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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華東!華東!蔣介石的心腹之患
1945年9月9日,南京,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部大禮堂。
這是一座宏偉的建筑。這天,大門口懸掛著“勝利完成”“和平永奠”的紅底金字,門兩旁列著彩旗。四周士兵守衛,警戒森嚴。上午9時,中國戰區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在這里舉行。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受由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簽字的投降書。然后,他把由蔣介石簽署的第一號命令交給岡村寧次,令其退席。何應欽隨即發表廣播講話:“敬告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已于9日上午9時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斗的結果。”
蔣介石為什么將富有歷史意義的受降儀式定在南京,而且選擇在9月9日9時?一則南京為國民政府的首都,象征著南京作為日本侵略軍占領地和偽國民政府“都城”的時代已告終結;二則在蔣介石的心中,南京仍然是首都,國民政府將會重返南京,以此喚起國民一種思歸之感;三則9月9日這一天是孫中山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50周年紀念日,以此顯示他蔣介石是中國革命的統帥。
應當說,日本投降的儀式放在南京舉行,最高興的是南京人民。受了南京大屠殺洗劫的南京人對此舉有種特殊的感情,南京城到處呈現著歡騰的氣氛,當時陪都重慶的各界人士亦舉行了規模浩大的慶祝活動。蔣介石在重慶舉辦了隆重的茶話會,招待各國的來賓。會上,蔣介石極力頌揚了世界各盟國的功績——包括蘇聯紅軍,極力夸耀了國民黨軍隊抗擊日軍打的幾個大的戰役,卻只字沒提英勇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
在蔣介石的心中,所想的和要做的是什么呢?對此,最真切的回答應該是他在日記中的自白吧。9月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我國之最大敵國——日本已經在橫濱港口向我們聯合國無條件地投降了,50年來最大之國恥與個人歷年的受迫污辱,至此自可滌雪凈盡。但舊恥雖雪,而新恥重重,不知此恥何日以復雪矣?勉哉!今后之雪恥,乃雪新恥也,特志之。”
他所謂的“新恥”是什么?在蔣介石的心里,隱隱作痛的是“第三國際未敗,共黨未清。黨的危機,從未有甚于今日”。
一想到此,蔣介石就寢食難安。
于是,他于9月20日密電各戰區司令長官:“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復淪陷區中心城市。待國軍控制所有戰略據點、交通線,等日寇軍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做具體談判。彼如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為此,蔣介石一方面要國民黨軍隊加緊努力作戰,依照既定軍事計劃與命令積極推進;另一方面則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向敵偽地區行動。為了把能摘到手的果實統統摘到手,蔣介石請求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在征得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同意后,動用了美國在遠東的幾乎所有海空運輸力量,幫助蔣介石運輸部隊。從8月16日起,國民黨將新六軍從湖南芷江空運至南京,控制了侵華日軍總部及岡村寧次。9月4日,將九十四軍和湯恩伯總部從廣西柳州空運至上海,九十二軍空運至北平;將五十二軍從越南海防運至秦皇島,十三軍從上海運至秦皇島,然后以飛機援助上述兩軍占領山海關,長驅直入東北,抵錦州,占沈陽。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曾夸耀地說:“這無疑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空中軍隊調動。”
1946年4月30日,國民政府頒布“還都令”。當天下午,蔣介石夫婦飛離重慶,經西安、漢口,于5月3日抵南京。軍事委員會軍務局局長俞濟時等20多名軍政官員隨行。5月5日,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了還都盛典。
1921年5月5日,是重返廣州恢復軍政府的孫中山宣言繼續護法,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的日子。蔣介石之所以將還都之日定為5月5日,就是想表明他蔣介石是孫中山的繼承者。
盛典分兩處進行,一處是中山陵,一處是國民大會堂廣場。前者主要是開展國民政府還都與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活動,后者是舉行各界慶祝大會。
上午9時,國民政府還都與革命政府成立紀念典禮開始。隨著禮炮和軍樂聲起,蔣介石率文武官員肅立在祭堂內的孫中山座像前行禮,默哀3分鐘。而后,蔣介石致辭。禮畢,即偕夫人去國民大會堂廣場出席慶祝大會,接受各界獻旗與頌詞。蔣介石滿面春風地致辭:“今天是我們國父25年前在廣州成立革命政府的紀念日,而我們國民政府亦于今日還都南京了……今日中正與我們同胞仍能在首都相見,聚首一堂,這是何等欣慰。實在是我們中華民國最值得紀念的一天!要以往日抗戰必勝的信心,來負起今后建國必成的大業!”
下午,蔣介石在國府禮堂舉行中外嘉賓招待會,史稱“五五茶會”。
應邀出席茶會的都是各界要員、社會名流和外國使節。當天,南京城內誰持有蔣介石夫婦聯名簽發的請帖,誰持有紅色圓形的“五五茶會”來賓證,便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宴會上,到處走動的蔣介石,遇到了中共代表——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
“周恩來先生今天早晨去了武漢,來不及參加今天的盛會。”鄧穎超說。
“感謝您的光臨。徐永昌將軍也已經到了武漢,他們將要會面的。”蔣介石回答道。
其實,蔣介石和鄧穎超心里都清楚:由于國民黨軍已遵照蔣介石的密令包圍了李先念、鄭位三領導的中原軍區部隊,周恩來才與馬歇爾等商量,與國民黨代表徐永昌前往武漢,對此事進行調處。
此時,雖然南京歌舞升平,一派喜慶景象,但中原和東北形勢嚴峻,國共兩黨的談判已陷入僵局。
毫無疑問,蔣介石的既定方針是,要用戰爭手段或其他方法來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無論他怎么做出熱愛和平、繼承孫中山遺志的樣子,實際上都只是在演戲。抗戰勝利后,他調動國民黨軍,先后搶占了早已在八路軍、新四軍包圍中的被日軍侵占的南京、上海、杭州、濟南、徐州、開封、鄭州、洛陽、太原、歸綏(今呼和浩特)等城市及戰略要地。在全國各淪陷區,委偽軍頭目以要職大量收編偽軍,組成地下軍、先遣軍,固守戰略要地和交通線,充當內戰急先鋒。尤其在華東地區,“蔣偽合流”的丑劇最為明顯:1945年8月12日,蔣介石任命大漢奸、偽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市市長周佛海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偽司法行政部部長羅君強為副總指揮;14日,任命偽海軍部部長、蘇浙皖綏靖主任任援道為南京先遣軍總司令;稍后,又將駐揚州、蚌埠、徐州等地的偽軍孫良誠、吳化文、郝鵬舉等部,分別收編為國民黨先遣軍第二、第五、第六路軍。在山東的大小偽軍162股12萬余人,亦全部被收編為國民黨軍。9月13日,蔣介石頒布了“剿匪密令”,要求國民黨軍將領遵照他在1933年“圍剿”中國工農紅軍時編的《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達成任務”。同時,成立徐州綏靖公署,以薛岳為主任,湯恩伯、李品仙等為副主任,統一指揮第三方面軍和第十戰區部隊,準備向華中解放區進攻。沿平漢、同蒲、平綏、津浦鐵路推進的國民黨軍步步進逼,嚴重威脅著華北、華東解放區。國民黨軍第三戰區的部隊已開始進攻新四軍浙東部隊,并將對長江以南的蘇南、浙東、皖南、豫鄂、湘粵邊等解放區予以逐個擊破。
華東地區包括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臺灣七省和南京、上海兩市,與國內其他省區比較,人口稠密,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文化發達,商業繁華,控江搶海,是連接華北與華南的樞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北伐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個地區的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曾經頑強地進行過各種斗爭。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黨于淞滬、徐州作戰失利,紛紛西撤,這片大好河山慘遭日軍蹂躪。1938年春,新四軍和八路軍第一一五師肩負起挺進山東和進行華中敵后抗戰的使命,分別在羅榮桓、徐向前和葉挺、項英、陳毅、劉少奇、陳光等領導下,挺進長江南北和山東,會合當地抗日武裝,依靠廣大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殲滅了大量日偽軍,收復了大片國土,在華中和山東創建了蘇中、蘇北、蘇南、淮南、淮北、鄂豫皖邊、皖江、浙東、膠東、魯南、魯中、渤海、濱海等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至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山東和華中兩大解放區的面積已達31萬平方公里,人口6020萬,主力軍和地方武裝發展到52萬人,民兵100萬人。為了爭取與國民黨和談成功,實現全國和平民主,中共中央毅然決定撤出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8個解放區,將這些地區的軍隊調往北方。這個決定,是一個富有戰略遠見和趨利避害的重要決定,不僅體現了共產黨爭取和平民主的誠意,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而且使兵力更集中,從而穩固了華東解放區的基本陣地,有利于爭取國內和平及對付國民黨將要發動的大舉進攻。
1947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國民黨軍官訓練團作的題為《剿匪戰役之檢討與我軍今后之改進》的講話中說:“現在關內的匪軍約可分為五股……此五股中,就我的觀察,以陳毅一股最為頑強,訓練最精,詭計最多,肅清最為困難。”
蔣介石所指的陳毅一股,即華東野戰軍。蔣介石以華東為大患,即以野戰軍為大患矣!
目次
書摘/試閱
這是毛澤東的一次調兵遣將。
機上的一部分同志,是中央政治局8月23日召開的擴大會議決定組成的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對于陳毅來說,此次重返華東,心中還多了層意思。本來中央是讓他去東北的,后來,考慮到華東更需要陳毅,毛澤東便找陳毅談話。陳毅坦誠地說:“回華東去恐怕沒有事做,不起作用。”
毛澤東說:“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沒有事可以下棋嘛!”
于是陳毅答應下來,并請中央放心。
皖南事變后,重建新四軍軍部,陳毅任新四軍代軍長。1942年3月,饒漱石接替因工作需要而調回中央工作的劉少奇,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治委員。劉少奇臨行前三天特地召集軍分會、華中局的幾位領導,當面交代:“華中局、新四軍的工作應以陳毅同志為領導中心,他領導工作有經驗,軍隊工作搞了很久。華中局書記和政治委員由饒漱石代理,實際工作還是要依靠陳毅同志。”而饒漱石對此極為不滿。194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軍分會在軍部駐地安徽盱眙(今江蘇)黃花塘召開整風會議。陳毅先作自我批評,然后聽取大家意見。饒漱石則事先散布謠言,煽動策劃,使會議變成了對陳毅的批判斗爭,還發電報給中央,說陳毅“一貫反對毛澤東同志”“反對政治委員制”等,請求中央另派干部來接替陳毅的工作。然而,毛澤東是了解和相信陳毅的。針對此種情況,毛澤東電示華中局、軍分會和饒漱石:“無論在內戰時期還是抗戰時期,陳毅同志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如有同志對以上兩點不明了,請漱石同志加以解釋。”后來,陳毅到延安參加了黨的“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此次陳毅重返華東擔任軍長及副書記。
就在陳毅趕赴華東的途中,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劉少奇起草的《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指示,指出:“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并有全國各解放區及全國人民配合斗爭,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同時,中共中央對全國戰略部署作了調整,要求山東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東及東北出動,第一步由山東調3萬兵力到冀東,另調3萬兵力進入東北,華東新四軍(除第五師外)調8萬兵力到山東和冀東,浙江我軍向蘇南撤退,蘇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羅榮桓到東北工作。山東分局與華中局合并為華東局,陳毅、饒漱石到山東工作。另成立華中分局,受華東局指揮,其人員另行配備。
陳毅從延安所率返華中的軍事干部亦到山東。中央要求陳毅“取捷徑直到山東”,接替羅榮桓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職務,羅榮桓迅速去東北。
9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令新四軍第三師師長兼政委黃克誠率部3.5萬人赴冀東,陳毅直接到魯南組織阻止何柱國、陳大慶進攻解放區的戰役。
10月4日,陳毅趕到山東軍區所在地臨沂,和在那里迎候的羅榮桓進行了親切會見。此次相見,兩人異常興奮——他們是老朋友。井岡山時期,陳毅是紅四軍軍委書記,羅榮桓是三十一團的營政委。“九大”以后,陳毅擔任江西軍區總指揮兼政委,羅榮桓擔任政治部主任。
兩人久別重逢,有種難分難舍的感情,他們在緊張和匆忙中進行了交接。羅榮桓把自己的一床虎皮褥子送給了陳毅,陳毅則送了一件袖珍武器給羅榮桓。
羅榮桓走時,山東的絕大多數主力部隊也開赴東北,包括八路軍山東軍區第一、二、三、七師全部,第五、六師的主力,18個警備團和基干團,部分軍政干部約6萬人。只留下第四師、第八師2個師。與此同時,新四軍第三師3.5萬人,也由黃克誠師長率領北調出關。陳毅所能指揮使用的山東野戰部隊,實際只有5萬人,加上警備旅和區縣武裝,以及華中方向新四軍9個旅和軍區武裝,整個華東總兵力也才40萬人。
這些部隊也相當分散。有剛從華中調山東的;有剛從地方武裝上升為主力部隊的;有在某一地區活動發展多年,不愿遠離“老家”的;也有干部過去對陳毅并不熟悉而個性很強,不那么“聽招呼”的。一向開朗樂觀的陳毅,此時確實感到肩上的擔子有些沉重了,軍情實在太緊急了。
陳毅在同部隊官兵的談心中了解到,部隊中不少人還存在著和平幻想。所以他上任后主要是了解部隊、教育部隊,每到一處都要把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進行宣講。當時毛澤東同志為了和平,已從延安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陳毅告訴大家:“我們是力爭和平的,但不能抱有幻想。反動派總是反動派,不打不倒!我們部隊工作的重點應放在‘打’字上。反動派是不會真心實意和談的,他們已經磨好了刀,準備向我們殺來。美國正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從天上、地上、海上向東北運兵。內戰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大打,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決不允許反動派搶占勝利果實!”
每次,他都要講重慶談判,講全國的戰局,講進軍東北的意義。有不少人對毛主席赴重慶談判的安全很擔心。他告訴同志們,我們的仗打得越好、越大,對重慶談判越有利,大家要堅定對敵斗爭的信心。在一次干部會上,他說:“黨中央和毛主席給我們的任務是向日偽軍大舉反攻,擴大解放區,同時把守住山東的南大門,堅決粉碎反動派打通津浦路的企圖,阻止國民黨部隊北上。”
陳毅的講話使一些干部、戰士心中存在的疑團解開了,立足點也高了,心也變得明亮了。各部隊廣泛喊起了“守住南大門”“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口號,同時進一步發動群眾,激勵群眾,加強地方武裝和民兵建設,鞏固了解放區。
深秋的清晨,已經有些涼了,戰士們出操剛回來,駐地還顯得十分寧靜。
陳毅正在洗臉,張茜從值班室帶來一份電文,上面寫著:“第三方面軍湯恩伯和第三戰區顧祝同的部隊已進抵上海、南京,控制了寧滬鐵路,正繼續沿長江向南通、六合之線推進,妄圖首先控制寧、滬、杭及津浦路南段,而后以徐州為前進基地,繼續打通津浦線,向天津、北平及東北推進,同時分割山東、華中解放區。”
陳毅感到時局發展得太快,正像毛澤東和軍委委員們分析的那樣,蔣介石對于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根本不顧全國民眾祈求和平的愿望,只是在一味地搶時間“收復失地”。他思忖著,目前山東和華中的部隊應干點什么,怎樣來牽制時局,同時應作哪些調整。
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給他和羅榮桓、黎玉等,指出:“目前,山東與華中的中心任務(除出兵東北外),就是截斷津浦路,阻止頑軍北上,并力求消滅頑軍之一部或大部。為此,必須立即組織一股強大的突擊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濟南以南的適當位置,控制鐵路一段,創造戰場,以便打擊北上頑軍。”鐵路方面,膠濟路可以不用嚴重破壞。隴海路東段,只要頑軍不積極封鎖華中,亦不必以重兵破壞,應集中力量于徐州以北。淮南、淮北亦應集中力量于津浦路作戰。隔了兩天,中共中央又指示:“華北、華中解放區作戰的重心應放在鐵路線上,作戰的主要目的是消滅和阻止北進之頑軍。”10月19日,中共中央又致電指出:精心組織津浦戰役,是一件關系全局的大事。要求“組織一支至少3.5萬~4萬人的野戰軍,在徐州、濟南間適當地區占領鐵路一段,并向南北擴大占領區,然后選擇時機,殲滅蔣軍一兩個師,打一個好勝仗”。10月22日,軍委又指示:“山東、華中兩地應該各有一個主要作戰方向。如你們能在山東、華中打幾個好的殲滅戰,則對整個局勢將起大作用。”
上面所引電文中提到的“頑軍”,是抗日戰爭時期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軍隊的簡稱,也就是“蔣軍”。
直到此時,陳毅才感到這段時間自己躊躇的心終于踏實了下來,這么長的時間,自己總是不踏實,總是在尋找什么,原來正是要尋找毛主席與中央軍委所指出的方向。于是遵照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決定華中局、新四軍軍部立即北移山東。華中局與山東分局合并為華東局,統一領導華中、山東的全盤工作。新四軍軍部兼山東軍區領導機關,新四軍軍長陳毅兼山東軍區司令員,饒漱石任新四軍政委兼山東軍區政委。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北移后,華中另組華中分局,受華東局領導。同時成立華中軍區,隸屬新四軍建制,張鼎丞任司令員,鄧子恢任政治委員,粟裕、張愛萍任副司令員,譚震林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劉先勝任參謀長,鐘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蘇中、淮南軍區及2個獨立旅和8個軍分區。
同時組成華中野戰軍。粟裕兼任司令員,譚震林兼任政治委員,劉先勝兼任參謀長,鐘期光兼任政治部主任。華中野戰軍下轄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縱隊共四個縱隊。第六縱隊由王必成、江渭清分別任司令員、政治委員,段煥競任副司令員,陳鐵君任參謀長,劉文學任政治部主任。第七縱隊由姬鵬飛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張藩任副司令員,杜屏任參謀長,盧勝任政治部主任。第八縱隊由陶勇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清任副司令員,伍洪祥任副政治委員,韓念龍任政治部主任。第九縱隊由張震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饒子健、杜新民任副司令員,姚運良任參謀長,王學武任政治部主任。
對蘇中和淮南軍區的領導亦作了調整:蘇中軍區司令員管文蔚,政治委員陳丕顯,參謀長胡炳云,政治部主任陳時夫;淮南軍區司令員周駿鳴,政治委員肖望東,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梁從學,政治部主任余立金。
此次整編和調整,統一了領導,同時組成了野戰軍,適應了未來形勢發展需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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