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全傳：呼蘭河的女兒(修訂版)（簡體書）

《蕭紅全傳(修訂版)》編輯推薦：僅以此書獻給蕭紅百年誕辰！著名文學評論家孟繁華、賀紹俊、張志忠聯袂推薦！

季紅真，1955年生于浙江麗水、在燕趙大地度過青少年時代，當過農工、印刷工，畢業于吉林大學、北京大學，文學碩士，在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工作二十年，現為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教授，出版文學評論集《文明與愚昧的；中突》、作家傳記《呼蘭河的女川——蕭紅全恃》、文化隨筆《人生的節氣》等十什，編著《中國人的動物故事》等十種。獲當代文學研究會頒發“1988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獎”、首屆“蕭紅研究獎”等十項獎。

相遇蕭紅，對于一個以現當代文學研究為業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幸運。但是，能夠讀懂蕭紅，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的意義長期被遮蔽，首先是被自己的傳奇經歷所遮蔽，然后是被魯迅遮蔽，還有就是被蕭軍遮蔽。在目前已經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很少有為她設專節論述的。一般是放在左翼文學的題目下，近年則多放在東北作家群的范疇中，只有在女性文學史中有她獨立的章節。左翼的身份使她獲得被言說的合法性，東北作家群的歸納使她得到鄉土的認同，而女作家的前衛姿態又使她的政治、文化、人生、人性等方面的諸多思考被忽略。至于那些商業炒作式的寫作，更是以不幸身世的煽情抹殺了她思想和藝術的成就。當然，這也說明了她的豐富性，可以從各個角度被闡釋，被各個層次和各個時代的讀者所接受，好的作家都能為后人提供一個闡釋的空間。
但是對于還原一個真實的蕭紅無疑困難重重，她所生活的歷史情境如此錯動混亂，不僅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等中國現代化過程的重大歷史變動，還有她所生長的東北地區獨特的政治史軌跡，張氏父子治下反日維護路權的運動，張學良易幟之后的中東路事件，九一八以后日本法西斯的猖獗，都直接影響到她的命運。她所承載的鄉土文化如此獨特，肅慎、東胡、撫余與漢四大族系，在漫長的歷史中生活在這塊肥沃的黑土地上。清代長達200年的封禁，只有流民和逃荒的破產農民，帶來了中原的文化，闖關東的破產農民在文化史的“奇劫巨變”中，迎擊了鐵血文明的外族入侵。最現代的文明裹挾著最原始的文化，層層累積的移民傳統帶來了神奇的人生場景與形態。蕭紅所生長的家庭又如此畸形，作為逃荒暴富的山東移民后代，衰落中的中興，迫于時勢的變通，血緣關系的復雜，上一代人陰暗的心理糾葛，都使她的成長歷盡曲折，至今仍有一些無法徹底釋解的謎團。十幾年以前，我倉促寫作《蕭紅傳》的時候，就充滿了疑惑，只能堅持一個原則，搞不清的地方全部存疑。5年前開始，我在學校開設(《蕭紅研究》的課程，每年教一輪，每次都有新的發現，實地的考察、訪談和廣泛地搜集資料，使大量的疑點得以冰釋，仍有謎底無法揭開，也只好繼續存疑。但是，這一次發現的蕭紅顯然豐滿了許多，稱之為全傳尚可差強人意。
對于蕭紅身世的考辯，實在應該感謝呼蘭學人和幾代哈爾濱學者以及蕭紅親屬所做的大量工作，家世基本已經搞清楚，使最大的一個謎團得以解開，蕭紅就是張家的女兒。但是由于時代的變遷與調查者的立場，仍然有一些結論大可質疑。
在蕭紅的生活史中現存最大的一個謎團，是訂婚的時間與未婚夫的人間蒸發。前者關系到蕭紅求學等一系列奮斗的困厄所在，后者關系到她情感生活的巨大轉折，而且，兩者又都是一個問題的延續。最早的說法是3歲訂婚，而后則是14歲上高小的時候訂婚，她的嫡親侄子張抗先生堅持這種說法，鐵鋒先生當年找到介紹人于興閣，也證明了這個說法。最新的調查成果來自她的堂妹張秀珉，是在初中二年級、18歲的時候，由她的六叔張廷獻介紹定親。三種說法時間相差不少，但都是一個人，汪恩甲或者汪殿甲。只有鐵峰先生根據于興閣的說法，認為是呼蘭駐軍游擊幫統王廷蘭的次子王恩甲。
這一說法最近似乎已經徹底被否定了，因為王廷蘭作為抗日殉國的名將家世一目了然，他只有一個正式名分的兒子王鳳桐，比蕭紅大3歲，在16歲的時候與呼蘭一商家女結婚，次年生子。1932年，哈爾濱淪陷后，王廷蘭代表馬占山到齊齊哈爾接觸李頓調查團，被捕后在日本特務的嚴刑拷打之下堅貞不屈，最后被裝進麻袋從樓上扔下去壯烈殉國。王家不堪日本特務的騷擾，悄悄逃往關里投奔張學良抗戰，后人一直延續至今。但是，仍有一些蛛絲馬跡讓人疑惑。張秀珉說六叔張廷獻和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是要好同學，受汪大澄之托為汪恩甲介紹對象。既是同學，張廷獻把自己的侄女介紹給同學的弟弟，自己豈不矮了一輩，這在19世紀30年代的東北是不合禮法的，何況鄉紳張家又是極講門第和體面的。
蕭紅小學畢業之后，全班絕大多數同學繼續升學，父親張廷舉卻堅決不許她繼續到哈爾濱讀書，這也是一個匪夷所思的疑點。僅僅用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是不足以解釋的，因為張廷舉是新派鄉紳，是呼蘭提倡女學的頭面人物，阻止自己的女兒讀書，要受到教育界同仁的鄙夷，也要受到前妻家族的壓力。而且，對于所有為蕭紅說情的親朋一概不做任何解釋，其中必有難言之隱。致使蕭紅在家停學一年，最后是向家庭施行了“騙術”才到哈爾濱上了初中。她的同學好友徐淑娟對于她的敘述基本都是屬實的，當年蕭紅曾經對她說，自己很小就被家里訂給豪門，允許出來上學也是為了攀這門高親。汪恩甲的父親只是一個小官吏，是談不上高親的，除非他另有不為人知的神秘身世。曹革成先生在《我的嬸嬸蕭紅》一書中，提到長期流傳著一個說法，汪恩甲本姓王。還有一個傳說，蕭紅的祖母范氏的哥哥是某地的一個督軍。所有關于范氏的回憶，她都是神神道道、好走動，在家里說一不二。當時的東北鄉間，訂婚有口頭和正式下禮兩個步驟，蕭紅的父母婚事就是由范氏最早托人提親，延擱了四年之后才正式下禮成婚。3歲訂婚一說，也未必就是空穴來風，以范氏的精明強干，聯姻一個軍界豪門也是可能的，后人未必知曉內情，作為過繼子的張廷舉又不便說破。蕭紅祖父80大壽的時候，馬占山、王廷蘭和呼蘭縣長等軍政要人都親自赴宴，馬占山贈匾額，并且當場把她家所在的英順胡同改名長壽胡同，胡同原名得自駐軍將領之名。張廷舉當時只是一個小學校長，何來如此大的排場和威勢？蕭紅對祖母頗多怨憤，是否與這密不告人的婚約有關。14歲訂婚的說法，大概是舊話重提，因為蕭紅這時有一次傷心欲絕的初戀，并且抑郁生病半年，對方是破落了的二姑家的哥哥，應該是《呼蘭河傳》中蘭哥的原形，后者貧病而死，蕭紅在小說《葉子》中對此有過詳細的描述，不僅場景與人物和她家耦合，沒有親歷是寫不出那樣哀婉悲涼的體驗。于興閣出面做媒，就在這個時候，而后來張廷舉阻止蕭紅升學，大概也和這次提婚有關，而父親的最終妥協和蕭紅對徐淑娟的自述，是否還隱藏著雙方家長幕后的暗中協商？汪恩甲家在哈爾濱顧鄉屯，本人也已經師范畢業在哈爾濱工作了，蕭紅到哈爾濱讀書可以離他近一些。而18歲的正式訂婚，也是由于她在“反五路”游行中活躍，招來不少異性青年，引起家長的緊張。她與未婚夫同居是在黑龍江政局急劇動蕩之時，馬占山將軍打響了武裝抗日的第一槍，汪恩甲的失蹤就是在王廷蘭殉國前后。蕭紅一生不說婆家與未婚夫的壞話，對自己的婚事諱莫如深，大概都和這不可言說的神秘婚約有關。
把蕭紅從所有意識形態的簡單邏輯中剝離出來，發現一個真實、完整的蕭紅，是我多年的努力，而傳記的寫作是這個努力得以實現的基礎。事實上，我們當代文壇討論的所有問題，蕭紅那里幾乎都有。譬如，鄉村潰敗、底層寫作、身體敘事、民族國家、性別政治、終極關懷，生命價值等等，甚至包括早期后殖民的問題，更不用說民族化和文體的問題等等。在近年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潮流中，蕭紅被新一代研究者從左翼文學中剝離出來的同時，也從歷史的具體情境中被分解出來，所謂矯枉過正，合法性的寬松有了新的闡釋可能。甚至有的論者認為她根本不是“抗日作家”，這無疑是違背歷史真實與她創作實際的。徹底的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就是去歷史化，從鑒賞的角度是可以的，但是從傳記的寫作與學術的研究來說則是虛妄的。除了調查考辨之外，還需要與她的文本互讀，這也是尊重作者的基本學術準則。
人是植根于歷史當中的，而文化思潮、意識形態與具體的歷史情境總是相互扭結，是所有人成長的意義空間，是歷史土壤的一部分。完全以意識形態去解釋一個卓越的作家自然是愚蠢的，而完全不顧意識形態的作用，試圖抽象出一個沒有歷史政治色彩的作家也太過虛妄。這就是本書試圖克服的兩種傾向，希望在盡可能真實的歷史還原中，發現這個奇特的藝術生命，是以什么樣的方式植根于什么樣的歷史當中，又以怎樣獨特的心路歷程回應錯動歷史的政治、文化、藝術思潮，完成內心糾葛向文學綻放的轉化，而最終超越了自己的時代。
蕭紅一開始寫作就是左翼的立場，第一篇小說(《王阿嫂的死》就是以慘烈的階級壓迫刷新了讀者的視野。鄉村大地主階級的豪橫與無法無天，是東北地區最顯赫的文化特征。因為是流民集聚的地區，黑龍江至晚清“慈禧新政”之前幾乎沒有民治機構，一直都是軍政合一的管理方式，相對于中原的儒家規范，大地主更多是在以漁獵為主的通古斯原住民的生荒土地上，通過跑馬占山式的開拓，與官府丈量土地時的營私舞弊發展起來的豪強地主。國民黨的勢力是在張學良易幟之后，才滲透過來。由于政治統治的疏松，天高皇帝遠，匪患又十分嚴重，大地主的莊園都有深壕高墻，還建有炮臺，豢養著私人武裝。蕭紅祖輩聚族而居的張家大本營黑龍江阿城福昌號屯，村外被一條矩形的壕溝圍著，溝深三米多，只在南面和東面開門。夏天，為了防止匪患，溝內還蓄滿著水。張家老宅因為在屯子的中心，被稱為張家腰院。四周由高墻圍著，墻基1．5米寬，高3．5米，圍墻四角設有炮臺，炮臺上有步槍和大臺桿(土炮)，晝夜有人在炮臺上放哨。大院只正南有門，平時關著，只開一角門，有打更的人守著。蕭紅早期的小說《出嫁》等，都是以這里為背景，而她筆下所有的地主都姓張，可見是以自己的家族敘事為主。《夜風》里面的人物設置可以和張氏家族的血緣親屬關系一一對應，所以要想抹殺她以階級論為核心的左翼傾向也是很難的。她成名之后，被父親開除族籍，理由之一是“侮蔑家長”，也可見與封建地主家庭矛盾的不可調和。
然而，蕭紅最終超越了左翼的立場，開啟了通往永恒的文學之門。這主要是和她的性別立場與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有關系，為了求學與婚姻自主，她和家庭爆發了最初的沖突，這是五四精神之女最一般的奮斗起點，由此開始了苦難的跋涉之旅。由于兩度離家出走到北京求學，被家庭軟禁在福昌號屯張家腰院中6個月，在歷史急劇錯動的“九一八”事變之后的混亂中，逃出被軟禁的老宅，一度流浪街頭，拒絕受和自己處于兩極的父親的豢養。她在開始發表作品的時候只有22歲，但是已經有了和兩個男人的同居，遭際了痛失親子的人生大悲，完成了女性生命的基本過程。她現存最早發表的散文《棄兒》，細致生動地記敘了自己生產前后的窘迫處境與內心感受。她是以女性的經驗洞察著歷史，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幻影，也超越了黨派的立場。
盡管蕭紅的一生都主要生活在左翼文化人的圈子里，每當危難的時刻，都得到共產黨員朋友的幫助，曾經還一度想加入共產黨而去征求魯迅的意見，魯迅出于對她的愛護與激賞，以環境太殘酷為理由打消了她的意愿。地下黨組織也曾經想發展她，但是看到她那副“不可救藥”的藝術家風度和任性的。自由主義思想作風，便放棄了初衷。她對于黨派政治的心理疏離也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除了和舒群、高原等人的當面爭吵之外，旅居日本時期寫作的小說《亞麗》，更是從生命的情感價值的角度，對于黨派政治的組織形式表達了深刻的質疑。
性別的立場與女性的經驗都是她接受左翼思想的基礎，作為弱勢群體的一員，她始終認同民眾的苦難，而且仰視他們頑強的生命力。這無疑適應了全民抗戰的時代主潮，順應了在外來暴力的威脅之下，建立歷史主體的種族需要。她對聶紺弩說，我的人物比我高，一開始的時候，我也悲憫我的人物，寫著寫著感覺就變了，我覺得我不配悲憫他們，倒是他們應該來悲憫我才對。這實際上也把自己和魯迅那些自覺地承擔著啟蒙責任的精英知識分子區別了出來。但是，她并沒有放棄啟蒙立場，而是隨著歷史大勢的變動，調整著自己思想的羅盤。1939年4月，她在《七月》座談會上，對于“戰場高于一切”的急功近利的文學觀念大不以為然，公開表示作家不是屬于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于人類的，作家要永遠向著人類的愚昧。當時，人類最大的愚昧就是遍及全球的法西斯戰爭。蕭紅一開始就針對這人類浩劫寫作，(《生死場》中后幾章都和日本軍隊的入侵有關，只是她不是正面表現民眾的抗日斗爭，而是以更多的筆墨描寫外族入侵摧毀了鄉土社會傳統的生活方式，也震動著民眾的精神心理。歷史時間的斷裂，使村民們原本貧苦的生活更加難以為繼，苦難以加速度的方式導致鄉村社會的崩潰，徹底改變了生和死的形式，民族國家的意識也因此被強迫植入蒙昧生存中的民眾頭腦。“八一三”抗戰爆發之后，她寫下了《天空的點綴》等文章，直接參與了全民抗戰的偉大事業。1939年，她在重慶又寫作了《牙粉醫病法》，揭露了外國醫生在東北草營人命的醫療暴行，這就是早期后殖民的問題，是對(《生死場》中《傳染病》一節素材的重申，也和當時日軍在華的暴行接上了榫，這篇文章由于“反日傾向”而長期不能被批準發表。
當然，性別的立場在她始終都沒有泯滅。從啟蒙到救亡，從左翼到人類情懷，從民族國家到鄉土之戀，她都是以女性獨特的感知方式表達歷史錯動中的人性追問。《生死場》中最觸目的是女性的生存慘狀，月英的病象，三個女人生產的刑罰，因為生活無著而像一大一小兩條干魚一樣上吊自殺的祖孫倆，王婆曲折悲慘的經歷，“一生的痛苦都是沒有代價的”。金枝盲目地受孕，受到鄉土文化的精神擠壓，孩子被破產的丈夫在暴怒中摔死之后，為逃避日軍橫行的破產鄉村，化妝進城縫窮，又被一個中國男人強暴，種族的立場與性別的立場發生了抵牾。她想去當尼姑，徹底擺脫苦難的人間，結果女人最后一個精神的避難所尼姑庵，也因為戰爭關閉了。這就是終極關懷的問題，哪里是安放靈魂的處所？！《呼蘭河傳》中王大姑娘自由婚姻的悲劇，承受了鄉土社會公眾輿論的話語施暴。至于小團圓媳婦的命運更是讓人發指的殘酷暴行，其中有同胞之間魯迅所謂“無主名無意識殺人團”的愚昧，也有超越了種族的人性施虐本能。五四的啟蒙立場，一直以女性的視角潛在地影響著蕭紅對世界人生的觀察。在《呼蘭河傳》中，唯一一個健康的人性故事就是磨倌馮歪嘴子，盡管貧窮、盡管受人歧視，卻滿懷希望堅韌不拔地頑強生活下去。這和富于反抗精神的王婆一樣，是讓蕭紅感到心靈震動的鄉土人物。在馮歪嘴子的形象中，蕭紅再一次完成了人生價值精神認同的自我確立。
而對于新式知識者的屢屢幻滅，使蕭紅的諷刺才能得到淋漓盡致地揮灑。1930年夏天，她隨著遠房姑表兄弟陸哲舜偷偷跑到北京，人北京師大女附中高中部讀書，受到家庭的經濟制裁之后，陸哲舜頂不住壓力，兩個人雙雙敗退回哈爾濱。離京之前，蕭紅曾說他是“商人重利輕別離”。她在未婚夫汪恩甲人間蒸發之后，陷落在東興順旅館，和蕭軍迅速結合，在共同生活的6年中，蕭軍頻繁發生外遇。當年許廣平對蕭軍說，蕭紅從來不說你不好。蕭軍回答，她是這個世界上真正愛我的人，我們以前的歷史太復雜。認識蕭紅以前，蕭軍已經有10年婚齡，和前妻育有兩個女兒。把妻子送回老家之后，和兩三個女子關系暖昧，暗戀著一個叫李瑪麗的文學沙龍主人，追求南方姑娘陳涓多年，致使學生氣的蕭紅倍覺感情的荒涼，以至獨自東渡避到日本。以后的種種事端，更是讓她無法忍受。不僅是愛情的“苦杯”與郁積在胸的“沙粒”，而且所有的朋友都站在蕭軍一邊，連她弟弟張秀珂也要在蕭紅逝世十幾年之后，才能理解當年她和蕭軍的爭吵的主要原因。蕭紅要擺脫蕭軍的影響，走獨立的人生之路，就像當年想擺脫父親張廷舉的影響一樣。但是，她的逃亡總是以失敗告終，就像逃離歷史的沖動最終以死亡結束在戰火中一樣。她躲到日本，被蕭軍為了結束“沒有結果的戀愛”而叫了回來；她逃進白鵝畫院，被蕭軍的朋友打探到消息帶了回來；她獨自跑到北京，又被蕭軍以身體有病而騙了回來，實際上蕭軍真正擔心的是蕭紅會不會愛上她的朋友李潔吾。直到1937年夏，端木蕻良的出現，才使她獲得徹底擺脫對蕭軍的精神依附。實際上，這擺脫也并不徹底，人是無法徹底割斷自己的歷史的。由于和端木蕻良的結合，她受到所有舊日朋友的詬病，而她自己也背上了思想的包袱，因為端木蕻良是初婚的處子，蕭紅因此覺得他為自己做了犧牲，而心甘情愿地為他料理所有的生活瑣事，久而久之，便也覺出勞累。而所有早期左翼文人朋友都對端木蕻良心存輕視，更不用說異性隱秘的暗戀，她面臨的是友誼與愛情的抉擇。
而且，就是在新派文人的圈子里，她也時時感受到性別的精神歧視。蕭紅由此看到一些人性的永恒問題，是政治革命和文化改良都無法解決的。在《三個無聊的人》一文中，她諷刺那些以人道的精神與學者的態度去嫖娼的新式知識者；在《夏夜》中，她嘲笑左翼文人對少女紅唇的人血比喻是酸葡萄心理，一旦得到紅唇少女的愛情，便放棄文化的批判。在《馬伯樂》中，她嘲笑了深陷于悲觀哲學的新式小知識分子，只會怨天尤人、夸夸其談而一無所能的可笑性格，同時也揭示了他們在中外文化沖撞的歷史情境中進退維谷的尷尬，既是伯樂又是馬，完全是一個“沒用人”的滑稽形象。其洞察力也是女性的視角，而溫和的軟幽默也體現著女性獨特的智慧。
但是，在蕭紅那里，性別的問題是和人生的問題、階級的問題、種族的問題攪纏在一起的。她是從切實的人生出發，以生命的價值為原點，去表現歷史人生的種種苦難，民族國家的宏大主題也因此而具有了深厚的民眾生活基礎，自身的生命體驗則是所有問題得以融匯為藝術整體的情感酵母。
四
蕭紅在藝術上是非常前衛的。
她的藝術修養有著多個源頭，童年和祖父學詩的音韻啟蒙，早年鄉土生活民間藝術的熏陶，在國際化大都市哈爾濱讀書時期，20世紀美術新潮的影響，還有學習外語的過程中，對域外民族藝術的涉獵，都影響著她的寫作。她一生學過四種外語，中學讀的是英語班，和蕭軍一起學習俄文，在上海學了世界語，在旅日期間又學了日語。這些語言中滲透著不同的藝術思維方式，形成多個參照系，影響到她對漢語的獨特領悟。
一般來說，她早期的作品較易受到域外先鋒美術的影響。《生死場》幾乎是一組富于象征性的畫面，魯迅當年“略圖”與“敘事寫景勝于人物的刻畫”的評價，就有保留地說出了她的特點。而身體的裝飾性，則以兒童式的想象帶給小說以新鮮明麗的視覺效果，《生產的刑法》一節，毫不相關的三個女人生產的場面明顯帶有先鋒美術的構圖特征，夸張地放大了女人獨特的苦難。而她所有作品中都具有前衛藝術感覺主義的表現特征，以散文集《商市街》最充分。在1937年的《蕭軍日記》中，記敘了他們之間一次有趣的爭吵，起因是為了一個細節描寫的分歧，蕭軍認為蕭紅的寫法不是小說的方式，而是詩的方式，自己的寫法才是小說的方式。兩個人爭吵不休，蕭紅氣得哭起來。鹿地亙來訪，弄清原委之后說，你們倆個寫得都很好，一個是古典的寫法，一個是感覺主義的寫法。可見，蕭紅是有相當藝術自覺的，而且，當時她剛旅日歸來不久，日本民族對于感覺的重視也和西方前衛的美術潮流合拍。
她晚期的代表作(《呼蘭河傳》則主要是以中國古典詩歌為主要的藝術源泉，這是它被更多的中國讀者所激賞的原因。音韻的自然流露，節奏的復沓，都暗示和強化著鄉土人生的悲涼主題。成長中失樂園的過程也因此而格外清晰，鄰近生命終點的時候，她以這樣的挽歌形式，祭奠了自己的童年，也祭奠了所有的鄉土故人，使哀祭的基本文體尤其顯豁。
蕭紅的時間形式也適應著錯動的歷史，表現出多種不同的形式。她的歷史時間是斷裂的，《生死場))以日軍入侵為界限分為前后兩段相隔十年，近于蒙太奇式地剪輯出鄉土人生的故事。晚期從《后花園》開始的鄉土敘事，基本的時間形式則是農耕民族封閉循環的文化時間，適應了對于單調生活與重復人生的悲涼喟嘆。而《呼蘭河傳))則在封閉循環的傳統文化時間框架中，楔入了鐘表所象征的現代文明的時間形式，既與中國近代的歷史相契合，又與成長的過程相適應，容納了不同的生命周期。鄉土人生與大的文化時間框架同構，表現為生老病死的無窮循環。而敘事者則跳出了這時間形式之外，隔著斷裂的歷史時間，以回顧的方式審視記憶中的家園，追問“人生何如？”最終超越了左翼文學以階級論為核心的立場。
這樣豐富的藝術創新，成功地完成了漢語寫作的現代化轉型。蕭紅在對民族與民眾的苦難認同中，以血書寫了生命的詩篇，在錯動的歷史中完成了自己的文學飛翔，超越了自己的時代，這就是她永生的價值所在。當年，蕭紅曾經想以《呼蘭河的女兒》命名她的《呼蘭河傳》。今年是她來到這混亂世間的100周年，以這個名字命名追尋她匆忙離去身影的著作，也許是最切近她文學理想的描述，至少是筆者最誠摯的祭奠。
2011年春一稿
夏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