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齋談往－現代中國二十學人的口述人生

贅言

我喜歡人。
這話聽起來很奇怪，卻是事實。我喜歡不同的人生中流露出的人性，看不同的人格和人品用各自的方式展示，在人海人潮中流覽不同的人面、不同的人聲、不同的人心，在人間人世裏閱讀紛繁的人情、紛繁的人事、紛繁的人道。

所以有了這本書，書裏面有二十個人。
每一次訪談──我稱為「讀人」，都是好玩的經歷，我讀過一隻手的葉廷芳、一條腿的江平，前者是因為天災，後者是因為人禍。我也讀過董秀玉的笑、資中筠的哭，前者是天理，後者是良心。

當然，對我來說，記錄他們的口述，也未使沒有太史公的難言之隱：「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我自然也清楚，他們不可能對我完全開放，他們的講述都是有選擇的，有意無意也是有目的的。這曾經是相當困擾我的問題之一，我也曾經將全部的力量用來跟他們較勁，刨開他們慣常對人說的那些浮土語言，掘出岩石層下深深的東西，甚至冒著惹毛對方的危險，提各種尖銳的問題。卻總不能滿意，絕對真相似總如早春的草色，「遙看近卻無」。

不過現在，這個問題對來我說已經不構成困惑了。世間並沒有一個完全客觀和真實的「過去」存在，過去只能以「被回顧」的形式存在，歷史本來就是現在加之於過去的一種顯現，是以一種不那麼真實的狀態存在和構成的。

所以，我所謂的讀人，不僅是使勁地挖他們，聽他們說什麼，還包括了咂摸他們為什麼說這些，為什麼這麼說。這是「讀」的趣味。這個趣味，不是講述者提供的，而需要讀者自己去完成。當然，這種趣味需要別的材料來支援，比如其他途經的說法、不同角度的訴說和評價。沒有一本書是單獨有趣的，也沒有一本書能單獨提供全部事實。歷史是複式的。

在編排上，我想過幾個方案：按姓氏筆順或拼音，沒有比這個更技巧卻犯傻的方式了，按聲望，那是自掘墳墓。我用的是年齡排序，讓最年長的排最前面，順著時間的臺階漸次從歷史的縱深走到近前來。事實上，我個人能從年齡中讀到兩代半知識分子非常明顯的不同來，他們用各自的人生，書寫著中國當代的知識歷史。我想展示的，不僅是人，還是這些人構成的一種形式的歷史。

一個必要的說明是，文章雖然是口述史形式（也確實沒有借助賈雨村君），但並不完全是被訪人口述的話，因為口語直接整理出來，是根本不可能成文的。比如，「我就那個什麼了，去她那兒，他也在，怎麼說呢，結果就這樣了」，這裏面的每個代詞，都得換成名詞。聊天中不確切的引經據典，言及的書名、地名、專用名詞，都要事後核實。所以，要刪節、補充、調整、裁剪，還要儘量保持口語的特點，很是繁瑣。（一句題外話，因為有了如許的採寫經歷，我對口述史這種形式是暗存疑慮的。）

另外，我並沒有完全按照被訪人的修改意見來定稿。有些東西，被訪人聊天中說到了，回頭又不願意公開，而這實在出於多餘的顧慮，我便保留了。（當然，也確實有些東西，重要或者有趣，卻不宜公開討論，便直接「甄士隱」了。）加上有些審稿來來回回好幾次，其中一兩字，改了或者沒改，便有些混亂。我還有一個非常可怕的壞毛病：文章放在那裏，今天沒事改兩句話，明天沒事又改三個字，永不消停，無有止境。加上在幾臺電腦之間倒騰，一篇文章便有了無數個版本，有的只是幾個字詞的區別，有的則是章節的調整。另一個同樣可怕的情況是，常有媒體來找我要稿，而不同性質不同領導不同歷史的媒體在不同的時期，言論尺度是不同的，不同到了天壤之別和瞬息萬變的程度。有時候「大饑荒」是敏感詞，就刪掉這一句或那一段；有的編輯不敢用「三權分立」四個字，就改成「西方的分權理論」，到了總編那裡，又成了「西方的理論」；有時候報紙有骨氣，偷偷塞進去一句「一九八九年春天」，居然也發出來了；可有時候因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名詞，或者對文革多用了一個形容詞，整篇文章就斃了。總之，這類遊戲永遠玩不完。我又習慣保存每一份文稿，這也是導致混亂的原因之一。總之，我要說的是，如果被訪者發現這裏展現的文章不是他審定後的版本，請原諒。我只保證：第一，我寫的東西都是被訪人確實表達過的意思。第二，被訪人嚴格說明不能說的，這裏面沒有。

上述兩項說明也表示，全部的文字都只能由我個人負責。

還有一個或許多餘的說明，鑒於這本書裏的人，多少都是「有身份」的，我字裏字外便可能透露出太多的「隨意」，讓人感覺不夠莊重或尊敬。但我實在很不喜歡「尊敬」這個東西，它在中國的傳統中過於隆重和格式化，設置好程式，一個機器人也可以表現出合格的尊敬。我更願意說，我很「喜愛」自己訪問過的人。我身上實在沒有哪怕一個能做粉絲的細胞，做不到在任何「Big Man」面前戰戰兢兢、誠惶誠恐，更做不來頂禮膜拜、五體投地這類難度係數太大的動作。一個有成就或有身份的人，除了好家世、好運氣，多有超過常人的努力和能力，但他總還是人，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讓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俯首稱臣或頤指氣使。我更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信天下所有人都會嫉妒、會貪婪，也有理智、會反思，相信所有人賺到錢了都會高興，憋著尿的樣子也一樣難看，我還相信，所有人被愛的時候心都會溫柔，而世界所有的問題，癥結只一個，就是缺乏愛。

這麼說，沒有對被訪者不敬的意思，我用我的方式表達尊敬，恰恰因為我喜歡他們。個人認為，喜歡是最高層次的尊敬。

周有光─朝聞道，夕拾貝，樂何如哉

個人簡歷
一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生於江蘇常州，在蘇州完成基礎教育，一九二三年進入聖約翰大學，主修經濟學，兼修語言學。一九三三年留學日本，一九三五年中斷學業回國，任教於光華大學，並在上海的江蘇銀行兼職。抗戰中先後供職於新華銀行、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本局（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庫）、重慶新華銀行總行。一九四五年被新華銀行派駐紐約、倫敦。一九四九年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並在上海新華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廳兼職。一九五五年調到北京主持制訂中文拼音方案，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員、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講授漢字改革課程，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下放勞動。一九七一年回京，一九八○年在《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和《不列顛百科全書》中譯工作中擔任中美聯合編審和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委員之一，一九八九年離休。

主要著作
經濟金融類專著有《新中國的金融問題》、《資本的原始積累》，語言文字類專著有《漢字改革概論》、《中國拼音文字研究》、《字母的故事》、《拼音字母基礎知識》、《漢字改革概論》、《拼音化問題》、《語文風雲》、《中國語文的現代化》、《世界字母簡史》、《世界文字發展史》、《語文閒談》（初編上下、續編上下、三編上下）、《周有光語言學論文集》、《現代文化的衝擊波》、《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比較文字學初探》、《人類文字淺說》等，散文隨筆類有與張允和合著的《多情人不老》、《髦耋文存》、《百歲新稿》、《朝聞道集》（一百零五歲）、《拾貝集》（一百零六歲）等。

訪談手記
繞過朝內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後拐棒胡同裏，藏著一幢老式居民樓。輕敲周老家門時，我合十拜了拜天，表示感謝。這輩子恐怕再沒機會訪問一個比我大七十歲的人了，還帶著他新寫的書。《拾貝集》是周有光送給自己一百零六歲的生日禮物。九十二篇長短文章，記錄他退休後的讀書和思考，好些篇什後驕傲地標注「某年月日，時年一百零三歲」。

一見面，我就犯了個「嚴重」錯誤，遞過去一張繁體字版的名片。然後我們都笑了。他說：「這些字我也認得。」他耳雖不聰（要戴兩個助聽器），畢竟目明，面色紅潤，精神矍鑠，能侃侃而談。說到某書，順手就能指出放在書架某處。我遵囑取了書，他很快翻到需要的頁數，指點給人看。

外電報導說，他在晚年變成了政治批評者和公共知識分子，不再受官方歡迎。而他做的，不過是介紹不丹王國的民主化做法，批評太平天國的倒行逆施，呼籲全球化時代要「重估一切價值」等。他一百零四歲時寫文章引用李慎之的話說，民主沒有階級性，也沒有新舊之分。他還懷念自己就讀的教會大學，講述中共建國後三十年的悲苦和荒誕。所有這些溢出專業領域外的言論，以前他也說的，不過現在才被人們聽到。結果他的公眾形象一夜之間變成了怒目金剛的鬥士。其實，他只是一個靜靜坐在書桌前的老人，輕言細語地說幾句「理所當然的常識」，沒有任何對抗性。

老先生的書房九平米，桌子如中學生課桌一般大小，一個角壞了，露出裏面的纖維填料。房間的地板鋪著方格子的塑膠皮，是一九八○年代初期的那種裝修風格，塑膠皮的年紀畢竟大了，在牆角疲倦地捲著邊，還有些褪色和殘損。

在整個聊天過程中，我的視線止不住地往窗臺上飄，那兒站著一隻雪白的喜羊羊，張開的雙臂和小腦袋不停地搖擺，憨態可掬。我家小兒也喜歡喜羊羊，我總嫌棄它幼稚低級，但喜羊羊站在一百零六歲老者的窗前，卻顯得格外的嬌癡動人。我想，童稚的喜羊羊陪伴著這位早逾期頤，相期於茶的老人，這就是周老所謂的「兩頭真」吧。

周遭有光沾，就是周有光
我算什麼名人，我身邊的才都是名人，張家四姐妹在上海中國公學讀預科時名氣就大了。還有沈從文、傅漢思，大家都知道，我沾了他們的光。

我生在清光緒三十二年，經過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新中國，人稱「四朝元老」。上帝糊塗，把我忘掉了。這一百多年，最艱難的，是八年抗戰和十年文革。抗戰中，女兒周小禾小小年紀得盲腸炎死了，兒子周曉平被流彈在肚子上打穿五個洞，送到美國的空軍醫院開刀，才撿回來一條命。文革被批鬥時，張允和幾次想自殺。但都過去了。

我們家以前很開心的，有一次張允和跟別人講笑話，把大家都說笑了。我不服氣，說，我也講個故事，一開始講，大家笑得更厲害，原來就是剛才她講的那個。我耳朵不好，鬧笑話。現在家裏很安靜了。

人啊，得服從自然規律。（二○○二年）張允和心臟病去世很突然，九十三歲。半年後，三妹張兆和（沈從文夫人）也突然去世，也是九十三歲。真是晴天霹靂，我很苦悶，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們結婚七十年，婚前做朋友八年，一共七十八年。就這個小書房，一個桌子，兩把椅子，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大家都說「兩老無猜」，從沒想過有一天兩個人會少一個。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元稹的話，現在真的來了。
後來我想起一個哲學家說的，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然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這理論很殘酷，但是自然規律。那時我九十八歲，（二○○三年四月二日）半夜寫了篇文章〈殘酷的自然規律〉。我編輯整理張允和的遺作《浪花集》和《崑曲日記》，又用兩年的時間，終於感動了上帝，書出版了，是對她最好的紀念，我很欣慰。

我自己沒啥說的。我的曾祖父在常州當官，也做生意，太平軍攻打常州時，他支援清軍，提供軍餉。後來城破了，他投水自盡，家產也破了。我是五代單傳，寶貝得不得了。小時候家境一般，書倒是不少，都是文言文的，我看了不少。十歲時搬家到蘇州，我進了新式學堂。

中學畢業後本來要讀師範的，不要學費嘛。可我考上了聖約翰，大家幫著湊夠了兩百塊學費，我就去聖約翰了。坐獨輪車去的，土包子進洋學堂。大學是很美好的。那時我們都愛國，五卅慘案，學生鬧運動，反對教會帝國主義，聖約翰的學生很多都去了光華大學，我也走了。

一九二七年畢業，同學都當外交官，我沒錢，不行。隨便過了幾年，一九三三年結婚，收了兩千塊禮金，就拿這錢兩人一起去日本留學。也想去美國，可是錢不夠。我年輕時身體不好，生過肺結核，得過憂鬱症。結婚的時候，算命先生說我婚姻不到頭，活不過三十五歲。我不信，結果活了三個三十五歲。第二年，結婚周年紀念日，兒子出生。就這麼巧。

我本來在東京大學讀書，崇拜河上肇（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就轉去京都帝國大學，我都不知道他已經被捕了。我有左傾幼稚病，跟丁聰一樣。都愛國，都相信共產黨真的會搞民主。左傾幼稚病幫了共產黨很大的忙。在國外的都回來了，我也是一個。在美國時，我是銀行高級職員，中美兩邊都給我錢，每年有旅遊，條件很好。一聽說解放，就回來了。我算是幸運的，（一九六九年冬）下放到寧夏平羅的五七幹校，勞動了兩年多，我帶各個語種的《毛主席語錄》去做比較研究。我會英法日語，還有漢語。勞動對健康有好處，百治不癒的失眠症居然好了。在農村褲子破了沒法補，我就用橡皮膠布貼上。聶紺弩看到了，作詩說：「人譏後補無完褲，此示先生少俗情。」

所以，我算是好的，跟我一樣回國的人，很多都倒楣得很，我認識一個在美國聯合國當醫生的，待遇好得不得了。回來成了右派，死在牢裏。那麼多人回來，情況都不太好。現在不同了，倒過來了，中國人都喜歡往美國跑。這沒啥不好。全球化時代了，我們的世界觀和國家觀都要改變了。以前我們是從國家看世界，現在要從世界看自己國家。二戰後，我們小學有篇講愛國主義的文章，叫〈最後一課〉，現在不應該提倡這樣的愛國主義了，要不德國人也愛國，法國人也愛國，打起來會沒完沒了。狹隘的「愛國主義」不好，現在要提倡「愛人類主義」。

欲問平生功業：金融、拼音、簡化字
我前半輩子搞經濟、金融。解放後取消了「經濟學」，只有「政治經濟學」，用的都是蘇聯的教材。人民大學請蘇聯經濟學教授來上課，他一上來就大罵凱恩斯。學生說，我們不知道什麼凱恩斯，您給介紹一下吧。他說，我不能介紹，介紹就是為反革命宣傳了。所以不介紹，只批評。院校調整，華東十四個大學的經濟系和經濟研究所，都合併到上海財政經濟學院，當時不知道為什麼，「反右」以後知道了，便於一網打盡。上海經濟研究所所長沈志遠是新中國成立前唯一一個從莫斯科大學回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自己人，那時自殺了。還有很多教授成了右派，改造二十年，平反回家都老病無能了。

我是運氣好，一九五五年讓我來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後就留下來工作了。反右時，上海主要就是搞經濟學界，我躲過去了。張允和到北京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當歷史編輯，「三反五反」打老虎，她莫名其妙成了「大老虎」，氣得回來當家庭婦女、讀書、跟俞平伯一起辦北京崑曲社。幸虧回家了，後來的運動也躲過去了。還有抗戰在重慶的時候，我坐滑竿下班回家，一個炸彈在身邊炸了，旁邊的人都死了，我飛起來掉到溝裏，沒事。都是運氣好。

我們有很多說法不對，說資本家只剝削剩餘價值，不對，他們也創造價值，資本家有三種功能，創業、管理和發明。按馬克思主義搞的國家，經濟都一塌糊塗。另外，說中國人重精神而西方人重物質，中國學術長於綜合而西方學術長於分析，也不對。中國生活是缺乏物質，中國學術是短於分析。但西洋生活並不缺精神，學術也不短於綜合。不要用自我安慰來欺騙自己。

現在對於拼音基本上已經沒爭論了。中國的拼音，最早是利瑪竇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後來經過傳教士改良。早期的中文拼音以南京官話為藍本，後來才開始拼北京官話和廣東話。一八六七年，英國駐華公使湯瑪斯‧威妥瑪創立了一套威妥瑪拼法，影響很廣，流行了一百多年，現在臺灣用的就是這個，一批有影響的華語辭彙，功夫（Kungfu）、太極（Taichi）、道教（Taoism）、易經（I Ching）、清明（Chingming Festival）、宮保雞丁（Kungpao Chicken），還有清華、北大的校名（Tsinghua和Peking University），臺北（Taipei）、臺中（Taichung）和高雄（Kaohsiung）都是威妥瑪拼音。

但現在國際上普遍承認和使用的還是中文拼音，獲得國際標準（ISO7098）認證的。那個會是我去開的（指一九七九年國際標準化組織在華沙召開的文獻技術會議，一九八二年投票，認定中文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臺灣現在也開始建議大家使用中文拼音。中文拼音好啊。衣食住行信，資訊，人生五大需要。現在手機發簡訊，用的就是拼音。我一百零三歲自創了一個手機段子「手機時代，人手一機。拇指微動，簡訊遠飛，我打拼音，你看漢字」。

當然，拼音是幫助漢字，不能取代漢字。不是說技術上做不到，是從歷史、文化和習慣來說不可能。我們以前開玩笑，說英文是象形文字，bed就像一張床，eye畫的就是兩隻眼睛，中間夾著個長鼻子。其實英文是全音素文字，漢字不能是。從清末到民國，到今天，還有人在討論用拼音取代漢字，不，五百年也不可能。拼音文字技術性強、藝術性弱，跟漢字正好相反。中國人還是審美的，始終不會拋棄漢字的藝術性。

簡繁體字改革現在還有爭議。文字改革也好，拼音文字也好，有三個層面：群眾文化運動、學者研究和國家政策。學者討論怎麼說都行，但作為一個國家的政策規定，就不同了。中國有《語言文字法》，簡體字是法律規定，規範字要有國家標準。我們小時候，看的字和寫的字不一樣。看到的是楷書，寫出來的是行書。書法家還可以創造不同的寫法，一個字有很多寫法。這個以前是可以了，現在不行了，為什麼？因為第一，用電腦了，漢字字形要規範統一。第二，以前是少數人讀書，現在讀書人多了，一人一個寫法，還不亂套了？所以我們的規範字要有標準。

搞漢字簡化時，我們確定了需要規範的七千個通用漢字，其中只有兩千個字存在簡化問題。一九五六年公佈（規範字）時就說，我們的原則是「述而不作」，大家都以為我們在簡化漢字，亂改，其實我們沒有創造過一個字，都是從各種草書裏選的簡化字，一共五百來個，少數字有所修飾。

那個書架第二排，左邊，對，那本語文出版社的《簡化字溯源》，作者（之一）張書岩是我學生。你看看就知道了，收集了四百八十二個簡化字和十四個簡化偏旁的來源，一百八十四幅圖，都是古代碑拓和文物上的簡化字，你看，簡化字改革並不是光我們在搞，也不是當代才有的，從甲骨文開始就有繁簡之別，「漢」字的簡化體「?」，東漢就有了。簡化的「?」字出現在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裏。簡化字絕大多數都開始使用於古代，王羲之就經常寫簡化字。還有大家常說的「後」與「后」之別，「王后」「皇后」才用「后」，表示時間和位置靠後的「後面」「後來」「以後」應該是「後」字。其實並非如此，《大學》一開篇就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連著五個都是簡化的「后」字。現在有的老先生提倡讀古書要讀古文、原文，什麼是原文？《論語》的原文是魯國古文字，早就被秦始皇廢掉了，曲阜的壁中書漢代就已經沒人認識了。刪繁就簡是一切文字發展的規律，漢字也不例外。馬寅初反對簡化字，可他根本就是外行，有些政協提案反對簡化字，也是舊腦筋。

簡繁體字之所以有爭議，一部分是政治原因。簡化字運動以前是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從五四時期就開始了。蔣介石早就在搞簡化字改革，他簡化了三百來字，在國民黨內部被反對得不得了，就沒弄了。後來我們在他的基礎上，再加上兩百字。就簡化了這麼多。國民黨在臺灣，本來還要簡化字的，可是見我們搞了，他們就反對，全面保留了繁體字，他們叫正體字。其實這只是政治態度，我們是敵人嘛，凡事敵人做的，我們就反對。

被動讀書，主動寫書
我以前看的主要是專業書，八十五歲退休回家，才開始補課，看書、讀報、寫雜文，就是要一點點求「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難。年輕時天真盲從，老了開始探索真理，這叫「兩頭真」。人老了，活一天少一天，我反過來想，從八十歲開始從頭算起，多活的每一天都是賺的。九十二歲時，一個小朋友送我賀年片，寫：「祝賀十二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

退休後寫的這些書都是休閒讀物。我老了，沒法去書店，現在看書都是「被動看書」，美國、香港的親友寄給我什麼，我就看什麼。看到好的就摘抄下來，有感想就順手寫幾筆。都是零碎文章，寫了給人看著解悶。
有一次我看到軍事作家劉亞洲的一句話，「美國是由千千萬萬不愛自己祖國的人組成的國家，但是他們都很愛美國。」很震驚，就記下來。二○○二年《群言》上文章說，五四和新文化運動時期並沒有提出「打倒孔家店」這樣激烈的口號，只是胡適在一九二一年給《吳虞文集》作序時，誇吳虞是「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其實吳虞不僅沒全盤否認孔子，還說過「不佞常謂孔子自是當時的偉人」。我要把這歷史誤會廣而告之。丁力勞改時寫的打油詩「讀書要紅的，幹活要重的」、「寶書天天讀，思想夜夜查。私字一閃念，給它幾釘耙」，我也記下來。九十八歲時，我還用標準的八股文，寫了篇〈學習「與時俱進」〉的文章。

生活條件不重要的。我剛調到北京，住在沙灘老北大校內，一所民國初的小洋樓，原來是給德國專家的，算「名勝古蹟」，但很破舊，不合適居住。我家五口人住其中的兩間半，我寫過一篇〈新陋室銘〉：
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
書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
臥室就是廚房，飲食方便；
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
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的音樂；
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的文章。
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
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里，順便散步觀光。

房子小是小，照樣過得開心，心寬室自大，有書無齋也沒關係。老伴去世後，我晚上就在沙發上屈腿過夜，不再回臥室了。

二○○三年底，我去醫院檢查身體，住進病房不到五分鐘，主治大夫就發了份「病危通知單」，我有個習慣，到一個新地方先檢查一下防火通道之類的，以便突發情況時能夠應對。結果我正在看消防通道，七八個護士醫生到處找我，把我抓到病床上，平躺，不能動。我要他們別著急，慢慢來。她們都很緊張。那年我九十九歲生日就在醫院裏過，醫院送我一個大蛋糕，一大盆花。我成了觀賞動物，大家都跑來看我這個高齡的稀有品種，說我好嫩的面相，應該是吧，我九十七歲去體檢時，醫生以為我老糊塗，寫錯了年齡，自作主張給我改成七十九歲。說明我不顯老。大家來參觀，我就隨便給人看，我是大熊貓嘛。

人生是一場長跑，不要太在乎。來時迎，去時送，萬事順應自然，莫要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