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的智慧叢書：袁世海（簡體書）

縱觀二十世紀京劇藝術發展史，袁世海先生對京劇藝術的發展起到承前啟後、推陳出新、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袁世海：大師的智慧》的特點是“小故事，大智慧”，通過大師的精彩故事，闡發他們的人生智慧，給讀者以啟迪。《大師的智慧：袁世海》作者蔣曄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專欄作家、學者、文化策劃人。他從1994年開始採訪中國現代文化名人，迄今已採訪了三百餘人，積累了許多寶貴的資料，出版了數種文化名人訪談錄，在文化界和讀者中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蔣曄，祖籍浙江省嘉興市，1962年生於河南省商丘市，現任國家文化部主管的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央財經大學中國改革和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1995年開始進行20世紀500位中華傑出文化人物訪問計劃，現已訪問300多位，其中有南懷瑾、冰心、費孝通、雷潔瓊、啟功、季羨林、張岱年、任繼愈等，還有宗教界人士本煥法師、覺光法師、夏荊山居士、湯恩佳等。出版有《我的生命中只有祝福》《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新世紀論語》《人生智慧叢書》《中國實踐經濟學探索》《白壽彝畫傳》《佛教圖藏500羅漢》等近300餘種圖書。2008年參與推動全球最大的北京奧運會“中國印”摩崖石刻，為“中國印”摩崖石刻所寫的碑記，被北京奧組委所選定，鐫刻在密雲縣雲蒙山。

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袁世海是中國京劇界承前啟后的旗幟性人物，他天資深厚，刻苦學習，成就非凡，人稱‘活曹操’。中國四十歲以上的人更熟知其在‘紅燈記’中飾演角色。
《袁世海(大師的智慧)》的特點是“小故事，大智慧”，通過大師的精彩故事，闡發他們的人生智慧，給讀者以啟迪。本書由蔣曄先生著。

本叢書能夠得以和讀者見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世琦兄是我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老同學，他因知我、又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開辟了《文化名人人生智慧叢書》這一圖書系列。正如他的預測，該叢書已出版的10冊，得到大家的厚愛，競連續獲獎，精神文明、物質文明雙豐收。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勞！
這套叢書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賀秀紅女士的高度關注，在世琦兄引薦下，我得以幸會小賀。多次交流，使我深知小賀熱愛此叢書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的那種生活狀態，正需要大師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編輯此叢書的過程中，升華自己的覺悟，并把大師的智慧，去利益眾生。
更讓我感動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賀共同努力下，出版社的諸位高層領導，均大力支持這個《大師的智慧》叢書，希望在更高層面上進行策劃、設計與出版，并作出重要批示。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來之時，更加明白了“天命”兩字的深刻含義。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違”，是兩句一俗一雅的古語，是中華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想。何謂“天命”？規律也。
我從1994年開始訪問中華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從當年的全國非常少見的、帶有系列性的、在報紙發表的“獨”家訪談，到現在的各家報社、雜志、電視、網絡，都特別重視“大師的智慧”，此乃“天命”也。眾人需要智慧，時代需要智慧。人類失去智慧，世界將會怎樣？肯定是毀滅。作為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如果沒有一點人生智慧，你肯定到處碰壁，一事無成。為了人生的幸福，去尋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關系。在“天人”之間，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規律。人在大自然這個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順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勝天”。“人定勝天”是小聰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礦物、植物、動物，千奇百怪，豐富多彩。在動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種各樣。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這種造化，搞一次“同化”，那是不可能的，這種要“同化”的思維、行動，其方向就是錯誤的，下再大的力氣，也是無用功。理解了“順其自然”，便會敬畏大自然，便會尊重生物的多樣性，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異，以“兼和”為哲學基礎，去為人類造福。
“兼和”者，兼容眾異、得其平衡。對“眾異”進行“兼容”，其目的是達到一種“平衡”狀態。當代著名哲學家張岱年先生，用畢生精力所總結出來的“兼和”思想，在將來日益顯耀。我通過他的弟子、清華大學教授劉鄂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寫入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國家所確認。“知天命”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違”，即是：“兼和不可違”。“人的命，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來注定”。你擁有多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訪問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的語言來表達，但歸根結底是兩個字：“兼和”。這便是大道至簡。
蔣曄
寫于北京頤和山莊紫霄園

出版說明序言五十知天命袁世海：成功來自對事業的迷戀袁世海小傳袁世海的故事歷經苦難，成就輝煌藝術人生：袁世海先生的人生給我的啟發

“袁老師，我們都曾看過京劇《紅燈記》。您在劇中所扮演的日本憲兵隊長鳩山，給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人說，您的腳趾頭都在演戲，是這樣嗎？”
袁世海大笑起來說：“應該是這樣。在‘李玉和赴宴斗鳩山’這場戲中，我是身穿和服，腳登木屐，演戲時我那腳趾頭的動作，細心的觀眾是可以看出來的。可是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我全部融人了戲中。為了表現這個日本鬼子的陰險奸詐，我做了很多準備工作。”
在《紅燈記》鳩山形象的創作過程中，袁世海先生看了電影、滬劇、歌劇、評劇、京劇《自有后來人》《三代人》《革命自有后來人》等同一題材的藝術品類，并琢磨其中幾個鳩山的不同，來豐富自己的構思。他還向日本朋友了解日本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情況，學習穿木屐走路。
袁世海還閱讀了溥儀記述的《我的前半生》，從中了解熟悉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具體情況，比如溥儀和日本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的幾次談話，就很說明問題。溥儀講：“板垣是一個小矮個兒，有一個剃光的頭，一張刮得很干凈的青白色的臉，眉毛和小胡子的黑色特別顯眼。在我見過的日本軍官中，他的服裝算是最整潔的了。袖口露出白得刺眼的襯衫，褲腿管上的圭角十分觸目。加上他的輕輕搓手的習慣動作，給了我一個頗為斯文和瀟灑的印象。這個人說話總是那樣‘不緊不慢一笑容滿面’，‘態度平和，一點不著急’。而且總是輕輕地搓著，兩只手搓來搓去。到談不攏的時候，才臉色更青更白了，笑容沒有了，只是最后的話說得冷冷地，而‘聲調沒變’。以后再見到他，看到他‘那張臉竟是個沒有春夏秋冬的臉’，看不出氣候來。一直到談妥了讓我當傀儡，才變成放蕩不羈、縱情大笑的鬼樣。”
溥儀描述的板垣，給了袁世海很大啟發。他又聯想到鳩山曾是個醫生，醫生的外表總是溫文爾雅的，于是就創造了一個外表和氣、道貌岸然、內里兇殘、陰險毒辣、殺人不見血的鳩山形象。當鳩山與李玉和幾番較量都失敗后，鳩山終于剝去偽裝，露出了豺狼本性：“我是專給進地獄的人，發放通行證的！”說這話的時候，鳩山的語氣大變，每一個字都像從牙齒縫里擠出來的，揭示了鳩山此時對共產黨人既無可奈何，又色厲內荏、外強中干的心理狀態。
這就是袁世海的功夫：他成功地把京劇藝術與現代戲結合到了一起，在現代戲中又把架子花臉大大開拓了新的戲路；正是基于他的演出實踐，以及他幾十年來的人生體驗，所以他不認為當前的京劇存在什么危機。
當我們問及“京劇危機”這個話題時，他十分肯定地說：“京劇是我們國家的國粹，是東方藝術的瑰寶，她怎么會消逝呢？不會的，我認為不是京劇這顆明珠出現了危機，而是在新的挑戰面前，我們的創新精神出現了危機，我們的人才出現了危機。現在最關鍵的是培養人才。今天的青年演員一定要關心劇本，培養自己對劇本的再創造能力，不能等著吃現成飯，更不能吃‘捧’，一‘捧’就暈，忘乎所以，那樣成不了大氣候。藝術既有自身的獨立性，又不能與時代完全脫節，青年演員向名家學習不能限于一招一式，得全面學、系統學，要神似不要形似。有些演員一上來就要學大戲，仿佛不把某某人的代表作學到手，就難于向世界表明他是某某人的學生似的。其實，老師能有晚年的成就，是積累了一輩子的工夫和心血。后人想學，心愿雖然不錯，但得一步步來，得循序漸進。你單出戲都唱不好，你單項上的功夫都不到家，老師的代表作雖然學了，但老師的‘格兒’你拿不過來。老想走捷徑，結果進了死胡同。這個死胡同，才是京劇真正的危機。”P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