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記（簡體書）

本書為我國著名美術教育家全顯光老的口述回憶錄，由與全老有二十餘年交情的劉春傑先生採訪、編寫，資料翔實，同時具人文的溫度與情懷，真摯感人。全顯光從苦難少年成長為遼寧魯迅藝術學院的學生，隨後留學萊比錫，1961年回國後又經歷文化浩劫時代，後創立自己的工作室，雖後有受到排擠但其作為藝術家的才能是壓不住的。全顯光親歷與目睹了社會上的黑暗現實，飽受了勢利之徒的打擊，以藝術的方式作出了回應。文後並附有全顯光年譜，對於讀者瞭解全老這位美術界泰斗助益頗多。

全顯光，我國當代著名美術教育家、畫家，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魯迅美術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1931年生於昆明，祖籍江蘇。1955年畢業於魯迅文藝學院繪畫系，1955—1961年被公派到德國萊比錫藝術學院留學，獲“版畫家”學位。曾任中國“三版”研究會副會長，遼寧鴨綠江水彩畫會會長。著有論文《視覺記憶、動向造型與素描的基礎訓練》、《素描藝術之我見》等，專著《素描求索》，譯著《羅馬尼亞畫家格裡高萊斯庫》，譯文《藝術作品的真實性》等。

《丹青記》編輯推薦：歸真的追求。無論是人生，還是藝術，“離形去智，返璞歸真”都是全顯光教授實際踐行并不懈求索的追求。這不僅是一次人生的記述，更是藝術和人生精神的不斷求索。
唯一的傳記。全顯光教授學識淵博，涉獵廣泛，在藝術實踐中嘗試頗多，教學范圍涉及素描、版畫、國畫、油畫、泥塑、水彩等諸多領域，他還曾多次擔任全國性美展、版畫展的評委，是我國“三版”和水彩畫的提倡者和傳播者。他成就斐然卻謙虛低調，三十余年不辦展覽，不做宣傳。《丹青記》因此是關于全顯光教授生平的唯一一本著作，獨一無二。

有問：“你為什么用了半年的寶貴時間寫了這位老人的傳記？”我答：“他要是真的大紅大紫，就會有很多能人追著來錦上添花，還輪到我做這件事嗎？話又說回來，全老師原來很有影響，但他三十余年不辦展覽，不宣傳，不是‘明星’完全是他自己的選擇。”
自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我和全老師保持了二十余年的聯系。現在我們雖然天各一方不常見面，但我時常想起他，在心里對他的一生做過無數次梳理。全老師年少喪母，家境貧窮，青年時幸運進入大學，本科畢業后以優異的成績留校任教。更令人羨慕的是，幾個月后他又被公派到德國留學，一去六年，得大師耳提面命，學得真經。面對這種勢頭，沒有任何人可以懷疑這位年輕人的未來。然而進入中年后，命運開始無情地戲弄他了。人生失去了方向，十年“文革”中受挫，運動的結束也并沒有多少改變他的命運。這一切似乎和他早年得到太多、路途太順有關，大概是老天在和他開一個玩笑。全老師大概也看破紅塵，所以以靜制動，不求名利，隱居江湖。
去年11月我專程到沈陽采訪老人家，為了方便，干脆住在他的家里。三天三夜，看到如今八十二歲高齡的全老師和夫人天天忙里忙外，相互關心彼此照顧，快樂地畫畫，平靜地生活，我真是感受到什么是幸福了。如今往事如煙，他笑談人生，并為自己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慶幸。他說如果當年他把精力都用在爭名奪利上，攪在人事紛爭中，容易勞心勞神，費盡心機，自己可能早就見了閻王，那還怎么畫畫呀？他的絮叨不僅滌蕩我的心靈，還讓我明白了什么是人生的終極目標。同時我也體會到個人力量的微弱，一個人的命運與前程，有時候是由不得自己的意愿的，它隨時會被社會的某一個浪潮拋向另一個方向。即便這是一個小小的局部動蕩，哪怕是職場的糾葛，也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的一生。這就是所謂命運。
十幾年前我就想為老師寫本傳記辦個展覽，他并不同意，但我一直極力勸說，終得到允許。正如全老師所說，他的藝術人生，尤其是那些失敗的教訓，會給我們后來者以啟示。
幸運可能是一時一刻的，挫折卻隨時存在，我們要學會如何營造一個寬松自由的小氛圍，不以物喜不為名累，快樂地做喜歡的事兒，學會如何用智慧繞過那些人生的溝溝坎坎，抵達自己理想的彼岸。因為，名和利畢竟不是我們活著的唯一理由。
我始終認為，研究一個藝術家的個案，并非完全是個人的文本資料的簡單收集。誰都知道任何歷史都是由無數個人史構成，然而個人史往往最容易被忽視。我們書寫個人史，便是通過一個藝術家經歷的“事件”、“活動”、“生存狀態”來折射那段歷史。個人史就像一面鏡子，照亮觀者的心靈，教人智慧，同時也用事實訴說。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人的個體命運顯得那么微乎其微，就如一粒塵埃，隨時會消失在無情的風雨中。正因如此，具有人文的溫度與情懷顯得尤為重要。
謹以此書，獻給默默耕耘在藝術園中的我的老師全顯光，也一并將此書獻給青年朋友們。
劉春杰

家譜記載我的祖籍是江蘇，祖上是明朝的一個官員，家譜上寫的祖上的名字我不記得了，后來政治上出了事，朝廷要誅九族。祖上逃出一支，從南京逃亡到云南，最后在昆明縣（現昆明市）住下。其實我們家是姓王，為了安全起見，后改名換姓，在王字上加了個入字，就變成現在這個全。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間，家譜和我從德國帶回來的珍貴資料、大量畫冊、珂勒惠支等名家的版畫原作都被魯迅美術學院的造反派抄走了。落實政策后，學院賠了我五千塊錢了事。
我的爺爺全允中給我父親講，祖上帶著家眷沿路靠要飯度日，逃到昆明以后，一無所有，全家人借住在廟里。我一生對寺廟有著極好的印象，就是從小常聽長輩念及那個地方的緣故吧。祖上無法生活，但他是在官宦人家長大的，懂珠寶玉器，當時昆明有許多地攤出售石頭，他發現了兩顆不起眼的石原料，就兩個銅板買下來，拿回廟里，日夜打磨，果真是上好的寶石。后被珠寶店店主相中，賣了一些錢，租了一間房子，解決了一時的生存問題。
祖上逃亡到昆明，靠勤勞和智慧逐漸生活好了，后來家里又有人在當地做了小官，但再也沒有回原籍無錫。到我爺爺那代，家里漸漸窮下來。爺爺全允中有一個特點，就是成天看書學習，也不愿意做什么買賣之類，就是學習，總想通過讀書，光宗耀祖。就是這個念頭，鼓勵著他不放棄自己的努力，相信總有出人頭地的時候。
清代晚年，他就去參加鄉試，考了第一名。然后他又要去趕考，但家中沒錢讓他進京考試，京，是什么京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北京。幾個街坊鄰居給他湊了一些路費。奶奶說，全允中懷揣著鄉親們湊的錢，走了三個月旱路三個月水路到京，考上舉人。那年整個昆明，就中了兩個舉人。全允中考取舉人的照片我見過，穿戴很有派。他被選入京為官，沒幾年就要求回鄉。朝廷又任命他為昆明縣長，他以身體不好為由，都婉言謝絕。
回到家鄉昆明，他就琢磨找個什么事兒干，來報答家鄉的父老。干啥呢？他就進了慈善堂。之前他就自學了中醫這門手藝。慈善堂是為貧困人們看病的群眾會館，他進慈善堂給鄉親們看了一輩子的病。因為他的德行，全允中在當地挺有名的。
我父親叫全生初，他很小的時候家里生活雖然不富裕，但還過得去。后來奶奶病死，沒過多久，全允中又娶了一個妻子。自從進了門，幾年內她先后生了四個兒子。繼母的那四個兒子都被送到學堂上學。這個繼母就是看不上我父親，也不讓他念書，叫他出去打工，當學徒自己謀生。后來想把他毒死，這個繼母就找一些水螞蝗放入飯團給全生初吃，吃完后他肚子痛得死去活來，差點丟了性命。他說自己是端午節生的，是屬雞的，雞就專門吃五毒，他的命真大，躲過一劫。但是，誰都沒想到，一年之內，繼母和她的那幾個孩子得了流行傳染病，好像是白喉病，先后都病死了。
家里就還剩下全生初這么一個男孩了。他的奶奶對他挺好，關心照顧全生初，這讓他得到一些溫暖。奶奶長壽，八十歲多才去世。他出去做學徒工，能掙些小錢貼補家用，加上全允中的微薄收入，家里生活上過得去了。看到能干的兒子，全允中搓著手掌很懊悔地對兒子說：“哎呀，那幾年讓你受罪了。”其實我爺爺知道后娶的妻子虐待兒子的事，但他當時有些怕年輕的老婆，不敢管得太多。我父親并不怨恨他，也不認為是自己的父親心眼不好。他那時候在土布店里站柜臺賣土布，每月有點工資。自己學著打算盤練寫字，也偷空學習文化，在家他還跟全允中學些中醫。那時候我們家里人有點小病，都是他看。
他每天晚上背白布送到染坊，早上背回來擺到店里，一次一百多斤，背了三年。他說：“一定要給我的老祖母畫張像，她太可憐了，一輩子照顧我，把一點點吃的都留給我們吃，自己卻舍不得吃一口，一張像樣的照片都拍不起。”就要請畫師給她畫張像。那張畫現在好像還在。父親請畫師來家里畫像，還辦了一桌酒席作陪，讓奶奶坐在中間，給她畫了一張炭像，那張畫像約七十公分高。他用三年背布得來的錢，只夠請畫師畫一張祖母的炭像。聽父親講這件事我很震驚，心想我要學畫，將來學成免費給窮人畫像。三年的工錢就勉強夠畫一張像，太苦了。后來我就自己學畫，也請不起老師，沒有畫樣，就去借同學的《芥子園畫譜》。借來臨摹，描來描去，天天畫，后來畫得不錯了。
我是1931年出生，那時的昆明處于戰亂時期，社會動蕩，人心惶惶，到處都是難民。你想想，這種時局老百姓的生活條件能好嗎？我是生不逢時。因為是男孩，父母送我到一所貧民窟似的小學校讀書，而我的三個姐姐都無緣進入學校。上學之后，因交不起學費也經歷了多次輟學。我那時候剛小學畢業，初中上了一年就輟學了。總得想辦法讀完初中，拿個文憑才能繼續上高中。我就插班去，考試入學，造個假文憑。我把同學的文憑借來，照著那個刻個圖章，刻得一樣一樣的。光有學歷證不行，還要把前面沒學過的課補上。我就把同學那些用過的書借來看，做完作業請同學給我改。他們不是學過了嗎，就成了我的老師。
剛上初中時，交不起學費，母親把結婚時的玉鐲子交給我去典當。那時候小啊，只為自己考慮，也不心疼母親的首飾，那是她出嫁時她的母親送給她的。我記得到了典當行，老板斜著眼睛，一臉不屑地拿過手鐲，問：“是不是偷的？”然后把錢重重地丟在臺子上，我撿錢時心想，能上學就不怕他們看不起我。千不該萬不該，回家時路過一家畫店，我忍不住進去看畫，由于精力太集中，把典當得來的錢讓小偷扒了。等發現錢已經沒有了的時候，我腿都軟了，那天怎么走回家的，自己一點都沒有記憶。我傷心極了，想到學費沒了就哭，在地上打滾，父母耐不住我要上學的決心，帶著我去找校長，父母親讓我跪下求情，誠心感動了校長。他說學費可以免除，但雜費不能免。我說我自己去掙，不會欠錢不還的。從此，每天放學以后，我就去裱畫店當學徒，掙點錢做讀書的雜費。我勤奮、刻苦，學習上一直名列前茅，并在學期末獲得優秀學生的獎勵，獎勵的錢還用來為揭不開鍋的家買了些米。父母很高興，夸我有出息，這次的表揚激勵著我，我在心里決定一定好好學習，要有本事才行。正當抗日時期，昆明滿城難民露宿街頭，日本飛機還一天幾次來轟炸，人心惶恐。物價飛漲，一時幾變，百姓苦不堪言。當時我還畫了一張畫，“臥薪嘗膽”，也就一張四尺宣紙大小差不多。我當時在學校畫畫有點名氣，也得過學校畫展的獎勵。
父親當時是在一家土布店當店員，到了年三十被無緣由地辭退。那段時間家里一無所有，經常斷炊，所謂的飯菜實際不過是大鍋的清菜湯。我們常常去菜市拾些被扔掉的破菜來充饑，生病的母親還不舍得吃，省下來給挨餓的孩子們。每天她還要做大量的針線活，給國民黨縫制軍服以養活家口。
現在想想那個時代婦女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難，我母親生了那么多孩子要養活，還要長期從事重體力勞動，久而久之得了一身病。家境怎么能允許她花錢治病？她也不舍得把錢用在自己身上啊。她的精神壓力很大，我們家吃飯是最大的問題，飯少人多，一到吃飯母親就說自己吃飽了。她長年喝涼水充饑，得了病也不能治，逐漸發展成肝硬化，整個人浮腫了，肚子腫得很大。后來的日子，她天天躺著，還日夜堅持做針線活。上初二那年的一天，母親就對我說：“長保（我的小名），我怎么看什么都是綠色的？”我說：“媽媽，你總看綠色軍裝，眼睛就產生錯覺，你要是經常出去看看樹看看天，眼睛就會好一些。”為了給我母親治病，在外做工的父親去找中草藥，用藥后她的病情仍是不見好轉，日益加重，但她還是沒命地干活，不舍得吃東西。有一天晚上，母親說她肚子有點餓，讓我弄點吃的給她。我找遍家里每個角落，只有半個白蘿卜。我把蘿卜煮熟，給她吃。母親吃完繼續躺著，一會兒就咽氣了。我當時并不知道她死了，不停地搖她的肩。見母親不睜眼睛也不說話，我跑出去找父親，他正在回來的路上，手里握著一小塊紅糖，說我母親吃了會好的。母親扔下我們再也不管了，那年她才三十八歲。我在她的手指上褪下了一個久磨而失去孔眼的薄薄的頂針，這是她留給我的唯一的遺產。
年少的我總認為她的去世和吃了煮蘿卜有關系，從此對蘿卜有成見，很多年我都不吃蘿卜湯。母親重病在身，卻沒吃沒喝，不能及時醫治，還要堅持干活，這種生活重壓摧毀了她。我們家連棺材也買不起，只能求助“施棺會”的施舍，才將母親入土。我的母親一生只照過半張照片，還是因為當局要拍居民證，不得不照，沒有錢就和鄰人合照在一張一寸照片上，然后各自再剪下自己的像。如今我仍然保留著那張小小的珍貴照片。那個時候沒有母親支撐這個家，家中的日子更難熬，好似天塌了下來。
少年喪母，我只能再次輟學，別無選擇。為糊口，白天去學徒做毛筆，刻圖章，晚上讀書，自學文化課。稍稍攢了一點零錢，就想繼續上學，想法插班。那時買不起教科書，我就堅持用土紙抄書，或到書店看書，但當時的書店不允許長時間看書，所以看一會兒就得離開，找另一家書店再看。回家就做筆記，怕忘記了，這樣堅持學習，日夜不停。插班的考試，居然獲得全班第二名的好成績。我父親心疼我，說咱家連飯都吃不飽，你不如去當兵吧，起碼可以不為衣食犯愁。我卻執意于自己的理想，當時最愛的是名人奮斗的傳記書，它們支撐了我，我已經離不開它們。
我拼命學習、畫畫，向同學借畫譜，頂多借一個晚上，把它復畫下來，第二天好還給同學。這也許鍛煉了我的能力，無形中我養成了畫畫速度很快的習慣，也學會快速使用資料的本事。
因為困難，家里點不起電燈，我就想了一個辦法，蹲在電線桿下看書，電線桿上的燈挺亮，比我家里的油燈不知道亮多少倍呢。不管天氣冷還是熱，只要不下雨，每天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所以我的眼睛早早就近視了。這樣家里的油燈就讓給我媽照著做針線活，她不能在外面做活呀。我的一個同學學習不好，他媽說你們兩個一起做作業吧，你幫幫他。我就經常在他家做作業，他家有電燈，學習環境就好不少，他媽有時還做宵夜給我們吃。我可高興了，能在燈光下寫作業，還有吃的有喝的，真是太好了。當時想，我們家什么時候有這個條件就好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覺得有飯吃、有書看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吃飽飯一直是我們家的難題，常常一天吃一頓飯，而昆明的有錢人家一天是吃三頓飯的。有時候，我父親從外面回來了，拿個帽子兜回一點米放到鍋里。我聽我姐說，母親在世時，總是舀些干的給我吃，煮一鍋菜稀飯，其他兄弟姊妹都是稀飯。母親不吃，我們問她為什么不吃，她總是說自己吃過了。我母親就是一輩子餓著，餓死了。就從這時候開始，我想改變生活非得自己有本領，沒有本領不行。我覺得我畫畫還行，因為那時候在小學，我畫畫全校有名，學校的師生都說全顯光是塊畫畫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