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復盤：百年紛爭人與事（簡體書）

《歷史的複盤：百年紛爭人與事》系作者繼《隔代的聲音》之後又一部晚近中國歷史問題探研集，以客觀、冷靜的思考，平實、從容的敘述，對百年來若干歷史事件或人物進行盤點，故謂：歷史的複盤。如革命党人與洪門會黨（天地會、三合會）的淵源，同盟會“革命的本錢”--武裝起事經費來源，王雲五與金圓券風潮，蔣介石日記中的高陶事件，“中研院”近史所的曲折創建，家人眼中的胡適，以及黃遠庸、湯化龍、馮自由、陳炯明、羅家倫、易君左、閻錫山、張季鸞、陳佈雷、翁文灝、浦薛鳳、顧頡剛、左舜生、任中敏、盧冀野、林海音等人的紛繁史事或公案。書中長文《臺灣“憲政”不尋常路》，追述戰後臺灣社會始終存在兩股力量，相互對抗與角逐，一為代表統治者（國民黨執政當局）的公權力，一為代表臺灣民眾與赴台自由派知識分子共生的反抗力量，這兩股力量長期較量，經歷了從戒嚴到解嚴、從組黨到民主化的漫長時光，可謂備極艱辛，彼此付出極大的代價，終於譜寫出威權時代“臺灣民主憲政”的動人篇章，在中國百年“憲政”運動史上寫下驚心動魄的一頁。

范泓，文史學者，現居南京、揚州。先後出版《與李敖打官司》、《隔代的聲音——歷史勁流中的知識人》、《黨內覺醒者——李昌在中國改革年代》、《在歷史的投影中》、《參政不知政——大時代中的陶希聖》（與李楊合作）等著作。2004 年出版的《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歷時八年，增補、修訂過半，易名《雷震傳——民主在風雨中前行》，仍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歷史的復盤:百年紛爭人與事》編輯推薦：厘清晚近中國歷史關節點紛亂的頭緒——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與“天地會”之類秘密組織的淵源何在？同盟會革命經費從哪里來？陳炯明的政治理想，以及他如何與孫中山的分道揚鑣？蔣介石邀請胡適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曲折原委？七七事變中抗日將領秦德純的作用？臺灣“憲政”歷程中的篳路藍縷…… 《歷史的復盤:百年紛爭人與事》還原民國以來文化史與文化名人的公案真相——“小鋼炮氣死了傅大炮”，傅斯年之死的以訛傳訛；南北學派的門戶之見與“中研院近史所”艱難的創立過程；文人從政的歷史功罪：王云五、羅家倫、翁文灝、浦薛鳳……
“以豪俠率爾之性，為縝密徐舒之文”——范泓一仍“客觀、嚴謹”的治史態度，所述人物的一鱗一爪、一言一行，也無不是在經過了大量的史料爬梳之后，才條分縷析，從容道出。范泓每每把那些一兩千字的隨筆札記，也寫得左右逢源、跌宕有致，實是得益于他厚積薄發的功夫。——馮克力（著名文史影像讀物《老照片》主編）
尋找歷史的真實——對歷史懷有敬意，就是尊重客觀史實；對歷史抱有溫情，就是不帶任何成見。——范泓

【代序】馮克力：以豪俠率爾之性，為縝密徐舒之文吳保初上疏清末：立憲還是革命革命党與洪門會黨同盟會革命經費從哪裡來民初有個黃遠庸湯化龍何至於被刺殺馮自由的“不自由”陳炯明的政治理想且說安福國會束雲章其人與事羅家倫及《新潮》真實的陶希聖易君左其行其狀不應忘記秦德純閻錫山：適中求對張季鸞的“報恩思想”報人本色陳佈雷翁文灝從政前後政學兩界浦薛鳳蔣夢麟與北大“歷史的曲折”《梅隱雜文》中舊人舊事王雲五與金圓券任中敏與盧冀野顧頡剛的“空虛”晚年左舜生傅斯年之死林海音“自廢武功”屈萊果與殷海光郭廷以與近史所蔣廷黻死而有憾家人眼中的胡適蔣日記中的高、陶臺灣“憲政”不尋常路【代後記】範泓：尋找歷史的真實

代序：以豪俠率爾之性，為縝密徐舒之文
馮克力（著名文史影像讀物《老照片》主編）
范泓曾很認真地對我說起過，他從新聞與文學寫作轉向文史研究，是從為《老照片》寫稿開始的。在新著付梓之際，他又舊話重提，想讓我在書前寫一點文字，并囑我“千萬不要推辭”。
范泓一向謙稱，自己在歷史研究方面是一個“邊緣人”。而我更在“邊緣”以外，我對近現代歷史人物的一些認知，有許多還是從他的著述中了解的，我怎么好在他的書前置喙？到底還是盛情難卻，也只好勉為從命了。
說起來，與范泓相識已逾十年。那時我正敦請邵建為《老照片》籌劃一個叫做“多維視焦”的欄目，每次選取一組相關的歷史照片，請幾個人分別進行解讀，一并刊出。這個想法提出不久，便趕上全國書市在南京舉辦，邵建在電話里說，正好你要過來，我介紹一個朋友給你。邵建說，他與范泓也是剛認識不久，稱他讀書很多，文筆又好，除了參與“多維視焦”專欄的寫作，以后還會成為《老照片》的一位長年作者。那天我與邵建如約等候在賓館門前，不一會兒，范泓頭戴護盔，騎了一輛摩托車呼嘯而來。停下車，一手抓著頭盔，放聲招呼著，大步流星迎上來握手，風風火火，快人快語，大有豪俠之風。
隨著范泓的加盟，《老照片》的“多維視焦”專欄便緊鑼密鼓地開張了。他與邵建又相約幾位其他的文友，陸續就“斗私批修”、“古代酷刑”和國民黨實行“訓政”等相關照片和話題展開專題解讀。這些解讀，為《老照片》注入了理性與思辨的活力，使讀物的面貌為之一新。由于種種原因， 這個專欄雖然只存在了一年多，但范泓卻正像邵建所預言的，從此成了《老照片》的一位多產的作者。
從他斷續發表的文章里，《老照片》的讀者更多地知道了陳布雷、陶希圣、雷震、殷海光以及林昭等人的行狀與遭際。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或復雜、或偉岸、或慘烈的人生，經過范泓的娓娓敘說，透過歷史的重重煙云，在一般大眾的眼前漸漸地清晰起來。范泓關注從政知識分子的研究與著述的路徑，也由此見出端倪，并一發而不可收。范泓從為《老照片》寫稿上路，一如他慣常的大步疾行，很快在歷史研究與著述上拓展出一片屬于自己的領域，不僅可喜可賀，作為朋友，也與有榮焉。
收錄在這本書中的作品，多為范泓近幾年來發表在國內報刊雜志里的歷史隨筆，與他此前出版的那些專著比起來，其中一些，算是短章。但他一仍“客觀、嚴謹”的治史態度，所述人物的一鱗一爪、一言一行，也無不是在經過了大量的史料爬梳之后，才條分縷析，從容道出。范泓每每把那些一兩千字的隨筆札記，也寫得左右逢源、跌宕有致，實是得益于他厚積薄發的功夫。
“以豪俠率爾之性，為縝密徐舒之文”，這大概就是我所認識的范泓了。
——馮克力　2012年于濟南
革命黨與洪門會黨
辛亥革命肇啟中華民國，這到底是朝代循環，還是一場革命，嘗有辯議。
在某些史學家眼中的“辛亥革命”，不僅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義，還包括自清末民初以來一系列“革命義舉”的全過程。以甲午之戰敗后，割地賠款、八國聯軍入京等一系列事件，致使“民心激憤”，朝野人士紛紛要求政制變革，以及立憲派與革命黨對立與沖突等等，作這樣的理解未嘗不可。但在事實上，所謂“革命成功”，決非一蹴而就，唾手可得，往往是一個長期醞釀和發酵的結果。而當時的“革命”，在清廷看來，不過是一次次烏合之眾的“造反”行為，手段為傳統的暴力。清廷對此防范甚嚴，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就是革命黨人頻仍“起事”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正是秘密社會的一系——會黨，即所謂的“洪門”，亦稱天地會，或三點會、三合會。秘密社會的另一系在北方，即白蓮教，“白蓮之教盛于北，而洪門之會遍于南”。
革命黨與秘密社會江湖會黨結盟，最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目標”相近，彼此互為利用。洪門會黨的宗旨是“反清復明”，秘密口號為“明大復心一”，反過來讀就是“一心復大明”；革命黨志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對洪門“一心復大明”不以為然，然在推翻“異族的統治”，則以為“與吾黨無殊”。孫文在《建國方略?有志竟成》中述道：“洪門者，創設于明末遺老，起于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舍生起義，屢起屢蹶，與虜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所謂明末遺老“誓不臣清”，實際上，就是不愿與征服漢人的“韃虜”為伍，滿漢勢不兩立。至康熙年代，清勢漸盛，反抗屢起屢蹶，“而明朝之忠臣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后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為團體，以待后有起者，可藉為資助也……”
及至清末革命，興中會主要骨干陳少白、尢列、程奎光、朱貴全、丘四、謝纘泰等人，都為會黨中重要分子，“當時孫中山的左右手，可以說多半是會黨中人”。孫文本人于1903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門組織，被封為“洪棍”（首領）。旅美華僑之洪門團體，號稱“致公堂”，總部設于舊金山大埠，其他城市，皆有分堂；在日本，稱“三點會”、“三合會”，革命黨人“拜正”者，即入會，在當時，就有馮自由、劉道一、秋瑾等人。洪門弟兄加入興中會者也不在少數，另有一部分人，則加入光復會；“光復會”陶成章等人意在浙江起事，首先聯系就是洪門九龍山。洪門組織十分嚴密，開山立堂，結拜兄弟，向待盟外人為“風仔”，凡未加盟者，概以風馬牛視之。
從馮自由《革命逸史》 中可以知道，洪門口號暗語“多以鄙俚粗俗之言表之”，殺人曰洗身，割耳曰取順風，發誓曰斬雞頭，參謀曰紙扇，干事曰草鞋，等等，不一而足。洪門仿效梁山，但也有改進，只留三十六“天罡”，不要七十二“地煞”；結義時燒三把半香，“頭把香，效法羊角哀、左伯桃結成生死之交；二把香，效法桃園三結義，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三把香，效法梁山一百零八將；半把香，義氣不尋常，單雄信不投唐，秦瓊泣血哭留半把香”。洪門由“漢留”組織演進而為反清的“秘密團體”，一直被清廷視為夙敵，“如發覺即抄家滅門”，故在城中難以插足，往往于窮鄉僻壤占山立寨，招兵買馬。1905年孫文等人成立同盟會時，同樣設有聯系暗號。問：何處人？答：漢人。何物？答：中國物。何事？答：天下事！仿若洪門，毫無二致。
問：你來做什么？答：投奔梁山。問：來梁山做什么？答：行仁結義。問：有咒無咒？答：有咒！其聲其勢，何其相似乃爾，可見淵藪于此。
孫文立志革命，加入洪門，一部分原因是少年時代受太平天國革命的啟發；另一部分原因“知非列籍洪門，不足以聯絡多數之同志”（馮自由語），就是擴充勢力范圍。不論當年的洪門會黨，還是后來的革命黨，在“反清”這一問題上志同道合，聲氣相通，正如孫文在自傳中所說：“民族思想實吾先民所遺留……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揚而光大之。”這里所謂的先民，“自然包括了深受明末先賢行誼影響的會黨中人”，而洪秀全起義或國民革命運動“于思想啟發上多受其賜”，革命黨與洪門會黨之間的淵源，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兩者手段相同，以所謂的“行仁結義”來策動推翻異族的統治，或用革命黨人的話來說，就是“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的武力……中國革命的情形，和歐洲革命，有絕不相同的地方，便是中國自有革命以來，都是一面喚起革命的民眾，一面組織革命的軍隊”，此話出自汪精衛1927年6月30日的一次演講，核心觀點卻是孫文的。
洪門會黨的勢力，以山堂為中心，清代的山堂，前后有四十七個。自1673年至1909年，洪門會黨策動或參與起事八十五次，其勢力主要在中國南部及中部某些地方，“它的觸角實已伸展到全國各地”，有外國學者甚至認為“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洪門”。畢竟是民間秘密結社，其性質相當于謀反，必遭清廷派兵剿辦，“會黨雖是從反清復明開始的，但發展至清末已經變了質；甚至變成橫行‘地下’的黑社會，為正當人士所不取，而興中會諸公卻以他們為主力，因此就沒有真正的革命群眾和‘倚靠階級’了”（唐德剛語）。正因為如此，無論是1895年的廣州之役，還是1900年的惠州起義，均以失敗而告終，足見革命黨與烏合之眾的會黨相合流的弊端。
1905年，孫文領導的同盟會在日本秘密成立，開始重視與留日學生的接觸，孫文在布魯塞爾時就說過“奔走革命則將先用留日學生”。但事實上，重要的起事，仍多運用會黨的力量。以臺灣學者張玉法的統計，1906年至1911年間，重要的起事凡二十四次，確知利用洪門會黨力量的，最少有十二次，然無一成功者。辛亥革命發生前，在清廷而言，慈禧死后，宣統皇帝溥儀三歲登基，一切政務均由其父攝政王載灃主持，而載灃是一個缺乏政治經驗和能力的親王，如此一個非正常的“魚爛”王朝，控制能力自然日漸式微，再加上民間的覺醒，甚至可以笑談一枚炸彈在漢口俄租界意外發生爆炸，釀成重大事端，歷史才被改寫，千年帝國“一躍而躋共和”。
辛亥革命的社會參與者是廣泛的，其中有知識分子，有工商界人物，有軍人，有官僚，有立憲派人士，有華僑，“軍人和會黨則為革命所借助的主要武力”，如通信聯絡、偵諜暗刺、籌款劫殺以及敢死隊等，“均由洪門會友擔任”（梁崧甫語）。有論者認為“在革命被視為大逆不道的時代，從秘密社會中吸收革命的群眾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同盟會成立前，革命黨人發動的重要起事先后有五次，“均曾藉用會黨的力量”，這自是革命黨人精心策動的結果，但利用洪門長期的反滿意識，并透過會黨組織建立起自己的群眾基礎，以實現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目標”，才是他們“革命方略”之真正所在。
晚清有立憲與革命之爭（當然亦有互動），“改革派主君主立憲，用上書或請愿的和平方法；革命派主推翻滿清，建立民主共和，用暴力或暗殺的方法”（張玉法語）。太平天國初起時，洪秀全、林鳳翔、石達開、楊秀清等皆為會黨中人，后因教義上的沖突，洪秀全才開始清除太平軍中會黨分子。而孫文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可以說，即脫胎于前此二百年前的會黨反滿活動。孫文在“民族主義第三講”中特別介紹洪門，稱贊洪門會黨那幫人“眼光是很遠大的，思想是很透徹的，觀察社會情形也是很清楚的……”洪門中一些人，被稱為“老革命黨人”，可見革命黨人“始決傾覆清廷”的“壯志”其來有自，不同的只是，他們不以“復明”為夙愿，而意在創建“共和”；然以事實歸，民國締造之初，事變迭出，紛爭大起，民無寧日，歷十余年而未已，“共和”不幸成為民國之后的一個亂源所在，正如香港學者許行所說：“辛亥革命只是去掉皇朝軀殼，聚積數千年的封建意識仍殘留在中國人的骨髓里，以致民國之后出現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和軍閥混戰……”
辛亥革命后，清廷被推翻，洪門失去反清的意義，“其群眾又為烏合，不為正統社會所容”，遭到新政府壓制，洪門會黨遂退為幕后勢力，成為其他政治和社會運動的群眾基礎。惟革命黨人的“會黨意識”至此未絕，打打殺殺，及至“二次革命”，以武力手段為解決政爭之開端（梁漱溟語），竟至影響了近代中國的方向。