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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溫故(24)(簡體書)

  • ISBN13:9787549533497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作者:劉瑞林
  • 裝訂/頁數:平裝/253頁
  • 規格:20.8cm*14.6cm (高/寬)
  • 版次:1
  • 出版日:2013/02/01
人民幣定價:29元
定  價:NT$174元
優惠價: 87151
可得紅利積點: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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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溫故》是一種陸續出版的歷史文化讀物。以今天的視角來追懷與審視過去,並為當下的生存與未來的發展提供一種參照,所謂“溫故而知新”。內容大體包括以下三方面:對人類以往生存狀態的追懷;對歷史的審視與反思;對歷史文化遺跡與遺留文本的重溫。本輯“特稿”和“影像”專欄分別刊出亮軒先生和秦風老照片館提供的圖片共48幅,四色全彩印刷,首次發表,極具價值。
《溫故(二十四)》編輯推薦:1.《溫故》,呈現珍貴文本——本輯“特稿”專欄,亮軒《絕對孤本》為我們解讀、展示了伴隨董作賓的女兒董敏七十六年的“絕對孤本”,它見證了董家從抗戰之前的南京到抗戰期間的四川李莊、再到落腳臺灣的播遷流離,是一本中國近代史的縮影,一冊家國滄桑的佐證。“文本”一欄全文刊發作者吳大年12歲時寫下的《小難民自述》,記錄抗戰爆發后隨家人從北京到昆明長達九個的逃難生活。
2.《溫故》,講述故人故事——本輯“人物”專欄,汪寧生《聽顧頡剛談魯迅》記述了作者1979年前往顧頡剛先生寓所拜訪顧先生的對話細節,輔以相關史料,重新梳理了20世紀文壇上“顧頡剛與魯迅先生交惡”的公案;張貽貝《魯迅與毛澤東二三事》力圖將毛澤東、魯迅“請下神壇”,以史料還人物本來的面目、澄清二人的關系……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講述故人故事,感受細節的力量。
3.《溫故》,重溫公民記憶——本輯“記憶”專欄,史學家趙儷生的女兒趙絪《扉頁上留下的痕跡》回顧了父親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購書、藏書的故事,配合留有扉頁提及的珍貴書影,展示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和那一代學人的氣質風骨;張而而《“串聯”的滋味》以生動的筆觸回憶了自己13歲時(1966年)坐火車從張家口到北京串聯、途經上海、河南、武漢前后兩個多月的所見所聞……既是來自基層的個人記憶,亦是共和國早期的民間歷史。
4.《溫故》,展示中國影像——本輯“影像”專欄李佳達《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悲喜劇》一文回顧了19世紀中葉起到20世紀初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歷史和他們的種種遭遇,文后刊出了秦風老照片館提供的精選自英國、法國、美國、荷蘭等國有關中國事務和華人代表性畫刊中的圖文報導,共16幅彩圖,更直觀、更清晰地展示了那段歷史中的“世界華人與華人世界”。
[特稿]專欄劉平章《 先父劉文典藏書追蹤記 》……近兩年來,余與安徽大學、雲南大學兩校著手先父的《劉文典全集》的再版工作,將尚未輯入原來全集的著述納入再版全集。現保存在臺北科技大學的先父藏書中有不少先父親筆圈點、校批的古籍和手稿,這些內容將是再版全集十分珍貴和不可缺或的極為寶貴的資料。若能將這批藏書中的有關內容納入其中,必將使全集更加豐富、完善。亮軒《 絕對孤本:一冊家國滄桑的佐證 》這是一本中國近代史的縮影,是人性必然戰勝邪惡的鐵證,是傳統五倫最真誠的體現。這是一本寶書。要是不怕多事,可依人物、事件、地點、背景與時間的相互關係,一頁頁地細讀細想、考證下去,足足可以擴充而成為一部堂堂皇皇的、描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風格的最迷人的圖書。[人物] 專欄張耀傑《 孫宋之間的愛情波折 》……在孫中山所喜愛、所追求的所有女性中間, 年輕貌美、性情溫柔的宋慶齡,才是他一生的最愛。去世之後被中華民國奉為“國父”的孫中山,與再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之間的婚戀傳奇, 堪稱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段佳話美談。汪甯生《 聽顧頡剛談魯迅 》……魯迅和胡適、顧頡剛之爭只不過是私人恩怨的看法,還是值得考慮的,至少開始時如此。顧先生在日記及補記中說,由於胡適提倡白話文得名過驟,遭到魯迅忌恨;他自己由於編《古史辨》,在古史、神話、民俗、很多領域連接發表文章,“突負盛名”,使魯迅“眼中出火”,也許是產生怨恨的原因。張貽貝《 魯迅與毛澤東二三事 》……我們還注意到,賀信在魯迅所有文字裡都沒有記載,史沫特萊著作裡沒有記載,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一書中也不曾提到。沒有“證偽”它的可能性,那麼歷史的真實性同樣不復存在。魯迅說:“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言,這才是缺點。”馬 嘶《 周作人和李大釗的友誼 》……周作人與李大釗結識於北大, 在北大多年共事中結成了始終不渝的友誼,成為同一條戰線的戰友。雖然以後他們各自走上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但這種友誼卻持續了整整一生。[記憶] 專欄蘇 鳳《 留學臺灣 》……歷史系主任是許倬雲先生, 教上古史,大家都很欣賞先生的學者風範,溫文儒雅,才識淵博。傅樂成老師教中國通史和隋唐史,傅老師很風趣,平易近人,愛講野史和笑話,似乎對人世間的一切都是那樣的無可奈何,到頭來只是搖頭一笑而已。趙 絪《 扉頁上留下的痕跡 》張而而《 “串連”的滋味 》……他們要走了。他們還有更高遠的目標,先去韶山,再去井岡山,還要走上千里的路。我幫他們打背包,我幫他們扛隊旗。我們走在長江大橋上,劉雄跑前跑後,端著相機,記錄著這支隊伍的每一步腳印,也記錄下我。[影像] 專欄李佳達《 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悲喜劇 》……曾有一幅版畫, 用華人打棒球來諷刺只會做低階勞動的華工也妄想從事“高級”的職業運動,但時至今日,已有許多華裔球員成為美國職業棒球或職業籃球聯盟中的先發主將,無論在體型、球技、對抗性上都足以與任何其他族裔的球星一爭長短。[文本] 專欄白 鷗《 1941 年:海明威夫婦的滇緬之旅 》陳仁德《 “牛尾巴”事件 》……所謂“有一天,一個地主分子謀殺合作社一頭耕牛,倉促之間,只斬下這頭牛的尾巴”以及隨後發生的故事純屬天方夜譚、無中生有,不值一駁。文章透露出了一個意料之外的消息,原來牛尾巴事件傳到湖北,在那邊也引起了反響,毫無疑問,那位堅持“我的看法也是這樣,斬掉牛尾巴的人並不能算是破壞生產”的法官,肯定也沒有好果子吃了。[文本] 專欄吳大年《 小難民自述 》……由於有幸得到冰心、顧頡剛、李南江、雷鳴遠和方豪這些可親可敬的前輩們的關懷和幫助, 我的這本逃難筆記於1940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如今,已近九旬之年的我,重讀少女時代的這些文字, 雖難免有文筆稚嫩和語境過時之感,但卻是我當年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的真實寫照。
封面圖片:失意的三重唱
1883年9月5日,《頑童雜志》圖文報道。彩色石印畫一幅。圖說:該離開的三重唱。圖中被排華法案重傷的大象(象征共和黨)一只手扶著打包好的華人,另一只手攙著正在嚎啕大哭的教堂鐘(象征教會組織),三人搖搖晃晃地往港邊走去,準備送華人離開。
(參閱李佳達《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悲喜劇》)
封底圖片:
友人于民國三十三年元月繪贈給董家小敏兄妹三人的畫,作于四川李莊。
(參閱本輯亮軒《絕對孤本:一冊家國滄桑的佐證》)
【周作人和李大釗的友誼】
馬 嘶
周作人和李大釗這兩個現代文化史上的名人,在政治立場、思想觀念、治學方向、生活情趣、性格脾氣、生命價值等諸多方面,皆是大相徑庭、截然不同的,但由于他們一同供職于北京大學,在學術、文化活動中又有著許多接觸與共識,并于一個時期成為共同斗爭的伙伴,從而結成了深厚的友誼。李大釗為主義壯烈犧牲后,周作人不僅著文憤怒斥責敵對勢力那些惡意的挑撥性言論,而且極盡生前好友之責,對李大釗的家庭和遺孤多方照料,甚至在“下水”附逆之后,他仍借其職務之便,力所能及地對李大釗遺屬加以保護。他的種種善舉,確實盡到了一個朋友的職責。
周作人與李大釗結識于北大,在北大多年共事中結成了始終不渝的友誼,成為同一條戰線的戰友。雖然以后他們各自走上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這種友誼卻持續了整整一生。
周作人是1917年9月被北大校長蔡元培聘任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的(實際上,這一年的4月他就在國史編纂處上班了),開始是講授“歐洲文學史”和“羅馬文學史”。李大釗是1917年11月來到北大,1918年1月被蔡元培聘任為北大圖書館主任之職,后來又兼任經濟學教授。文科教授與圖書館主任之間,當然會有許多聯系,而李大釗與周作人,又同是《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編者與作者,他們又會有許多接觸,進而相熟、相交,就是很自然的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一五三《堅冰至》一節中,十分明確地說明了他與李大釗相識相熟相交的過程:
我認識守常,是在北京大學,算來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時北大紅樓剛蓋好,圖書館是在地窖內,但圖書館主任室設在第一層,在頭靠南,我們去看他便在這間房里。那時我們在紅樓上課,下課后有暇即去訪他,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當不少,除二三人時常見面之外,別的都不容易找,校長蔡孑民很忙,文科學長陳獨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煩他們,而且校長學長室都在第二院,要隔一條街,也不便特別跑去。在第一院即紅樓的,只有圖書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辦公時間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適宜,還有一層,他頂沒有架子,覺得很可親近,所談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閑話。
周作人與李大釗相識的情況和相交的原因,這里便交代得很清楚了。周作人是《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作者,他同編者李大釗相見的機會當是很多的。而后來,當李大釗組織建立中國共產主義小組和共產黨,特別是他成了黨的重要領導人之后,他們見面的機會就少得多了,但這似乎并未影響到他們之間的友誼。在《堅冰至》中,周作人繼續寫道:
我最初認識守常的時候,他正參加“少年中國”學會,還沒有加入共產黨,有一回是他給少年中國學會介紹,叫我去講演過一次,因為“少年中國”里許多人,我沒有一個相識。……到了他加入共產黨,中國局勢也漸形緊張,我便很漸少與他閑談的機會,圖書館主任室里不大能夠找到他了。那時的孔德學校,是蔡孑民及北大同人所創辦,教法比較新穎,北大同事的子弟多在這里讀書,守常的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也都在內。那時我擔任孔德高中的一年國文,守常的兒子就在我這班里,最初有時候還問他父親安好,后來末了這幾個月,連他兒子也多告假不來,其時已經很近危險了。但是一般還不知道,有一回我到北大去上課,有一個學生走來找我,說他已進了共產黨,請我給他向李先生找點事辦,想起來這個學生也實在太疏忽,到教員休息室來說這樣的話,但是也想見到李葆華,叫他把這件事告訴他父親知道,可是大約有一個月,卻終于沒有這機會。
這一段平和的文字是很為重要的,這不僅讓讀者了解到他與李大釗一家的關系,他們雖然政見和人生道路不同,卻依然保持著相互信任的良好關系,朋友與師生的關系維護著這種融洽與保持聯系的長久友誼關系,從而也便生發出周作人在李大釗被殺害后的極度憤怒與此后他甘心為朋友兩肋插刀、保護烈士遺孤、盡自己之力幫助一個家庭渡過難關的種種表現。《堅冰至》的最后一段文字便是講的這些事。
在周作人的日記中,同李大釗交往的記載極多,我們僅從1919年和1920年兩年中的日記中加以摘錄,便可看得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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