信息化社會應該是我們這一代和年輕一代難得的機遇，所以每個中國人都不應該錯過這次機遇。
不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與西方相比，的確存在許多落后的地方，如歐洲用五百年時間清理他們只有四百年封建社會的思想，而中國的封建社會長達二千多年，對它的清理，包括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在內一共也只用了一百年時間，如果說中國人現在既要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和封建勢力的束縛，同時還要應對極左思想的干擾，相比之下，歐美人要輕松許多，因為他們基本上已還清了舊賬，而我們還有太多舊賬沒有還清。為了還清舊賬和新賬，我們應當了解一下西方是怎樣還賬的。就以他們近一百年里的哲學界和藝術界為例，哲學界誕生了叔本華、尼采、克爾凱郭爾、海德格爾、雅斯貝斯、阿多諾、馬爾庫塞、維特根斯坦、薩特、福柯、德勒茲、羅蘭，巴特等，藝術界誕生了塞尚、梵高、高更、克利、畢加索、杜尚、塔皮埃斯、杜布菲、波洛克、羅斯科、培根、安迪·沃霍爾、波依斯等，這里還未包括大量作家、詩人和電影導演。正因為有這些人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個人自由在他們那里形成了一個廣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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