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市場之路（簡體書）

張維迎，1959年生于陜西省吳堡縣。1982年獲西北大學經濟系學士學位；1984年獲碩士學位，同年進入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參與了對中國經濟改革政策的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學讀書；1992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94年獲博士學位；1994年8月回國到北京大學任教。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包括：《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1995），《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1996），《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1999），《產權、政府與信譽》（2001），《信息、信任與法律》（2003）,《大學的邏輯》（2004），《論企業家》（2004再版），《產權、激勵與公司治理》（2005），《競爭力與企業成長》（2006），《價格、市場與企業家》（2006）,《中國改革30年》（2008）等。另有數十篇中英文學術論文在國內外權威期刊發表。2011年，因對雙軌制價格改革理論的貢獻獲得“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張維迎所著的《通往市場之路》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針對中國改革和發展中面臨的實際問題而寫的，這些問題包括：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是源于市場化改革和民營企業的崛起，還是政府的干預和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所謂的“中國模式”）？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如貪污腐敗、收入分配不公、醫療發展滯后、食品安全、道德墮落等）是過度市場化的結果，還是過度的政府管制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與中國的政策有沒有關系？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是金融危機的原因，還是應對危機的有效辦法？等。

本書收入了我過去幾年發表的有關中國改革和發展的37篇短文（注：同期撰寫的學術論文收集于我的《市場的邏輯》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2012年制定版）；媒體訪談部分收入我的《什么改變中國》一書（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如同我已出版的其他書一樣，這些文章是我真實思想的表白，盡管有許多人不認同我的觀點，我也不能保證我的觀點就一定是正確的，但我覺得有責任把自己的真實觀點公開說出來。因為，我相信托馬斯?潘恩的名言：為了人類的幸福，一個人在思想上必須對自己保持忠誠；所謂不忠誠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稱相信自己實在不相信的東西。公開說假話是最嚴重的道德墮落。
本文集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針對中國改革和發展中面臨的實際問題而寫的，這些問題包括：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是源于市場化改革和民營企業的崛起，還是政府的干預和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所謂的“中國模式’）？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如貪污腐敗、收入分配不公、醫療發展滯后、食品安全、道德墮落等）是過度市場化的結果，還是過度的政府管制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與中國的政策有沒有關系？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是金融危機的原因還是應對危機的有效辦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更多地依賴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還是靠政府的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面對國內外新的挑戰，應該堅持“國退民進”的改革方向，還是走回頭路，搞“國進民退”？如何看待企業家在社會中的作用？他們是推動進步和社會和諧的力量，還是社會矛盾的制造者？中國企業創新動力不足的根源何在？為了使企業和企業家有積極性創新，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在經濟改革30多年后，如果不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的成果能否保持？經濟增長是否有可持續性？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如何進行? 等等。
這些問題在學術界和媒體上有很多討論，爭論也不能說不激烈，但許多人是人云亦云，或者是滿足于口號式的主張，或者是情緒的宣泄。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當然是一家之言，但無論正確與否，我相信我的觀點有助于人們理性地思考這些問題。
本書的核心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市場經濟是最有利于人類合作和社會進步的制度，也只有市場經濟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相結合導致的人類災難。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個人自由、私有產權和企業家精神。人類最近200年的飛速發展和中國最近30余年的經濟奇跡，都是市場化的結果。但無論是西方社會從封建莊園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還是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都是漫長的過程，反市場的力量（包括利益的和觀念的）總是試圖阻礙這個轉變，人們對政府干預的迷信如地下伏河時隱時現。
在邁向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中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中國的市場化轉型遠遠沒有完成，我們并沒有建立起市場經濟真正的基礎，因為，我們的經濟仍然是建立在特權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權利的基礎上；私有產權仍然得不到有效保護；企業家精神受到多種形式的壓制，甚至摧殘。特別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市場化的改革發現受到普遍質疑，政府有關部門在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的名義下出臺了諸多反市場的政策，改革基本停滯，甚至出現了倒退，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越來越多，國有部門越來越強大。中國的改革已到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不僅關系到過去改革的成果能否保持，更關系到中國能不能真正成為世界強國。
我們必須認識到，政府高度干預和國有企業主導不僅不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恰恰相反，它們是當今中國社會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現象的原因。龐大的國有部門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成長的最主要的障礙之一，嚴重不利于企業家精神的發揮，不利于國內市場的開發。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不僅不能解決危機，而且埋下了新一輪危機的種子，阻礙了增長方式的轉型。我們必須回到市場化改革的軌道，繼續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減少國有企業的比重，給民營企業創造更好的生長環境。惟其如此，中國企業家才有積極性創新，中國企業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核心競爭力，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才能真正轉變。
經濟改革仍然有許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即使有英明而果斷的政治領導，進一步經濟改革的空間也非常有限。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經濟市場化才有制度基礎，中國才能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
本書中的部分文章是根據作者在論壇和研討會議上的演講稿整理而成的。我的學術助理岑科先生幫助我做了不少文字工作，在此深表感謝。當然，書中的任何錯誤責任在我。
我還要感謝本叢書主編高全喜教授，沒有他的約稿和督促，不會有這本書的出版。

第一編市場的力量
市場的力量
人類為什么犯錯誤？
從老子到亞當?斯密
如何建立市場：從特權到權利
語言腐敗的危害
社會資本與文化
和諧社會的三個要素
第二編改革的邏輯
經濟奇跡來自市場化改革
從職權經濟到產權經濟
如何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只有發展才有和諧
中國的股票市場：管制與信譽
加入WTO給我們帶來什么？
第三編增長的轉型
關于金融危機的經濟學反思
警惕下一次危機
回歸亞當?斯密，告別凱恩斯
把握中國經濟的大局與動力
中國經濟轉型靠什么？
讓企業家對未來充滿信心
第四編國企的前景
國有主導無公平競爭可言
推進國有企業民營化比多交利潤更有意義
公司丑聞與公司治理
何不讓電話用戶成為電信的股東？
醫療體制的問題主要出在政府壟斷
未來10年經濟改革要做的三件事
第五編企業的生命
尋找綠色經濟的商業模式
企業常青之道源于不斷創新
民營企業如何做強做大
本土企業的空間在哪里？
創新時代的管理
企業的兩種能力
有思想力的企業家看得更遠
第六編未來的選擇
未來30年改革改什么？
政治家的理念
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中國政府的轉型
未來的世界格局取決于中國怎么做
企業家與臺灣的民主化

推進國有企業民營化比多交利潤更有意義
第一點，我特別贊成剛才江平老師講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資產管理的改革應該從條例政策轉向法律。其實，所有的變革都是這樣一個過程。舉一個例子，任何王朝的第一任皇帝或者皇位都是不合“法”取得的，但從王朝建立后就必須按照法律行事了。我們說第一任皇帝是不合法的，是從舊王朝的法律看的。如果從合憲性(legitimacy)角度看，推翻舊王朝可能是合理的。用中國儒家的思想來講，因為現有的王朝太腐敗，不能為老百姓謀福利，已經喪失了人民的基礎，就應該推翻。這是孟子講的。
現在我覺得到了應該從更高的法律去看國有企業的改革：究竟誰有權建立國有企業，處理國有資產？比如說，最近成立的中國投資公司，2000億美元注冊資本這樣超級大的投資公司，誰有權決定設立？這個公司在成立之前已經投資了30億美元，現在又出現了這么巨大的虧損，誰來承擔這個責任？這些問題必須從法律的角度去思考。
第二點，回顧有關國有企業改革思路的討論，里面有一個非常致命的弱點，現在面臨好多問題是與這個弱點有關系的。這個弱點是什么？我們從一開始就把國有企業改革看成是國家和企業的關系，而不是國家與國民（個人）之間的關系，似乎企業本身就像自然人一樣，是一個具有內在的整體，可以做出決策。從蔣一葦教授提出“企業本位制”，到經濟學家普遍強調擴大企業自主權，都是這樣的思路。這種思路的要害是回避產權問題，認為所有制、產權問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企業有“獨立性”，企業要變成“法人”，企業變成獨立法人之后，國有企業的問題就解決了。無論是“利改稅”還是“稅改利”，都是把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系當作兩個人之間的關系。現在反映出來的問題某種意義上都與這個思路有關系，比如林毅夫教授現在特別強調企業的再生能力，都是回避產權問題。
企業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一個制度安排，不是人。企業和政府部門都是由好多人組成的，最后受益的也好，行使權利的也好，都是活生生的個人。企業本身不會做決策，政府本身也不會做決策，企業不會享受，政府也不會享受。所有做決策的都是自然人，享受的也是自然人。企業怎么行為，怎么決策，依賴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怎么安排。比如，當我們說企業的決策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時候，我們事實上已經假定企業內部有雇員，有老板，雇員拿合同收入，老板拿剩余收入；雇員接受指揮，老板制定決策。并不是說，無論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何安排，只要企業成為獨立法人，就會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政府也類似，并非只要被稱為“政府”，就一定以國民的利益最大化為決策目標。企業利潤如何分配，是否上繳國家，本質上都不是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而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社會中扮演不同角色的自然人之間的關系。我們想回避產權本身，照貓畫虎畫出來的就是這個東西。現在面臨的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從這個層次反思。只要我們繼續懷疑個人產權制度，想逃開產權問題談企業和國家的關系，最后一定落到現在這種狀態。剛才你們爭論國有企業應該上繳多少利潤合適，但更重要的問題是誰有權決定上繳多少？
第三點，理論上講，租、稅、利三個概念是很不一樣的，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代表不同的制度安排。租是合同收入，稅是法定收入，利是剩余收入。為什么在我們國家，這些概念老攪在塊？很簡單，因為資源是國家所有的，企業是國家投資的，國家的所有者職能和公共管理職能又都是政府本身承擔的，這些肯定要攪在一塊。這就像一個體戶開一個飯館，菜是自己種的，房子是自己所有的，所有服務工作都是自己干的，你非要站出來說我的資本收益是多少，工資是多少，利潤是多少，就顯得有點無聊。區分經營賺的利潤和房子的租金對個體戶只有核算意義，沒有實質利益意義。一旦國家變成了資源的所有者、資本的所有者、企業的所有者，沒有個人能分享剩余收入，租、稅、利的區分都只是核算問題。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進行的“利改稅”和“撥改貸”我們不能否認它的積極意義，但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理解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玩的虛擬游戲。計劃體制下企業利潤全部上繳國家，可以理解為國家對企業征收100%的所得稅。利改稅后利潤不需要全部上繳了，實際上是把一部分利潤留給企業領導人代國家投資，還有一部分利潤分配給企業內部員工。撥改貸的目的就是加強核算，等于把財政的錢委托給銀行，原來的企業沒有這個概念，資金成本是零，撥改貸以后銀行還要計算利息，資本金變成了貸款，但本質上還是資本金。十幾年前我們就討論過這個問題，國有企業領導人其實并沒有把貸款真正當作債務，在他們看來，無非是原來讓我從財政拿錢，現在是從銀行拿錢，拿多少也是政府決定的，沒有人想著以后真要還它，還要承擔責任。銀行也不是貸款的真正合約方，當然也就不會有風險控制的概念。所以，當貸款累積到一定程度企業沒有辦法還時，由政府財政買單是很自然的。政府成立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完成了“債券轉股權”。
這就是國有經濟中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模擬游戲。當然，中國的許多改革都有一個從假戲假唱到假戲真唱，再到真戲真唱的過程。沒有“利改稅”，沒有“撥改貸”，中國的改革也走不到今天這一步。
現在的國有企業與上世紀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國有企業的收益權有一部分事實上已經內部私有化了。國有企業的利潤是否應該上繳，上繳多少，本質上是財政等部門工作的政府官員、國資委官員與國有內部員工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不上繳就是企業內部人員行使所有權，上繳到國資委就是由國資委官員行使所有權，上繳到財政部就是財政部官員行使所有權。不同的上繳比例意味著不同的所有權分配。千萬不要以為上繳了就是公共利益，就是真正的國有企業。問題沒有那么簡單。我們并沒有辦法證明，更沒有辦法保證，企業利潤由財政支配一定比由企業內部人支配對社會更好，否則我們這幾十年的改革不就白搞了？假定國有企業收入全都交給財政部，全國人民就一定能分享到中石油、中移動的利潤嗎？不一定。要保證全國人民分享國有企業的成果，政府權力如何設定，財政支出怎么管理，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否則的話幾千億的收入再交到財政，可能從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講不是更好，而是更壞。
有必要指出，利潤作為一個制度設計，是一個責任制度，是為了加強激勵，調動人們的工作積極性，特別是發揮企業家這一社會最稀缺資源的創業和創新的積極性，而不是作為政府獲取財政收入的手段。
第四點，我們與其爭論國有企業利潤應該不應該上繳，是交給財政還是留給國資委，或者留給企業自己，不如爭論國有企業應該不應該存在，國有企業是不是應該退出，如何退出。國有企業如何退出，我們可以有不同的選擇。比如中石油這樣資金非常充足的大公司，從香港上市到內地上市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退出機會。這些本來已經有足夠多的現金流，為什么還讓它繼續募集資金呢？經濟上沒有任何理由。一個資金多的流油的企業繼續往里注資金很荒唐。正確的辦法轉讓股票，類似國家套現的方式。到上交所上市拿出幾個億股賣掉，買股票的收入全部劃到財政，通過特別立法，作為教育基金或者社保基金都可以。如果我們當初能采取這樣的方式完成H股回歸，遠比一方面從股市籌集資金另一方面又把利潤上繳更有價值。
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的情況，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用戶變成所有者，比如每年下來根據用戶的實際支出，按照一定比例以股票的形式讓利于用戶，一步一步把國家的股份稀釋，最后國家只留下少量的股票。在這個多元化情況下，國有企業賺錢了，究竟是自己投資好還是給股東好，就由董事會和股東自己討論決定，而不是政府決定交給我好還是你留著好。我總的意思是說重點應該放在持續地推進國有企業退出，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包括大的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國家安全都不是理由，韓國最大的電信公司是SK，SK是一個私營企業，不是國有企業，三星占到韓國GDP的15％，也是私營企業，但韓國的國家安全也挺好，沒有人擔心。
看到方流芳的文章里有一句話，如果我們國有企業比喻成甜橙的話，蘇聯、東歐是把甜橙切成塊，每人拿一塊，而在我們國家這個甜橙是國家的，大家都塞一個管子吸甜橙的汁。這個比喻很形象，很有深度。
國有企業太強勢，民營企業就很難生存，只好選擇退出。民營的德隆鋼鐵企業已經賣給俄羅斯人了（注：后來因為政府不批準，交易未成），聽說建農鋼鐵也在尋找買家。民營企業本來有希望慢慢占領主戰場，現在看見泰山壓頂了，都不玩兒了，都找買家，最后我們就變成了國有企業全部回來了，這個很危險。如果回來能搞好也行，但事實不是這樣。國有企業的利潤集中在少數大企業，他們的利潤有相當一部分是租金，也可能是應交的稅，還有消費者剩余的一部分。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上，企業的基礎一定是每個人的權利要很好的界定，我不相信在法律上如果沒有原告被告的律師，只有一個調解人和稀泥，法律官司能夠說清楚。只有有了資本所有者，有工人階層，有管理層，也有政府，有要素市場上的討價還價，企業生產出來的利潤如果分配才可能是合理的。
（本文是作者2008年在天則研究研究所討論會上的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