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常規（簡體書）

《打破常規》是作者在聯合國難民事務所高級專員辦事處不遺餘力地服務長達20餘年的個人經歷。20年間，從河內到貝魯特，從日內瓦到曼�，在人道主義者行動的殘酷世界裡，我只是一個小齒輪。在那裡，奉行善行德人在幕後互相傾紮的常規，而不是例外，在政治與官僚面前，難民只能屈居第二位。但是，我是這完美的體系裡的一部分，儘管它的不完美與現實世界是一樣的，他所帶來的好處仍然對於害處。

亞歷山大．卡塞拉，1943年，德國侵佔意大利後，亞歷山大和母親以難民身份來到瑞士。在接下來的許多年中，亞歷山大在巴黎大學的文學院和理學院獲得了文學碩士和哲學碩士學位，並在日內瓦高級國際研究院獲得博士學位。從1965年到1975年，他作為演講者、顧問和獨立記者，往來于中國和越南兩國之間。1975年，他參加了聯合國難民署，並在那裡服務了20年，足跡遍佈萬象、河內、日內瓦、貝魯特和曼�。亞歷山大于19％年作為亞洲地區負責人從那裡退休。
亞歷山大．卡塞拉現居日內瓦，與美裔妻子和兩隻寵物貓生活在一起。目前，他是《亞洲時報在線》的專欄作者。

《打破常規》編輯推薦：在聯合國工作也可以很有趣，如果你做好準備去編造事實、撒個小謊、不按常理出牌，再裝裝糊涂，還可以做些好事。

1982年2月，阿斯彭研究所邀請我參加該研究所專門為大企業的資深領導組織的研討會。研討會主題是“道德與價值”，目的是使大企業的領導意識到，即使在市場經濟中，利潤也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
在第三天會議快結束時，我竟然給自己贏得了一個“瑞士批評人”的綽號。如果說批評人是指那些不值得信任的鼓吹者，尤其是那些自稱目的純粹或動機崇高的人，那么我的確是一個真正的批評人，而且理由充分。
在越戰時期做了近十年的新聞記者后，我在1975年接受了來自聯合國難民署高專薩德魯丁·阿迦汗親王的邀請，參加了這個組織。
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看做一個人道主義者，更別說是一個聯合國的官僚。但是，我不能拒絕面前的這個挑戰：當越南共產黨和其蘇聯同盟，都視聯合國為敵人的時候，游說河內共產主義政權的核心與聯合國難民署進行一次對話，理論上來講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它的魅力就在于此。
剛加入聯合國難民署時，我與大多數人一樣，認為人道主義世界的人們都只是那些無私的人、善良的人，還有那些只關注減少人們痛苦的奉獻者。很快，我就放棄了這種錯誤的想法。在其后的20年里，我在人道主義者行動的殘酷的世界里，從河內到貝魯特，從曼谷到香港，所遇到的人道主義者不僅包括自以為是的人、缺乏想象力的人，還有那些野心家們。為了他們所服務的慈善組織，這些人做了點好事，但是他們在幕后花費大量精力互相傾軋，為了出名和占有更多的公眾錢財相互競爭。在我的印象中，最糟糕的人莫過于在所謂的人道主義擁護者中發現那些認為他們的使命只是說教而不是行動的人。虛榮、傲慢、自戀、侵犯人權是他們的家常便飯，為了在競爭中表現得比其對手更為主動，他們時常毫不猶豫地編造謊言。
作為聯合國難民署的成員，人們可以認為我和他們是同類人。的確，我似乎是，但有一點不同，我無意成為一名人道主義者。在這段經歷中，我雖沒有做善事的愿景與期待，卻有信心不做有害之事。
一時間，運氣、狡猾與務實加上一千觀點相近的犬儒主義者們的支持，分擔了我的痛苦，確保我得到了比曾預想的煩躁而更多的益處。
我不否認，當我的頭像在香港的越南難民營中被燒毀時，這給了我某些滿足感。我把這當做一種成就。我的罪行在于使潛在的越南偷渡者相信，在越南戰爭結束20年后，現在他們有資格合法地離開越南，而不是冒著生命危險偷渡。由此終結了越南難民以偷渡的方式逃離越南的歷史。其實這也給在美國的難民支持者們一個解脫的理由。正是這些支持者慫恿那些在香港難民營中的越南船民燒毀我的頭像。而這恰恰是他們能夠給我的最高獎賞；我曾經全力反對那些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企圖拖延人道主義危機結束的人們。
倘若在近二十年的人道主義行動前線的震蕩中有什么可以總結的，那就是希望與擔憂并存。懷有希望的是，雖然在國際機構中普遍存在平庸者掌控權利卻不承擔責任的情況，但我們仍可以做好事。但在危機出現時，當人道主義機構的官僚們不能如往日那樣依賴慣常方式行為時，也沒有可取代他們的機制，務實的人道主義批評人只能敢于打破規則，忽視僵化的道德教條，做正確的事，而不是以正確的方式做事。存有擔憂的是，在當今世界上，當官僚機構激增，官僚規則盛行時，那些干事的且有原則的批評人的聲音漸漸消失，反而是眾多的平庸之輩的吼聲越來越大。

可以看出大使館在幾個小時前遭到過襲擊，兩個死了的越南共產黨趴在大使館前的地面上，他們穿著平民的衣服，胳膊上帶著紅色臂章。其中一個人頭部中了一槍，被擊掉了半邊臉。另外一個人中了很多槍，胸腔和胃被炸開。還有一具尸體被帶著黃色橡膠手套的4名大使館保安放到擔架上，從尸體已經僵硬來看，距大使館被襲擊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尸體不斷地從擔架滑下來。此時，一輛小型公交車載著幾位每天到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來了，車上載了很多辦事員，他們還沒有意識到所發生的一切。很明顯這是他們第一次面對面地與戰爭相遇，當他們無聲地走到大使館門旁看到這幾具尸體的時候，恐懼、惡心、沖動出現在他們臉上，其中一些人開始哭泣并用干凈的刺繡手絹擦拭眼睛。
顯然，大使館并未受到太大的損壞，還不知道大使館圍墻和主樓之間的花園里發生過什么樣的戰斗，大門的確受到過槍榴彈的攻擊，但是它經受住了襲擊。
因為在大使館沒有什么可做的，我步行前往美國通訊中心。街道是荒涼的，在到麗士酒店大約二十分鐘路程的地方，除了偶爾有一輛汽車外，所有的店鋪都關了，在遠處能聽到槍聲伴著偶爾的爆炸聲。在通訊中心，一千美國記者正努力地從兩個疲憊的通訊軍官口里拼湊所發生的一切。顯然，越南共產黨在整個南越發起了一場巨大的聯合襲擊。實際上每個城市都被襲擊了。在西貢，越南共產黨士兵襲擊了廣播電臺、美國大使館、各個軍事指揮部。然而，所有的襲擊都沒成功。城鎮的大部分地方包括在富壽省附近的跑道都被襲擊過，而且，在那里猛烈的戰斗仍在進行。新山一機場關閉了，通往那里的道路也不安全，全部美國人被要求待在家里，并且收聽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廣播。
盡管無法判斷形勢的嚴重程度，但從新聞中心的記者能以低價購買軍用配給品這一點來看，形勢不容樂觀。我買了兩箱配給食品，每箱12份，我還不知道如何把這些東西帶回殼牌公司的公寓的時候，另一輛腳踏三輪車駛過。我給了他一張10元美鈔坐了進去，并指了方向。我們穿過荒涼的城市，我一直指路，最終安全回到住處。
接下來的兩天我一直待在公寓。槍聲在整個城市持續地交織著，從城里的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到了晚上，新山一機場上空的天空是紅色的，點綴著明亮的火光。因為所有的店鋪和旅館都關門了，我只能吃戰斗供給食品，貓也吃這個，它看上去很喜歡吃這個。我們相處很融洽。
第三天，火力變得更加猛烈。午飯后，我冒險從殼牌公司的公寓走出來到巴斯德大道，直奔意大利大使館。德奧朗迪大使已經離開越南，不知道誰接替了他的工作。我以為大使館關門了，但是，在午飯的時候我走了進去。
在使館大堂有兩個男人，一個又高又壯，另一個矮小并且留著八字胡，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漂亮的女孩，她穿著古馳牌的運動鞋，挎著一個優雅的皮包，皮包帶上還系著一條愛馬仕圍巾。我介紹自己是《晨報》的記者。
小個子男人是意大利武官克羅尼洛·博馳（Colonello Boschi），因為大使已經去曼谷過新年了，現在由博馳掌管大使館。博馳原在騎兵團服役，熱衷于騎馬，曾因馬術表演出名。那個女孩叫弗朗西斯卡，來自都靈上流社會，也熱衷騎馬。他們在意大利的一場馬術表演上相識，其后就一直相隨。她曾跟家人說她將去澳大利亞觀看賽馬表演，卻來到西貢看克羅尼洛，而克羅尼洛的老婆為了舒適。大多時間待在意大利。新年的進攻似乎沒有破壞他們的浪漫，他們在一起度過了這兩天。博馳車技很好，而弗朗西斯卡完全不顧危險，他們駕著大使館的一輛汽車走遍西貢。現在，他們正要出發前往另一個發生突襲的地方，并邀請我和另外一個意大利記者卡羅·格萊蒂同行。我們欣然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