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的非收入影響因素研究（簡體書）

《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的非收入影響因素研究》內容介紹：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迅速提升。由1978年的116．06元到2007年的3 223．85元，農村居民每年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增長了近30倍。與此同時，消費結構也得到了很大改善，日常消費支出正逐漸由生存資料消費型向發展、享受資料消費型轉變(范金等，2008)。
2008年，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化及其向實體經濟的迅速蔓延，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美國、歐盟等世界主要經濟體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市場需求疲軟，導致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面臨嚴峻挑戰。為抵御國際經濟環境對中國的不利影響，政府出臺了有力的擴大國內需求的措施，推動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和出口拉動進一步轉向由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將“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放在了結構調整的首要位置。作為占據我國人口總量60％的特殊群體，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被賦予了在一個長期的過程中支撐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使命。我國政府關于家電下鄉等一系列農村消費刺激政策的實施，使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總量快速增長，增長速度在2009年首次超過城市。在對外出口總量下降16％的情況下，農村消費的大幅提升，幫助我國國民經濟實現了8．7％的增長速度(陳德銘，2010)。
但是，在看到農村消費增勢喜人的同時，農村消費的后續乏力不容忽視。從2009年前三個季度比較來看，農村消費增速快于城市的幅度呈遞減趨勢，這一方面反映了拉動農村消費的一系列政策效應本身存在遞減情況，另一方面也凸顯一些抑制農村消費的深層次影響因素，導致農村消費增長快于城市的現象無法長期持續。我國農村地區的消費潛力還有待進一步挖掘。那麼，農村居民消費在我國當前經濟中，究竟發揮著怎樣的拉動作用？除收入以外，其他因素能否影響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這些因素在我國不同區域的農民消費中，所起到的影響作用有怎樣的不同？在當前擴大國內需求的政策背景下，要提高農村居民消費，針對不同區域的特點，我們應該采取怎樣更加有效的措施？針對以上擴大農村消費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書將分析農村居民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側重于從非收入因素角度，分析各種因素對農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并深入探討我國農村居民消費受到非收入因素影響的區域差異及各地區農村消費的增長潛力，最后從各區域農民消費的非收入因素影響差異出發，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分區域的消費引導或結構調整建議，以促進各地區農民消費水平的提升，拉動經濟增長。
李響編著的《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的非收入影響因素研究》共分為七個部分，主要研究內容和結論如下：
研究內容一：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變動與現狀分析。
運用統計描述的方法，對農村居民的消費現狀及發展變化特征進行描述分析，試圖從總體上把握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與消費結構狀況。同時，由于我國不同地區農村的發展水平和生活方式等都存在很多不同之處，本書也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區域差異進行了簡要描述，為后續進行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實證研究奠定基礎。經過分析發現，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與收入的變化方向基本一致，但不完全相同。各類消費項目支出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表現為波動態勢。消費構成變化顯著，除了始終排在前兩位的食品與居住支出以外，交通通訊和文教娛樂支出逐漸成為農村居民的主要消費項目。東、中、西三大區域的農民消費水平呈東高西低的梯度分布，且各區域間的消費絕對差距有擴大趨勢，這種差距更多的體現在文化娛樂等高級消費方面。
研究內容二：我國農村居民消費對國民經濟產出的影響作用分析。
消費對經濟產出的拉動作用主要通過兩方面體現：直接拉動與間接帶動。本書在研究農村居民消費對國民經濟產出的影響作用時，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在實證分析中加入農村投資這一中間變量，側重于從動態變化角度，分析農村居民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直接與間接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農村居民消費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能夠拉動農村消費市場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雖然農村消費通過投資發揮的間接帶動作用不強，但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能夠直接帶動經濟的快速增長，且農村居民消費的帶動效果比同樣作為需求因素的農村投資更為穩定和持久。實證結論證實了農村居民消費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研究內容三：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的非收入因素影響分析。
在證明農村居民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帶動作用的基礎上，本研究繼續尋找挖掘農村居民消費潛力的突破口。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一個地區消費需求的大小并不是僅由人口數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單獨決定的，對消費起促進或抑制作用的非收入條件也可能部分地或在很大程度上解釋地區間消費增長或變異(樊綱等，2004)。因此，本研究根據我國農村的實際狀況，拓展了傳統的消費函數模型，在驗證了收入對農村居民消費的顯著正向影響以外，從社會保障、金融環境、人口結構和基礎設施建設等角度，考察了非收入因素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作用。結果顯示，除了銀行利率、老人負擔比重以及通訊設施覆蓋率三項指標以外，反映社會保障因素的養老保險覆蓋率和耕地占有量均對農民消費影響顯著，但影響方向為一正一負。農村金融發展效率的提高，有助于解除資本市場流動性約束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制約。預留保障性儲蓄的增加，使得農村少兒撫養比重下降抑制了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提升。農村電力設施的完善，有助于改善農村消費環境，開拓農村消費市場。
研究內容四：我國農村居民消費中非收入因素影響的區域差異分析。
在驗證了非收入因素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顯著影響之后，本研究又著重分析不同區域非收入因素對農村消費產生影響的差異，以及不同地區農村的消費增長潛力差異。結果表明，首先，在我國當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因素中，收入的主體地位仍不可動搖。除收入以外，非收入因素對消費貢獻值和貢獻率的橫向區域差距明顯，上海、江蘇等東部省市的領先優勢突出。在西部大開發等外部政策扶持的背景下，部分西部省份農村居民消費中非收入因素的相對貢獻率排名要優于貢獻絕對值排名。其次，從非收入因素對農村居民消費貢獻的縱向比較來看，各地區貢獻絕對值有普遍提高．區域間的貢獻值差距擴大，而非收入因素對農村居民消費的相對貢獻率則有小幅下降。東部省份在貢獻值和貢獻率的排名中，均表現出明顯的優勢。再次，在本研究主要考察的8項非收入因素中，除了銀行利率和通訊設施覆蓋率不具有顯著的地域差別外，其他6項因素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均表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其中，東部農村的養老保險覆蓋和電力供應狀況，具有較強的消費帶動能力。中、西部農村居民的日常消費，由農村金融發展效率和少兒撫養比重的貢獻較大，但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耕地面積與老人負擔比重的制約。在以非收入因素人均貢獻值和人口數量綜合衡量的各區域的消費增長潛力方面，非收入因素的單位貢獻值較大，使得江蘇等東部省份具有更大的消費潛力。而河南則憑借人口數量優勢，消費潛力排在全國前列。總體而言，中、西部區域農村的消費潛力相對較弱。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針對研究目標，本書提出了四點政策建議：一是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農村居民消費的預期不確定性；二是發展和完善農村消費信貸，降低農村居民消費的流動性約束；三是加大農村教育投入與勞動力轉移效率，增加農民對預期收入的信心；四是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消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