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中國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簡體書）

王春榮，女，1945年生，大連人，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出版《女性生存與女性文化詩學》等多種著作和學術論文。

《中國新時期文學三十年(1978-2008)》試圖以語境論、本體論、主體論、文體論、方法論五個切入點探究新時期以來的文學肌理，尋找并梳理其豐富、獨特、駁雜表象的深層內蘊。追問一種文字現象何以如此，遠比指認這一現象表現為何更為艱難。

第一章 新時期文學發生的語境論
第一節 新時期為文學發展開創了新的歷史空間
一、社會盛世與文學盛世的互動關系
二、構成社會文化語境的幾組關鍵詞
三、對“文學場域”的辨析與構筑
第二節 “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端正文藝方向
一、撥亂反正的盛會：文聯第三屆三次（擴大）會議
二、繼往開來，繁榮新時期文藝：第四次文代會
三、新時期文藝的指導思想：鄧小平文藝思想
第三節 反思“十七年文學”，重建新人文精神
一、人性、人道主義的回歸與張揚
二、現實主義傳統的恢復與超越
三、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
第四節 三十年：一個多元共生的文學新圖式
一、新時期文學（20世紀80年代）：復蘇與實驗
二、后新時期文學（20世紀90年代）：反思與轉型
三、新世紀文學（新千年之后）：多元共存
第二章 新時期文學的本體論
第一節 本體論確立的哲學基礎及文學價值
一、對哲學領域關于“本體論”爭鳴的回應
二、文學“向內轉”，擺脫“意識形態”掌控
第二節 文學本體論的復歸與文學觀念的變革
一、解構“文學工具論”，重提“文學是人學”
二、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觀念轉型
三、從“文學終結”說到“文學性蔓延”論
第三節 本體論的新變：多元審美理念并存
一、“純文學”與俗文學并存與融合
二、生態危機與“生態美學”的建構
三、“審美日常化”與大眾話語權力的提升
第三章 新時期文學的主體論
第一節 主體的確立與自我價值體系的重建
一、“十七年文學”：對主體的改造與規訓
一、 文革文學”：主體性的喪失與異化
三、新時期文學主體性的確立和張揚
第二節 《論文學的主體性》對“主體”的理論闡發
一、作為“文學事件”的“主體性”論爭
一、 三個主體”的提出及理論表述
三、“主體間性”對“主體性”的修補
第三節 創作主體及現代性的文本修辭
一、從“文以載道”到商業化寫作
二、從“為歷史代言”到“個人化敘事”
三、從生存需要到尋求“詩意地棲居”
四、狂歡的“主體”導致新的異化
第四節 形象主體的觀念轉型與創作表現
一、從“共名”到“無名”
二、眾神狂歡與“英雄無語”
三、從典型化到邊緣化
第四章 新時期文學的文體論
第一節 三十年詩歌：變革的新詩時代
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詩歌現象
二、90年代詩歌與“個人化寫作”
三、新世紀初：“底層寫作”、“打工詩”及代際現象
四、詩歌批評與理論建設
第二節 三十年散文：柳暗花明又一“春”
一、審美轉型與“散文時代”的到來
二、多樣化／類型化散文的創構
三、散文批評與散文理論建設
第三節 三十年小說：橫看成嶺側成峰
一、雜色精靈：三十年短篇小說
二、中和之美：三十年中篇小說
三、沉重敘事：三十年長篇小說
第四節 三十年戲劇：不落幕的大舞臺
一、“社會問題劇”的起落
二、探索戲劇的突圍與經驗
三、對人的關注，對現實的回歸
四、小劇場戲劇的興起與發展
五、民營戲劇與實驗戲劇
第五章 新時期文學創作方法論
第一節 開放的現實主義
一、對傳統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拓展
二、新寫實主義與“新寫實小說”
三、“現實主義沖擊波”與“官場小說”
第二節 模擬的“現代主義”
一、《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引發的思考
二、王蒙“東方意識流”的先鋒意義
三、馬原為代表的“先鋒小說”
四、莫言“紅高粱家族”與“魔幻現實主義”
五、殘雪對卡夫卡的解讀與“中國化”演繹
第三節 大眾文學與“后現代主義”
一、女性敘事的迷失與超越
二、青春文學的市場策略與形式之美
三、視覺沖擊：“文學圖像化”
后記

何為文學性，能否將具有文學性的廣告、短信等納入文學的范疇，文學的邊界何在？這是“文學終結說”與“文學性蔓延論”中衍生出來的重要問題。關于文學性的問題，米勒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會隱藏一些事實，隱藏起一些永遠不被人知曉的秘密，這正是“文學作品權威性”及其魔力之所在。作為“文學終結論”者的米勒一方面聲稱文學在電信時代的終結，另一方面卻又毫不懷疑文學的魔力，并通過研究“修辭性閱讀”來尋找文學突圍之路。在他看來，文學的權威性、文學的魔力和秘密就在于語言和文本本身，引申來看文學性的問題也就是語言修辭、文本，進而由此所引發的想象力問題。
文學性就是詩性、就是想象力，這是當下普遍的理解。文學性是文學賴以存在的根基，但是具有文學性的作品就是文學嗎？部分學者不贊同將具有文學性的廣告、短信、甚至包含著文學性的大眾文化視同文學，主要是認為它與傳統文學的形式存在巨大差異，認為這是文學邊界的無限擴張，它將導致的嚴重后果就是文學的消亡，因此他們認為文學應該堅守“純文學”的陣地。而另一些學者對當下的文學形式的變化持肯定與樂觀態度，認為不同時代的文學界定必定會有所差異，正像《國風》在其產生的時代也不被主流社會所認可一樣，新興的文學樣式也需要時間的淘洗。余虹是屬于后一類學者，他在《文學的終結與文學性蔓延——兼談后現代文學研究的任務》一文中，指出以往的文學在后現代條件下成了“某種過時的、邊緣化的、無足輕重的東西”，而“文學性卻滲透在后現代生存的方方面面，成為后現代生存的根本性事實”，并進一步標明消費社會里的文學的中心地位已經被文學性所取代，文中他引述了美國學者卡勒的話：“文學可能失去了其作為特殊研究對象的中心性，但文學模式已經獲得勝利；在人文學術和人文社會科學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學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