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紅：中國名寺（簡體書）

佛教自東漢時期從印度傳入中土後，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間風俗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名寺古刹遍佈大江南北，顯示了佛教在中國發展的脈絡。《中國紅．中國名寺》主要介紹中國古代佛寺的興起與發展，並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名寺古刹，講述其歷史發展、建築風貌、文化價值及典故傳說，希望讀者通過《中國名寺》瞭解中國寺廟，進而瞭解佛教文化與中華文明的交融的歷程。

“中國紅”系列圖書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的全景式記錄和梳理，以中英文圖文對照的形式介紹中國文化。其所關注的100個文化專題，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文化底蘊，不但博大精深，而且極富中國特色。它們表現了特定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和中國文化特有的價值觀、審美觀，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本系列圖書以實用簡明的圖文形式，提供一個令人愉悅的閱讀空間，讓四海賓朋走進中國文化的殿堂，品味中國文化之美。
梓巖編寫的這本《中國名寺》就是該系列叢書之一，系統介紹了中國古代佛寺興起與發展的歷史過程，并且選取了十數間具有代表性的名寺古剎，講述其歷史發展、建筑風貌、文化價值及典故傳說。

寺，原指中國古代的官署。東漢時期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土后，寺逐漸成為佛教信眾聚會修行和僧人居住地的專用名詞。中國佛寺大致可分為漢地佛教寺廟、藏傳佛教寺廟和南傳佛教寺廟三大類。這些佛寺或居于深山荒野，或地處平原鬧市，千百年來吸引著眾多善男信女前來參拜，香火不絕。遍布大江南北的古寺名剎，顯示著佛教發展的脈絡，孕育了眾多的高僧大德，而且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間風俗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本書系統介紹了中國古代佛寺興起與發展的歷史過程，并且選取了十數間具有代表性的名寺古剎，講述其歷史發展、建筑風貌、文化價值及典故傳說，希望讀者通過本書了解中國古寺，進而了解佛教文化與中土文明的交融與發展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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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佛寺
對于佛教傳入中國的確切時間，學術界眾說紛紜，至今未能統一。其中有兩種說法最有影響力。
一種說法認為，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國的國王派使者來到當時中國的都城長安(今陜西西安)，口授佛經給一個名叫景盧的儒生，這就是佛教傳入的開始。
還有一種更具神秘色彩的傳說，相傳在東漢永平七年(64)，漢明帝夜里夢見一個神人身披金光在大殿前飛行，第二天向大臣詢問此夢有什么寓意。太史傅毅回答說：“西方有名叫‘佛’的神仙，陛下夢見的恐怕就是他。”明帝就派蔡情、秦景等人到西域求佛法。三年后，他們到達西域的大月氏國，遇到高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便邀請他們來華。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馱著佛像、經卷來到洛陽。明帝下旨在洛陽城建造白馬寺供他們居住。二位高僧在寺中譯出了《四十二章經》，此經被認為是中土最早的佛經譯本。自西晉以來，這個說法一直在佛教徒中盛傳不衰。
今天的學者一般都認為佛教是在西漢末、東漢初(公元元年前后)逐漸傳入中國的。到了東漢末年桓帝、靈帝的時代(147～189)，佛教在中國流傳的史料才逐漸豐富，記載也日益翔實起來。
佛教剛傳入中國時，人們一般將其看作是當時流行的神仙方術的一種。大城市中最早建立的佛教寺廟，主要是供西域來的僧人和商人居住和參拜使用，并沒有漢人出家為僧。隨著佛教的廣泛流傳，東漢末年在洛陽、徐州、豫州等地區先后興建了一些佛教寺塔，并開始塑造佛像。據《后漢書》記載，漢獻帝時，丹陽人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涂身，衣以錦彩……”這是史籍中關于建寺祠佛像的最早記載。其中“浮圖”即指佛塔，東漢時期的佛寺布局以塔為中心，四周圍成方形庭院，佛像設在塔中。由于佛塔內空間狹小，中間又有剎柱，佛像只能四面安設，不能居中，其大小和數量也受限制，所以逐漸產生了另建佛殿以安置佛像的需要。
>魏晉南北朝的佛寺
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9)是一個戰亂頻仍的時期，也是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與發展的時期。人們為了逃避戰亂，往往遁入空門。而統治者為了安撫民心，也積極推動佛教的傳播，因此，這一時期佛教寺院遍布全國各地。南北朝后期，北方的北魏和南朝梁對佛教的尊崇都達到極點。北魏末年，僅都城洛陽一地就有佛寺1300余所，南朝梁的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有佛寺近500所，全國佛寺的數量達到1.5萬所左右。
魏晉南北朝的佛寺已經逐漸脫離了早期佛寺以塔為中心的布局。因用于供奉佛像，佛殿的重要性漸漸在佛塔之上。北魏洛陽永寧寺的布局為殿、塔并重，成為當時佛寺的代表。還有一類寺院不建佛塔，多是由貴族捐助私宅改建而成。這種寺院以前廳為佛殿供養佛像，以后廳為講堂；私宅中的附屬花園，則成為早期的佛寺園林。
出于僧人坐禪習靜的需要，新建佛寺多選址于山林。據記載，東晉太元年間，名僧慧遠在廬山營建東林寺時，就有意識地在自然中設置人工禪林，這是創建佛寺園林的早期記載。寺廟園林不同于皇宮禁苑與貴族府第，它是面向廣大信眾的，帶有公共游覽性質，更著意于展示靜謐出世的氣息。
>隋唐五代的佛寺
隋唐時期(581—907)，中國結束了長期的南北分裂局面，迎來了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最強盛的時代，這也是中國佛教史上宗派競立的巔峰時期。隋唐佛教的興盛，有賴于國家的統一強盛，也得力于統治者的護持和提倡。
隋朝的開國皇帝隋文帝即位后(589—600)，立即廢止之前北周的毀佛政策，下詔修建寺院、重整佛經和佛像。他在位期間共修建寺院3000多所，寫經13萬卷。隋文帝和其子隋煬帝統治37年間，全國寺院達到3985所。
唐朝的皇帝對佛教也多采取保護政策。唐太宗時期(626—649)，玄奘法師西行印度求法，歸國后，唐太宗下旨在都城長安(今陜西西安)的慈恩寺組織大規模的譯經場，中土佛教的法相唯識宗就是在太宗的支持下創立的。武則天統治時期，更加崇信佛法，下令開鑿洛陽龍門石窟，禮遇禪宗大師神秀，使禪宗盛極一時，并且直接促成了華嚴宗的創立。其后的皇帝也都各有崇佛的政策，使得社會上掀起一股又一股崇佛的熱潮。
唐武宗(814—846)因崇信道教，于會昌五年(845)下令拆毀佛寺，沒收寺院土地，強迫寺院中的僧尼還俗，佛教史上稱為“會昌法難”。武宗毀佛前夕，全國大中寺院達到4600所，毀佛之后，從寺院沒收的肥沃良田達數千萬頃之多，所以唐時就有人說：“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
唐時期的佛寺都沒能完整地保存至今，不過人們從敦煌莫高窟的隋唐壁畫中還可領略當時佛寺的外形概貌。這一時期佛寺的布局在中國宮殿建筑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其最大的特點是主體建筑居中，有明顯的縱中軸線，由山門開始，縱列幾重殿閣，中間聯成幾進院落。主體建筑兩側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用途。而佛塔的位置逐漸變為獨立。隨著隋唐時期寺院經濟的發展，寺院生活區得以擴展，有供僧人生活的僧舍、齋堂、庫房、廚房等，有的大型佛寺還有磨坊、菜園，還有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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