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律師辯護詞代理詞精選：田文昌專輯（簡體書）

《中國大律師辯護詞代理詞精選：田文昌專輯》精選田文昌大律師的辯護詞、代理詞，這些辯護詞、代理詞形成於錯綜複雜的真實案例和控辯雙方激烈交鋒的基礎之上，是面對新問題的有的放矢的思考和論證，具有提升理論和指導實務的綜合價值，可供相關讀者學習、借鑒和參考。

田文昌，1947年生人，律師，以擅長辦理各類典型疑難法律事務而著稱，被業界譽為“中國刑辯第一人”、“學者律師”。他的教學、科研、辦案成果豐碩，曾發表學術論文、譯文、專著、教材等一百多萬字。

《中國大律師辯護詞代理詞精選:田文昌專輯》作者田文昌律師，是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合伙人，法學碩士，擅長辦理各類典型疑難法律事務而著稱。《中國大律師辯護詞代理詞精選:田文昌專輯》收錄的就是他的二十篇演講、辯護詞和代理詞，也是一部優秀的論文集。

因此，在這批木材中，既不存在被告人朱佩金隱瞞指標的問題，也不存在朱佩金假報利潤的問題。起訴書脫離當時的具體背景和會議研究該問題的具體過程，置有關會議的決定于不顧，在被告人沒有貪污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的情況下，僅僅以上繳利潤數額估算中出現的差誤為依據，認定被告構成貪污犯罪，實屬客觀歸罪，不能成立。
最后，關于火燒木問題。
第一，公司給被告人朱佩金的5000m3火燒木指標分為四個地區，其中塔河的2000m3因車皮指標用完已經落空，合同沒有簽成，后來劉鳳琴通過個人關系找的車皮才發出了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認為這部分木材并未占用公司的指標，因此沒有向公司申報。
第二，在西林吉除有公司給的1000m3指標外，被告人自己又另搞了1000米3指標，并且先后簽訂了三個合同都交了預付款，而在這三個合同的履行過程中，實際上只發出了600多m3，在這種情況下，被告并不知道已發出的木材是否占用了公司的指標，因此也沒有向公司申報。
第三，在圖強發出的900m3火燒木中，因為只有用公司指標簽訂的1000m3合同，所以被告人不僅毫無隱瞞地作了申報，而且還多報了100m3。這又進一步說明，被告人對于實發木材的準確數字是心中無數的。
第四，被告人在申報合同規定的5000m3扶育伐指標和火燒木指標時，都是在沒有賬目為依據的情況下，口頭估算的。因5000m3扶育伐已經銷售完畢，所以申報的數字比較準，而火燒木因當時銷售困難，大部分沒有銷售出并且直到最后也沒有銷完。所以被告人心中無數，在申報時出現了差誤。這個事實說明，被告人申報火燒木銷售數量的差誤是有客觀原因的。
第五，被告人在當時的申報還是一種估算，最后結算時，必須以實際發生的賬目為依據。而事實上，直到被告人被捕時，尚未作最后結算，在賬目沒有結清的情況下，就先入為主地認定被告人貪污，顯然是于法無據，于理不通的。
綜上，在火燒木指標問題上，被告人只是在特定的原因下，在申報中估算不準確，不能視為謊報，更重要的是，這種情況發生在雙方正式結算之前。然而，眾所周知，在這種形式的經濟往來中，只要不能證明行為人具有做假賬的行為，在賬目正式結算之前，是沒有根據認定貪污的事實的。
此外，針對起訴書指控的以上兩筆貪污事實，辯護人還要著重指出三點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在研究被告人上繳利潤時，公司領導并未嚴守合同，而是在合同約定之外強行攤派，以行政手段迫使被告人承擔大米差價款，加重了被告人的經濟負擔。對于這種明顯違約的做法公司領導是負有責任的。
第二，在公司一方首先違反合同的前提下，又進一步突破了合同的規定，在沒有具體依據的情況下，以估算、參照的方法，籠統地確定被告人上繳利潤的數額。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的實際銷售情況事實上已經失去了意義。會議的結論已經確定讓被告人上繳總數為50萬元，在總數已經確定的情況下，貪污的手段是不可能發生的。
第三，在該項承包合同中，作為承包人的被告人沒有占有國家提供的任何生產資料，僅僅是利用木材指標，銷售后向公司返利。在法律關系上，被告人與作為發包方的公司是平等的行為主體，當履行合同發生爭議時，無論哪一方有過錯，都屬于民事法律關系中的沖突，不屬于刑事法律關系調整的范圍，這一點提請法庭予以高度重視。
（二）關于貪污稅款問題
首先，起訴書認定被告人貪污稅款，主體不符。被告人并非稅收人員，也并非受委托管理稅款人員。納稅人不可能構成貪污稅款的犯罪，這是起碼的常識。
其次，被告人在昌黎經營活動中的稅款已繳，只是在加格達奇經營中尚未納稅，而在加格達奇未予納稅，是有其客觀原因的：
第一，被告人在加格達奇的經營活動中，是經領導批準，通過正式手續，使用一分廠的賬戶、發票以一分廠的名義進行，并向一分廠返利。在這種情況下，已經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內部委托關系，即被告人只能以一分廠代理人的身份出現，并以一分廠或公司的名義納稅，被告人朱佩金不能作為直接的納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